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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个国家坚持的人格理论会影响整个民族的性格。“由外化内”的育人思路形成了日本强烈的双面性民族性格。这种人格培养模式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否定人的主体性的谬误。通过对日本双面性矛盾性格的归因，揭示其背后的教育影响因素，并结合中国民族文化的特点，指出我国教育应在以“内在修心”为主的人格修养的同时，辅以外在的行为规范，从而实现“心”与“行”的内外兼修，帮助学生最终成为无需规矩规范的真正自由、完善的人。
【关键词】人格教育； 日本双面性格； 心行合一；
人的自由发展离不开教育的引导与促进，教育作为帮助人成人、成才的主要途径，在一个人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实行什么样的教育，教育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只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落到了“人”上，教育才算是真正步上了民主的正道。以人为本的教育又应该怎样做才是适合人发展的教育。作为同为亚洲国家的、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其公民教育对民族集体性格和个体性格的深刻影响及其特有人格理论折射出的教育问题引起我们对中国近代和当代教育的深刻反思，对纠正和完善我国国民教育主要是群体性格的引导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一、日本人的双面性格矛盾
日本民族的矛盾性格闻名世界，从事日本文化研究的祝大鸣先生在其著作中写道：“这个民族既极力开放又顽固保守；既尊崇勤劳又追求享乐；既高傲自大又谦卑自危。一方面，我们不能不佩服这个屡屡创造现代经济神话民族的开放、勤奋和敬业精神；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敢恭维它的保守排外和自傲的态度。”[1]
1942年出版的鲁斯·本尼迪克特的《 菊与刀 》站在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深刻揭示了日本人长期以来不愿面对的人性伪装，体现了日本人民族性格的两面性。一个日本人可能温和礼貌，也可能粗野残暴，这要看他所处的社会关系和扮演的角色。我们可以看到：一面是根深蒂固的男性权威，一面是寄生般压榨男人的另类女权；一面是风花雪月、触景生情的闲情逸致，一面是血光迸现、残忍好杀的漫画电影；一面讲究礼仪和社会公德，一面又在街头随地大小便、在车厢里脱鞋晾脚……这都是其民族性格两面性的典型表现。
从清末至今，对日本人的“有礼貌”描述不绝于书，90°深鞠躬礼仪随处可见，仿佛是不成文的规矩，没有人逾越。然而，日本社会却呈现出一种普遍性的压抑状态，其最主要根源是那张大网般笼罩在日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规矩”。文明、礼貌行为都是社会外界强加于人民身上的，而内心的欲望被强制打压。日本人强调公德，在外在的言行举止上礼节繁多，哪怕流于虚伪做作，至于内心是否真诚并不重要，“礼”变成了便利的装饰。
二、日本人双面性民族性格的教育归因分析
一个民族的性格成因主要是受民族文化的影响，但民族文化的传递和深化的主要途径却是通过教育。日本人两面矛盾性格的形成一方面受岛国特有的外部环境所形成的大和民族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主要还是源于自身坚持并践行的教育理念。
1．独有的岛国文化是内因
日本四面环海，资源奇缺，自然灾害频发，由村落发展而来的日本民族形成了强烈的危机意识，其价值观主要是基于本能的固守和自我保护，日本人更加感性并且实际。《 菊与刀 》把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加以对比，指出日本文化是“耻辱感文化”，该书作者认为日本文化模式的重要原则是“各安本位”的文化。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并不是凭良心办事，而是注意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以及外部影响如何，因怕别人讥笑而采取相应的行为方式。比如法西斯战争遭到毁灭性打击以后，日本人拼命地发展国内教育、经济和科技，以期望世界对它的看法从战败国的嘲笑转为经济大国、科技强国的奉承，从而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与肯定，这是日本国民和大和民族“耻辱感”文化的直接表现。日本民族崇尚的道德伦理的基础是重视羞耻，而非重视罪恶。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彬彬有礼，笑容可掬，遵纪守法，待人以诚，却不肯对过去的罪行认真检讨的文化归因。
2．崇尚“以外化内”的育人思路
日本人双面性的民族性格无外乎外在于行为与内在心性的冲突及其表现。追寻其深层的文化渊源，主要是受荀子思想的影响较大。荀子主张性恶论，其核心思想是“礼”。受荀子性恶论的影响，日本众多著名的思想家主张要靠外在的“礼”而非内在的“心”。“他们认为仅凭口耳说教似的道德灌输和内在良知的自我制御，是不能发挥实际作用的，实际上也是靠不住的。社会公德的真正建立，需要的不是内在自觉，而是外在训练。”[2] “以外化内”的主张通过长期实践确实能收到一定的效果。通过外在强制性的行为规范，从而影响、控制一个人的行为举止，达到社会统一稳定，其遵循的是由外而内的逻辑过程。
3．“重行为轻修心”性格培养的弊端
日本“以外化内”的人格培养模式使人们在表面上能做到行为举止得当，崇尚社会公德，强调集体主义。但是，对内心修养的忽视使人们缺乏对心性的重视，使内心空虚无物，一旦人离开集体或者身处可以不计较别人反应的社会环境时，“礼”的约束自然崩解，心中之恶就可毫无顾忌地倾泻而出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战争中战士在敌国领土上的所作所为。日本致力于外在理性的建立，即对行为规范、姿态仪容等礼仪细节的坚决确立和严厉执行，而并未去着重内在心性的塑造。所以，对违反公德的事情，否定之的着眼点不是对行为本身的对错进行发自内心的检讨，而是外在的“礼”的层面上给别人的“迷惑”。因此，重行为轻修心的人格培养模式是日本双面矛盾性格的重要病因。
三、日本“由外化内”育人模式对中国人格教育的启示
1．人格教育必须基于文化根底
跟日本由外而内的逻辑育人思路相对，中国崇尚的是由内而外的道德生成。从文化角度论，中日之间的现象差异，实际上是源于“心”和“礼”的道德观分歧。中国人讲早期儒家时，一般只说“二圣”孔孟，前者曰“仁”，后者曰“义”。此后的圣贤，就属朱熹（“理”）、王阳明（“心”），而荀子却极受冷落。中国的儒学仁重于礼，所以“对内在心性的主动塑造和追求远重于对外在规范的严格遵循和顺应”。[3] 日本则不然，所致力的是外在理性的建立，即对行为规范、姿态仪容的坚决维护。中国人强调私德，只要心是好的，外在言行可以不拘甚至放诞，微瑕不以掩瑜。于是，许多人明明缺乏公德观念，却毫不怀疑自己内心良善，“心”成了简捷的托词。而日本人强调公德，即便只是流于外在形式的行为规范，也必须遵循，而至于内心是否真诚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以上所述并不是说日本的民族性格就一无是处，中国的民族性格就健全完善，而是说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格的定位必须建立在文化熏陶的基础之上。所以中日之间存在各种明显的差异现象，归咎于受不同思想文化的影响，反映在育人观念上的不同的取向。
2．强化“内在修心”的人格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对孔孟思想的高度认同决定了中国在道德教育方面的“修心”方面的立场。学生人格的教育和培养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上，主要指向两大目标，即心理学上的健康人格，道德教育上的优良品德。人格是在学校教育、家庭影响和社会生活熏陶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将道德教育和人格修养放在教育的首要地位。他认为“良知”是心的本质，是一切是非观念的根源，是社会一切伦理道德的本源。所以要从学校教育的视角，以心理学上的健康人格、道德教育上的优良品德作为教育的主体内容，从小对学生的健康人格和道德品质进行教育、培养和熏陶。
实际上，当前我国的中小学教育在功利化的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下，以及不科学的评价机制制约下，对学生人格的培养和教育几乎处于无作为的状态。人格教育必须成为学校教育、人文教育的核心。当然现代人格的建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现在我们的中小学道德教育往往还只是对学生进行道德知识的宣读、提倡和歌颂，并没有注意到学生内心心性的主动修炼。教育应当以心性培养为核心，积极引导学生做到“克己”“内省”，从而反思他人和自己的行为。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从中小学教育的教育目的和课程改革着手。制定合理的、重视学生内心修为的培养目的和相应的课程设置，从根本上开展内在修心的教育。
3．兼顾“外在修为”的行为训练
“相由心生”“言由心生”，内心的道德会自然反应到行为的自觉。然而实际上，现代社会，物质文化的日新月异，人们很难在飞速的变化过程中耐心地接受文化缓慢的内在熏陶，对新事物的趋之若鹜使人们渐渐迷失在现代文明的复杂之中。所以单纯地谈由外而内或者由内而外都显单薄，只有以内在心性修为为主，兼施以外在强制规范，才能双管齐下，从而做到内外兼修，达到行为自觉的良好效果。
教育应该从外在加以行为的规范和引导，鼓励践行道德规范，通过大量的积极引导和榜样示范，让学生从行为上意识到哪些是该做的、哪些是不该做的。目前，我国的中小学德育课程通常注重的是知识传授、情感感化等有利于内心修养的教学方式。在提倡人性自由、人权民主的大环境下，教师不敢做出行为上的硬性规定来克制学生的行为。但是，只一味提倡“内省”的教育是远离实践和现实的教育，必然不符合当代社会的发展需求。因为过分注重内心的自我修为，常常容易造成“私我”“小我”的价值偏向。如果教育能够为学生乃至社会大众提供明确的行为指南，从形式上纠正公众的不良行为，有利于社会公德的快速形成和推广。比如，对礼仪行为的规范要求每个公民必须遵守，不能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尊重他人隐私、对待他人以礼相待，“谢谢”“辛苦了”“祝你好运”等礼貌用语必须成为日常用语……通过强制性的行为规范，引导人们能够在内心提升的基础上，由内而外自然而然地形成正确的道德认知和文明、优雅的行为举止。当然，这并不是对人权的侵犯、自由的破坏，而是实现育人的辅助手段之一，它是建立在学生进行了长期的内心心性的修炼的前提下，通过外在行为的刺激，从而将良知外显、道德实现。
一切事物过犹不及，人的性格培养亦是如此。如果过分地强调外在行为的规范，必然失去对内心情感的体恤；相反，过分地注重心性的修养而不知利用外在行为规范来辅助，对人心的控制也必然在繁乱的社会文化变迁中失去掌控。日本民族性格的双面性深刻体现了其由外化内的育人思想，同时也凸显了这种矛盾性格的弊端。现代教育对人性的重视要求我们在改革和实践过程中更加注重人格的培养和教育，坚持内省和外在规制的双向教育，在内心觉悟的基础上，与外在行为规范达到呼应，从而真正促进人的内外兼修，最终成为超越外在规矩规范的、内心自觉的而且真正自由、完善的人。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教育学部，重庆 北碚，400715）
参考文献：
［1］祝大鸣．独特的日本人——岛国文化之解读［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09．
［2］王东．别跟我说你懂日本［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
［3］韩东育．中日两国道德文化的形态比较［J］．日本学刊，2003.
【关键词】人格教育； 日本双面性格； 心行合一；
人的自由发展离不开教育的引导与促进，教育作为帮助人成人、成才的主要途径，在一个人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实行什么样的教育，教育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只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落到了“人”上，教育才算是真正步上了民主的正道。以人为本的教育又应该怎样做才是适合人发展的教育。作为同为亚洲国家的、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其公民教育对民族集体性格和个体性格的深刻影响及其特有人格理论折射出的教育问题引起我们对中国近代和当代教育的深刻反思，对纠正和完善我国国民教育主要是群体性格的引导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一、日本人的双面性格矛盾
日本民族的矛盾性格闻名世界，从事日本文化研究的祝大鸣先生在其著作中写道：“这个民族既极力开放又顽固保守；既尊崇勤劳又追求享乐；既高傲自大又谦卑自危。一方面，我们不能不佩服这个屡屡创造现代经济神话民族的开放、勤奋和敬业精神；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敢恭维它的保守排外和自傲的态度。”[1]
1942年出版的鲁斯·本尼迪克特的《 菊与刀 》站在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深刻揭示了日本人长期以来不愿面对的人性伪装，体现了日本人民族性格的两面性。一个日本人可能温和礼貌，也可能粗野残暴，这要看他所处的社会关系和扮演的角色。我们可以看到：一面是根深蒂固的男性权威，一面是寄生般压榨男人的另类女权；一面是风花雪月、触景生情的闲情逸致，一面是血光迸现、残忍好杀的漫画电影；一面讲究礼仪和社会公德，一面又在街头随地大小便、在车厢里脱鞋晾脚……这都是其民族性格两面性的典型表现。
从清末至今，对日本人的“有礼貌”描述不绝于书，90°深鞠躬礼仪随处可见，仿佛是不成文的规矩，没有人逾越。然而，日本社会却呈现出一种普遍性的压抑状态，其最主要根源是那张大网般笼罩在日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规矩”。文明、礼貌行为都是社会外界强加于人民身上的，而内心的欲望被强制打压。日本人强调公德，在外在的言行举止上礼节繁多，哪怕流于虚伪做作，至于内心是否真诚并不重要，“礼”变成了便利的装饰。
二、日本人双面性民族性格的教育归因分析
一个民族的性格成因主要是受民族文化的影响，但民族文化的传递和深化的主要途径却是通过教育。日本人两面矛盾性格的形成一方面受岛国特有的外部环境所形成的大和民族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主要还是源于自身坚持并践行的教育理念。
1．独有的岛国文化是内因
日本四面环海，资源奇缺，自然灾害频发，由村落发展而来的日本民族形成了强烈的危机意识，其价值观主要是基于本能的固守和自我保护，日本人更加感性并且实际。《 菊与刀 》把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加以对比，指出日本文化是“耻辱感文化”，该书作者认为日本文化模式的重要原则是“各安本位”的文化。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并不是凭良心办事，而是注意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以及外部影响如何，因怕别人讥笑而采取相应的行为方式。比如法西斯战争遭到毁灭性打击以后，日本人拼命地发展国内教育、经济和科技，以期望世界对它的看法从战败国的嘲笑转为经济大国、科技强国的奉承，从而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与肯定，这是日本国民和大和民族“耻辱感”文化的直接表现。日本民族崇尚的道德伦理的基础是重视羞耻，而非重视罪恶。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彬彬有礼，笑容可掬，遵纪守法，待人以诚，却不肯对过去的罪行认真检讨的文化归因。
2．崇尚“以外化内”的育人思路
日本人双面性的民族性格无外乎外在于行为与内在心性的冲突及其表现。追寻其深层的文化渊源，主要是受荀子思想的影响较大。荀子主张性恶论，其核心思想是“礼”。受荀子性恶论的影响，日本众多著名的思想家主张要靠外在的“礼”而非内在的“心”。“他们认为仅凭口耳说教似的道德灌输和内在良知的自我制御，是不能发挥实际作用的，实际上也是靠不住的。社会公德的真正建立，需要的不是内在自觉，而是外在训练。”[2] “以外化内”的主张通过长期实践确实能收到一定的效果。通过外在强制性的行为规范，从而影响、控制一个人的行为举止，达到社会统一稳定，其遵循的是由外而内的逻辑过程。
3．“重行为轻修心”性格培养的弊端
日本“以外化内”的人格培养模式使人们在表面上能做到行为举止得当，崇尚社会公德，强调集体主义。但是，对内心修养的忽视使人们缺乏对心性的重视，使内心空虚无物，一旦人离开集体或者身处可以不计较别人反应的社会环境时，“礼”的约束自然崩解，心中之恶就可毫无顾忌地倾泻而出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战争中战士在敌国领土上的所作所为。日本致力于外在理性的建立，即对行为规范、姿态仪容等礼仪细节的坚决确立和严厉执行，而并未去着重内在心性的塑造。所以，对违反公德的事情，否定之的着眼点不是对行为本身的对错进行发自内心的检讨，而是外在的“礼”的层面上给别人的“迷惑”。因此，重行为轻修心的人格培养模式是日本双面矛盾性格的重要病因。
三、日本“由外化内”育人模式对中国人格教育的启示
1．人格教育必须基于文化根底
跟日本由外而内的逻辑育人思路相对，中国崇尚的是由内而外的道德生成。从文化角度论，中日之间的现象差异，实际上是源于“心”和“礼”的道德观分歧。中国人讲早期儒家时，一般只说“二圣”孔孟，前者曰“仁”，后者曰“义”。此后的圣贤，就属朱熹（“理”）、王阳明（“心”），而荀子却极受冷落。中国的儒学仁重于礼，所以“对内在心性的主动塑造和追求远重于对外在规范的严格遵循和顺应”。[3] 日本则不然，所致力的是外在理性的建立，即对行为规范、姿态仪容的坚决维护。中国人强调私德，只要心是好的，外在言行可以不拘甚至放诞，微瑕不以掩瑜。于是，许多人明明缺乏公德观念，却毫不怀疑自己内心良善，“心”成了简捷的托词。而日本人强调公德，即便只是流于外在形式的行为规范，也必须遵循，而至于内心是否真诚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以上所述并不是说日本的民族性格就一无是处，中国的民族性格就健全完善，而是说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格的定位必须建立在文化熏陶的基础之上。所以中日之间存在各种明显的差异现象，归咎于受不同思想文化的影响，反映在育人观念上的不同的取向。
2．强化“内在修心”的人格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对孔孟思想的高度认同决定了中国在道德教育方面的“修心”方面的立场。学生人格的教育和培养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上，主要指向两大目标，即心理学上的健康人格，道德教育上的优良品德。人格是在学校教育、家庭影响和社会生活熏陶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将道德教育和人格修养放在教育的首要地位。他认为“良知”是心的本质，是一切是非观念的根源，是社会一切伦理道德的本源。所以要从学校教育的视角，以心理学上的健康人格、道德教育上的优良品德作为教育的主体内容，从小对学生的健康人格和道德品质进行教育、培养和熏陶。
实际上，当前我国的中小学教育在功利化的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下，以及不科学的评价机制制约下，对学生人格的培养和教育几乎处于无作为的状态。人格教育必须成为学校教育、人文教育的核心。当然现代人格的建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现在我们的中小学道德教育往往还只是对学生进行道德知识的宣读、提倡和歌颂，并没有注意到学生内心心性的主动修炼。教育应当以心性培养为核心，积极引导学生做到“克己”“内省”，从而反思他人和自己的行为。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从中小学教育的教育目的和课程改革着手。制定合理的、重视学生内心修为的培养目的和相应的课程设置，从根本上开展内在修心的教育。
3．兼顾“外在修为”的行为训练
“相由心生”“言由心生”，内心的道德会自然反应到行为的自觉。然而实际上，现代社会，物质文化的日新月异，人们很难在飞速的变化过程中耐心地接受文化缓慢的内在熏陶，对新事物的趋之若鹜使人们渐渐迷失在现代文明的复杂之中。所以单纯地谈由外而内或者由内而外都显单薄，只有以内在心性修为为主，兼施以外在强制规范，才能双管齐下，从而做到内外兼修，达到行为自觉的良好效果。
教育应该从外在加以行为的规范和引导，鼓励践行道德规范，通过大量的积极引导和榜样示范，让学生从行为上意识到哪些是该做的、哪些是不该做的。目前，我国的中小学德育课程通常注重的是知识传授、情感感化等有利于内心修养的教学方式。在提倡人性自由、人权民主的大环境下，教师不敢做出行为上的硬性规定来克制学生的行为。但是，只一味提倡“内省”的教育是远离实践和现实的教育，必然不符合当代社会的发展需求。因为过分注重内心的自我修为，常常容易造成“私我”“小我”的价值偏向。如果教育能够为学生乃至社会大众提供明确的行为指南，从形式上纠正公众的不良行为，有利于社会公德的快速形成和推广。比如，对礼仪行为的规范要求每个公民必须遵守，不能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尊重他人隐私、对待他人以礼相待，“谢谢”“辛苦了”“祝你好运”等礼貌用语必须成为日常用语……通过强制性的行为规范，引导人们能够在内心提升的基础上，由内而外自然而然地形成正确的道德认知和文明、优雅的行为举止。当然，这并不是对人权的侵犯、自由的破坏，而是实现育人的辅助手段之一，它是建立在学生进行了长期的内心心性的修炼的前提下，通过外在行为的刺激，从而将良知外显、道德实现。
一切事物过犹不及，人的性格培养亦是如此。如果过分地强调外在行为的规范，必然失去对内心情感的体恤；相反，过分地注重心性的修养而不知利用外在行为规范来辅助，对人心的控制也必然在繁乱的社会文化变迁中失去掌控。日本民族性格的双面性深刻体现了其由外化内的育人思想，同时也凸显了这种矛盾性格的弊端。现代教育对人性的重视要求我们在改革和实践过程中更加注重人格的培养和教育，坚持内省和外在规制的双向教育，在内心觉悟的基础上，与外在行为规范达到呼应，从而真正促进人的内外兼修，最终成为超越外在规矩规范的、内心自觉的而且真正自由、完善的人。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教育学部，重庆 北碚，400715）
参考文献：
［1］祝大鸣．独特的日本人——岛国文化之解读［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09．
［2］王东．别跟我说你懂日本［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
［3］韩东育．中日两国道德文化的形态比较［J］．日本学刊，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