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房四宝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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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房四宝”堪称国粹,其间蕴藏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毛泽东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对文房四宝有着特殊的感情。私塾启蒙时,文房四宝伴随他诵读四书五经;在一师求学的峥嵘岁月,文房四宝见证了他游学的历程;战争年代,文房四宝与戎马生涯相随;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在他视察祖国大江南北的旅途中,“文房四宝”仍然占据着显眼的位置。
  
  一、笔——“不动笔墨不读书”
  
  毛泽东一生大多用毛笔和铅笔写字,极少用钢笔。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有他用过的10多支毛笔,多出自鸠居堂、青莲阁、朴园等老字号笔店,而且是经过胡开文、张大千、李福寿等名家精选的,有长锋狼毫、羊毫、鸡狼毫、紫毫等多种质地。相对来说,毛泽东更喜爱用狼毫笔。
  毛泽东晚年多用铅笔,原来主要是用德国生产的“斯德楼牌”,国产的“中华”牌铅笔问世后,他就改用“中华”牌铅笔了。据身边工作人员周福明回忆,他的一项额外任务便是为毛泽东削铅笔,一次削好几十支。出巡时也得把铅笔预备好,到住处后,在床头、办公桌,乃至厕所等处各放几支,以便随时随地取用。
  毛泽东很推崇徐特立“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所谓“动笔墨”,就是要在读书时对书中的内容和思想进行认真思考和消化,把自己的心得和看法写下来。他牢记古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名言,把学与思紧密结合起来,养成了“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
  早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毛泽东就有很多笔记本,包括听课的、自学的、摘抄的、随感和日记等,积了有好几网篮,后来送回韶山存放。1929年国民党军阀何键派人到韶山抄他的家,族人听到风声,就把它们连同毛泽东存放的书籍报刊一起烧掉了。一位塾师从火堆里抢出一个笔记本和一本教科书。笔记本是一个九行直格本,前面有他手抄的屈原《离骚》、《九歌》,后面一部分毛泽东将它题名为《讲堂录》,是他1913年10月至12月的听课笔记,也间有读书札记,主要是修身和国文两门课的内容。教科书是《伦理学原理》,是毛泽东在一师用过的教材,他在书上用红黑两色画了大量的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叉等符号,还写了近两万字的批语,绝大多数是抒发自己的哲学观、历史观和人生观,以及对原著的引申或批判,小部分是对原著的赞同语和章节提要。
  1975年,毛泽东与护士孟锦云谈读书方法时还说:“读书,一要读,二要怀疑,三是要提出反对的意见……不读不行,不读你不知道呀。凡人都是学而知之,谁也不是生而知之呀。但光读不行,读了书而不敢怀疑,不能提出不同看法,这本书算是白读了。”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他读过的几乎每一本书上都留有批注,标有无数的读书符号,有的还改正了书中的错别字。批注有的是阐明自己的不同意见和看法,有的是对书中的见解表示认可,有的是章节段落的概要。
  如毛泽东在读《初唐四杰集》之《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时如此批注:
  “……这个人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世的社会动态,很可以读……千余年来,多数文人都是拥护初唐四杰的,反对的只有少数。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
  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命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
  再如毛泽东在读范仲淹词《苏幕遮》、《渔家傲》时批注:
  “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
  从毛泽东的众多批注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也可以窥见他对某本书的喜爱程度以及他当时的思想。
  毛泽东一生读过的书不计其数,在书中洋洋洒洒写下不少批语。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有10万余册藏书,其中他亲自圈画批注过的诗词曲赋有1590首,其它图书有13000余册。毛泽东的读书批注,或密密麻麻,洋洋数千言,或寥寥数字,出语惊人。总之,无论是独特的圈画还是深刻的批注,无一不显示出他那丰富的情感个性、渊博的学识才华和深邃睿智的思想智慧。
  
  二、墨——求真务实的思维方式
  
  毛泽东用来盛墨的,先后有青石砚、铁砚、铜墨盒等。砚台研墨需要水,工作人员为他专门准备了一个茶壶式的水注。他写毛笔字时,工作人员在旁帮助铺纸,并用水注往墨盒里注水。有时来不及,就随手端起茶杯把茶水倒进墨盒,调和调和即用。
  毛泽东用的墨盒均为铜制,大、小均呈正方形,墨盒中放有丝棉,防止墨汁外溢。新中国成立后,他经常外出视察工作,作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由于砚台研墨费时又费事,1960年以后,毛泽东就几乎不用砚台而改用便于携带的墨盒。毛泽东用墨的特征体现了他务实的个性,即把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作为行事的原则和方法。
  学生时代,毛泽东就专心研读了实学名家的许多著作,深受实学思想及湘学士风的影响,在治学与处事上,都表现出强烈的崇实尚用精神。由他创立的新民学会,俨然具有学派清风,会友们都力主实意做事,真心求学,而他尤以为学问必须是有用之学,而有用之学即是关于事物之学。“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为此,毛泽东特别反对那种脱离实际的“苦思冥想”,而主张对实际的具体事物作调查研究。他认为“问题之研究,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无须实地调查,及一时不能实地调查者,则从书册、杂志、新闻纸三项着手研究”;倡言“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强调以具体地研究中国事情为必要,因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
  我们再看看标志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初步界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含义是“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其基本之方法,就是要通过对实际情况作具体的调查研究,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运作。他告诫说:“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因而,“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反对本本主义》这一战斗檄文,突出体现了他思想的实学倾向,这种倾向在他日后的人生哲学思考和创造中,又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三、纸——“尚变”思想与奋斗精神
  
  在革命战争年代纸张缺乏的情况下,酷爱书法的毛泽东只要是可以用来写字的纸他都用,如信纸、报纸、废弃的纸等等。当时,对于好不容易得来的报纸,他往往看得非常仔细,在有用的地方划上记号,等同志们都读完了,他就让贺子珍把报纸上划上记号的部分剪下来,分类收藏,把报纸边裁下来作写字纸,其余的用作卷烟纸用,从不浪费一点点。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练习书法多用宣纸,但也用信纸或其他纸张,有时兴致来了,随便拿张纸便可尽情挥洒,而不拘泥于从从容容地铺展宣纸。他用纸的特征体现了他“尚变”思想和奋斗的精神。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深受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和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影响。在他早期著作《体育之研究》中就提出:“天地盖惟有动而已”。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强调抵抗是发展的动力等等,都可以看作是受“尚变”思想影响的产物。他认为:“人者,动物也,则动尚矣……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皆非本义。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愚拙之见,天地盖惟有动而已。”这就是说,“动”是天地身心的本性,并非为某种外在的目的(“营生”、“卫国”)而服务的。因此,“豪杰之士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以成其为豪杰焉。”
  “动”是“豪杰之士”的“人格之源”,一切外在的制裁、束缚、阻碍都将被“动”的本性所排除、摧毁。毛泽东将其年轻时树立的“动”、“斗”人格精神,贯注到自我的一生中。青年毛泽东力倡奋斗精神:“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表露了他喜爱斗争生活的性格特点,他把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斗争生活视为人生的欢乐。当他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更是自觉地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旗帜,积极投入到推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斗争中。进行革命和建设事业,自然需要斗争精神,其体现在文明精神上,需要同落后、腐朽的思想观念作斗争;其体现在体质的锻炼上,就免不了与自身的懒惰、软意志作心理的斗争。毛泽东曾经的秘书林克对毛泽东的性格特征曾有过概括:“毛泽东喜欢动,不喜欢静;喜欢进取,不喜欢守成;喜欢旗帜鲜明,不喜欢中庸之道;喜欢刚毅,不喜欢柔弱;喜欢惊涛骇浪,不喜欢安逸平淡。他认为逆境、挫折、困难、危险,能够激发人的斗争意志,催人奋进。”可见,中国历史上尚变思想传统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很直接的。
  
  四、砚——“中和”传统与求同存异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有许多研墨的砚台,其中最精美的当属国画大师齐白石送的砚台,现收藏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齐白石与毛泽东是湘潭老乡,比毛泽东大29岁。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给齐白石写信,邀请他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1950年夏,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到住地看望齐白石,详细地询问了老人的健康状况和生活情形。不久,毛泽东又派车把老人接到中南海,品茶赏花、促膝长谈。与齐白石共进晚餐前,毛泽东特意吩咐厨师把菜煮烂些,以便老人食用。就是这年,毛泽东收到了齐白石送的砚台和珍藏多年的画作。这方砚台是齐白石最为珍爱的东西,他曾担心百年之后子孙将其转赠他人,特意在砚体上刻下一行小字:“片真老空石也,是吾子孙不得与人,乙酉八十五岁(应为81岁,编者注),齐白石记于京华铁栅屋。”
  中华民族有重视“中和”追求和谐的传统。“中和”乃中国古代哲人所推崇和追求的价值目标,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一是人际关系的和谐。推崇和追求和谐,对于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国家统一起了积极的作用,也有利于社会成员群体意识、社会责任感的形成。
  重视人际关系上的“中和”与和谐,是毛泽东继承中华民族“中和”传统的一大特点,其中最重要的表现,是他在中共党内和对人民群众的团结精神。对敌斗争,他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统一战线”,在党内,他非常强调党的团结和统一,强调发挥人民群众集体的力量。
  毛泽东还继承了传统的“中和”理论中关于对立与差异乃是包含在统一和谐之中及“和而不同”的思想。在党的建设中,他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在党的思想和作风建设上,毛泽东提出一个著名的公式,即团结——批评——团结。明确表明,团结是目的,批评是手段,借批评的方法,达到团结的目的,批评的根本宗旨在于团结。
  文房四宝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向世人传达了毛泽东的思想和情趣。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并由传统经典启蒙,毛泽东无疑首先是由中国文化塑造的,而后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已潜移默化地沉淀到他的思维方式和行动之中,在他后来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熟的领袖以后,他不仅提纲挈领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样也如鱼得水地在浩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漫游。
  
  (作者单位: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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