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珍藏着毛主席手书两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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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是1961年的深秋,我正在为汪东兴同志做秘书的时候,一天早饭后,我在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办公室整理文、电,办理当天的议事日程,看到他办公桌上有一个比较大的文件夹子。我问他这是什么?他说:你打开看看。我慢慢地翻阅比较厚的文件夹,首先是一惊!原来是毛主席在平日办公桌上备用的较大的宣纸上亲笔手书诗:一首是他的词作《沁园春·长沙》,再一首是唐朝少年诗人王勃的《送别》诗。
  我惊喜地看完以后,东兴同志告诉我,这是毛主席送给他的。
  下去多接触农业
  做些调查研究
  汪东兴同志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多年,其中也有一些故事,值得我们回味。当时党中央一再提出,要把农业搞上去。1958年1月,毛主席在杭州主持召开四省一市第一书记会议,周恩来总理出席会议。毛主席先后两次讲话,他指出:“要抓农业方面的十二项,即水、肥、土、种(改良品种)、改制(如复种、晚改早、旱改水)、除病虫害、机械化(新式农具)、畜牧、副业、绿化、除四害、防治疾病讲卫生。”毛主席从会议上回到住地同工作人员交谈也讲农业。毛主席说,汪东兴同志,农业知识不多,同他谈到农业就谈不深,建议他下去多接触农业,做些调查研究。汪东兴回到警卫局,在领导层把毛主席对他说的话原原本本地向大家传达了。
  根据毛主席的交代,汪东兴暗下决心,坚决照办。1958年3月8日,他同夫人、孩子、秘书王宜贤、公务员丁五庄一行人,离开中南海,到江西南昌赴任。江西省委也知道汪东兴是领受毛主席交办事项而到任的,省长邵式平,省委副书记、主管农业的刘俊秀都多方安排,任命汪东兴为省委常委、副省长兼省农垦厅厅长。在省委和省政府的领导下,在整个下放期间,领导和农垦厅一班子人,披星戴月战斗在人烟稀少的荒山、丘陵和湖滩地区,开展了全省最大规模的农业垦殖运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垦经济。
  到1960年底统计,全省农垦系统拥有独立核算企业165个,其中垦殖场155个、土地总面积928万亩,耕地面积92万亩,林地671万亩,全省农垦系统为国家提供商品粮34万吨、生猪85万头、水产品3.5万吨、油料1.2万吨,成为保障全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一支重要力量。此外,还有共青、大茅山、云山、红星、桑海、茅山头、罗家、梅岩八个经济开发区,以及井冈山垦殖场、庐山垦殖场、共青垦殖场、铜钹垦殖场、武夷山垦殖场、九连山垦殖场、云山垦殖场等多个旅游风景区。
  遵照毛主席意愿
  大办劳动大学
  下面根据我的了解和陈家鹦、舒庭毅先生的报道,谈谈毛泽东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汪东兴在开发农垦事业的同时,还遵照毛主席的意愿,大办劳动大学。在汪东兴下放江西的同年5月,他到北京参加全国农垦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汪东兴去看望毛主席,向他汇报说,江西总的情况还不错,特别是农业生产情况,自1957年12月开始,全省各地办垦殖场,对有组织地集中力量大办农业起到很大推动作用,有的垦殖场还针对农民文化低、掌握技术有困难的情况,办了技术学校,凡这样做的地方,农业生产形势更好些。
  毛主席听到办农林技术学校,很感兴趣地说:“这个办法好,三十几年前我在江西、湖南、福建等地搞农民运动调查,许许多多的农民不识字,要说的说不清,想写的写不出,不学点文化,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困难。你回去与邵式平省长商量办些学校,让上不起学的农民上学,好不好?”
  毛主席的谈话对汪东兴很有启发。他于1958年6月初回到江西,即向邵式平省长转述毛主席要办学的意愿并谈了自己的一个想法:可否考虑在江西办一种农业方面的学校,免费招收适龄农民入学,学校的费用靠学员自己劳动创造,省里先给一小部分启动资金。我们从教育入手,促进江西农业的发展。邵省长听了汪东兴的想法和建议很高兴,当即表态:“你这个想法很好,应该考虑。”他还由此联想到他当年到苏联东方大学的情景,说:“我看江西也可以办劳动大学。办学的方针是: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学习和劳动相结合,政治与业务相结合,这对发展我们江西的经济是有好处的。”于是省委决定,由汪东兴和刘俊秀负责,带领一些干部到部分农垦场走访,广泛征求意见,结果垦殖场的职工群众热情很高,大都赞成在全省办劳动大学。
  1958年6月9日,中共江西省委、省人委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邵式平、刘俊秀、汪东兴的倡议,为了加快对江西革命老根据地的开发和建设,为了满足全省人民群众,特别是较贫困的工农及其子女迫切要求提高文化素质的愿望,做出了《关于创办江西省劳动大学的决定》。该决定指出:“为培养共产主义的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工业等方面又红又专的大批人才,普及科学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建设繁荣幸福的共产主义新山区,特决定以原江西南昌林校和各综合垦殖场为基础,创办江西省劳动大学总校和分校。”当日在全省各地公布了招生简章。接着在全省各地设立了招生处、招生点。不久又将校名定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同年8月1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正式成立。当天,在设于南昌市郊的西山梅岭共大总校及井冈山、大茅山、武功山等30所分校,同时举行了开学典礼。共大总校的开学典礼由副省长兼共大总校党委书记汪东兴主持,省委副书记兼共大总校校长刘俊秀作了题为《为一座新型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诞生而欢呼》的报告。邵式平则参加井冈山分校的开学典礼。第二天《江西日报》发表了题为《祝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开学》的社论。当时总、分校共有学生1.1万名,工农及其子女占92.7%,一所“半工半读”的新型大学在江西这块老根据地诞生了。
  1959年8月,毛主席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江西省的领导方志纯和汪东兴去看望毛主席。谈话中毛主席主动问起:“劳动大学现在办得怎么样?”汪东兴将共大开办近一年的情况,从艰苦的建校劳动,到利用荒山林地、水塘水库等积极兴办自己的学校,自己的农场、林场、畜牧场、鱼苗场,以及以各类加工为主的工厂;从学校编教材,学员分班级学文化、学科技、学生产技能,到请邵式平等省委领导来给师生作思想政治报告;从学校所取得的成绩和面貌变化,到社会各界对共大的反映,等等,都作了详细汇报。并告诉毛主席,共大分校由开办初的30所已经发展到了77所,学生已达到4.6万余人。汇报中,方志纯也不时插话补充。   毛主席一边吸烟,一边仔细认真地听着,直到汪东兴的汇报停顿下来,仍很有兴致地说:“你接着讲,能不能总结一下你们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特点?”汪东兴稍加思索,便归纳了邵式平、刘俊秀在共大作报告所讲的相关内容,谈了广大工农群众能接受高等教育、学生半工半读能自己创造条件学习、能多快好省地为国家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等特点以及优越性。毛主席听完汇报说:“看来你们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办得很有起色,很有希望,要坚持办下去。”
  在这次庐山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也听取了邵式平关于创办共大的情况汇报,并题写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校名。朱德委员长在这年夏天,参观了“共大成就展览”后,欣然为庆贺共大创建一周年题写了赞词,并为共大井冈山分校的校刊题写了“井冈熔炉”。
  “这是一件大事,我写几个字去祝贺他们”
  1960年9月,汪东兴奉命调离江西回北京工作,但他仍与江西共大保持密切联系。1961年7月,因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汪东兴随毛主席回到江西。受共大及江西省委委托,汪东兴于7月29日下午,在谈完其他工作后便抓住时机和毛主席谈起江西共大的管理,学生培养的目标和方向,学生既学文化又学专业技术,采用了教学、生产、科研相结合方法,等等。毛主席听到共大发展这么快,并且逐步完善,十分高兴。他说:“办得好啊!看来我三十年前想办的事,终于在你们江西实现了。办教育是一个事业,一件大事。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文化,不讲科学,不培养人才是不行的。”汪东兴见毛主席兴致很高,连忙说:“今年8月,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建校三周年,请主席写几个字鼓励鼓励,好不好?”毛主席很爽快地说:“这是一件大事,我写几个字去祝贺他们。”
  7月30日早晨,毛主席的卫士张仙朋打电话给汪东兴说,今天凌晨主席结束了一夜的办公刚躺下,又起来说,睡不着,还有一件事没办完,接着就吩咐张仙朋准备纸和墨。主席坐在桌前,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就一口气写下了许多字。主席写好后就吩咐打电话,说:“请汪东兴来先看看,然后我还要再看看。”汪东兴迫不及待地来到主席住处,兴冲冲地拿起毛主席写的“字”一看,原来是给共大的一封500多字的信。信中说:“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文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青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省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初时学生宜少,逐渐增多,至江西这样有五万人之多。”这就是后来被大家称为毛主席“七三○指示”的信件。
  汪东兴十分激动地看完后,仍放回毛主席的案头。下午主席起床后,又看了看他写的信,后传话让汪东兴来到自己住处。毛主席对汪东兴说:“我又想了一下,这封信还是暂时不要公开发表的好,一旦公开发表,全国各地都要派人到江西参观、学习、取经,江西要管吃、管住、管接待,这样一来影响生产;影响教学,大大加重了江西负担,好事变成坏事哩!你告诉江西共大的同志们,就说我向他们表示祝贺。你看怎么样?”接着又吩咐:“这封信请你送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们传阅。”汪东兴马上打电话给正在庐山参加会议的邵式平省长,告诉他毛主席已写了亲笔信祝贺共大。邵式平得知情况后立即就来到汪东兴那里,将信的全文抄去,向江西共大的同学们报喜。
  庐山会议刚结束,周恩来总理就来到共大庐山分校考察。9月18日,周恩来在南昌市江西宾馆接见共大学校的领导及师生代表,将毛主席给共大写指示信的喜讯告诉了大家,还与大家合影留念。
  后来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多次来到共大视察,也给予赞扬鼓励和积极支持。1964年8月1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中央各部和北京市党员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讲述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两种劳动制度时,热情地肯定了共大半耕半读是好形式。同年,刘少奇多次在讲话中赞扬共大所取得的成就。
  1965年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了《中央特发毛泽东同志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信和江西关于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办学情况报告》,将毛主席三年多以前写的信,向全党全国公开,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学习研究”。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后,江西共大在新的历史时期仍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发展也很快,并引起国内外更广泛的关注。1978年2月17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经国务院批准,被列为全国重点高等学校。
  随着我国国情的变化和教育事业迅速发展,1980年11月,经中共江西省委、省人民政府批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改名为江西农业大学。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作为一种办学形式现已不存在。但是,共大创办的巨大成就,及其独特思想、理念,以及贯穿在整个办学中所体现的不畏艰难的探索精神,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据1968年至1980年的统计,就有86个国家和地区的549批外国朋友共7496人到共大学校访问考察。
  照毛主席指示
  组织开展小整风
  1960年9月下旬,汪东兴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回到北京。9月28日上午,毛主席对当日到京的汪东兴说,我发觉身边有“老鼠”,工作人员中有些人的思想作风不正,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清除“老鼠”,整顿思想作风。他要汪东兴回去安排一下,抓好这件事。汪东兴将主席交办事项分别报告了公安部罗瑞卿部长、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和周恩来总理。
  10月3日下午,汪东兴就工作人员小整风的意见向毛主席作了 汇报。他说,进行小整风,首先要加强学习,提高认识。学习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在学习的基础上,采取座谈的方法,互相谈心,互相启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每天搞半天,安排50天,争取完成小整风任务。毛主席听后说,这样做方向明确,办法对头。你召集他们开个会,宣布做法。
  10月6日上午,汪东兴召开了毛主席办公室党支部扩大会议,宣布了开展小整风计划,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毛主席说:“你们没有犯什么路线错误,只不过是生活作风、思想意识上的缺点,只要认真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一下就完了嘛。如果有人对你批评尖锐一些,也没有什么不好,就是让你不舒服几天,几十天,将来你会感觉到对自己有帮助。”毛主席还以他自己经历中的一些感受来教诲大家。大家听了传达毛主席亲切诚恳和富有深刻哲理的讲话,都表示要积极参加小整风。   在整风中,绝大多数人都严格要求自己,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自觉检查自己的思想作风的错误,并写出检查材料交给组织,思想认识都有明显提高。整风中也揭发出个别人有严重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作风,并且有贪污、渎职行为。还有人在随毛主席去外地考察工作时,曾向一些地方无偿索取物品,这一次也对他们揭发帮助。毛主席不能容忍和姑息贪污、渎职行为。当他知道群众揭露的事实后,虽然这个人在他身边工作多年,仍果断给予纪律处分,调离中南海,另行分配工作。
  毛主席还要求大家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制订工作人员守则,“买东西一定要给人家钱,一张纸,一支笔也如此,千万不能向地方要东西”,“过去向各省、市要的东西,要照价付款,钱由我稿费内开支”。遵照毛主席的要求,从稿费中支取三万多元,派人到事出各地,一一退赔并道歉,以挽回造成的不良影响。这件事使在他身边工作的所有人都敲起警钟,接受教训。
  这次小整风,我根据东兴同志在全体人员会上作的总结发言整理成文,由东兴同志面呈毛主席翻阅(注:我曾著文《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小整风》刊载《世纪》杂志2011年第2期,文内对小整风有详细介绍)。
  后来,在东兴同志与我聊天的时候,我问起主席为什么手书两轴“赠汪东兴同志”,这是不多见的一桩事。他回话很简单,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我到江西两年半,回来以后又安排小整风,主席还比较满意,也是一种鼓励吧!
  约在1961年11月份的某天,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请汪东兴副部长到公安部开会,我随东兴同志同去,会议开到11点左右散会。参加会议的八九位同志吵着要汪副部长请客,汪副部长得到毛主席手书是大喜事,不请不行。东兴同志答应去北京东端江西饭店吃饭。谁知去了饭店以后又吵着要看主席的手书原件。东兴同志要我回中南海把主席亲笔原件拿来,大家爱不释手,千说万说希望能够得到一份。东兴同志被大家急切的心情所感动,心情愉快地开口满足大家的愿望,说装裱后给今天在场的每人一套,由在场的群众出版社社长于浩成到荣宝斋去办。大家高兴地都给东兴同志干了一杯,以表感激不尽的心情,东兴同志没有酒量,就以茶代酒一起与大家助兴。
  过了二十几天,于浩成将手书原件亲自为东兴同志送到中南海办公室,顺便也给我带来一套复制品。 我不好意思收纳,东兴同志说,送你你就拿着!这样我才存有毛主席手书两轴。
  东兴同志家, 有不少人来采访他。几位来自江西家乡的制片人说,为了拍摄方志敏的专题片,地方电视台进京采访汪老,在他家里呆了较长时间。他的住宅客厅宽敞整洁,陈设简单朴素,西墙靠窗处挂一中堂,是毛主席书赠的王勃诗。上书“唐朝少年诗人王勃诗一首,送别。城阙俯(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其书法笔走龙蛇,骨气雄浑,令人心胸激荡。
  这位负责人还说,汪东兴的夫人姚湘娥,见我们在这幅墨宝前驻足凝视良久,便告诉我说,毛泽东兴致很高,除了给王勃的诗一首,还特意又写了老人家自己的那篇名作《沁园春·长沙》。这幅书法是毛主席的代表作之一,雄风遒劲,气势磅礴,石破天惊,气韵如虹。将这样珍贵的笔墨送给汪老,足见毛泽东对汪老的信任和厚爱。
  (作者为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现已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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