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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这封复信的真实性毋庸置疑。这封书信对研究曾国藩以及当时的政治无疑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岳麓书社于1994年前后整理出版的《曾国藩全集》，可以说是目前收录曾国藩资料最为齐全的一部个人专集。由于曾国藩是晚清著名大臣，与各方面人员来往密切，再加上书信本身易于散落的原因，故《曾国藩全集》中的书信搜集，难免有疏漏之处。笔者最近在查阅民国三十三年（1944）出版的郭立志编《桐城吴先生年谱》时，无意间注意到曾国藩给吴汝纶的一封回信，后遍检岳麓书社出版的《曾国藩全集》中书信部分，发现《曾国藩全集》没有收录此信。故将这封信检出，并略加考述，以供研究者参考之用。
曾国藩的这封复信作于同治十年十月二十五日，也即他辞世的前一年。复信原文如下：
八月接诵惠书，具聆一一。以外出巡阅，刻无暇晷，裁畣稍稽，比审侍闱多祜。新履深州，政祉懋介，身执百务，劳勚倍常，至以为念。
承述所过见闻之状，曲为奖饰，自省在畿辅年余，无一可信幽独，可质交亲，不过循途守辙，涉笔画诺。其礼贤一节，豪无实际，而李君更招慢士之讥。最后天津之役，物论沸腾，冒大不韪，而僚属犹殷殷存问，如来书所云者，则以体阁下爱仆之情，为一体相温之语，聊佐寒喧，岂足为去思之征验耶？
翰泉求还，目下断难设法。迭阅新闻纸内，彼族颇责罗使未能力持府县抵偿之议。李相盖深知其难，故不复答翰意外之求，阁下既询翰泉家属，知戌所尚不甚苦，将军复以优礼相待，即望以书告渠，劝其忍耐且住，勉效苏子卿、洪忠宣久居绝域之所为。若处之过于迫蹙，便觉度日如年，徒增郁闷，而于事仍无济，非自全之道也。
直隶淫霖为灾，津郡附近各属，几成泽国，为近数十年所仅见。荃相截漕十万，赈济灾黎，犹难徧及，旋疏请饬江浙两省各办米二万石，改解折色十万金。又函商鄙人，于淮鹺内筹捐二十万金，又谋及江浙官绅捐棉衣二十余万件，当可补救一方，不致终成饿莩。深州向困于水，今年想更浩瀚，难于措手，一省办赈，则宜多用好官；一州办赈，则宜多用贤绅。
阁下文学渊雅，识解迈伦，更能力矫视事太易之弊。目己察而犹恐未精，心已明而犹恐自是，不泄于迩，不忽于小，则绅富之气易通，贫民之情易达。苟全无款可筹则已，如省中有饷可拨，本境有银可捐，则得一钱一粟，必有实惠及民。古来良吏，岂有异术？亦惟心诚求之，临事不苟而已。官署岁入无多，只有节用之一法。仆平生好讲俭字，而署内实失之奢靡，由不能检察细务。阁下宜以为鉴，米盐薄物，事事减损，宅门以内，食者少而用者舒，则不至妄行挪欠。即使一旦因公亏累，亦为上下所共谅，神明所共鉴，弥缝终有时也。
鄙人目光昏霿日甚，无术可以挽回，眩晕疝气诸症，幸未复发，近惟两足浮肿，步履稍觉不便。内子沉疴就愈，第以两目无光，右脚比复痿瘅，亦生理之极艰，大小儿正月生子，七月惊风殇亡，殊用郁郁。八月十三日出省补行大阅，先至扬州淮徐，后及镇常苏松。十月十五回署，应俗之酬酢，镇日纷扰，不特久疎文字，即公牍亦多所停阁。
足下治公有暇，仍当从事书史，幸无废学为要。诸希心鉴，复颂台祺不具。
国藩顿首。〔1〕3—4
对于这封复信，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判别其真伪：
一、从郭立志编《桐城吴先生年谱》的态度验其真伪。
据郭立志编《桐城吴先生年谱•序》云：
先生既没，遗书陆续刊行，独年谱一编，尚付阙如。先生门人从事编辑者数家，至今未出，立志有意于此，爰以暇日，取先生诗文、尺牍、日记各编，撷其精微，综其纲要，逐次排列，渐有端绪。又与学生子北江过从，得窥其家藏遗墨手稿、未及刊布者，稍稍裒集，积久乃克告成。间有疑义，遣儿子崇元，数从北江质问，务得当乃已。〔1〕33—35
从这篇序言，我们可以看出，郭立志是以一种严谨的科学态度来编写吴汝纶年谱的。另外，在施培毅与徐寿凯校点的《吴汝纶全集》中，吴汝纶的不少佚文就出自年谱。由此可见，年谱所引用的书信，其真实性应该是可靠的。
二、从黎庶昌所编的《曾文正公年谱》验其真伪。
曾国藩在复信中，提到自己在这年八月接信后，“以外出巡阅，刻无暇晷，”故没有及时回信。在信末尾又提到自己“八月十三日出省补行大阅，先至扬州淮徐，后及镇常苏松。十月十五回署，应俗之酬酢，镇日纷扰，不特久疎文字，即公牍亦多所停阁。”
对于曾国藩在同治十年八月初一日至十月十五日之间的行程，《曾文正公年谱》有如下记载：
八月初一日专折奏湘淮各军剿捻军需报销尾案。十二日赴校场，大阅江宁省城督标兵四营、绿营，还练新兵五营、留防湘勇二营。十三日登舟出省大阅。十九日至淮扬，校阅盐捕二营、洋枪炮队二营、奇兵泰州泰兴三江兴化等五营、留防淮勇三营。二十一日，专折奏报查阅营伍日期。二十八日至清江浦，阅清河漕标七营、淮扬镇标九营，选练新兵一营。
九月初三登陆启行赴徐州。初八至徐州，阅徐州镇标中军营、城守营、萧县营，选练新兵二营、淮勇二营。十五日回清江舟次。十九日泊金山寺。二十日舟入丹阳，阅镇江营、淞北营、淞南营。二十二日至常州，阅常州营、孟河营、靖江营。二十六日至常熟县，阅狼山福山镇标二营、水师四营，登福山以望洋面。二十七日诣周虞仲墓，先贤子游墓。二十八日至苏州省城，阅抚标兵三营、太湖二营、淮勇二营。
十月初六日至松江府阅提标八营，选练新兵二营、洋枪队三营。初七日至上海，查阅铁厂轮船机器，洋领事官来见。十一日至吴淞口阅吴淞川沙南汇等八营、外海艇船六营、内洋八团、舢板五营，并阅轮船新阵铁厂，造成轮船四号：曰恬吉、曰威靖、曰操江、曰测海，皆公所命名也。十三日乘威靖船，且操且行。十五日，改登测海船回金陵署。〔2〕
从《年谱》记载看，曾国藩此段时间的行程与复信中的内容一致。
另在复信中，曾国藩提到“鄙人目光昏霿日甚，无术可以挽回，眩晕疝气诸症，幸未复发，近惟两足浮肿，步履稍觉不便。内子沉疴就愈，第以两目无光，右脚比复痿瘅，亦生理之极艰。”
《曾文正公年谱》对此也有记载：
同治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具折奏详议河运章程，又奏已故督臣马新贻请于本籍建祠附报张汶详正发日期。是月安徽建平县境内有土匪起寻捕平之。欧阳夫人踰月乃愈。 ……
同治十一年，正月，公病，肝风动，右足麻木，良久乃复。……二十六日，公闻苏公将过金陵，出城迎之，又病，风动舌蹇，不能语，遂回署，旋愈。……公之在军中也，公牍私函皆亲治之，不以假人。晚年多令幕友拟稿，公自核改而已。右目失明后，其最要者，犹不假人也。……
二月初四日午后，公乃散步署西花圃子，纪泽从，公连呼足麻，扶掖回书房，端坐三刻乃薨。〔2〕
复信中提到的曾国藩及其夫人病情，也与《曾文正公年谱》记载的内容基本吻合。
三、从吴汝纶原信验其真伪。
吴汝纶于同治十年六月二十二日的《上曾相》原信如下：
违侍后，行抵清江，察看运河浅阻，舟楫不通，遂奉二亲舍舟登陆。四月廿一日行抵天津，寓舍难觅，眷口多病，在津勾留一月，五月廿六日始至保定。方伯催令赴任，以六月初十日到州受代。数月以来，奔起尘土，行踪无定，及到任之始，所请幕友未及偕来，几于一身百役，用是叩违许久，未上一书。伏维福躬万安，私用企祝。
吾师还镇江南，神人豫悦，公私称意，不问可知。伏望珍摄玉体，稍节劳勚，高年精力，迥异前时，不宜过自勤苦也。直隶司道大员，下至州县，言及吾师，无不感激依恋。南来旧人，固自应尔，乃至范廉访、恒都转、费观察、恩太守等，或相从未久，或众人相遇，与之聚谈，如子弟之候问父兄，依依之情，溢于言表，皆若致憾于某别久不能具悉起居者，下至乡野老父，亦有问候曾侯何在者。吾师在北，无赫赫之名，而去后之思如此，不独久居门下者闻之欣慰也。
承委以翰泉求还事，致命李相，据云：“津案未久，时有余波，目前断无赐环之望。翰泉既系同乡，又有循绩，苟可援手，无不尽力，知其无济，不可妄为，曾师办理此事，本未过当，不必时抱歉衷。”并令致书翰泉，属其稍安勿躁。某到保定，亲询翰泉家属，知戌所尚不甚苦，该处将军颇以优礼相待，惟风土殊异，怀思中国耳。
直隶今年雨水极多，有七十、八十老人皆谓生平未见之水，滹沱、猪龙两河，泛滥于深州、安平、饶阳之交，几汇为泽国，而雨势未止。初登仕版，遽遭灾岁，直属莫知所措。此州民风淳朴，胥吏无甚黠猾者，绅士无出入请托者；某初到，词讼稍繁，然民不刁健，判断尚易，苟非饥岁，勉竭心力，抚循当不甚难；被灾则贫民极多，无术绥辑矣。〔3〕
吴汝纶此信，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内容：1.陈述返程及到任所履职情况。2.说明未上一书的原因。3.提醒老师要注意身体。4.禀告天津官民对其思念之情。5.回复委派张翰泉事。6.交代深州民风及水患情况。
针对吴汝纶信中的相关内容，曾国藩在复信中一一予以回答。信的开头先交代了自己迟复信件的原因，是因为“外出巡阅，刻无暇晷”。接着对吴汝纶信中的奖饰之词，他也表达了谦虚的看法，认为自己所做不过是“循途守辙”。由于张翰泉事件牵涉到同治九年发生的天津教案（即曾国藩信中所讲“天津之役”），故对于“翰泉求还”之事，曾国藩认为当前“断难设法”。建议吴汝纶写信劝告翰泉要忍耐，要效仿“苏子卿、洪忠宣久居绝域之所为。”另外，曾国藩深知吴汝纶自视甚高、视事简单化的性格，因此在复信中希望他“力矫视事太易之蔽”，对于任何事都要多观察多思考，务求精细，“目己察而犹恐未精，心已明而犹恐自是，不泄于迩，不忽于小，”这样，才能使“绅富之气易通，贫民之情易达”。至于深州赈灾之事，曾国藩在信中建议吴汝纶要“多用贤绅”；“心诚求之”，务使“得一钱一粟，必有实惠及民”；日常生活要注意“节用”，哪怕是“米盐薄物”，也要“事事减损”。在信的最后，曾国藩一方面谈到自己及家人近况，另一方面还一再告诫吴汝纶：“治公有暇，仍当从事书史，幸无废学为要”。信中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综上所述，曾国藩这封复信的真实性毋庸置疑。另外，从《曾国藩全集》未刊的这封书信，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的为人，以及他对吴汝纶的影响，同时也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当时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所以，这封书信对研究曾国藩以及当时的政治无疑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评
注释
〔1〕郭立志编：《晚清名儒年谱•桐城吴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2〕黎庶昌编：《曾文正公年谱》，光绪传忠书局，光绪二年夏刻本，卷十二。
〔3〕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合肥黄山书社，2002。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
岳麓书社于1994年前后整理出版的《曾国藩全集》，可以说是目前收录曾国藩资料最为齐全的一部个人专集。由于曾国藩是晚清著名大臣，与各方面人员来往密切，再加上书信本身易于散落的原因，故《曾国藩全集》中的书信搜集，难免有疏漏之处。笔者最近在查阅民国三十三年（1944）出版的郭立志编《桐城吴先生年谱》时，无意间注意到曾国藩给吴汝纶的一封回信，后遍检岳麓书社出版的《曾国藩全集》中书信部分，发现《曾国藩全集》没有收录此信。故将这封信检出，并略加考述，以供研究者参考之用。
曾国藩的这封复信作于同治十年十月二十五日，也即他辞世的前一年。复信原文如下：
八月接诵惠书，具聆一一。以外出巡阅，刻无暇晷，裁畣稍稽，比审侍闱多祜。新履深州，政祉懋介，身执百务，劳勚倍常，至以为念。
承述所过见闻之状，曲为奖饰，自省在畿辅年余，无一可信幽独，可质交亲，不过循途守辙，涉笔画诺。其礼贤一节，豪无实际，而李君更招慢士之讥。最后天津之役，物论沸腾，冒大不韪，而僚属犹殷殷存问，如来书所云者，则以体阁下爱仆之情，为一体相温之语，聊佐寒喧，岂足为去思之征验耶？
翰泉求还，目下断难设法。迭阅新闻纸内，彼族颇责罗使未能力持府县抵偿之议。李相盖深知其难，故不复答翰意外之求，阁下既询翰泉家属，知戌所尚不甚苦，将军复以优礼相待，即望以书告渠，劝其忍耐且住，勉效苏子卿、洪忠宣久居绝域之所为。若处之过于迫蹙，便觉度日如年，徒增郁闷，而于事仍无济，非自全之道也。
直隶淫霖为灾，津郡附近各属，几成泽国，为近数十年所仅见。荃相截漕十万，赈济灾黎，犹难徧及，旋疏请饬江浙两省各办米二万石，改解折色十万金。又函商鄙人，于淮鹺内筹捐二十万金，又谋及江浙官绅捐棉衣二十余万件，当可补救一方，不致终成饿莩。深州向困于水，今年想更浩瀚，难于措手，一省办赈，则宜多用好官；一州办赈，则宜多用贤绅。
阁下文学渊雅，识解迈伦，更能力矫视事太易之弊。目己察而犹恐未精，心已明而犹恐自是，不泄于迩，不忽于小，则绅富之气易通，贫民之情易达。苟全无款可筹则已，如省中有饷可拨，本境有银可捐，则得一钱一粟，必有实惠及民。古来良吏，岂有异术？亦惟心诚求之，临事不苟而已。官署岁入无多，只有节用之一法。仆平生好讲俭字，而署内实失之奢靡，由不能检察细务。阁下宜以为鉴，米盐薄物，事事减损，宅门以内，食者少而用者舒，则不至妄行挪欠。即使一旦因公亏累，亦为上下所共谅，神明所共鉴，弥缝终有时也。
鄙人目光昏霿日甚，无术可以挽回，眩晕疝气诸症，幸未复发，近惟两足浮肿，步履稍觉不便。内子沉疴就愈，第以两目无光，右脚比复痿瘅，亦生理之极艰，大小儿正月生子，七月惊风殇亡，殊用郁郁。八月十三日出省补行大阅，先至扬州淮徐，后及镇常苏松。十月十五回署，应俗之酬酢，镇日纷扰，不特久疎文字，即公牍亦多所停阁。
足下治公有暇，仍当从事书史，幸无废学为要。诸希心鉴，复颂台祺不具。
国藩顿首。〔1〕3—4
对于这封复信，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判别其真伪：
一、从郭立志编《桐城吴先生年谱》的态度验其真伪。
据郭立志编《桐城吴先生年谱•序》云：
先生既没，遗书陆续刊行，独年谱一编，尚付阙如。先生门人从事编辑者数家，至今未出，立志有意于此，爰以暇日，取先生诗文、尺牍、日记各编，撷其精微，综其纲要，逐次排列，渐有端绪。又与学生子北江过从，得窥其家藏遗墨手稿、未及刊布者，稍稍裒集，积久乃克告成。间有疑义，遣儿子崇元，数从北江质问，务得当乃已。〔1〕33—35
从这篇序言，我们可以看出，郭立志是以一种严谨的科学态度来编写吴汝纶年谱的。另外，在施培毅与徐寿凯校点的《吴汝纶全集》中，吴汝纶的不少佚文就出自年谱。由此可见，年谱所引用的书信，其真实性应该是可靠的。
二、从黎庶昌所编的《曾文正公年谱》验其真伪。
曾国藩在复信中，提到自己在这年八月接信后，“以外出巡阅，刻无暇晷，”故没有及时回信。在信末尾又提到自己“八月十三日出省补行大阅，先至扬州淮徐，后及镇常苏松。十月十五回署，应俗之酬酢，镇日纷扰，不特久疎文字，即公牍亦多所停阁。”
对于曾国藩在同治十年八月初一日至十月十五日之间的行程，《曾文正公年谱》有如下记载：
八月初一日专折奏湘淮各军剿捻军需报销尾案。十二日赴校场，大阅江宁省城督标兵四营、绿营，还练新兵五营、留防湘勇二营。十三日登舟出省大阅。十九日至淮扬，校阅盐捕二营、洋枪炮队二营、奇兵泰州泰兴三江兴化等五营、留防淮勇三营。二十一日，专折奏报查阅营伍日期。二十八日至清江浦，阅清河漕标七营、淮扬镇标九营，选练新兵一营。
九月初三登陆启行赴徐州。初八至徐州，阅徐州镇标中军营、城守营、萧县营，选练新兵二营、淮勇二营。十五日回清江舟次。十九日泊金山寺。二十日舟入丹阳，阅镇江营、淞北营、淞南营。二十二日至常州，阅常州营、孟河营、靖江营。二十六日至常熟县，阅狼山福山镇标二营、水师四营，登福山以望洋面。二十七日诣周虞仲墓，先贤子游墓。二十八日至苏州省城，阅抚标兵三营、太湖二营、淮勇二营。
十月初六日至松江府阅提标八营，选练新兵二营、洋枪队三营。初七日至上海，查阅铁厂轮船机器，洋领事官来见。十一日至吴淞口阅吴淞川沙南汇等八营、外海艇船六营、内洋八团、舢板五营，并阅轮船新阵铁厂，造成轮船四号：曰恬吉、曰威靖、曰操江、曰测海，皆公所命名也。十三日乘威靖船，且操且行。十五日，改登测海船回金陵署。〔2〕
从《年谱》记载看，曾国藩此段时间的行程与复信中的内容一致。
另在复信中，曾国藩提到“鄙人目光昏霿日甚，无术可以挽回，眩晕疝气诸症，幸未复发，近惟两足浮肿，步履稍觉不便。内子沉疴就愈，第以两目无光，右脚比复痿瘅，亦生理之极艰。”
《曾文正公年谱》对此也有记载：
同治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具折奏详议河运章程，又奏已故督臣马新贻请于本籍建祠附报张汶详正发日期。是月安徽建平县境内有土匪起寻捕平之。欧阳夫人踰月乃愈。 ……
同治十一年，正月，公病，肝风动，右足麻木，良久乃复。……二十六日，公闻苏公将过金陵，出城迎之，又病，风动舌蹇，不能语，遂回署，旋愈。……公之在军中也，公牍私函皆亲治之，不以假人。晚年多令幕友拟稿，公自核改而已。右目失明后，其最要者，犹不假人也。……
二月初四日午后，公乃散步署西花圃子，纪泽从，公连呼足麻，扶掖回书房，端坐三刻乃薨。〔2〕
复信中提到的曾国藩及其夫人病情，也与《曾文正公年谱》记载的内容基本吻合。
三、从吴汝纶原信验其真伪。
吴汝纶于同治十年六月二十二日的《上曾相》原信如下：
违侍后，行抵清江，察看运河浅阻，舟楫不通，遂奉二亲舍舟登陆。四月廿一日行抵天津，寓舍难觅，眷口多病，在津勾留一月，五月廿六日始至保定。方伯催令赴任，以六月初十日到州受代。数月以来，奔起尘土，行踪无定，及到任之始，所请幕友未及偕来，几于一身百役，用是叩违许久，未上一书。伏维福躬万安，私用企祝。
吾师还镇江南，神人豫悦，公私称意，不问可知。伏望珍摄玉体，稍节劳勚，高年精力，迥异前时，不宜过自勤苦也。直隶司道大员，下至州县，言及吾师，无不感激依恋。南来旧人，固自应尔，乃至范廉访、恒都转、费观察、恩太守等，或相从未久，或众人相遇，与之聚谈，如子弟之候问父兄，依依之情，溢于言表，皆若致憾于某别久不能具悉起居者，下至乡野老父，亦有问候曾侯何在者。吾师在北，无赫赫之名，而去后之思如此，不独久居门下者闻之欣慰也。
承委以翰泉求还事，致命李相，据云：“津案未久，时有余波，目前断无赐环之望。翰泉既系同乡，又有循绩，苟可援手，无不尽力，知其无济，不可妄为，曾师办理此事，本未过当，不必时抱歉衷。”并令致书翰泉，属其稍安勿躁。某到保定，亲询翰泉家属，知戌所尚不甚苦，该处将军颇以优礼相待，惟风土殊异，怀思中国耳。
直隶今年雨水极多，有七十、八十老人皆谓生平未见之水，滹沱、猪龙两河，泛滥于深州、安平、饶阳之交，几汇为泽国，而雨势未止。初登仕版，遽遭灾岁，直属莫知所措。此州民风淳朴，胥吏无甚黠猾者，绅士无出入请托者；某初到，词讼稍繁，然民不刁健，判断尚易，苟非饥岁，勉竭心力，抚循当不甚难；被灾则贫民极多，无术绥辑矣。〔3〕
吴汝纶此信，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内容：1.陈述返程及到任所履职情况。2.说明未上一书的原因。3.提醒老师要注意身体。4.禀告天津官民对其思念之情。5.回复委派张翰泉事。6.交代深州民风及水患情况。
针对吴汝纶信中的相关内容，曾国藩在复信中一一予以回答。信的开头先交代了自己迟复信件的原因，是因为“外出巡阅，刻无暇晷”。接着对吴汝纶信中的奖饰之词，他也表达了谦虚的看法，认为自己所做不过是“循途守辙”。由于张翰泉事件牵涉到同治九年发生的天津教案（即曾国藩信中所讲“天津之役”），故对于“翰泉求还”之事，曾国藩认为当前“断难设法”。建议吴汝纶写信劝告翰泉要忍耐，要效仿“苏子卿、洪忠宣久居绝域之所为。”另外，曾国藩深知吴汝纶自视甚高、视事简单化的性格，因此在复信中希望他“力矫视事太易之蔽”，对于任何事都要多观察多思考，务求精细，“目己察而犹恐未精，心已明而犹恐自是，不泄于迩，不忽于小，”这样，才能使“绅富之气易通，贫民之情易达”。至于深州赈灾之事，曾国藩在信中建议吴汝纶要“多用贤绅”；“心诚求之”，务使“得一钱一粟，必有实惠及民”；日常生活要注意“节用”，哪怕是“米盐薄物”，也要“事事减损”。在信的最后，曾国藩一方面谈到自己及家人近况，另一方面还一再告诫吴汝纶：“治公有暇，仍当从事书史，幸无废学为要”。信中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综上所述，曾国藩这封复信的真实性毋庸置疑。另外，从《曾国藩全集》未刊的这封书信，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的为人，以及他对吴汝纶的影响，同时也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当时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所以，这封书信对研究曾国藩以及当时的政治无疑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评
注释
〔1〕郭立志编：《晚清名儒年谱•桐城吴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2〕黎庶昌编：《曾文正公年谱》，光绪传忠书局，光绪二年夏刻本，卷十二。
〔3〕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合肥黄山书社，2002。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