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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产能过剩问题是微观企业产品创新能力不足的表现。工业企业在原有产品结构下扩张规模并与需求结构产生错位是产能过剩问题的重要原因。工业企业创新和不同的创新模式不仅直接决定企业竞争力，而且对工业的发展转型有着重要的意义。单纯通过城镇化对工业企业产能过剩的治理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治理效果。只有通过创新才能有效地提高产能利用率，从根本上治理工业产能过剩问题。但是，根本性创新会导致一定的失业问题而渐进式创新则需要较高的人力资本作为支持。因此，城镇化与创新在产能过剩的治理上应该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只有加强企业的创新能力，辅之以新型城镇化道路逐步提高城镇劳动力人力资本，解决转型过程中的职工就业问题才能有效地解决产能过剩问题。
关键词：创新模式；城镇化；工业企业；产能过剩
作者简介：李士梅，女，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产业经济学产业结构理论与实践研究；尹希文，男，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产业经济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常态下战略性新兴产业混合发展的机制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5BJY07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国有资本的投资效应研究”，项目编号：15JJD790012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7）04-0055-06
引 言
近些年来，产能过剩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经济发展并受到了政府和经济学界的高度关注。工信部2017年六大重点任务之一就是加快结构调整优化，提升供给质量和水平，坚定不移“去产能”。1我国产能过剩在治理上一直存着两方面问题，其中一方面就是工业企业创新能力不强。我国现阶段的产能过剩并不是简单的数量上供给过大，而是质量不高，结构不合理。其实质是工业企业自身创新能力弱，导致整体产业结构不合理，与市场需求不匹配。另一方面是依托城镇化治理产能过剩治理效果不佳甚至加重了产能过剩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参加审议时表示，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要靠创新。1产能过剩治理与企业创新之间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厘清企业创新抑制产能过剩的作用才能准确制定产能过剩的治理政策。城镇化是工业创新的重要载体和依托，《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强调我国未来城镇化的发展需要把创新放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积极推动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管理创新。2因此，城镇化作为创新的平台应该在产能过剩的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除此之外，在产能过剩的治理上，职工安置一直是工作的核心。李克强总理也同样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去产能必须安置好职工，地方和企业要落实相关资金与措施，确保分流职工就业有出路、生活有保障。3因此，如何更好地利用城镇化契机发挥其在去产能过程中工业企业转移职工安置的平台作用也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现有研究已经对产能过剩中的市场失灵[1]，过度投资[2]以及政府行为[3][4]进行了一定的分析，对创新在产能过剩治理中的作用分析较少。尤其是将创新和城镇化联系起来共同分析产能过剩治理方法的研究更少。由于创新与失业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城镇化在促进要素集聚的过程同时也为失业的解决提供了多元方案。因此，在产能过剩问题治理中将新产品的创新与城镇化相结合进行分析更为重要。鉴于此，本文將通过理论研究不同创新模式对产能过剩的治理效果以及如何统筹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使城镇化成为去产能的有效辅助手段。
一、城镇化与产能过剩治理困境
城镇作为优质要素的聚集地，通过促进分工、降低信息交流成本等方式提高研发创新的效率，在企业创新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政府推进的快速城镇化下，农民工大量涌入第二产业，加大了工业企业在技术升级和创新中转移安置职工的困难。我国现阶段工业升级发展并达到高级阶段水平，需要与之相匹配的人力资源。[5] 但是政府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并没有以提高工业企业人力资本或以促进工业企业创新为核心，而是将工业企业作为了降低失业率的手段使低技能劳动力进入工业企业，阻碍了企业创新加重了产能过剩。
中国城镇化率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由2000年的36.22%上升至2014年的54.77%。而我国2000年至2014年的失业率整体上保持稳定，一直在3.1%到4.09%，并没有太大波动。这说明城镇的扩展在表面上消化了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劳动力。劳动力作为工业投入要素的一种对工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我国进城务工人员大部分涌入了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劳动力数量上的扩张并不意味着劳动力质量上的提高。尽管廉价的劳动力增加确实可以吸引工业项目集聚，降低低端制造业的生产成本，但是工业技术进步速度不断加快，现在的工业生产已经不简单地需要廉价劳动力创造价值，更需要的是高技术水平的工人。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在人力资本的积累上有着两面性：一方面，城市的受教育机会及教育基础设施明显好于农村，城市环境更有利于人力资本的形成，为产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优势。另一方面，城镇化作为一种人口从农村向城市在地理空间上集聚的过程，导致了失地农民和未经培训的工人在预期收入与生活质量提高下来到城市工作。这些进城务工人员既没有“市民”身份，也没有原有城镇居民和工人的工作经验丰富，在面对就业时也就无法满足高端制造业等战略新兴产业的需求。进城务工者中30%以上进入了制造业，这些人的加入为制造业创新升级带来了巨大的负担。技术密集型的工业生产需要企业寻求更高水平的劳动力与资本和技术相匹配。在推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并没有充分为解决新城镇居民的就业问题做好准备，而是希望通过工业部门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吸收更多的劳动力以缓解就业压力。因此，工业企业一方面扩大对闲置劳动力的吸收，缓解了地方就业压力，另一方面进行产能扩张，未被利用的新扩张的产能就会加剧产能过剩。[6] 工业企业在吸收了大量进城劳动力，为政府解决就业的同时也得到了政府的扶持，但是这些政策大多只有利于企业在规模上提高。工业企业规模的扩大并没有促进工业的转型升级，却加重了产能过剩。此外，地方政府对工业生产的干预与扶持方式是常常通过土地支持和放松环境约束、放松信贷和财政支持等方式对其进行补贴。[7]这尽管降低了企业进入成本，但是也使企业因为低成本而追加投资，加剧了投资的过度。此外，过快的城镇化导致了生活成本的快速提升，土地价格和工人生活成本提升速度超过了城镇化带来的集聚效应。所以，城镇化并没有在促进企业创新和安置转移职工上起到更大的作用，反而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产能过剩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
二、创新对产能过剩治理的有效性
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将创新总结为企业提高资源效率的行为，其内涵包括了生产、技术和管理等多个层次。按照其理论观点，“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未有过的生产要素和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而获得利润的过程。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将技术组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利用将用新的生产要素组合所制造的新产品投放到市场而获得利润。
创新是解决产能过剩的有效手段。[8]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消费者对于产品的选择空间不断扩大。工业企业只有通过提高创新能力不断在市场上推出新产品，才能不断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进而实现整个产业的结构升级，有效地提高产能利用率。产能过剩的出现说明企业并没有利用创新手段将过剩的产能转化为新生产力，多余的产能也未能重新进入市场创造利润。而产能过剩的长期存在意味着企业还在现有市场已经饱和的状态下仍然继续维持原有技术水平扩张。熊彼特将创新分为渐进式创新和根本性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不断发展，既有实现的根本性创新也有渐进式创新。
中国的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主要是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工业行业为主。其中，钢铁、煤化工、电解铝等行业都是技术基础水平较低，通过技术渐进性创新逐步取得进步。[9]这种渐进性进步来源是，改革开放后，直接引进国外的设备、图纸和技术或对国外已有的生产技术进行模仿。根据比较优势，我国利用本国的资源和劳动力优势从发达国家引进成熟技术，支付的成本远远低于自行研发。发达国家通过高成本、高风险的研发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同时也是自身通过试错创造新知识的过程。相比之下，中国传统产业具有后发优势，能够相对低成本地获取发达国家已有技术，推动传统产业技术升级。这种创新方式比发达国家企业的创新方式成本更低，风险相对小。只要在发达国家技术水平之下，传统产业不同阶段的发展都可以选择适合该阶段要素禀赋结构的技术引进而不用自我研发。在经济刚刚起步的初期，较大的技术差距下，通过模仿性创新快速缩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有助于我国传统产业降低追赶的成本。但是随着技术差距的逐渐缩小，渐进式创新的方式也在不断改变。传统产业经历了从单纯引入发达国家的技术到与发达国家技术基本持平后根据生产经验继续改进技术。技术进步的停滞与市场需求的不断提升使供给与需求出现了错位。城镇化的扩展与城镇人口的就业压力使传统工业企业更倾向于规模的扩展而不是技术的进步加重了供求之间的错位。因此，传统工业的治理产能过剩的最有效手段是从根源上解决渐进式创新的动能缺失问题。只有保证传统工业的技术不断进步，才可能跟上需求的变化，最终彻底解决产能过剩问题。
对于中国战略新兴产业而言，由于与发达国家起步大体相同，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技术封锁较为严密，借鉴的机会并不多。作为技术密集型产业，技术进步对于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国内外面临的新兴产业都是一个刚刚起步的产业，因此，我国部分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甚至有所领先。这就要求中国要抢占未来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制高点，更多地需要以自主创新为主。因此，战略新兴产业的创新多数以根本性创新为主。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市场需求对新兴产业也在不断变化。一方面，由于国内市场的竞争市场上同质产品的增加，战略新兴产业的技術压力日益加大，企业必须不断保持较快的创新速度。另一方面，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更多地考虑市场适应性。对于新兴产业而言，中国与国外的技术差距更多地来自于传统产业的技术积累，因此技术差距很小。所以，通过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完全可以赶上或超过国外的技术水平。尽管根本性创新的投资成本高、风险大，但一旦创新成功则享有技术领先的创新优势。战略新兴产业产能过剩同样是由于创新不足导致的。为更好地利用国家补助政策，形成市场规模，企业忽略技术进步，在战略新兴产业的低技术领域不得不依靠规模扩张广泛建厂。利用已有成熟技术集中投资产业中的低端加工装配环节，从而导致了战略新兴产业的产能扩张。其中，以风电和光伏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尤为突出。两者虽然都是战略新兴产业，但是在我国这些产能过剩并不是全产业链的过剩，而是集中于低端技术制造和装配的过剩，核心技术仍然没有超越发达国家。
因此，我国通过提升渐进式创新和根本性创新能力加快改造传统产业、促进技术升级换代，从而淘汰落后产能，是化解过剩产能的关键。只有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不断涌现，提高产品竞争力才能与消费升级和市场层次的提升保持同步。总之，工业创新是我国未来经济新旧动能转化的关键，也是现阶段的产能过剩问题最有效的解决方法。
三、创新的问题及发展新型城镇化的必要性
创新是产能过剩治理的关键，但是这无论是渐进性创新还是根本性创新都对我国的工业发展环境和社会有一定的要求和影响。单纯通过创新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容易对社会稳定造成一定的冲击。因此，新型城镇化是为工业企业提供创新基础、营造创新环境的重要辅助手段。
一方面，传统工业企业的渐进式创新需要较高的人力资本作为支持。渐进式创新是对现有技术的改进引起的连续的创新，主要包括渐进产品创新和渐进工艺创新。我国工业企业的渐进式创新要想从复制和模仿别国技术的路径中走出，就必须回归到以“干中学”为理念的道路上，提升培养利用现有资源不断改进技术的能力。渐进式创新与突变式创新带来的效果不同，渐进式创新重视内部资源，依靠全员创新。因此，渐进式创新需要素质较高的劳动力支持在“干中学”中实现创新。城镇人口素质是企业在 “干中学”下进行渐进式创新的关键。在劳动力调整困难的情况下，劳动力的质量和受教育程度将极大地影响工业企业进行创新的能力。城镇化过程中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城镇劳动力可以促进工业企业技术进步，从而降低产能过剩。工业企业的人力资本越强大越可能敏锐地认识到创新机会并对生产工艺或产品进行改进。而我国地区人力资本的提升速度并没有与工业企业规模的扩张速度同步。在政府压力下吸收的进城务工人员技术水平又较低，阻碍了渐进式创新的进行。在提高产能利用率的同时必须提升人力资本并做好解决由于创新转型带来的职工安置工作。无论何种形式的创新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在市场上出售并获得利润。企业通过要素重新配置形成新的产品并在市场销售获得利润才能最终解决产能过剩问题。 另一方面，根本性创新需要大量资金和技术的投入，而在我国这些投入大多要依靠国家负担。在多数战略新兴产业上，由国家扶持或工业企业投资进行的创新在很多领域上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但是工业企业产出的根本性创新产品往往市场适应性不足。政府往往通过多种手段对工业企业的根本性创新进行扶持和帮助，但是这种帮助往往缺少导向性，极易引发企业在规模上的扩张而不是技术上的进步。这样的工业产品在市场上取得的认可较低，与市场的需求不相符。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可以促进我国财政领域的资源配置优化。同时，新型城镇化对促进财政收入的合理增长和财政支出的效率提高都有着重要作用。此外，根本性创新依靠少数精英创新，具有快速改变产业结构的能力，但是会造成大量企业退出和员工失业，对整体的社会稳定产生一定的冲击。新型城镇化可以通过促进各个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为工业治理产能过剩中转移出的劳动力提供新的就业平台。
因此，我国严重的产能过剩总是存在长期反复发生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周期的原因，更是我国工业企业创新周期性导致的。创新可以使企业的产品具有良好的独特性，能够较好地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创新不足导致了企业在原有规模上扩张，原有产能不断增加却没有随着市场需求而升级。企业只有自主研发新产品，充分利用闲置产能获得利润，才是市场化的解决产能过剩途径。工业领域的根本性创新会使得部分劳动力失业，如果失业者在新兴部门里难以找到新工作将导致持续性失业。新型城镇化则可以较好地解决工业根本性创新发展过程中的工人转移安置问题。工业化与城镇化相互促进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为城镇劳动力的就业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选择。工业企业的渐进式创新需要较高的人力资本作为支撑。只有城镇化过程中切实提升了工业企业劳动力的素质才能使渐进式创新成为可能。因此，城镇化只有作为工业企业创新平台和劳动力转移安置平台才能有效地解决过剩产能和安置剩余劳动力矛盾。
四、政策建议
产能过剩表现在生产要素未得到最优配置上，而工业的发展对生产要素组合配置尤其敏感。创新能力弱，创新产品市场转化率不高制约着我国工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以人口进城为导向的城镇化并没有通过产业集聚提高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反而拖累了工业企业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低技能的劳动力涌入工业企业极大影响了工业企业转型的能力，只有较高的平均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对工业企业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首先，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应从工业企业入手，以提高工业企业创新能力为带动整个产业健康良性发展的关键点。工业企业产能过剩问题不仅仅是规模和产出的问题，也是技术进步速度的问题。技术的进步不仅仅需要更多的资本投入，还包括与之相配的技术能力较强的工人。现阶段，工业企业在劳动用工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僵硬的政策。但是，今天工业企业用工的问题与20世纪九十年代的状况有着明显的不同。当前，工业企业工人问题体现在增量上质量的不足而不是存量上的数量冗余。工业企业产能过剩的发生与工业企业工人技能和素质跟不上技术进步的速度有着巨大关系。因此，工业企业在用工问题上应更加注重聘用人员的素质，对已经进入工业企业工作的工人要加强培训。建立严格的工人培训制度特别是员工在技术领域的培训制度。具体应包括员工培训的培训考核制度、培训的激励制度、培训师任职资格制度及各类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制度等，形成并完善培训制度体系。对于无法通过培训提高的员工也应注意转岗安置问题，工业企业应在坚持职工培训的基础上，对无法培训的职工进行转岗时更好地利用新型城镇化创造的新的就业机会，采取多种途径解决职工安置问题。
其次，新型城镇化在促进资源要素集中的同时，更应注重企业资源要素的配置，推动企业资源配置合理优化。新型城镇化应作为服务工业转型的平台，为转移职工安置和进城务工者培训提供多种渠道。单纯依靠政府行政手段提高城镇人口比重的城镇化是不可持续的，而新型城镇化是与工业转型同步发展的。因此，新型城镇化必须重视企业需求而不是政府需求，提升企业要素配置能力以创新推动城市产业升级，促进工业转型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重复生产和产能过剩问题。
同时，新型城镇化对城镇人口的要求不仅仅是人口的流动，更重要的是身份的转变。进入城市的农民不仅仅在工作上需要政府关注，还应在包括社会保障、义务教育等的公共服务方面得到援助。非农劳动力就业是以非农劳动力人力资本不断积累为前提的。政府應根据当地的人口受教育水平和工业基础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通过对提前退休职工的政策扶持和鼓励职工创业等方法为职工创造更多元的就业选择。新型城镇化应为创业平台的建设和职工自主创业提供更多的机会。政府还应为失业人员及时发放失业保险金，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将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纳入社会救助，保障失业工人的基本生活。
最后，政府在解决企业产能过剩问题上要突破传统方法的局限。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应重构地方官员激励机制，将土地利用率、城镇容积率等指标纳入考核体系。政府应从土地、税收等多方面降低城镇工业企业生产要素成本，努力为工业企业创新提供更好的环境。中国工业的发展已经不再局限于依赖廉价劳动力创造低成本的比较优势，而是更多地依靠技术转型，发展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工业产品。在对工业企业的扶持中应引导企业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以促进整体产业链延伸。鼓励工业企业在新产品上不断推陈出新，树立企业品牌形象，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实力。在对工业企业扶持的政策选择上，应制定更具有创新导向的扶持政策，引导工业企业进行创新。政府在补贴和扶持上应注重对企业科研部门、核心技术的研发和技术含量高的部件制造部门进行补贴，推动高技术含量和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政府应引导区域内产学研合作，更好地利用区域内高校科研力量为工业转型升级服务。
参 考 文 献
[1] 林毅夫、巫和懋、邢亦青：《“潮涌现象”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载《中国经济学》2010年第1期. [2] 王文甫、明娟、岳超云：《企業规模、地方政府干预与产能过剩》，载《管理世界》2014年第10期.
[3] 耿强、江飞涛、傅坦：《政策性补贴、产能过剩与中国的经济波动——引入产能利用率RBC模型的实证检验》，载《中国工业经济》2011年第5期.
[4] 余东华、吕逸楠：《政府不当干预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产能过剩——以中国光伏产业为例》，载《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10期.
[5] 潘锦云、姜凌、丁羊林：《城镇化制约了工业化升级发展吗——基于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的视角》，载《经济学家》2014年第9期.
[6] 刘航、孙早：《城镇化动因扭曲与制造业产能过剩——基于2001—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载《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11期.
[7] 王立国、鞠蕾：《地方政府干预、企业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26个行业样本》，载《改革》2012年第12期.
[8] 夏晓华、史宇鹏、尹志锋：《产能过剩与企业多维创新能力》，载《经济管理》2016年第10期.
[9] 张倩肖、董瀛飞：《渐进工艺创新、产能建设周期与产能过剩——基于“新熊彼特”演化模型的模拟分析》，载《经济学家》2014年第8期.
[责任编辑 国胜铁]
Abstract： Issue of Capacity Surplus shows the lack of innovative power. The expansion scale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original product structure and structure of demand is the main reason for it. Innovation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 and different innovative pattern not only determines the competitive power of the enterprise， but also is important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 Management purely dealing it through urbanization cannot achieve an ideal effect. Only by innovation can the availability of Capacity Surplus be improved and solved completely. However， basic innovation can lead to some degree of unemployment， while gradual innovation requires higher degree of human resources. Therefore， urbanization and innovation are complementary in the management. Only by strengthening the innovative power with the support of new type of urbanization method， which can improve urban human resource capital and deal with unemployment， can the problem be solved.
Key words： innovative pattern， urbanization， industrial enterprise， Capacity Surplus
关键词：创新模式；城镇化；工业企业；产能过剩
作者简介：李士梅，女，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产业经济学产业结构理论与实践研究；尹希文，男，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产业经济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常态下战略性新兴产业混合发展的机制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5BJY07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国有资本的投资效应研究”，项目编号：15JJD790012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7）04-0055-06
引 言
近些年来，产能过剩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经济发展并受到了政府和经济学界的高度关注。工信部2017年六大重点任务之一就是加快结构调整优化，提升供给质量和水平，坚定不移“去产能”。1我国产能过剩在治理上一直存着两方面问题，其中一方面就是工业企业创新能力不强。我国现阶段的产能过剩并不是简单的数量上供给过大，而是质量不高，结构不合理。其实质是工业企业自身创新能力弱，导致整体产业结构不合理，与市场需求不匹配。另一方面是依托城镇化治理产能过剩治理效果不佳甚至加重了产能过剩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参加审议时表示，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要靠创新。1产能过剩治理与企业创新之间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厘清企业创新抑制产能过剩的作用才能准确制定产能过剩的治理政策。城镇化是工业创新的重要载体和依托，《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强调我国未来城镇化的发展需要把创新放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积极推动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管理创新。2因此，城镇化作为创新的平台应该在产能过剩的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除此之外，在产能过剩的治理上，职工安置一直是工作的核心。李克强总理也同样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去产能必须安置好职工，地方和企业要落实相关资金与措施，确保分流职工就业有出路、生活有保障。3因此，如何更好地利用城镇化契机发挥其在去产能过程中工业企业转移职工安置的平台作用也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现有研究已经对产能过剩中的市场失灵[1]，过度投资[2]以及政府行为[3][4]进行了一定的分析，对创新在产能过剩治理中的作用分析较少。尤其是将创新和城镇化联系起来共同分析产能过剩治理方法的研究更少。由于创新与失业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城镇化在促进要素集聚的过程同时也为失业的解决提供了多元方案。因此，在产能过剩问题治理中将新产品的创新与城镇化相结合进行分析更为重要。鉴于此，本文將通过理论研究不同创新模式对产能过剩的治理效果以及如何统筹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使城镇化成为去产能的有效辅助手段。
一、城镇化与产能过剩治理困境
城镇作为优质要素的聚集地，通过促进分工、降低信息交流成本等方式提高研发创新的效率，在企业创新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政府推进的快速城镇化下，农民工大量涌入第二产业，加大了工业企业在技术升级和创新中转移安置职工的困难。我国现阶段工业升级发展并达到高级阶段水平，需要与之相匹配的人力资源。[5] 但是政府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并没有以提高工业企业人力资本或以促进工业企业创新为核心，而是将工业企业作为了降低失业率的手段使低技能劳动力进入工业企业，阻碍了企业创新加重了产能过剩。
中国城镇化率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由2000年的36.22%上升至2014年的54.77%。而我国2000年至2014年的失业率整体上保持稳定，一直在3.1%到4.09%，并没有太大波动。这说明城镇的扩展在表面上消化了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劳动力。劳动力作为工业投入要素的一种对工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我国进城务工人员大部分涌入了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劳动力数量上的扩张并不意味着劳动力质量上的提高。尽管廉价的劳动力增加确实可以吸引工业项目集聚，降低低端制造业的生产成本，但是工业技术进步速度不断加快，现在的工业生产已经不简单地需要廉价劳动力创造价值，更需要的是高技术水平的工人。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在人力资本的积累上有着两面性：一方面，城市的受教育机会及教育基础设施明显好于农村，城市环境更有利于人力资本的形成，为产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优势。另一方面，城镇化作为一种人口从农村向城市在地理空间上集聚的过程，导致了失地农民和未经培训的工人在预期收入与生活质量提高下来到城市工作。这些进城务工人员既没有“市民”身份，也没有原有城镇居民和工人的工作经验丰富，在面对就业时也就无法满足高端制造业等战略新兴产业的需求。进城务工者中30%以上进入了制造业，这些人的加入为制造业创新升级带来了巨大的负担。技术密集型的工业生产需要企业寻求更高水平的劳动力与资本和技术相匹配。在推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并没有充分为解决新城镇居民的就业问题做好准备，而是希望通过工业部门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吸收更多的劳动力以缓解就业压力。因此，工业企业一方面扩大对闲置劳动力的吸收，缓解了地方就业压力，另一方面进行产能扩张，未被利用的新扩张的产能就会加剧产能过剩。[6] 工业企业在吸收了大量进城劳动力，为政府解决就业的同时也得到了政府的扶持，但是这些政策大多只有利于企业在规模上提高。工业企业规模的扩大并没有促进工业的转型升级，却加重了产能过剩。此外，地方政府对工业生产的干预与扶持方式是常常通过土地支持和放松环境约束、放松信贷和财政支持等方式对其进行补贴。[7]这尽管降低了企业进入成本，但是也使企业因为低成本而追加投资，加剧了投资的过度。此外，过快的城镇化导致了生活成本的快速提升，土地价格和工人生活成本提升速度超过了城镇化带来的集聚效应。所以，城镇化并没有在促进企业创新和安置转移职工上起到更大的作用，反而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产能过剩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
二、创新对产能过剩治理的有效性
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将创新总结为企业提高资源效率的行为，其内涵包括了生产、技术和管理等多个层次。按照其理论观点，“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未有过的生产要素和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而获得利润的过程。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将技术组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利用将用新的生产要素组合所制造的新产品投放到市场而获得利润。
创新是解决产能过剩的有效手段。[8]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消费者对于产品的选择空间不断扩大。工业企业只有通过提高创新能力不断在市场上推出新产品，才能不断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进而实现整个产业的结构升级，有效地提高产能利用率。产能过剩的出现说明企业并没有利用创新手段将过剩的产能转化为新生产力，多余的产能也未能重新进入市场创造利润。而产能过剩的长期存在意味着企业还在现有市场已经饱和的状态下仍然继续维持原有技术水平扩张。熊彼特将创新分为渐进式创新和根本性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不断发展，既有实现的根本性创新也有渐进式创新。
中国的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主要是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工业行业为主。其中，钢铁、煤化工、电解铝等行业都是技术基础水平较低，通过技术渐进性创新逐步取得进步。[9]这种渐进性进步来源是，改革开放后，直接引进国外的设备、图纸和技术或对国外已有的生产技术进行模仿。根据比较优势，我国利用本国的资源和劳动力优势从发达国家引进成熟技术，支付的成本远远低于自行研发。发达国家通过高成本、高风险的研发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同时也是自身通过试错创造新知识的过程。相比之下，中国传统产业具有后发优势，能够相对低成本地获取发达国家已有技术，推动传统产业技术升级。这种创新方式比发达国家企业的创新方式成本更低，风险相对小。只要在发达国家技术水平之下，传统产业不同阶段的发展都可以选择适合该阶段要素禀赋结构的技术引进而不用自我研发。在经济刚刚起步的初期，较大的技术差距下，通过模仿性创新快速缩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有助于我国传统产业降低追赶的成本。但是随着技术差距的逐渐缩小，渐进式创新的方式也在不断改变。传统产业经历了从单纯引入发达国家的技术到与发达国家技术基本持平后根据生产经验继续改进技术。技术进步的停滞与市场需求的不断提升使供给与需求出现了错位。城镇化的扩展与城镇人口的就业压力使传统工业企业更倾向于规模的扩展而不是技术的进步加重了供求之间的错位。因此，传统工业的治理产能过剩的最有效手段是从根源上解决渐进式创新的动能缺失问题。只有保证传统工业的技术不断进步，才可能跟上需求的变化，最终彻底解决产能过剩问题。
对于中国战略新兴产业而言，由于与发达国家起步大体相同，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技术封锁较为严密，借鉴的机会并不多。作为技术密集型产业，技术进步对于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国内外面临的新兴产业都是一个刚刚起步的产业，因此，我国部分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甚至有所领先。这就要求中国要抢占未来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制高点，更多地需要以自主创新为主。因此，战略新兴产业的创新多数以根本性创新为主。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市场需求对新兴产业也在不断变化。一方面，由于国内市场的竞争市场上同质产品的增加，战略新兴产业的技術压力日益加大，企业必须不断保持较快的创新速度。另一方面，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更多地考虑市场适应性。对于新兴产业而言，中国与国外的技术差距更多地来自于传统产业的技术积累，因此技术差距很小。所以，通过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完全可以赶上或超过国外的技术水平。尽管根本性创新的投资成本高、风险大，但一旦创新成功则享有技术领先的创新优势。战略新兴产业产能过剩同样是由于创新不足导致的。为更好地利用国家补助政策，形成市场规模，企业忽略技术进步，在战略新兴产业的低技术领域不得不依靠规模扩张广泛建厂。利用已有成熟技术集中投资产业中的低端加工装配环节，从而导致了战略新兴产业的产能扩张。其中，以风电和光伏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尤为突出。两者虽然都是战略新兴产业，但是在我国这些产能过剩并不是全产业链的过剩，而是集中于低端技术制造和装配的过剩，核心技术仍然没有超越发达国家。
因此，我国通过提升渐进式创新和根本性创新能力加快改造传统产业、促进技术升级换代，从而淘汰落后产能，是化解过剩产能的关键。只有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不断涌现，提高产品竞争力才能与消费升级和市场层次的提升保持同步。总之，工业创新是我国未来经济新旧动能转化的关键，也是现阶段的产能过剩问题最有效的解决方法。
三、创新的问题及发展新型城镇化的必要性
创新是产能过剩治理的关键，但是这无论是渐进性创新还是根本性创新都对我国的工业发展环境和社会有一定的要求和影响。单纯通过创新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容易对社会稳定造成一定的冲击。因此，新型城镇化是为工业企业提供创新基础、营造创新环境的重要辅助手段。
一方面，传统工业企业的渐进式创新需要较高的人力资本作为支持。渐进式创新是对现有技术的改进引起的连续的创新，主要包括渐进产品创新和渐进工艺创新。我国工业企业的渐进式创新要想从复制和模仿别国技术的路径中走出，就必须回归到以“干中学”为理念的道路上，提升培养利用现有资源不断改进技术的能力。渐进式创新与突变式创新带来的效果不同，渐进式创新重视内部资源，依靠全员创新。因此，渐进式创新需要素质较高的劳动力支持在“干中学”中实现创新。城镇人口素质是企业在 “干中学”下进行渐进式创新的关键。在劳动力调整困难的情况下，劳动力的质量和受教育程度将极大地影响工业企业进行创新的能力。城镇化过程中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城镇劳动力可以促进工业企业技术进步，从而降低产能过剩。工业企业的人力资本越强大越可能敏锐地认识到创新机会并对生产工艺或产品进行改进。而我国地区人力资本的提升速度并没有与工业企业规模的扩张速度同步。在政府压力下吸收的进城务工人员技术水平又较低，阻碍了渐进式创新的进行。在提高产能利用率的同时必须提升人力资本并做好解决由于创新转型带来的职工安置工作。无论何种形式的创新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在市场上出售并获得利润。企业通过要素重新配置形成新的产品并在市场销售获得利润才能最终解决产能过剩问题。 另一方面，根本性创新需要大量资金和技术的投入，而在我国这些投入大多要依靠国家负担。在多数战略新兴产业上，由国家扶持或工业企业投资进行的创新在很多领域上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但是工业企业产出的根本性创新产品往往市场适应性不足。政府往往通过多种手段对工业企业的根本性创新进行扶持和帮助，但是这种帮助往往缺少导向性，极易引发企业在规模上的扩张而不是技术上的进步。这样的工业产品在市场上取得的认可较低，与市场的需求不相符。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可以促进我国财政领域的资源配置优化。同时，新型城镇化对促进财政收入的合理增长和财政支出的效率提高都有着重要作用。此外，根本性创新依靠少数精英创新，具有快速改变产业结构的能力，但是会造成大量企业退出和员工失业，对整体的社会稳定产生一定的冲击。新型城镇化可以通过促进各个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为工业治理产能过剩中转移出的劳动力提供新的就业平台。
因此，我国严重的产能过剩总是存在长期反复发生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周期的原因，更是我国工业企业创新周期性导致的。创新可以使企业的产品具有良好的独特性，能够较好地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创新不足导致了企业在原有规模上扩张，原有产能不断增加却没有随着市场需求而升级。企业只有自主研发新产品，充分利用闲置产能获得利润，才是市场化的解决产能过剩途径。工业领域的根本性创新会使得部分劳动力失业，如果失业者在新兴部门里难以找到新工作将导致持续性失业。新型城镇化则可以较好地解决工业根本性创新发展过程中的工人转移安置问题。工业化与城镇化相互促进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为城镇劳动力的就业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选择。工业企业的渐进式创新需要较高的人力资本作为支撑。只有城镇化过程中切实提升了工业企业劳动力的素质才能使渐进式创新成为可能。因此，城镇化只有作为工业企业创新平台和劳动力转移安置平台才能有效地解决过剩产能和安置剩余劳动力矛盾。
四、政策建议
产能过剩表现在生产要素未得到最优配置上，而工业的发展对生产要素组合配置尤其敏感。创新能力弱，创新产品市场转化率不高制约着我国工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以人口进城为导向的城镇化并没有通过产业集聚提高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反而拖累了工业企业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低技能的劳动力涌入工业企业极大影响了工业企业转型的能力，只有较高的平均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对工业企业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首先，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应从工业企业入手，以提高工业企业创新能力为带动整个产业健康良性发展的关键点。工业企业产能过剩问题不仅仅是规模和产出的问题，也是技术进步速度的问题。技术的进步不仅仅需要更多的资本投入，还包括与之相配的技术能力较强的工人。现阶段，工业企业在劳动用工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僵硬的政策。但是，今天工业企业用工的问题与20世纪九十年代的状况有着明显的不同。当前，工业企业工人问题体现在增量上质量的不足而不是存量上的数量冗余。工业企业产能过剩的发生与工业企业工人技能和素质跟不上技术进步的速度有着巨大关系。因此，工业企业在用工问题上应更加注重聘用人员的素质，对已经进入工业企业工作的工人要加强培训。建立严格的工人培训制度特别是员工在技术领域的培训制度。具体应包括员工培训的培训考核制度、培训的激励制度、培训师任职资格制度及各类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制度等，形成并完善培训制度体系。对于无法通过培训提高的员工也应注意转岗安置问题，工业企业应在坚持职工培训的基础上，对无法培训的职工进行转岗时更好地利用新型城镇化创造的新的就业机会，采取多种途径解决职工安置问题。
其次，新型城镇化在促进资源要素集中的同时，更应注重企业资源要素的配置，推动企业资源配置合理优化。新型城镇化应作为服务工业转型的平台，为转移职工安置和进城务工者培训提供多种渠道。单纯依靠政府行政手段提高城镇人口比重的城镇化是不可持续的，而新型城镇化是与工业转型同步发展的。因此，新型城镇化必须重视企业需求而不是政府需求，提升企业要素配置能力以创新推动城市产业升级，促进工业转型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重复生产和产能过剩问题。
同时，新型城镇化对城镇人口的要求不仅仅是人口的流动，更重要的是身份的转变。进入城市的农民不仅仅在工作上需要政府关注，还应在包括社会保障、义务教育等的公共服务方面得到援助。非农劳动力就业是以非农劳动力人力资本不断积累为前提的。政府應根据当地的人口受教育水平和工业基础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通过对提前退休职工的政策扶持和鼓励职工创业等方法为职工创造更多元的就业选择。新型城镇化应为创业平台的建设和职工自主创业提供更多的机会。政府还应为失业人员及时发放失业保险金，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将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纳入社会救助，保障失业工人的基本生活。
最后，政府在解决企业产能过剩问题上要突破传统方法的局限。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应重构地方官员激励机制，将土地利用率、城镇容积率等指标纳入考核体系。政府应从土地、税收等多方面降低城镇工业企业生产要素成本，努力为工业企业创新提供更好的环境。中国工业的发展已经不再局限于依赖廉价劳动力创造低成本的比较优势，而是更多地依靠技术转型，发展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工业产品。在对工业企业的扶持中应引导企业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以促进整体产业链延伸。鼓励工业企业在新产品上不断推陈出新，树立企业品牌形象，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实力。在对工业企业扶持的政策选择上，应制定更具有创新导向的扶持政策，引导工业企业进行创新。政府在补贴和扶持上应注重对企业科研部门、核心技术的研发和技术含量高的部件制造部门进行补贴，推动高技术含量和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政府应引导区域内产学研合作，更好地利用区域内高校科研力量为工业转型升级服务。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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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夏晓华、史宇鹏、尹志锋：《产能过剩与企业多维创新能力》，载《经济管理》2016年第10期.
[9] 张倩肖、董瀛飞：《渐进工艺创新、产能建设周期与产能过剩——基于“新熊彼特”演化模型的模拟分析》，载《经济学家》2014年第8期.
[责任编辑 国胜铁]
Abstract： Issue of Capacity Surplus shows the lack of innovative power. The expansion scale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original product structure and structure of demand is the main reason for it. Innovation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 and different innovative pattern not only determines the competitive power of the enterprise， but also is important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 Management purely dealing it through urbanization cannot achieve an ideal effect. Only by innovation can the availability of Capacity Surplus be improved and solved completely. However， basic innovation can lead to some degree of unemployment， while gradual innovation requires higher degree of human resources. Therefore， urbanization and innovation are complementary in the management. Only by strengthening the innovative power with the support of new type of urbanization method， which can improve urban human resource capital and deal with unemployment， can the problem be solved.
Key words： innovative pattern， urbanization， industrial enterprise， Capacity Surpl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