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的一位朋友因举家南迁而去了一所海边初中教书。
　　她回来向我诉苦说，没料到城乡差距这么大，学生好像听不懂她的话，教室里总是闹哄哄的。午休时间，她亲自坐镇讲台上，眼睛盯着台下蠢蠢欲动睡不着觉的“捣蛋鬼”，没想到还是眼睁睁地看着3个学生翻过打开的玻璃窗，风一般溜得无影无踪。她快步追出校门，却只听到远处海浪的呼啸声。
　　更不可思议的是，当她焦急地打电话通知家长“孩子逃学了”，家长竟然不急不徐地说：“不要紧，晚上自己会回来的。”
　　那个优雅秀气的语文老师最后长叹一声说：“哎呀！我完全不懂他们。”
　　我听了她的抱怨，尽管深表同情，却很难相信师生之间会这么难以沟通。
　　但是一年后，当我离开任教多年的市内学校，来到一所乡下初中担任支教教师时，才深刻感受到了城乡文化的差距。
　　由于那时还有能力分班，新来乍到的老师一定会被指定带“后段班”。注册当天，发完课本，我要确认这群兴奋的初一学生是不是都领齐课本了，便问：“还没领全教科书的举手。”几个学生举了手，我问：“缺哪本？”
　　“教科书！”他们齐声回答。
　　胡缠了一阵子，我才知道他们以为有一本叫“教科书”的课本。
　　有一天，课间休息，总务处人员透过扩音广播说，因为镇里洋葱生产过剩，镇政府送来了几大袋滞销洋葱，请爱用的同仁自行前往领取。不一会儿，总务处门口便排了个小队伍，全都是喜欢吃洋葱的孩子。原来他们以为“同仁”就是同学，于是兴高采烈地来拿洋葱了。为了不让爱吃洋葱的孩子失望，我和好几个老师纷纷让出手中的洋葱。
　　为了丰富这群乡下孩子的人文知识，我在教室里设置了一个小小图书角落，募捐来了百余本《读者文摘》等好读物，“威逼利诱”他们阅读。
　　学习能力明显影响学习意愿。班上有个孩子特别调皮，上课时喜欢在自己的椅子下吐口水画圈圈，邻坐同学纷纷嫌他脏，他就越发吐得忘乎所以。我为了平息纠纷，除了定出奖罚措施外，还特意把他调到靠窗位置，试图先缩小影响范围再说。
　　几天后我问他：“坐这里还适应吗？”他愣眼望着我，眼神一派天真无邪，回问说：“什么适应？适应是什么？”
　　我也愣了一下，旋即改口说：“喜欢坐在这里吗？”
　　他一笑，接着猛地点头说：“喜欢，坐这边可以看见田野里的老鹰在天上飞。”听不懂课的他有事做了以后，再也无心骚扰他人了。不久后，他送给我一幅飞翔老鹰的素描，画纸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再后来他又陆续送给我几张窗外的大树铅笔画和过度美化的自画像，我经常把他的作品贴在布告栏上。
　　另有一个只会写自己名字的孩子，上课时同样百无聊赖。课余我找他谈话他总是低头不语，毫无响应，这一直让我不知如何对他进行补救教学。刚开始，因为教办还未把小学资料汇送过来，我一度猜想他不是哑了就是聋了或是自闭儿。每每想到他不知如何度过6年小学岁月我就觉得心酸，我努力苦思引他开口说话的对策。
　　有一天放学后，我去操场散步，远远看见一群孩子正在踢球，双方来往过着儿，战况激烈。防守那方的守门员不只接球技术高超，还对其他球员呼喊打气，全场指挥若定，令人欣赏。等他一摘下防护面罩，我真是大吃一惊。这不是那个上课“奄奄一息”的小伙子吗！
　　我终于找到了打开他沉默之心的钥匙。之后我常常放学后去当他的啦啦队，他也开始非常热心地参与班级事务，修理水龙头、重编散掉的竹扫帚对他而言都轻而易举，但读书写字他却一直很吃力。
　　3年，好像一晃就过去了。我的学生都不是毕业典礼上上台领奖的孩子，但他们至少都快快乐乐，彼此友善。我不仅不必担心毕业典礼后被砸黑砖的复仇，我还知道他们虽然红着眼眶，却懂得为得奖的人拍手。
　　10多年后的今天，当年的学生早已步入社会，成为大人了。他们有人开货车、有人成为制作铝门窗的师傅、有人看砂石场、有人当护士、有人做美容美发……那个爱画画的小伙子当完兵后考进了夜校读计算机绘图设计专业，白天做冷冻柜维修买卖。
　　我一向不太在意教育改革的问题，因为，我认为教育的问题主要是缺乏爱与关心，而不是缺乏技术、制度与材料。
　　前几天，我在省道上被一辆猛按喇叭的货车穷追不舍，一路上心乱如麻地反省自己何以得罪了道上大哥。后来终于在进市区的红灯前被追上，我摇下车窗看见那开货车送蔬菜瓜果的学生探身出来，以神准的投球姿势，把几颗桃子丢进了我的车里。
　　我常常想念那些散布在社会中生活工作的学生，惦记着他们是否认真地过日子。但我倒也不必托“超级星期天”的阿亮寻人，因为年底将至，他们会从不同的角落回来开同学会，并睁眼说瞎话地逗我“老师，你还没有变”。
　　我想，他们指的不是我的外表没变，而是我对他们的爱与关切永远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