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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终于被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原本因为被日本逼到绝路而进行抗战的蒋介石，对美国的依赖心理更进一步增加了。为此，他迫切希望在中国有着特殊利益的美国能够加强对中国战区的支持力度，要美国输送更多的战争物资。对内，蒋介石可以充分利用美援来打击国民党的党内反对派，加强对共产党政权的封锁；对外，可以增强国民党军队抗战的信心。基于这些原因，蒋介石强烈要求美国总统罗斯福委派一位高级将领来华与其合作，更好地指挥对日作战。面对当时严峻的战争形势，美国方面也认为应该马上派一位高级军事代表去中国，这样有利于中美两国更好地协调，共同对抗日本法西斯。
美国军方负责此事的陆军部长史汀生、美军参谋长马歇尔四处张罗，寻找合适的人选，最终约瑟夫·W·史迪威被选中。史迪威是美国陆军四星上将，1911年在驻防菲律宾时第一次到中国；1920年到1923年任美国驻华第一陆军语言军官；1926年又一次来华，出任美军驻天津第十五步兵团的一个营长，上世纪30年代作为一个有造诣的武官和日本侵略中国的目击者回到美国。
美国军方之所以会选择史迪威，不仅因为他曾经长期居留中国，熟悉中国的情况，是美军高级将领里惟一能讲中文的人，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军队的认识与美国参谋长马歇尔完全相同，他们都认为中国军人吃苦耐劳、勇于牺牲，只要指挥得当、训练有方，是完全可以牵制在华日军的。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也认为发现了一位能够帮助美国处理中国未来问题的有用人才。因此，史迪威是当时美国军界能够选出的最好人选了。
但是，美国选择史迪威的目的，与蒋介石的初衷完全背离，蒋介石希望美国派一个能够接受别人授意的橡皮图章式的顾问，只是负责催促援助而不过问中国事务的人。蒋介石怎么也不会想到，美国派出了一个对中国问题十分熟知的专家，这使得战时中美两国的关系隐藏着很多变数。
史迪威来华负有多项职权，从1942年1月29日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给当时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的一封电报里，可以知道他的权力有：监督并管制一切美国对华的援助事宜；在蒋委员长的节制下，统辖一切在华的美国部队以及经指定的中国部队；任何在中国召开的国际军事会议中，代表美国政府并且担任蒋委员长的参谋长。
史迪威在华的职权，牵涉到了中美两国在抗日问题上的许多权力分配问题。正是史迪威拥有多重职权，引起了中美两国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使战时中美两国的关系数度起伏。在美国赋予史迪威将军的这些职权中，最容易引起蒋介石不满的，就是美国对中国租借物资的分配使用权和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这两项。这使得蒋介石与史迪威两人之间的关系不可能一帆风顺。
当时德国法西斯基本占领欧洲，苏联正在进行艰苦卓绝的卫国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制定的总战略是：欧洲第一，大西洋第一，战胜德国法西斯第一。这一战略是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就已经确定了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同盟国对日本并没有一套完整的作战策略．只是在穷于应付日本咄咄逼人的进攻中慢慢做出调整。这一策略反映到战争物资的分配权问题上，就是漠视在太平洋战争里对牵制日军具有重要作用的中国参与分配的权力。
1941年12月到1942年1月举行的同盟国华盛顿会议上，成立了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作为同盟国战略和作战部署的机构，在该机构下设的一系列组织中，有一个负责分配战争物资的军火分配委员会。这一机构主要是由美英等国控制，作为四大国之一的中国根本没有得到委派代表的邀请，而同为四大国的苏联和英国都有代表参加。这自然引起蒋介石的不满，1942年3月他就此事致电宋子文，要求宋转达：“如果参谋长联席会议与物资分配机构不能扩大让中国得以参加，则中国在此战争中，只是一个工具而已。予谓美英对于东方民族，总未尝以平等相待，美英迄今不许中国参加就是一例。我们在作战中所遭受的待遇已经如此，则在战后的和平会议席上又当如何?”后来虽然中国多方努力，但美国方面始终没有让中国参加这一组织。对于这一结果，蒋介石无可奈何，在心底里不免增加了几分对美国的不满。
美国虽然没有同意中国参加战争物资的分配会议，但是也没有停止对中国的物资援助。1942年6月2日，中美两国签订协议：美国政府将继续以美国总统准予转移或供给之防卫用品、防卫兵力及防卫情报供给中国政府。但是也应该看到，从美国在战争中援助其他国家的物资数量以及中国在战争所处的重要地位而得到的物资数量来看，美国对中国的重视程度还相当不够。在“二战”中，美国以租借形式提供给盟国的460亿美元物资中，英国得到了320多亿，苏联得到了98亿，法国得到14亿，而中国只得到了6亿，仅为英国的2．8％。
在全力争取战争物资分配权没有结果的情况下，蒋介石自然希望将美国分配给中国的这些为数不多的物资分配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为此作了多次努力，但遭到恪守职权的史迪威的反对。
1942年7月1日，蒋介石命令从在中国注册、中美合办的中航公司所得到的租借物资中，调两架运输机给航空委员会，实际上是归蒋介石自己私用，不料遭到史迪威的严词拒绝。7月2日，宋美龄就蒋介石是否有权处理租借物资一事，要史迪威发表意见。史迪威针锋相对，立即拟就一份备忘录，详尽地罗列出美国政府给予他的职责，并说：“本人负责监督并控制租借法案物资，决定权利转交的地点以及时间；权利转交之后，大元帅才能控制物资的分配。我理解租借法案的装备将使用于有效进行战争上面，而这些事务上我作为总统的代表而采取行动。”史迪威这一义正词严的回复，使其与蒋介石的矛盾顿时严峻起来，二者对于战争中的权力分配问题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蒋介石当然不允许一个外国人来影响其统治权威；对于史迪威而言，维护美国的利益是第一位的，为了这个目的，哪怕是侵犯中国的主权也是在所不惜。此事使得蒋介石产生让美国招回史迪威，换一个更听话的人的想法。
1942年7月6日，宋子文在致蒋介石的信中，询问是否继续留任史迪威，蒋介石在回信中提出“最好由其自动招回”。关于战争物资分配权问题，蒋介石严词要求美国总统罗斯福立即结束史迪威对中美两国的双重使命，并且威胁罗斯福：“如不招回史迪威，则对于中美两国的军事以及政治关系都将产生不利影响。”但罗斯福在7月14日的回信中答复蒋介石：“即使可以招回史迪威，任何继任者对租借法案武器都拥有与史迪威完全相同的，以致引起大元帅反对的那种权力，并对美国负有责任。”在这场斗争中处于下风的蒋介石心情十分 恶劣，他在给宋子文的信里说：“今复接罗斯福来函，其态度一致于此，是中国对租借物资之受予，形同乞怜求绝而后可。”
蒋介石此时要求美国招回史迪威，目的自然是想争得物资分配的主动权，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战区形势严峻，中国战场上国民党军队表现糟糕，使美国方面不能放心地把物资完全放手交给国民政府，只能采取比较折中的方式，以掌握分配租借物资的权力，来监督中国国内各派一致抗日。
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一份对中国的评估报告中，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中国由于地形复杂、幅员辽阔，构成对日本的严重负担，中国军队虽然有250万人，但他们缺乏现代化装备，缺乏受过训练的指挥官以及参谋人员，目前除进行游击战外，不能进行进攻战。作为一个统领世界与法西斯进行殊死搏斗的国家，对于世界各地的反法西斯力量都要支持，但这种支持也是有限度和条件的，这就是拿了美国的东西，就必须全力地为美国全球政策服务。美国对中国的要求是，牵制住日本在中国大陆的数百万军队，使其不能派出更多的军队投入太平洋战场，以减轻美国的压力。
这种既想借助国民政府抗日，又怕国民政府靠不住的复杂心态，是战争最困难阶段美国与国民政府之间不断产生种种权力分配问题的根源所在。
此外，对于是否应该给予中国共产党军队参与分配的权力方面，蒋介石与史迪威也产生了种种的不愉快。蒋介石坚决反对史迪威将战争物资给予共产党，原因史迪威很清楚：蒋介石憎恨所谓的共产党人，想保留他的军火物资，以便于在日本人退走以后占领共产党的地盘，粉碎他们。
作为一个美国人，史迪威从意识形态上是没有亲共思想的，他提出对共产党进行援助，完全是基于他的切身感受：在指挥国民党军队作战的过程中，他深感国民党的腐败失职、政府混乱、空话连篇、没有行动、囤积军需、与敌通商等种种恶劣行为，对国民党失望透顶的同时，史迪威通过种种渠道了解到共产党抗日的更多情况，于是对共产党寄予了更多的期望。
一开始，史迪威通过一些迫降于抗日根据地的美国飞行员的言谈，知道关于共产党的情况：官员不伪善、不怯弱、不腐败、不残暴，其军队并非国民党所宣传的那样，组织涣散而无法打仗，相反他们可以保卫自己的地盘。为此，史迪威有了想更多了解共产党的想法，1943年8月他派出迪克西代表团往延安访问，从不间断收到的报告里，史迪威对延安产生了良好的印象。这些报告认为：美国如果仅从抗日的军事目的出发，完全可以与共产党军队合作，并租借军事物资来装备他们的军队。有鉴于此，史迪威立即向马歇尔为首的美国军方提出了这一建议，马歇尔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在回电中表示美国军方准备将援华物资拨付给在中国的一切抗日军队，包括共产党军队。根据马歇尔的这一精神，史迪威立即向蒋介石提出武装共产党军队5个师，并将共产党军队用于抗战而不是将他们封锁于西北地区。在蒋介石看来，这—措施无异于史迪威在自己的胸口插了一刀。
史迪威提出的各种关于物资分配权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个人意见，而是有深厚的国内背景：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对中国的策略是，支持中国国内的国共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可以最大程度地抵抗住日本的进攻。由于蒋介石没有在中国战场表现出一个大国应该有的精神气，使得美国新闻界、军界甚至是政界人士都甚为反感和厌恶，这也是战争时期中美两同关系不顺、颇多权力斗争的重要原因。
在一些美国人的眼中，国民党十分腐败，不能指望其单独承担起抗日的重担，而共产党积极减税、减租，努力提高生产及人民生活水平，是一支有生气的、进步的力量，美国应该坚持同共产党联合并改组国民党，如果这一点做不到，美国就应该支持共产党抗日。这些美国人是以马歇尔、史汀生及史迪威为代表的一批军界人士。在“二战”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情况下，美国军方强力主张对华援助要有条件，他们认为对于中国的租借法案不应该作为慈善事业，而应该以交换条件为基础，即在获得它们以前，中国应该先进行军事改革，而中国的军事成就是成为继续租借法案惟一可以接受的保证。美国的态度一而再、再而三地触动到蒋介石的敏感神经，他与史迪威的关系也一步步地恶化下去。1944年10月19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正式下令，招回已经在华帮助中国对日作战32个月的史迪威将军，造成了对两国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史迪威事件”。
美国军方负责此事的陆军部长史汀生、美军参谋长马歇尔四处张罗，寻找合适的人选，最终约瑟夫·W·史迪威被选中。史迪威是美国陆军四星上将，1911年在驻防菲律宾时第一次到中国；1920年到1923年任美国驻华第一陆军语言军官；1926年又一次来华，出任美军驻天津第十五步兵团的一个营长，上世纪30年代作为一个有造诣的武官和日本侵略中国的目击者回到美国。
美国军方之所以会选择史迪威，不仅因为他曾经长期居留中国，熟悉中国的情况，是美军高级将领里惟一能讲中文的人，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军队的认识与美国参谋长马歇尔完全相同，他们都认为中国军人吃苦耐劳、勇于牺牲，只要指挥得当、训练有方，是完全可以牵制在华日军的。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也认为发现了一位能够帮助美国处理中国未来问题的有用人才。因此，史迪威是当时美国军界能够选出的最好人选了。
但是，美国选择史迪威的目的，与蒋介石的初衷完全背离，蒋介石希望美国派一个能够接受别人授意的橡皮图章式的顾问，只是负责催促援助而不过问中国事务的人。蒋介石怎么也不会想到，美国派出了一个对中国问题十分熟知的专家，这使得战时中美两国的关系隐藏着很多变数。
史迪威来华负有多项职权，从1942年1月29日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给当时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的一封电报里，可以知道他的权力有：监督并管制一切美国对华的援助事宜；在蒋委员长的节制下，统辖一切在华的美国部队以及经指定的中国部队；任何在中国召开的国际军事会议中，代表美国政府并且担任蒋委员长的参谋长。
史迪威在华的职权，牵涉到了中美两国在抗日问题上的许多权力分配问题。正是史迪威拥有多重职权，引起了中美两国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使战时中美两国的关系数度起伏。在美国赋予史迪威将军的这些职权中，最容易引起蒋介石不满的，就是美国对中国租借物资的分配使用权和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这两项。这使得蒋介石与史迪威两人之间的关系不可能一帆风顺。
当时德国法西斯基本占领欧洲，苏联正在进行艰苦卓绝的卫国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制定的总战略是：欧洲第一，大西洋第一，战胜德国法西斯第一。这一战略是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就已经确定了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同盟国对日本并没有一套完整的作战策略．只是在穷于应付日本咄咄逼人的进攻中慢慢做出调整。这一策略反映到战争物资的分配权问题上，就是漠视在太平洋战争里对牵制日军具有重要作用的中国参与分配的权力。
1941年12月到1942年1月举行的同盟国华盛顿会议上，成立了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作为同盟国战略和作战部署的机构，在该机构下设的一系列组织中，有一个负责分配战争物资的军火分配委员会。这一机构主要是由美英等国控制，作为四大国之一的中国根本没有得到委派代表的邀请，而同为四大国的苏联和英国都有代表参加。这自然引起蒋介石的不满，1942年3月他就此事致电宋子文，要求宋转达：“如果参谋长联席会议与物资分配机构不能扩大让中国得以参加，则中国在此战争中，只是一个工具而已。予谓美英对于东方民族，总未尝以平等相待，美英迄今不许中国参加就是一例。我们在作战中所遭受的待遇已经如此，则在战后的和平会议席上又当如何?”后来虽然中国多方努力，但美国方面始终没有让中国参加这一组织。对于这一结果，蒋介石无可奈何，在心底里不免增加了几分对美国的不满。
美国虽然没有同意中国参加战争物资的分配会议，但是也没有停止对中国的物资援助。1942年6月2日，中美两国签订协议：美国政府将继续以美国总统准予转移或供给之防卫用品、防卫兵力及防卫情报供给中国政府。但是也应该看到，从美国在战争中援助其他国家的物资数量以及中国在战争所处的重要地位而得到的物资数量来看，美国对中国的重视程度还相当不够。在“二战”中，美国以租借形式提供给盟国的460亿美元物资中，英国得到了320多亿，苏联得到了98亿，法国得到14亿，而中国只得到了6亿，仅为英国的2．8％。
在全力争取战争物资分配权没有结果的情况下，蒋介石自然希望将美国分配给中国的这些为数不多的物资分配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为此作了多次努力，但遭到恪守职权的史迪威的反对。
1942年7月1日，蒋介石命令从在中国注册、中美合办的中航公司所得到的租借物资中，调两架运输机给航空委员会，实际上是归蒋介石自己私用，不料遭到史迪威的严词拒绝。7月2日，宋美龄就蒋介石是否有权处理租借物资一事，要史迪威发表意见。史迪威针锋相对，立即拟就一份备忘录，详尽地罗列出美国政府给予他的职责，并说：“本人负责监督并控制租借法案物资，决定权利转交的地点以及时间；权利转交之后，大元帅才能控制物资的分配。我理解租借法案的装备将使用于有效进行战争上面，而这些事务上我作为总统的代表而采取行动。”史迪威这一义正词严的回复，使其与蒋介石的矛盾顿时严峻起来，二者对于战争中的权力分配问题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蒋介石当然不允许一个外国人来影响其统治权威；对于史迪威而言，维护美国的利益是第一位的，为了这个目的，哪怕是侵犯中国的主权也是在所不惜。此事使得蒋介石产生让美国招回史迪威，换一个更听话的人的想法。
1942年7月6日，宋子文在致蒋介石的信中，询问是否继续留任史迪威，蒋介石在回信中提出“最好由其自动招回”。关于战争物资分配权问题，蒋介石严词要求美国总统罗斯福立即结束史迪威对中美两国的双重使命，并且威胁罗斯福：“如不招回史迪威，则对于中美两国的军事以及政治关系都将产生不利影响。”但罗斯福在7月14日的回信中答复蒋介石：“即使可以招回史迪威，任何继任者对租借法案武器都拥有与史迪威完全相同的，以致引起大元帅反对的那种权力，并对美国负有责任。”在这场斗争中处于下风的蒋介石心情十分 恶劣，他在给宋子文的信里说：“今复接罗斯福来函，其态度一致于此，是中国对租借物资之受予，形同乞怜求绝而后可。”
蒋介石此时要求美国招回史迪威，目的自然是想争得物资分配的主动权，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战区形势严峻，中国战场上国民党军队表现糟糕，使美国方面不能放心地把物资完全放手交给国民政府，只能采取比较折中的方式，以掌握分配租借物资的权力，来监督中国国内各派一致抗日。
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一份对中国的评估报告中，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中国由于地形复杂、幅员辽阔，构成对日本的严重负担，中国军队虽然有250万人，但他们缺乏现代化装备，缺乏受过训练的指挥官以及参谋人员，目前除进行游击战外，不能进行进攻战。作为一个统领世界与法西斯进行殊死搏斗的国家，对于世界各地的反法西斯力量都要支持，但这种支持也是有限度和条件的，这就是拿了美国的东西，就必须全力地为美国全球政策服务。美国对中国的要求是，牵制住日本在中国大陆的数百万军队，使其不能派出更多的军队投入太平洋战场，以减轻美国的压力。
这种既想借助国民政府抗日，又怕国民政府靠不住的复杂心态，是战争最困难阶段美国与国民政府之间不断产生种种权力分配问题的根源所在。
此外，对于是否应该给予中国共产党军队参与分配的权力方面，蒋介石与史迪威也产生了种种的不愉快。蒋介石坚决反对史迪威将战争物资给予共产党，原因史迪威很清楚：蒋介石憎恨所谓的共产党人，想保留他的军火物资，以便于在日本人退走以后占领共产党的地盘，粉碎他们。
作为一个美国人，史迪威从意识形态上是没有亲共思想的，他提出对共产党进行援助，完全是基于他的切身感受：在指挥国民党军队作战的过程中，他深感国民党的腐败失职、政府混乱、空话连篇、没有行动、囤积军需、与敌通商等种种恶劣行为，对国民党失望透顶的同时，史迪威通过种种渠道了解到共产党抗日的更多情况，于是对共产党寄予了更多的期望。
一开始，史迪威通过一些迫降于抗日根据地的美国飞行员的言谈，知道关于共产党的情况：官员不伪善、不怯弱、不腐败、不残暴，其军队并非国民党所宣传的那样，组织涣散而无法打仗，相反他们可以保卫自己的地盘。为此，史迪威有了想更多了解共产党的想法，1943年8月他派出迪克西代表团往延安访问，从不间断收到的报告里，史迪威对延安产生了良好的印象。这些报告认为：美国如果仅从抗日的军事目的出发，完全可以与共产党军队合作，并租借军事物资来装备他们的军队。有鉴于此，史迪威立即向马歇尔为首的美国军方提出了这一建议，马歇尔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在回电中表示美国军方准备将援华物资拨付给在中国的一切抗日军队，包括共产党军队。根据马歇尔的这一精神，史迪威立即向蒋介石提出武装共产党军队5个师，并将共产党军队用于抗战而不是将他们封锁于西北地区。在蒋介石看来，这—措施无异于史迪威在自己的胸口插了一刀。
史迪威提出的各种关于物资分配权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个人意见，而是有深厚的国内背景：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对中国的策略是，支持中国国内的国共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可以最大程度地抵抗住日本的进攻。由于蒋介石没有在中国战场表现出一个大国应该有的精神气，使得美国新闻界、军界甚至是政界人士都甚为反感和厌恶，这也是战争时期中美两同关系不顺、颇多权力斗争的重要原因。
在一些美国人的眼中，国民党十分腐败，不能指望其单独承担起抗日的重担，而共产党积极减税、减租，努力提高生产及人民生活水平，是一支有生气的、进步的力量，美国应该坚持同共产党联合并改组国民党，如果这一点做不到，美国就应该支持共产党抗日。这些美国人是以马歇尔、史汀生及史迪威为代表的一批军界人士。在“二战”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情况下，美国军方强力主张对华援助要有条件，他们认为对于中国的租借法案不应该作为慈善事业，而应该以交换条件为基础，即在获得它们以前，中国应该先进行军事改革，而中国的军事成就是成为继续租借法案惟一可以接受的保证。美国的态度一而再、再而三地触动到蒋介石的敏感神经，他与史迪威的关系也一步步地恶化下去。1944年10月19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正式下令，招回已经在华帮助中国对日作战32个月的史迪威将军，造成了对两国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史迪威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