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波兰及东欧知识分子重新提出“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一词，并很快成为欧洲学术和政治领域的重要话语。
　　这一话语的兴起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一个社会重建的结果，产生于地下和流亡文学圈。1976年，在巴黎举办了一场关于1956年波兰、匈牙利事件的研讨会，会上波兰历史学家米奇尼克作了名为《新演进》的演讲，强调社会应承担起演进的责任，这一新演进的目标便是促进独立的公共言论出现。新演进的过程不是暴力的，而是温和与长期的，寄望于一步步的改变。
　　这篇演讲并没有提到“公民社会”一词，但却谈及社会与国家的区别。社会被界定为国家的对立面，这与欧美对“公民社会”的流行定义有所不同，因为其中没有涉及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但东西方的定义仍有重叠，即都将公民社会看作是一个产生行为范式并能转化为社会实践的空间。这些实践必须适应多元价值，容纳不同意见，通过妥协来平衡各种利益。米奇尼克的渐进改革观念很快成为东欧反极权话语与欧美公民社会话语的重要内容，表明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公民社会都是一个有待完成的承诺。
　　米奇尼克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东欧知识分子是通过伦敦和巴黎来寻求通往自己社会的道路的。在斯大林体制下，社会已不复存在，国家控制了从生产到生活的一切领域。由于只能从外界得到信息，知识分子与国外流亡者的联系面临各种限制和挑战，一般是通过国外流亡者刊物的传播，私人之间的直接联系是危险的，这会招致被捕。
　　最著名的刊物是波兰移民办的一份天主教杂志，“演进”的概念就是1958年首次出现在这份流亡者杂志上，最重要的提倡者是经济学家居利斯·米洛茨维斯基。在1964年出版的《演进》一书中，他指出：“如果社会主义运动的团结不再是虚构的，它就必须允许多元的意见。”他的观点是一党制也能实行民主，并接受多元的原则，比如在党内允许不同派别存在，得到民众支持的派别组成政府，其他派别则成为合法的反对派，从而将强迫性的社会主义变成可接受的社会主义。
　　居利斯认为，西方的反殖民主义与东方的反苏联霸权具有相似性，因而西方左翼能够促进波兰的民主化，并帮助东欧知识分子摒弃极权意识的影响。但是，米奇尼克这一代人已经不再认同居利斯的主张，他认为独立知识分子、工人和天主教徒才是他的新演进的载体。在他看来，通往民主的社会现实必须从社会自身中产生，这将导致社会与国家之间产生一种新的平等的关系。
　　按照西方许多学者的看法，东欧知识分子与西方左派的公民社会观念源于同一传统，如黑格尔、青年马克思和葛兰西就已阐明了公民社会。事实上，国家-社会两分是19世纪的普遍观点，到20世纪却完全消失了。但波兰流亡者亚历山大·斯莫勒却认为，东欧的公民社会观念与黑格尔、青年马克思、新马克思主义以及新保守主义等没多大关系，反而是东欧公民社会的反极权内涵得到西方知识分子共鸣，使得他们祛除了马克思关于布尔乔亚社会的消极看法，将之与经济和国家联系在一起，这一新认识形成了当代赫尔德、基恩与科恩等西方民主社会主义者关于公民社会的话语基础。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接受东欧的公民社会概念，尤其是其中的反极权内涵，乃是出于知识分子持批判立场的共同特征，但东西方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如何得以展开？这就必须从历史过程中获得解释。上世纪80年代波兰团结工会的成立，向西方阐释了波兰的民主改变。“公民社会”一词被证明是一个描述性和分析性的概念，适合于用来理解东欧发生的变化。
　　波兰知识分子关于社会与国家冲突的思考，在上世纪80年代曾引起东西方知识界的互动，东欧专制国家（全权政府）的经验与西方福利国家（大政府）的反思联系在一起，产生了相互影响。至1989年，东西方两种生活方式都不同程度受到公民社会现象的推动。所不同的是，对东欧知识分子而言，公民社会是一个社会重建实践，要表明社会是与国家完全不同的事物；而对西方知识分子来说，公民社会更多的是一个关于小政府大社会的探讨，除了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换言之，公民社会在东欧重建，在西方则是复兴。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