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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指算来，母亲离世快四年了。她在北京打工，有十三年的光景。
2003年秋天，母亲忙完地里的最后一份活儿，平静地说：“我想去北京打工，顺便帮你妹妹照看下孩子。你父亲也入土为安了，家里一切都不需要我料理了，在北京看看干些活挣点钱，帮家里减轻些负担。”母亲本来没话，这是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十五年过去，我至今还记得她离家去北京时的模样。她穿着那件青蓝色女式西服、白色衬衣、青蓝色的裤子、藏青色的毛呢鞋。临上车时，母亲又回头用坚定语气说：“放心吧，你娘走到哪里都行得正，站得直，走到哪里也不会让人戳我的脊梁。”那一年母亲55岁，父亲因病离世已半年。
直到两年后，2005冬天，我去北京朝阳区一建筑工地打工才见到母亲。此时母亲住在妹妹那儿。母亲说在干路边的绿化，一天三十元，干八小时。开始在附近，后来远了，弄了一辆破脚踏三轮，每天来回，就这活儿却很让她自豪。母亲说，我成工人了，過上朝九晚五的上班生活了。
我问母亲累不累，母亲说不累，“你们小时候家里几亩大地的麦子玉米，春种秋收我一个人都能干了，别说这一点活了。最近冬天腊月天太冷了，所以路边栽花种树搞绿化的都停了，所以才闲下来。”其实在北京的母亲真没有闲的时候，两年来除了给妹妹照看孩子之外，摆过地摊，卖过服装，不管冬冷夏热挤到那间放衣服小铁屋里。母亲以吃苦耐劳、沉默无语的性格，挤在这座都市里。
我临离开时，母亲从抽屉里拿出二十五元钱，说什么也让我拿着。“知道你在外面干建筑打工不易，这点钱你拿着零花。”我说不用。母亲不愿意，推搡中，我触摸到她带茧子凹凸的手掌，硌得我心一疼。
母亲的打工信息来源全依赖于附近的人才劳动市场。一开始在大兴劳动局，后来转到大兴桥底。为了不让招聘人看出年过半百，母亲把一头白发染黑，打扮得年轻健康，问及年龄时说四十出头。介绍时母亲操着一口转调的土话加京腔，那种严肃的样子很让人想笑。但好多年轻人都不好找的工作却让她很轻易找到，也难怪，母亲不怕脏累，不怕吃苦，又不嫌工资低。
母亲一开始干家政，打扫房间卫生擦玻璃，后来干保姆，照顾城里的独居老人。已是57岁的母亲，应当被儿女照料了，却要照顾别人。母亲说没事。母亲总是这样，面对苦累，总是这样淡淡回应。
后来在京郊有独居老人需要照顾，对方应许给高一些薪酬。母亲欣然同意，说苦些没什么。每天早上天不亮她便起来挤公交车，一路颠颠簸簸，八点之前要赶到人家的住处。洗涮、拖地、做饭等。母亲血压低，一上车没一会儿便颠簸得难受呕吐，她捂着嘴强忍着，一直忍到下车才哇地吐在地上。后来她带上方便袋，呕吐时便吐到袋里，下车后还不忘找个垃圾箱丢在里面。
母亲以她的勤快话少与朴实平和博得小区里人们的称赞，许多被她照料过的老人都成为她的知心朋友，见面总是以姐妹相称。
但有一次例外。母亲被家政上调派去照料一位儿子千万资产的老太太。母亲像往常一样勤快地干着。而那老太却尖刻嘲弄起母亲，一会儿说她手糙脚大，一会儿嫌她不会说话哄开心，一会儿说这儿不干净那里没扫好。母亲一开始忍着，心想，吃人家的饭受人家的管，给别人打工哪有不受人说的。但时间长了那老太认为母亲老实无话拿她开涮，说母亲是野村妇，无文化教养之类的话。母亲一气之下不干了，说钱多有什么了不起，钱多就要拿别人的自尊开涮吗？人穷志不短，穷要有穷的尊严！后来那老太后悔了，再去叫家政找母亲回去，母亲说什么也不回去。
2008年，我也开始了北漂打工的生活。母亲开始了工厂做饭的工作。先后去过大兴的央视星光基地、西红门镇的刘村等，那时工厂只招40岁左右的中年妇女，此时母亲已到花甲，是她的吃苦耐劳与干练的气质，一次次让工厂厂长挽留。
那年初夏，我在北京见到了神采奕奕容光焕发的母亲。她身穿洁白衬衫，一脸的白胖，做饭时挥勺端锅，干脆利落，动作敏捷，连我也自叹弗如，完全不像花甲的年纪。
后来工厂因2008年金融危机停产时，厂长看母亲勤劳朴实，许诺再开工时一定第一个招母亲进厂，母亲答应了，可是一等就是多半年无因信。连妹妹和旁人都劝她别等了，母亲说做人要守时诚信。果然没多久，厂长亲自开车接母亲去工厂上班了。母亲在那儿一干就是四五年。
那年夏天，我又去看母亲，看见她正在烈日下挥着铁铲往锅炉里添煤，毒毒的太阳照着母亲，黑红的脸上渗满汗珠，煤灰的工作服上都洇透了。我看到后忙过去帮忙，母亲挥着手连说不用，“在家夏天玉米地里施肥拔草浇水，比这里累热我都没事，别说这点活了，等我换上新工作服，戴上洁白的厨师帽，在干净的餐厅给姑娘打饭时，她们一个个口甜地对我说‘大妈谢谢’，我还挺美的！”母亲笑着说。
临走时，母亲低声说不要让我再来看她了。“工厂要裁员，把年纪大的裁掉，我谎称五十出头，你一来别人都看我，哪有四十几岁的儿子呀，厂长想留我也没个借口呀，以后不要来了。”我说：“要不别干了，年纪大了歇歇吧，我养你老。”母亲嗔怒道：“年龄大找个工作不容易呀，我得珍惜，能干就多干点，也为你们儿女以后减轻些负担。”后来我几次打电话说去看她，她都推说不让去，累了病了自己拿点药吃，母亲这样坚持着。
2013年冬天，母亲一个人在大兴区市郊的农村又找了一个活，母亲说这里到处跑着拉炭的大货车，空气又黑又脏，活儿还累，不但要做饭打扫厂区，还要闲时搬铁干活，老板一会儿也不让休息。我回电话说：“娘咱不干了，我打工养得起你。”她说不干了，干到年底后不干了，歇歇。那一年冬天临过年，母亲总给我打电话说不干了、不打工了，她第一次打电话那么主动。
年底，母亲第一次同我坐车从北京回家过年，春节过后，她又踏上北京打工的征途，说工厂忙要回去上班。其实她还要到劳务市场自己找活，那年她66岁。直到在北京刘村的一个服装厂打工做饭时感觉心烧，查出重症，却无力回天。
在家乡的病院里，亲友们说：“病好还回北京吗？”母亲想了一会儿沙哑着说：“病好了，在家待一阵子，然后再回北京。”
如今母亲已离世几年。她在北京打工的日子虽然苦和累，也许是她一生最快乐的时光。我想如果人有灵魂，也许她还在北京。
责任编辑 张琳琳
2003年秋天，母亲忙完地里的最后一份活儿，平静地说：“我想去北京打工，顺便帮你妹妹照看下孩子。你父亲也入土为安了，家里一切都不需要我料理了，在北京看看干些活挣点钱，帮家里减轻些负担。”母亲本来没话，这是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十五年过去，我至今还记得她离家去北京时的模样。她穿着那件青蓝色女式西服、白色衬衣、青蓝色的裤子、藏青色的毛呢鞋。临上车时，母亲又回头用坚定语气说：“放心吧，你娘走到哪里都行得正，站得直，走到哪里也不会让人戳我的脊梁。”那一年母亲55岁，父亲因病离世已半年。
直到两年后，2005冬天，我去北京朝阳区一建筑工地打工才见到母亲。此时母亲住在妹妹那儿。母亲说在干路边的绿化，一天三十元，干八小时。开始在附近，后来远了，弄了一辆破脚踏三轮，每天来回，就这活儿却很让她自豪。母亲说，我成工人了，過上朝九晚五的上班生活了。
我问母亲累不累，母亲说不累，“你们小时候家里几亩大地的麦子玉米，春种秋收我一个人都能干了，别说这一点活了。最近冬天腊月天太冷了，所以路边栽花种树搞绿化的都停了，所以才闲下来。”其实在北京的母亲真没有闲的时候，两年来除了给妹妹照看孩子之外，摆过地摊，卖过服装，不管冬冷夏热挤到那间放衣服小铁屋里。母亲以吃苦耐劳、沉默无语的性格，挤在这座都市里。
我临离开时，母亲从抽屉里拿出二十五元钱，说什么也让我拿着。“知道你在外面干建筑打工不易，这点钱你拿着零花。”我说不用。母亲不愿意，推搡中，我触摸到她带茧子凹凸的手掌，硌得我心一疼。
母亲的打工信息来源全依赖于附近的人才劳动市场。一开始在大兴劳动局，后来转到大兴桥底。为了不让招聘人看出年过半百，母亲把一头白发染黑，打扮得年轻健康，问及年龄时说四十出头。介绍时母亲操着一口转调的土话加京腔，那种严肃的样子很让人想笑。但好多年轻人都不好找的工作却让她很轻易找到，也难怪，母亲不怕脏累，不怕吃苦，又不嫌工资低。
母亲一开始干家政，打扫房间卫生擦玻璃，后来干保姆，照顾城里的独居老人。已是57岁的母亲，应当被儿女照料了，却要照顾别人。母亲说没事。母亲总是这样，面对苦累，总是这样淡淡回应。
后来在京郊有独居老人需要照顾，对方应许给高一些薪酬。母亲欣然同意，说苦些没什么。每天早上天不亮她便起来挤公交车，一路颠颠簸簸，八点之前要赶到人家的住处。洗涮、拖地、做饭等。母亲血压低，一上车没一会儿便颠簸得难受呕吐，她捂着嘴强忍着，一直忍到下车才哇地吐在地上。后来她带上方便袋，呕吐时便吐到袋里，下车后还不忘找个垃圾箱丢在里面。
母亲以她的勤快话少与朴实平和博得小区里人们的称赞，许多被她照料过的老人都成为她的知心朋友，见面总是以姐妹相称。
但有一次例外。母亲被家政上调派去照料一位儿子千万资产的老太太。母亲像往常一样勤快地干着。而那老太却尖刻嘲弄起母亲，一会儿说她手糙脚大，一会儿嫌她不会说话哄开心，一会儿说这儿不干净那里没扫好。母亲一开始忍着，心想，吃人家的饭受人家的管，给别人打工哪有不受人说的。但时间长了那老太认为母亲老实无话拿她开涮，说母亲是野村妇，无文化教养之类的话。母亲一气之下不干了，说钱多有什么了不起，钱多就要拿别人的自尊开涮吗？人穷志不短，穷要有穷的尊严！后来那老太后悔了，再去叫家政找母亲回去，母亲说什么也不回去。
2008年，我也开始了北漂打工的生活。母亲开始了工厂做饭的工作。先后去过大兴的央视星光基地、西红门镇的刘村等，那时工厂只招40岁左右的中年妇女，此时母亲已到花甲，是她的吃苦耐劳与干练的气质，一次次让工厂厂长挽留。
那年初夏，我在北京见到了神采奕奕容光焕发的母亲。她身穿洁白衬衫，一脸的白胖，做饭时挥勺端锅，干脆利落，动作敏捷，连我也自叹弗如，完全不像花甲的年纪。
后来工厂因2008年金融危机停产时，厂长看母亲勤劳朴实，许诺再开工时一定第一个招母亲进厂，母亲答应了，可是一等就是多半年无因信。连妹妹和旁人都劝她别等了，母亲说做人要守时诚信。果然没多久，厂长亲自开车接母亲去工厂上班了。母亲在那儿一干就是四五年。
那年夏天，我又去看母亲，看见她正在烈日下挥着铁铲往锅炉里添煤，毒毒的太阳照着母亲，黑红的脸上渗满汗珠，煤灰的工作服上都洇透了。我看到后忙过去帮忙，母亲挥着手连说不用，“在家夏天玉米地里施肥拔草浇水，比这里累热我都没事，别说这点活了，等我换上新工作服，戴上洁白的厨师帽，在干净的餐厅给姑娘打饭时，她们一个个口甜地对我说‘大妈谢谢’，我还挺美的！”母亲笑着说。
临走时，母亲低声说不要让我再来看她了。“工厂要裁员，把年纪大的裁掉，我谎称五十出头，你一来别人都看我，哪有四十几岁的儿子呀，厂长想留我也没个借口呀，以后不要来了。”我说：“要不别干了，年纪大了歇歇吧，我养你老。”母亲嗔怒道：“年龄大找个工作不容易呀，我得珍惜，能干就多干点，也为你们儿女以后减轻些负担。”后来我几次打电话说去看她，她都推说不让去，累了病了自己拿点药吃，母亲这样坚持着。
2013年冬天，母亲一个人在大兴区市郊的农村又找了一个活，母亲说这里到处跑着拉炭的大货车，空气又黑又脏，活儿还累，不但要做饭打扫厂区，还要闲时搬铁干活，老板一会儿也不让休息。我回电话说：“娘咱不干了，我打工养得起你。”她说不干了，干到年底后不干了，歇歇。那一年冬天临过年，母亲总给我打电话说不干了、不打工了，她第一次打电话那么主动。
年底，母亲第一次同我坐车从北京回家过年，春节过后，她又踏上北京打工的征途，说工厂忙要回去上班。其实她还要到劳务市场自己找活，那年她66岁。直到在北京刘村的一个服装厂打工做饭时感觉心烧，查出重症，却无力回天。
在家乡的病院里，亲友们说：“病好还回北京吗？”母亲想了一会儿沙哑着说：“病好了，在家待一阵子，然后再回北京。”
如今母亲已离世几年。她在北京打工的日子虽然苦和累，也许是她一生最快乐的时光。我想如果人有灵魂，也许她还在北京。
责任编辑 张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