从叙利亚到马里，从阿富汗到哥伦比亚，从墨西哥到阿尔及利亚，我们今日的世界并不太平。自从古希腊重装步兵诞生之日起，正规军之间冲突的可怕阴影就一直笼罩着人类社会。而如今这些冲突却并不发生在正规部队之间—这些战争没有明确的前线，也没有可以明确界定的起止时间。这类战争是残忍血腥的战事，而进攻方通常不着制服，身穿平民的服装，采取的是打了就跑式的突然袭击，并经常以非作战人员为袭击对象。这类战争，就是美国鹰派历史学家，美国外交委员会的军事分析家马克斯·布特（Max Boot）所定义的，游击战。
　　“Guerrilla（英语游击战）”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小规模战争”。这个词出现在1808年到1814年西班牙反对法国的战争中。而由于中国及越南共产党人均于20世纪中叶主要通过游击战成功获取政权，人们倾向于认为，游击战战术是孙子和其他中国哲人思想的产物。但在今年1月刚刚由美国利夫莱特出版社（Liveright））出版的这本《看不见的军队：从古至今的一曲游击战史诗》（Invisible Armies： An Epic History of Guerrilla Warfare from Ancient Times to Present）中，布特说，游击战和战争本身一样久远。部落战争—两股游击力量之间的较量—可以追溯至人类诞生之初。而游击战的新形式—游击力量和“正规”力量之间的对决—也仅是稍晚一点点的产物，它起源于50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22世纪，美索不达米亚的阿卡德帝国就是被游击战摧毁的。
　　在被问及为什么写这本书的时候，布特说，“自从9·11之后，游击战和恐怖主义就是美国军队和政府面临的主要对手，在过去的十年里，我经常去阿富汗和伊拉克分析战争的发展，为军事指挥官提供政策咨询，在这过程中，我逐渐淹没在冲突的细节中，但是也越来越好奇在漫长的战争史上，这类战事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它们是常规的吗？还是独一无二的？从古至今游击战有没有改变，打击游击战最有效的最成功的策略是什么？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我寻找一本好的有关游击战的历史书，但是很遗憾，根本没有，于是我在2006年决定自己写一本。”也就是说，作者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任何一个面对游击队对手的现代政权出谋划策—当然，这主要是美国政府。

游击战还是恐怖行动

　　这本厚达750页的著作中，作者很快讲完了前4000年的历史，从18世纪的美国独立革命战争切入，这大概是真正游击战的发端。而这种古老的战争形式，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更新，在人们宣传战争已经工业化的20世纪30年代和核战争到来的20世纪50年代，依然能看到游击战的身影。
　　布特关注的，主要是最近200年来的游击战争史，他也最关注几个游击战争的主要人物，比如后人称为“现代游击战之父”的加里波第，他采用游击战的战术，在强敌林立的环境中辗转奋战，一度攻占罗马，建立罗马共和国。此外，还有成功领导阿拉伯部族反抗土耳其帝国统治的“阿拉伯的劳伦斯”。还有几个名字对普通读者来说不是很熟悉，不过在布特看来也是游击战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们是英国陆军上将奥德·温盖特（Orde Wingate，1903～1944），这位特种作战的先驱狂热而好个人冒险，他的名字在中东、东非和缅甸就是一个传奇。而爱德华·兰斯代尔（Edward Geary Lansdale，1908～1987）是1954年美国中情局任命的越南活动负责人。杰拉尔德·坦普勒（Gen. Gerald Templer，1898～1979）是当年马来半岛冲突中的英军指挥官，现在几乎已经被人遗忘。而一战前法国驻摩洛哥总督郝伯特·罗蒂（Hubert Lyautey，1854～1934）则几乎已经无人所知。

如今，一场战争不但是在战场上展开，还在电视和互联网上进行。民主、教育、通信技术、大众传媒及国际性组织的发展提高了舆论的影响力，而这些因素又使得国家长期镇压武装暴动，尤其是在境外开展镇压行动的意愿降低，增强了武装暴动者即便在遭遇挫折之后的生存能力。

　　为了理解游击战，必须了解游击战的近亲—恐怖活动。布特认为，区分游击战和恐怖分子也是棘手的，不过他认为，恐怖分子更关注攻击非战斗人员，他们的队伍更小，也不试图控制疆界。布特认为，战争的形式有等级性，最低层的是恐怖行动，然后是游击战，再然后是常规力量和最终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战争。
　　游击战是弱者的战斗形式，很少有暴乱分子自愿选择这种斗争形式—因为条件艰苦，很少能立即有所回报。大多数恐怖行动试图演变成游击战，大多数游击行动则试图变成常规军。游击战士在心理上与一般士兵差不多，而很多恐怖分子更加有知识，更孤独，甚至有精神疾病，所以恐怖分子更能吸引极端的人。游击队和恐怖分子的动机都是对给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带来伤害的阶层进行报复—因为和平的途径根本无法达成目标，他们才采取暴力的方式。
　　几乎没有人会自发地选择游击战；这是那些弱小到不足以组建常规军队的战斗力量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同样的，恐怖手段是那些弱小到不足以组建游击队伍的势力最后的救命稻草。布特认为，只要世上继续存在心怀不满的集团，游击战和恐怖主义就会一直存在。

持久战还是速战速决

　　上个世纪，毛泽东、胡志明和卡斯特罗给游击战戴上了战无不胜的光环，在各军事强国的武器装备越来越先进的情况下，为什么处于弱势的一方采用传统的游击战还有那么大的威力，这成了一个世界性的话题。胡志明将游击战比作老虎和大象之间的争斗：“我们之间就像大象与老虎的关系。大象很强壮，但只限于在根据地附近，而我们可以后退。如果老虎一停下来，就马上会被大象的利牙刺穿。然而老虎不会停下来，会从后面把大象追得流血过多，筋疲力尽地死去。” 　　但是更多的游击战失败了，比如车臣反抗俄罗斯，以及达吉斯坦19世纪中叶和最近从俄罗斯分裂的行动都以失败告终，革命偶像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战斗也以失败收场。游击战并非总是能达到目标，恐怖分子也不总是获得胜利。实际上，失败的游击战比成功的案例要多得多。根据布特编制的数据，在1775年以来发生的443次武装暴动中，武装暴动者取胜的占已结束斗争总数的25.2%，而当权者取胜的占其中的63.8%。在其余斗争中，双方旗鼓相当。
　　不过，1945年之后的游击暴动比以往更加容易成功。从1775年至1945年，只有1/4的起义完成了自己的大部分或全部目标。但是自1945年以来，成功率增长到了40%。布特认为这是因为媒体在武装冲突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今，一场战争不但是在战场上展开，还在电视和互联网上进行。民主、教育、通信技术、大众传媒及国际性组织的发展提高了舆论的影响力，而这些因素又使得国家长期镇压武装暴动，尤其是在境外开展镇压行动的意愿降低，增强了武装暴动者即便在遭遇挫折之后的生存能力。除非是当权者能够迅速而有效地把游击暴动镇压下去，否则游击战士将会把最强大的军队拖向持久战，比如伊拉克战争就打了10年之久。
　　根据统计数字，自1945年之后，游击战平均持续9.7年—而在1945年之前它们一般只持续5.5年。在常规战争的史册上不乏闪电作战、成功击败游击队的范例，比如德国二战初期占领西欧，以及以色列在“6日战争”中的胜利，但是相比之下，游击战都是长期的、缓慢的，因为—敌人很难发现他们。这也正是本书命名为《看不见的军队》的原因，这些人穿着平民的服装，隐藏在偏远地区，很难被根除。
　　打击游击战若能“速战速决”，很多时候有策略上的使用，比如 “擒贼先擒王”就是一招，美国和以色列就经常通过空袭对付基地组织和哈马斯等组织，以试图达到这一目标。“擒贼先擒王”这一策略并不新鲜，例如公元前139年，罗马人就通过唆使一些西班牙反叛者杀害自己的领袖维里亚图斯（Viriathus），从而扑灭了西班牙的反叛。

以暴制暴还是争取民心

　　通过在本国实施暴行而击败游击队的例子之一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府军队，在18世纪90年代，他们为镇压旺代地区的反叛对其实施了血洗。正如一位共和派将军所写：“没有一名囚犯等着我宣判。我把他们全杀了。”但是法国人没能在海地复制这种成功，虽然他们在那里采取了同样野蛮的行径，但却未能平息由“黑人斯巴达克斯”杜桑·卢维杜尔领导的海地奴隶起义。
　　历史上有很多残酷的暴动，但是很难超越1791～1804年的海地独立战争。这场战争开始于奴隶暴动，寻求自由的奴隶犯下了恐怖的罪行。为了镇压叛乱，法国军队也是毫不留情，其指挥官是小罗尚博伯爵—帮助美国赢得独立战争胜利的罗尚博伯爵的儿子。为了镇压起义，法国军队从古巴进口攻击性狼狗，培养它们把关在监狱里的黑人奴隶撕成碎片；黑人中有放火烧毁种植园的，被发现了就活活烧死；还有无助的黑人在临时搭建的船舱里被用硫磺熏死。有人估计，海地独立战争中，死亡人数包括20万黑人奴隶和黑白混血奴隶，2.5万白人殖民者和5万法国士兵，1.5万英国士兵。
　　布特认为以暴制暴很难成功，他极力鼓吹所谓“以民众为中心”的方法，这就是战后英国在应对马来12年危机（二战后马来西亚发起独立运动，英国与马共游击队进行丛林战争，从1948年持续到1960年）时倡导的理论。美军将领（如彼得雷乌斯将军和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则分别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局势严重恶化之后重新发现了这一“法宝”。
　　在2007年至2008年的伊拉克战争中，戴维·彼得雷乌斯将军通过派遣军队进驻城市、向逊尼派部落示好，展示了“以民众为中心”策略可以多么成功。顺便说一句，布特疯狂地崇拜彼得雷乌斯（这位将军后来因丑闻而辞职），将其作为美国人能够打败游击队的光辉榜样。
　　布特说，要想战胜暴动的游击队就要采取“以民众为中心”的政策，所有的胜利都建立在收买民心的基础上，而不是砍掉敌人的头颅。不过让我们再来看看另一场目前正在叙利亚上演的冲突，则有另一个结论。布特认为，纵观历史，游击战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是获得外国的资助、武器和庇护—再没有比这个因素与胜利更紧密联系的了。20世纪60年代越南打败美国、20世纪80年代阿富汗圣战者击败苏联入侵者都证明了这一点。目前，美国和其盟国为叙利亚反对派提供的支持有限，因为缺少强有力的支持，也解释了为什么两年之后，叙利亚反对派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布特“以民众为中心”的结论并不新颖，早在1938年，中共领袖毛泽东就站在另一个角度说过：“游击队必须活动于人民之中，犹如鱼游于水中一样。”那部给起义理论做出开创性贡献的著作《论游击战》就是他从中国内战中收获的经验，毛泽东提出了先是“局部的游击战”，接着实施“运动战”，最后发动“大起义” 的策略，在战争中他投入了三种力量：民兵、专职游击队和正规军。这样的战术几乎超出了布特的论述范围，也就是他作品的局限性。而且正规军与游击战的战斗越来越受先进武器的影响，一旦暴动者掌握化学、生物及核武器或者是网络武器，那将给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政府造成致命性的浩劫，那时候的游击战就更非一句简单的“以民众为中心”就能解决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