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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可辛是个很好的采访对象，他讲话慢条斯理，表达清晰，给访问者的答案指向明确、内涵丰富，对自己的挫折和缺点也算是实事求是。此外，“北上”多年的陈普通话也越来越好。为了做到字正腔圆，他几乎是咬文嚼字地说话，不放过每一个卷舌音。
他将这种自觉融入环境的能力归结为其命中注定的“外来者”身份。陈可辛的父母是泰国华侨，两人相识于北京念书之时。上世纪50年代，父母离开北京去了香港，陈可辛也出生在那里。小时候在香港，他觉得自己是泰国华侨，跟别人不一样。后来全家搬回泰国，他却更加不自在。再后来，陈可辛赴美求学，又回到香港拍电影，环境始终变来变去。“我一直是outsider（外来者）。作为一个outsider，必须把自己的事做得特别好。去了别人的地盘，就要守规矩。这就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
这样的身份认同在陈可辛的电影中多少有所体现，他的电影总是讲着“离开”与“回来”的故事，理想失落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主题之一。亲情、友情、爱情，都被他在电影里质疑了个遍。不过由于其对商业元素的看重和对市场口味的自觉，陈可辛仍然被公认为商业片导演，顶多在前面加个定语——“具有人文精神的”。
对此，他自己倒也欣然接受。
《综艺》：《亲爱的》是你继《中国合伙人》之后第二部彻头彻尾的内地现实题材作品，此片运作的时间更是非常短，这是因为你在创作上更自信了吗？
陈可辛：其实我最自信的还是《中国合伙人》，因为完全是我的菜。当然这次也很得心应手，这不是说我比之前更了解故事的背景、环境，而是真实事件的力量太强了，让很多事情都能水到渠成。编剧在这个基础上写了一个优秀的剧本，演员也很受感动。当每个人都融入故事中，就会自动地超水平发挥。大家都发挥得超好，我这个导演简直太容易当了。
《综艺》：你并非是以关注社会现实著称的导演，这个故事的原型素材为什么会打动你？
陈可辛：别说导演，就是作为一个公民，我也不是十分关注社会新闻。微博上天天有人转发这类事件，但我不太喜欢参与进去。这个新闻打动我的是丰富立体的人物和峰回路转的情节。最触动我的一点是：找到孩子还不是结局，而只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这个故事里也没有坏人，我近几年喜欢一些没有绝对是非黑白的题材。我相信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人、坏人。本来我想拍偷小孩的人，包括他的动机和他的不得已。如果能展现出来，电影一定会更好，但大家都叫我就此打住，因为怕这样会挑战老百姓的大是大非观，影片肯定也会遇到一些问题。电影毕竟是大众媒体，不像文学可以完全以作家为中心。而且我拍的是商业片，不是小众文艺电影，如果我再往下深挖，可能会错误地引导一些比较单纯的观众。你必须承认，电影是要承担一点社会责任的。
《综艺》：但你这次在叙事上还是有所冒险，比如把故事分为了两段，没有遵从情节剧的一贯规律。
陈可辛：这次在故事结构上是有一定冒险，但我在拍摄手法和细节处理上还是顺着观众来的，情感上也不刻意留白，都给了观众抒发情绪的空间，再加上用了大明星。所谓的商业考量其实就是尊重观众、尊重市场，把这些都做了就行。难道说我五十岁的人，连一点险也不敢冒？一辈子没有几个故事能像这样打动我，让我相信就该这样拍。我从来都不是个任性的导演，这次就给我个机会吧。
《综艺》：《中国合伙人》的结尾展示了一系列企业家的真实照片，而这次《亲爱的》的结尾则记录了演员看纪录片时的反应，以及他们与故事原型见面的场景。你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让影片更贴近现实吗？
陈可辛：那倒不是。很多人批评我在《中国合伙人》结尾放那些照片。其实拍到最后我自己已经跟三位主人公产生了感情，每次我看到三位原型人物在北大拍摄的那张照片都感动到几乎落泪，但如果只放他们三个人的照片，电影就会变得有点像是新东方创始人的传记片。而事实上，我根本没有他们的授权。他们三个关于拍不拍这部电影，内部其实是有不同意见的。我之前多次请俞敏洪来看片，也都被他拒绝了。所以片尾我放上了一大堆企业家的照片。至于《亲爱的》结尾的处理，是因为故事原型和纪录片太打动我了，我很想把最初让我感动的画面放到电影里。我相信观众最后看到故事原型出现时同样会感到很大的震撼。
《综艺》：你一直努力在艺术和商业上保持平衡，每次拍片也都会考量当时的市场状况。但《亲爱的》并非时下的流行，这个题材相当严肃甚至沉重，你觉得它能在目前以年轻人为主流的内地市场上找到观众吗？
陈可辛：每部电影都有它的命。时也，命也。你怎么知道观众不会因为市场上全是喜剧片，所以反而想要有不同的选择？也许现在恰恰是最好的时机，正因为市场上没有一部同类型的影片。如果你喜欢看这类电影，只有这一个选择。而且，这部电影不是只站在父母的角度看小孩，同时也站在孩子的立场看父母。每个人在七八岁的时候大都跟父母关系很亲密。现在的90后对这样的感觉更不陌生，他们一定记得自己小时候跟父母相处的场景，这部影片会唤起他们的回忆。很多人都问我是不是因为自己当了父亲，所以想拍这部电影，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的心态一直都很年轻。
《综艺》：在《中国合伙人》上映前，为了更符合内地观众的口味，你曾经找了一些普通观众来做小范围试映，但《亲爱的》这次并没有这样做。这是为什么呢？
陈可辛：因为《亲爱的》并不是一部机关算尽的电影。之前试映《中国合伙人》有两个原因：第一，我太喜欢那部电影，拍得太high了，担心自我陶醉太过头；第二，这是香港导演第一次拍彻底的内地题材电影，跟内地编剧合作，全部用内地的演员，我还找了一个内地执行导演在身边把关，随时提醒我哪个场景不对。因此我需要做一些论证。另外，我拍的是60后的电影，我要知道主流的70后、80后观众的反应。所以我还专门分成了三个不同年龄组的观众观看。
此外，《中国合伙人》的故事是日记体，比较散，可以根据观众意见调整顺序。但《亲爱的》不一样，其戏剧结构本身就不为观众所熟悉，你再去问观众意见，不是自找麻烦吗？一辈子难得有一两部自己非常坚定、非常喜欢的作品，不要这么没底气。再说你拍成什么样，观众都会有意见。一填问卷，“我喜欢”三个字太简单，要多写一点就等于去评论了，但他们又不是真正的影评人，写一大堆意见给你，你听还是不听？根据他们的意见剪出来，我怕变成“三不像”。 《综艺》：客观上，是否也是因为之前《中国合伙人》已经证明你的内地化转型很成功了？
陈可辛：也许有一点吧。但其实当时做问卷调查也是我自愿要做的。尽管《武侠》票房失败，我的商业价值有所动摇，但还不至于被投资方要求做这个。我在好莱坞拍片时也做过问卷调查，但那不是在测试电影跟观众的距离，而是投资公司对付导演的工具，好像考试题一样。我不是自愿的，感觉很不好受。当然，发行公司永远都是最保守的，每部电影出来，他们都会有质疑。这部也是，担心题材太严肃，担心悲剧不好卖，但是他们不会强迫我做问卷调查。可能《中国合伙人》之后，他们就会说：导演决定怎样就怎样吧。
守规矩
“我非常了解生存下去的重要性。我从小就是很守规矩的学生。因为是小个子，总是坐在前面。老师眼皮底下，想干坏事是不行的。进入社会后，我也很守规矩。就算我知道某个规矩有问题，那也是后话，我首先会遵守它。老是有影评人说我妥协，其实不是的。我刚进行业时，香港电影产业百分百是商业片天下，我必须服从。我也不觉得这个体系很可恶，只是想保留一点自我的表达。”
不是知识分子
“艺术片我不喜欢，很多符号我看不懂。我看电影其实跟普通观众一样，会被情绪打动，所以我喜欢看文戏、爱情戏或者是让人落泪的戏。艺术片则不应让人哭，需要很冷静地分析人性，引发思考。我的性格就比较偏向商业片。从影以来，我不停地做很多audience friendly（亲近观众）的工作。我的电影从来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但随着年纪增长，我也会越来越多地思考人生，有自己的小拧巴，不甘于拍一些太直白的东西，有一点向文艺片靠拢，但我还是会用比较通俗的方式去讲述它。记得张曼玉看完《甜蜜蜜》之后跟我说，电影很好看，就是音乐太多太大声了。我说没办法，道不同不相为谋（笑）。”
《甜蜜蜜》并非最爱
“其实没那么好，是内行就知道：它是非常顺从观众意愿的电影，全是好人好事，而且是爱情片，大家都知道他们最终去向何方，中间设置几个障碍而已。这种戏很容易好看，但它是近乎Fomula（公式）的电影，从《日瓦戈医生》《卡萨布兰卡》都能找到痕迹。《甜蜜蜜》是我的技巧和能力达到成熟的代表作，但并不是我拍得最卖力的电影。”
大明星使用指南
“我从第一部电影开始就用明星，明星会帮助发行和营销。除了内地之前有几年是以大导演为卖点，全世界主流的电影市场都是以大明星为卖点的。大导演的功能除了把戏拍好，最重要就是能吸引大明星，再由大明星去吸引观众。这是电影工业的规矩，我从小就明白。但是既然用了明星，就必须把明星拍出新意。对此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颠覆。有时候找演员，感觉特别合适的反而不对，因为太理所当然了。不如找一个看上去没那么合适的，以制造一点惊喜。颠覆明星，最重要的不是教人家怎么演戏，而是选角的直觉。黎明在成为“天王”之前就是黎小军，黄晓明在成名前也就是成东青。这些都是鲜为人知的背景，你把这些写到剧本里面，他就会演得很卖力，因为他觉得就是在演大家没见过的自己。这也就是为什么明星演我的戏容易出彩的原因。”
他将这种自觉融入环境的能力归结为其命中注定的“外来者”身份。陈可辛的父母是泰国华侨，两人相识于北京念书之时。上世纪50年代，父母离开北京去了香港，陈可辛也出生在那里。小时候在香港，他觉得自己是泰国华侨，跟别人不一样。后来全家搬回泰国，他却更加不自在。再后来，陈可辛赴美求学，又回到香港拍电影，环境始终变来变去。“我一直是outsider（外来者）。作为一个outsider，必须把自己的事做得特别好。去了别人的地盘，就要守规矩。这就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
这样的身份认同在陈可辛的电影中多少有所体现，他的电影总是讲着“离开”与“回来”的故事，理想失落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主题之一。亲情、友情、爱情，都被他在电影里质疑了个遍。不过由于其对商业元素的看重和对市场口味的自觉，陈可辛仍然被公认为商业片导演，顶多在前面加个定语——“具有人文精神的”。
对此，他自己倒也欣然接受。
《综艺》：《亲爱的》是你继《中国合伙人》之后第二部彻头彻尾的内地现实题材作品，此片运作的时间更是非常短，这是因为你在创作上更自信了吗？
陈可辛：其实我最自信的还是《中国合伙人》，因为完全是我的菜。当然这次也很得心应手，这不是说我比之前更了解故事的背景、环境，而是真实事件的力量太强了，让很多事情都能水到渠成。编剧在这个基础上写了一个优秀的剧本，演员也很受感动。当每个人都融入故事中，就会自动地超水平发挥。大家都发挥得超好，我这个导演简直太容易当了。
《综艺》：你并非是以关注社会现实著称的导演，这个故事的原型素材为什么会打动你？
陈可辛：别说导演，就是作为一个公民，我也不是十分关注社会新闻。微博上天天有人转发这类事件，但我不太喜欢参与进去。这个新闻打动我的是丰富立体的人物和峰回路转的情节。最触动我的一点是：找到孩子还不是结局，而只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这个故事里也没有坏人，我近几年喜欢一些没有绝对是非黑白的题材。我相信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人、坏人。本来我想拍偷小孩的人，包括他的动机和他的不得已。如果能展现出来，电影一定会更好，但大家都叫我就此打住，因为怕这样会挑战老百姓的大是大非观，影片肯定也会遇到一些问题。电影毕竟是大众媒体，不像文学可以完全以作家为中心。而且我拍的是商业片，不是小众文艺电影，如果我再往下深挖，可能会错误地引导一些比较单纯的观众。你必须承认，电影是要承担一点社会责任的。
《综艺》：但你这次在叙事上还是有所冒险，比如把故事分为了两段，没有遵从情节剧的一贯规律。
陈可辛：这次在故事结构上是有一定冒险，但我在拍摄手法和细节处理上还是顺着观众来的，情感上也不刻意留白，都给了观众抒发情绪的空间，再加上用了大明星。所谓的商业考量其实就是尊重观众、尊重市场，把这些都做了就行。难道说我五十岁的人，连一点险也不敢冒？一辈子没有几个故事能像这样打动我，让我相信就该这样拍。我从来都不是个任性的导演，这次就给我个机会吧。
《综艺》：《中国合伙人》的结尾展示了一系列企业家的真实照片，而这次《亲爱的》的结尾则记录了演员看纪录片时的反应，以及他们与故事原型见面的场景。你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让影片更贴近现实吗？
陈可辛：那倒不是。很多人批评我在《中国合伙人》结尾放那些照片。其实拍到最后我自己已经跟三位主人公产生了感情，每次我看到三位原型人物在北大拍摄的那张照片都感动到几乎落泪，但如果只放他们三个人的照片，电影就会变得有点像是新东方创始人的传记片。而事实上，我根本没有他们的授权。他们三个关于拍不拍这部电影，内部其实是有不同意见的。我之前多次请俞敏洪来看片，也都被他拒绝了。所以片尾我放上了一大堆企业家的照片。至于《亲爱的》结尾的处理，是因为故事原型和纪录片太打动我了，我很想把最初让我感动的画面放到电影里。我相信观众最后看到故事原型出现时同样会感到很大的震撼。
《综艺》：你一直努力在艺术和商业上保持平衡，每次拍片也都会考量当时的市场状况。但《亲爱的》并非时下的流行，这个题材相当严肃甚至沉重，你觉得它能在目前以年轻人为主流的内地市场上找到观众吗？
陈可辛：每部电影都有它的命。时也，命也。你怎么知道观众不会因为市场上全是喜剧片，所以反而想要有不同的选择？也许现在恰恰是最好的时机，正因为市场上没有一部同类型的影片。如果你喜欢看这类电影，只有这一个选择。而且，这部电影不是只站在父母的角度看小孩，同时也站在孩子的立场看父母。每个人在七八岁的时候大都跟父母关系很亲密。现在的90后对这样的感觉更不陌生，他们一定记得自己小时候跟父母相处的场景，这部影片会唤起他们的回忆。很多人都问我是不是因为自己当了父亲，所以想拍这部电影，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的心态一直都很年轻。
《综艺》：在《中国合伙人》上映前，为了更符合内地观众的口味，你曾经找了一些普通观众来做小范围试映，但《亲爱的》这次并没有这样做。这是为什么呢？
陈可辛：因为《亲爱的》并不是一部机关算尽的电影。之前试映《中国合伙人》有两个原因：第一，我太喜欢那部电影，拍得太high了，担心自我陶醉太过头；第二，这是香港导演第一次拍彻底的内地题材电影，跟内地编剧合作，全部用内地的演员，我还找了一个内地执行导演在身边把关，随时提醒我哪个场景不对。因此我需要做一些论证。另外，我拍的是60后的电影，我要知道主流的70后、80后观众的反应。所以我还专门分成了三个不同年龄组的观众观看。
此外，《中国合伙人》的故事是日记体，比较散，可以根据观众意见调整顺序。但《亲爱的》不一样，其戏剧结构本身就不为观众所熟悉，你再去问观众意见，不是自找麻烦吗？一辈子难得有一两部自己非常坚定、非常喜欢的作品，不要这么没底气。再说你拍成什么样，观众都会有意见。一填问卷，“我喜欢”三个字太简单，要多写一点就等于去评论了，但他们又不是真正的影评人，写一大堆意见给你，你听还是不听？根据他们的意见剪出来，我怕变成“三不像”。 《综艺》：客观上，是否也是因为之前《中国合伙人》已经证明你的内地化转型很成功了？
陈可辛：也许有一点吧。但其实当时做问卷调查也是我自愿要做的。尽管《武侠》票房失败，我的商业价值有所动摇，但还不至于被投资方要求做这个。我在好莱坞拍片时也做过问卷调查，但那不是在测试电影跟观众的距离，而是投资公司对付导演的工具，好像考试题一样。我不是自愿的，感觉很不好受。当然，发行公司永远都是最保守的，每部电影出来，他们都会有质疑。这部也是，担心题材太严肃，担心悲剧不好卖，但是他们不会强迫我做问卷调查。可能《中国合伙人》之后，他们就会说：导演决定怎样就怎样吧。
守规矩
“我非常了解生存下去的重要性。我从小就是很守规矩的学生。因为是小个子，总是坐在前面。老师眼皮底下，想干坏事是不行的。进入社会后，我也很守规矩。就算我知道某个规矩有问题，那也是后话，我首先会遵守它。老是有影评人说我妥协，其实不是的。我刚进行业时，香港电影产业百分百是商业片天下，我必须服从。我也不觉得这个体系很可恶，只是想保留一点自我的表达。”
不是知识分子
“艺术片我不喜欢，很多符号我看不懂。我看电影其实跟普通观众一样，会被情绪打动，所以我喜欢看文戏、爱情戏或者是让人落泪的戏。艺术片则不应让人哭，需要很冷静地分析人性，引发思考。我的性格就比较偏向商业片。从影以来，我不停地做很多audience friendly（亲近观众）的工作。我的电影从来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但随着年纪增长，我也会越来越多地思考人生，有自己的小拧巴，不甘于拍一些太直白的东西，有一点向文艺片靠拢，但我还是会用比较通俗的方式去讲述它。记得张曼玉看完《甜蜜蜜》之后跟我说，电影很好看，就是音乐太多太大声了。我说没办法，道不同不相为谋（笑）。”
《甜蜜蜜》并非最爱
“其实没那么好，是内行就知道：它是非常顺从观众意愿的电影，全是好人好事，而且是爱情片，大家都知道他们最终去向何方，中间设置几个障碍而已。这种戏很容易好看，但它是近乎Fomula（公式）的电影，从《日瓦戈医生》《卡萨布兰卡》都能找到痕迹。《甜蜜蜜》是我的技巧和能力达到成熟的代表作，但并不是我拍得最卖力的电影。”
大明星使用指南
“我从第一部电影开始就用明星，明星会帮助发行和营销。除了内地之前有几年是以大导演为卖点，全世界主流的电影市场都是以大明星为卖点的。大导演的功能除了把戏拍好，最重要就是能吸引大明星，再由大明星去吸引观众。这是电影工业的规矩，我从小就明白。但是既然用了明星，就必须把明星拍出新意。对此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颠覆。有时候找演员，感觉特别合适的反而不对，因为太理所当然了。不如找一个看上去没那么合适的，以制造一点惊喜。颠覆明星，最重要的不是教人家怎么演戏，而是选角的直觉。黎明在成为“天王”之前就是黎小军，黄晓明在成名前也就是成东青。这些都是鲜为人知的背景，你把这些写到剧本里面，他就会演得很卖力，因为他觉得就是在演大家没见过的自己。这也就是为什么明星演我的戏容易出彩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