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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山西应县曹汝谦烈士的英名已家喻户晓。矗立于烈士塔院的、由徐向前元帅题写碑名的曹汝谦烈士纪念碑受到全县人民的瞻仰。可30多年前，曹汝谦的名字在应县只有极个别人知道，对其事迹不甚了解。这位早期革命家在党史、国史上也只有寥寥数笔。是无数无名英雄中的一位。我们史志工作者历时多年，跨越十余省，走访无数人，翻阅浩如烟海的历史档案，历尽艰辛才把这位革命家发掘出来。回首往事，感慨良多。这里愿作一简短回忆，以告后人。
由一个故事引起
1981年5月史志办（党史和县志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刚成立时，退休在家的尚庸身先生经常到史志办帮助工作，给我们讲些应县掌故。一天，他突然说：“应县有个大人物你们谁也不知道。”我问是谁。他说是下马峪四巡官的独子曹汝谦。再一细问，具体情况他并不知道。只是他了解的一件事可以说明这个人了不起。接着他给我们讲了一个发生于解放初期镇反时的故事：
下马峪有个大地主叫曹成章，他的四儿子曹守贞民国年间就读于山西政法学院，毕业后当过应县警察局的巡官，因他行四，故人称四巡官。因为家里是地主成分，又在旧衙门干过事，所以在土改、镇反时受到批斗，当时准备判他死刑。但他家人跑到北京，找到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不久，周总理给应县人委打了电话，说曹汝谦（即曹儒谦）是我党高干、革命烈士，其家属应该给予照顾。因此，曹守贞没有被枪毙，给他还分了房和地，最后，曹守贞老俩口老死在东辉耀村。
尚老的这个故事，引起我的重视。我决心把这个革命烈士挖掘出来，使其光耀人间。随后，我到公安局查镇反档案，想在曹守贞的案卷中发现曹汝谦的线索。但里面只有群众的揭发材料、斗争过程等，根本没提曹汝谦的名字，更没有中央领导的任何指示，对曹守贞也没有处理结果的文字记载。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曹汝谦的故事，我一直挂在心上。1981年8月，我在省城开会时遇见一位搞党史的同志，他说，你县有个早期革命家叫曹汝谦。我说，你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是在《山西文史资料》第11集看到的。我找来此书一看，里边只提了曹汝谦一句话。这句话只能证明曹在建党初期即有了革命活动，却再没有其它具体内容。后来，我大量翻看老一辈的革命回忆录，终于在《周士弟回忆录》中又发现了曹汝谦的名字。这本书上写道：“政治教官，曹汝谦，党员，山西应县人。据说以后党调他到北方搞兵运工作，后牺牲。”文中虽然涉及曹汝谦的记载不多，但曹大革命中在中共领导的最早一支革命武装中的活动情况大致显现出来。
接着，我们又在北京找到曹汝谦烈士的侄女——曹文卿。她向我们介绍了曹的家庭情况，但她对其革命活动知之甚少。因为曹汝谦牺牲时，她尚年幼。彼时，她正背着出身不好的黑锅，据说有人指控她父亲曹祖谦到了台湾。其实，她的父亲早年在曹汝谦的动员下即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1930年到红四军任职，两年后不幸在“肃反”运动中被错杀。后来，我们找徐向前元帅、程子华部长做了证明，她才享受到烈士子弟待遇。
就这样，曹汝谦烈士的资料零零星星地搜集起来，但离揭开这位革命先烈神秘的面纱为期尚远。
投石问路
初步掌握了曹汝谦烈士的一些资料后，下步的征集工作怎么搞，实在找不出头绪。于是，我突发奇想，采取投石问路的办法寻找新的线索，即利用掌握的一点点资料和自己的想象判断，写成一篇千余字的曹汝谦烈士简介，发表在《山西地方志通讯》1981年第11期和《雁北报》上。在简介后边还特别注明：“上述资料仅是初步调查得知，不一定准确，恳请知道曹汝谦烈士情况的同志进一步为我们提供资料。”
“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文发表后引起了很大反响。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的张稼夫。他给《山西地方志通讯》致信说，你们刊登的《曹汝谦烈士简介》有些失实。还有一位叫刘移山（应县上甘港人，曾当过国民党将军）也说与曹汝谦一块工作过。更引起愤怒的是閻锡山十三高干之一的李冠洋（灵丘人，时任省政府参事）。我在简介里把他写成阎锡山的特务，1929年在北平逮捕曹汝谦。李冠洋致信应县县志办，矢口否认。
我不怕他们提抗议，我的目的是为找线索。既然你们都知道曹汝谦的情况，那就请你们来介绍吧。于是我一一去信联络，恳请他们提供资料。刘移山不负所托，他当时住在兰州，在北京开完黄埔同学会后专程到应县，向我介绍了曹汝谦的一些情况。
1982年12月16日，我偕刘苏将军（曹汝谦的侄女婿）到北京东四六条6号访问张稼夫。他是山西文水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曾与曹汝谦一起工作。抗战初任山西省委秘书长，后任晋绥分局党委副书记，西北局常委、宣传部部长。1952年12月底，调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全国政协常委。其夫人王亦侠亦是女中豪杰，山西临汾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时山西读军校女性仅她一人，也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
张稼夫年近八旬，精神很好且十分健谈。说起曹汝谦，他仿佛又回到大革命时期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他说与曹共同工作了几个月，当时曹任武汉国民政府警卫第二团党代表，他是曹的秘书。警卫第二团名义上是国民政府的，实际是中共中央的一支警卫部队。期间，曹介绍他入了党。可以说，曹汝谦是他参加革命的领路人。当时他还兼任团宣传干事，组织干事是高君宇的妹夫王之铭。秘书长是郭扶人，又名郭曙南，现在可能在武汉，“文革”时武汉有人来找他打过证明……
后来，我把访问张稼夫的笔记整理出来，打印寄给他，张老亲笔修改后又寄还给我，此资料登载在《应县县志资料汇编》上。
横跨11省的资料大搜集
访问张稼夫后，我自认已掌握了曹汝谦的革命事迹。便依此前调查了解的资料，写成了第一稿的《曹汝谦传》，寄给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研究会让我把曹汝谦的材料寄给山西大学的陈文秀教授。陈答复说，将于1983年7月在省委党校召开山西中共党史人物研讨会，让我携曹稿参加。是年7月10日，会议如期举行，共有16位作者携带人物传记稿供讨论。记得传主有赵宗复、汪铭、张友清、董天知、左权、刘胡兰、张叔平、刘少白、安子文、王世英等。会议进行了6天，大家对曹稿提出许多修改意见，认为曹稿还很单薄，曹汝谦在广州的革命活动语焉不详。特别是他在河南的革命活动更是几笔带过。大家说，曹汝谦这个人物规格很高，值得一写，应该狠下功夫把他搞出来。 得到与会专家的肯定，我决心继续征集曹汝谦烈士的资料，于是就有了历时数年、横跨11省的大搜寻。当然，这种搜寻并不是单纯收集曹汝谦烈士的资料，是与征集应县其它史志资料结合进行的。其间甘苦自不待言，这里我只想举几个例子说明：
我们的第一站是河南省汲县。1929年春，曹汝谦奉党中央的指示到河南发动农民起义，即“卫辉暴动”。卫辉原是府级建制，后改名汲县，属新乡地区。1984年5月，我和县志办刘应堂两人到了汲县，在汲县党史办（他们当时还不知有曹汝谦其人，经我反复动员才参与调查）、县志总编室、县民政局的具体帮助下，深入到曹汝谦发动起义的贺生屯进行调查。我们找到了义勇军的团长、与曹一块牺牲的马友春的女儿马书琴、孙子马泽华，他们对义勇军的事知之甚少。只听说马友春曾是国民党的团长，是哪个部队的就一概不知。马泽华还因此受到株连。1960年，他考入北京航校，却因爷爷的这段历史被遣送回家，一直在村务农。我们在贺生屯访问耆老，得知了曹在贺生屯发动起义的大致情况。遗憾的是，当时参加起义的尚有一位健在者叫贺青山，他知道的情况很多，但因“文革”刚过，阶级斗争搞得人们成了惊弓之鸟，贺青山刚说几句，就被老伴打断。因此，我们只断断续续地了解了些情况。当地老汉们说，一个山西人搞义勇军，使他们村牺牲不少。他们还带我们去曹汝谦发动起义的村南玉皇庙看了看。通过这次调查，我们大体掌握了曹汝谦来河南发动起义的大致经过。我们还到义勇军当时的驻地——汲县南关进行了调查走访，当地的何坤（时89岁）、郭锅林（74岁）知道的情况比较多，介绍的细一点。汲县的两天访问，收获颇丰。
接着我们南下武汉，找郭扶人调查。武汉有几百万人口，由武昌、汉口和汉阳三部分组成。而我们要找的郭扶人，是只知其名，其余一概不知。在茫茫人海中如何寻找，困难确实很大。我首先找到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朱文尧（在太原开会时认识），由他与武汉市公安局联系，让公安局帮助寻找。当时武汉市的户籍人口已由电脑管理。当输入郭扶人的名字后，电脑屏幕上马上出现了上百个郭扶人。我们又用排除法寻找，排除了年龄在70岁以下者和不具备职业条件者，最后找到一位曾在国民党部队任职、解放后被安置在湖北省政府当参事、年已83岁的郭扶人，我说应该就是他了。于是，我们赶到省政府打听，参事室不在省政府，而在汉阳紫阳路127号，又过江到汉阳去，经两个小时跋涉终于找到参事室，一问，说郭扶人前几年已经去世。接待我们的唐岱同志见我们垂头丧气的样子，很是同情。说他们参事室有位参事叫韩浚，曾是国民党的军长，大革命时在警卫团干过事，现在在省政协工作。我们随即赶往湖北省政协，得知韩浚现年92岁，在东湖的梨园医院住院。我们又赶往梨园医院。到后一问，韩浚病危，正在抢救，无法接待。再三恳求，医生才允许我见韩浚问几个问题。我到了抢救室，见他身上插满管子，也顾不了许多，跑上前去问他认不认识曹汝谦，他只点了点头，却说不出话来。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懊丧地离开。
此后，我又跑了广州、昆明。在昆明找到曹汝谦的三哥曹福谦的女儿曹文云。彼时曹福谦已去世，其女儿给我们提供了曹福谦生前写的关于曹汝谦、曹祖谦的回忆录。（曹福谦，黄埔四期生，国民党少将，刘苏岳父，昆明解放时起义，被安置在云南省政府参事室任参事。）
烈士英名光耀中华
曹汝谦烈士的史料搜集大致完成后，我又重新写了约2万余字的《曹汝谦传》，又携传稿参加了山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召开的审稿会。基本得到肯定。修改后直寄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研究会决定采用，让编辑郭洛夫帮助修改，几经修改后，《曹汝谦传》在《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5卷上发表。
此文发表后，使被遗忘已久的曹汝谦登上了中共党史的重要位置。后来出版的《中共党史简明词典》《中共现代史词典》都收录了介绍曹汝谦的条目。接着，我又到山西省军区、北京军区政治部参加了《曹汝谦传》的编写，最后，我写的《碧血染中州》先后在《解放军烈士传》第4集、《山西日报》上发表。《山西革命英烈》《雁北革命英烈》等多种丛书也连篇累牍地发表曹汝谦烈士的事迹。曹汝谦一下子成了知名人物。应县县委为彰扬烈士英名，在烈士塔院立了曹汝谦烈士纪念碑，我又奉县委指示，到北京找曹汝谦的战友徐向前元帅题写了碑名。使烈士英名拂去年代的尘埃，闪闪发光。
在征集过程中，有件事使我记忆尤深。原来曹汝谦在卫辉暴动时，还带了应县几个人，其中就有他的六弟曹定谦。我们征集曹汝谦史料时，曹定谦还在世。随即，我们赶往下马峪村。找到曹定谦时，家人说他卧床不起已经好几个月了。我们进屋见到他躺在床上，时值盛夏，家中气味难闻。聊了几句，我们便告辞出院。此时，奇迹发生了，他竟振作精神跳下炕来，跑出院中与我们谈起了当年的情景，这令我惊诧不已，感动至深。
在征集曹汝谦烈士资料的同时，我们还征集到曹祖谦、郑足的史料。由徐向前、程子华作证明，山西省民政厅为曹祖谦烈士颁发了烈士证。《曹汝谦传》发表后，我专门给汲县党史研究室、汲县民政局、汲县马友春之孙马国华各寄去一本，不仅是为了让马国华享受烈士子弟待遇，而且更是要让曹汝谦的事迹载入汲县史册。
作为一个地方小县的史志工作者，我为能给中共党史添上一笔而自豪。
编后：
无数革命先烈为了民族振兴、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而牺牲后却因种种原因，被尘封在了历史深处。老一代史志工作者本着高度负责的使命感，以严谨求实的治史态度，四处奔走实地寻访，終于重现了他们的革命贡献，让人钦佩，更值得我们年轻一代党史工作者学习。
（责编 王燕萍）
由一个故事引起
1981年5月史志办（党史和县志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刚成立时，退休在家的尚庸身先生经常到史志办帮助工作，给我们讲些应县掌故。一天，他突然说：“应县有个大人物你们谁也不知道。”我问是谁。他说是下马峪四巡官的独子曹汝谦。再一细问，具体情况他并不知道。只是他了解的一件事可以说明这个人了不起。接着他给我们讲了一个发生于解放初期镇反时的故事：
下马峪有个大地主叫曹成章，他的四儿子曹守贞民国年间就读于山西政法学院，毕业后当过应县警察局的巡官，因他行四，故人称四巡官。因为家里是地主成分，又在旧衙门干过事，所以在土改、镇反时受到批斗，当时准备判他死刑。但他家人跑到北京，找到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不久，周总理给应县人委打了电话，说曹汝谦（即曹儒谦）是我党高干、革命烈士，其家属应该给予照顾。因此，曹守贞没有被枪毙，给他还分了房和地，最后，曹守贞老俩口老死在东辉耀村。
尚老的这个故事，引起我的重视。我决心把这个革命烈士挖掘出来，使其光耀人间。随后，我到公安局查镇反档案，想在曹守贞的案卷中发现曹汝谦的线索。但里面只有群众的揭发材料、斗争过程等，根本没提曹汝谦的名字，更没有中央领导的任何指示，对曹守贞也没有处理结果的文字记载。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曹汝谦的故事，我一直挂在心上。1981年8月，我在省城开会时遇见一位搞党史的同志，他说，你县有个早期革命家叫曹汝谦。我说，你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是在《山西文史资料》第11集看到的。我找来此书一看，里边只提了曹汝谦一句话。这句话只能证明曹在建党初期即有了革命活动，却再没有其它具体内容。后来，我大量翻看老一辈的革命回忆录，终于在《周士弟回忆录》中又发现了曹汝谦的名字。这本书上写道：“政治教官，曹汝谦，党员，山西应县人。据说以后党调他到北方搞兵运工作，后牺牲。”文中虽然涉及曹汝谦的记载不多，但曹大革命中在中共领导的最早一支革命武装中的活动情况大致显现出来。
接着，我们又在北京找到曹汝谦烈士的侄女——曹文卿。她向我们介绍了曹的家庭情况，但她对其革命活动知之甚少。因为曹汝谦牺牲时，她尚年幼。彼时，她正背着出身不好的黑锅，据说有人指控她父亲曹祖谦到了台湾。其实，她的父亲早年在曹汝谦的动员下即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1930年到红四军任职，两年后不幸在“肃反”运动中被错杀。后来，我们找徐向前元帅、程子华部长做了证明，她才享受到烈士子弟待遇。
就这样，曹汝谦烈士的资料零零星星地搜集起来，但离揭开这位革命先烈神秘的面纱为期尚远。
投石问路
初步掌握了曹汝谦烈士的一些资料后，下步的征集工作怎么搞，实在找不出头绪。于是，我突发奇想，采取投石问路的办法寻找新的线索，即利用掌握的一点点资料和自己的想象判断，写成一篇千余字的曹汝谦烈士简介，发表在《山西地方志通讯》1981年第11期和《雁北报》上。在简介后边还特别注明：“上述资料仅是初步调查得知，不一定准确，恳请知道曹汝谦烈士情况的同志进一步为我们提供资料。”
“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文发表后引起了很大反响。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的张稼夫。他给《山西地方志通讯》致信说，你们刊登的《曹汝谦烈士简介》有些失实。还有一位叫刘移山（应县上甘港人，曾当过国民党将军）也说与曹汝谦一块工作过。更引起愤怒的是閻锡山十三高干之一的李冠洋（灵丘人，时任省政府参事）。我在简介里把他写成阎锡山的特务，1929年在北平逮捕曹汝谦。李冠洋致信应县县志办，矢口否认。
我不怕他们提抗议，我的目的是为找线索。既然你们都知道曹汝谦的情况，那就请你们来介绍吧。于是我一一去信联络，恳请他们提供资料。刘移山不负所托，他当时住在兰州，在北京开完黄埔同学会后专程到应县，向我介绍了曹汝谦的一些情况。
1982年12月16日，我偕刘苏将军（曹汝谦的侄女婿）到北京东四六条6号访问张稼夫。他是山西文水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曾与曹汝谦一起工作。抗战初任山西省委秘书长，后任晋绥分局党委副书记，西北局常委、宣传部部长。1952年12月底，调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全国政协常委。其夫人王亦侠亦是女中豪杰，山西临汾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时山西读军校女性仅她一人，也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
张稼夫年近八旬，精神很好且十分健谈。说起曹汝谦，他仿佛又回到大革命时期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他说与曹共同工作了几个月，当时曹任武汉国民政府警卫第二团党代表，他是曹的秘书。警卫第二团名义上是国民政府的，实际是中共中央的一支警卫部队。期间，曹介绍他入了党。可以说，曹汝谦是他参加革命的领路人。当时他还兼任团宣传干事，组织干事是高君宇的妹夫王之铭。秘书长是郭扶人，又名郭曙南，现在可能在武汉，“文革”时武汉有人来找他打过证明……
后来，我把访问张稼夫的笔记整理出来，打印寄给他，张老亲笔修改后又寄还给我，此资料登载在《应县县志资料汇编》上。
横跨11省的资料大搜集
访问张稼夫后，我自认已掌握了曹汝谦的革命事迹。便依此前调查了解的资料，写成了第一稿的《曹汝谦传》，寄给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研究会让我把曹汝谦的材料寄给山西大学的陈文秀教授。陈答复说，将于1983年7月在省委党校召开山西中共党史人物研讨会，让我携曹稿参加。是年7月10日，会议如期举行，共有16位作者携带人物传记稿供讨论。记得传主有赵宗复、汪铭、张友清、董天知、左权、刘胡兰、张叔平、刘少白、安子文、王世英等。会议进行了6天，大家对曹稿提出许多修改意见，认为曹稿还很单薄，曹汝谦在广州的革命活动语焉不详。特别是他在河南的革命活动更是几笔带过。大家说，曹汝谦这个人物规格很高，值得一写，应该狠下功夫把他搞出来。 得到与会专家的肯定，我决心继续征集曹汝谦烈士的资料，于是就有了历时数年、横跨11省的大搜寻。当然，这种搜寻并不是单纯收集曹汝谦烈士的资料，是与征集应县其它史志资料结合进行的。其间甘苦自不待言，这里我只想举几个例子说明：
我们的第一站是河南省汲县。1929年春，曹汝谦奉党中央的指示到河南发动农民起义，即“卫辉暴动”。卫辉原是府级建制，后改名汲县，属新乡地区。1984年5月，我和县志办刘应堂两人到了汲县，在汲县党史办（他们当时还不知有曹汝谦其人，经我反复动员才参与调查）、县志总编室、县民政局的具体帮助下，深入到曹汝谦发动起义的贺生屯进行调查。我们找到了义勇军的团长、与曹一块牺牲的马友春的女儿马书琴、孙子马泽华，他们对义勇军的事知之甚少。只听说马友春曾是国民党的团长，是哪个部队的就一概不知。马泽华还因此受到株连。1960年，他考入北京航校，却因爷爷的这段历史被遣送回家，一直在村务农。我们在贺生屯访问耆老，得知了曹在贺生屯发动起义的大致情况。遗憾的是，当时参加起义的尚有一位健在者叫贺青山，他知道的情况很多，但因“文革”刚过，阶级斗争搞得人们成了惊弓之鸟，贺青山刚说几句，就被老伴打断。因此，我们只断断续续地了解了些情况。当地老汉们说，一个山西人搞义勇军，使他们村牺牲不少。他们还带我们去曹汝谦发动起义的村南玉皇庙看了看。通过这次调查，我们大体掌握了曹汝谦来河南发动起义的大致经过。我们还到义勇军当时的驻地——汲县南关进行了调查走访，当地的何坤（时89岁）、郭锅林（74岁）知道的情况比较多，介绍的细一点。汲县的两天访问，收获颇丰。
接着我们南下武汉，找郭扶人调查。武汉有几百万人口，由武昌、汉口和汉阳三部分组成。而我们要找的郭扶人，是只知其名，其余一概不知。在茫茫人海中如何寻找，困难确实很大。我首先找到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朱文尧（在太原开会时认识），由他与武汉市公安局联系，让公安局帮助寻找。当时武汉市的户籍人口已由电脑管理。当输入郭扶人的名字后，电脑屏幕上马上出现了上百个郭扶人。我们又用排除法寻找，排除了年龄在70岁以下者和不具备职业条件者，最后找到一位曾在国民党部队任职、解放后被安置在湖北省政府当参事、年已83岁的郭扶人，我说应该就是他了。于是，我们赶到省政府打听，参事室不在省政府，而在汉阳紫阳路127号，又过江到汉阳去，经两个小时跋涉终于找到参事室，一问，说郭扶人前几年已经去世。接待我们的唐岱同志见我们垂头丧气的样子，很是同情。说他们参事室有位参事叫韩浚，曾是国民党的军长，大革命时在警卫团干过事，现在在省政协工作。我们随即赶往湖北省政协，得知韩浚现年92岁，在东湖的梨园医院住院。我们又赶往梨园医院。到后一问，韩浚病危，正在抢救，无法接待。再三恳求，医生才允许我见韩浚问几个问题。我到了抢救室，见他身上插满管子，也顾不了许多，跑上前去问他认不认识曹汝谦，他只点了点头，却说不出话来。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懊丧地离开。
此后，我又跑了广州、昆明。在昆明找到曹汝谦的三哥曹福谦的女儿曹文云。彼时曹福谦已去世，其女儿给我们提供了曹福谦生前写的关于曹汝谦、曹祖谦的回忆录。（曹福谦，黄埔四期生，国民党少将，刘苏岳父，昆明解放时起义，被安置在云南省政府参事室任参事。）
烈士英名光耀中华
曹汝谦烈士的史料搜集大致完成后，我又重新写了约2万余字的《曹汝谦传》，又携传稿参加了山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召开的审稿会。基本得到肯定。修改后直寄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研究会决定采用，让编辑郭洛夫帮助修改，几经修改后，《曹汝谦传》在《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5卷上发表。
此文发表后，使被遗忘已久的曹汝谦登上了中共党史的重要位置。后来出版的《中共党史简明词典》《中共现代史词典》都收录了介绍曹汝谦的条目。接着，我又到山西省军区、北京军区政治部参加了《曹汝谦传》的编写，最后，我写的《碧血染中州》先后在《解放军烈士传》第4集、《山西日报》上发表。《山西革命英烈》《雁北革命英烈》等多种丛书也连篇累牍地发表曹汝谦烈士的事迹。曹汝谦一下子成了知名人物。应县县委为彰扬烈士英名，在烈士塔院立了曹汝谦烈士纪念碑，我又奉县委指示，到北京找曹汝谦的战友徐向前元帅题写了碑名。使烈士英名拂去年代的尘埃，闪闪发光。
在征集过程中，有件事使我记忆尤深。原来曹汝谦在卫辉暴动时，还带了应县几个人，其中就有他的六弟曹定谦。我们征集曹汝谦史料时，曹定谦还在世。随即，我们赶往下马峪村。找到曹定谦时，家人说他卧床不起已经好几个月了。我们进屋见到他躺在床上，时值盛夏，家中气味难闻。聊了几句，我们便告辞出院。此时，奇迹发生了，他竟振作精神跳下炕来，跑出院中与我们谈起了当年的情景，这令我惊诧不已，感动至深。
在征集曹汝谦烈士资料的同时，我们还征集到曹祖谦、郑足的史料。由徐向前、程子华作证明，山西省民政厅为曹祖谦烈士颁发了烈士证。《曹汝谦传》发表后，我专门给汲县党史研究室、汲县民政局、汲县马友春之孙马国华各寄去一本，不仅是为了让马国华享受烈士子弟待遇，而且更是要让曹汝谦的事迹载入汲县史册。
作为一个地方小县的史志工作者，我为能给中共党史添上一笔而自豪。
编后：
无数革命先烈为了民族振兴、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而牺牲后却因种种原因，被尘封在了历史深处。老一代史志工作者本着高度负责的使命感，以严谨求实的治史态度，四处奔走实地寻访，終于重现了他们的革命贡献，让人钦佩，更值得我们年轻一代党史工作者学习。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