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移动文物尤其需要讲好故事，做好宣传和推广
　　在寻访36位中国古代著名诗人故里遗迹的旅程中，美国著名汉学家、作家比尔·波特发现，很多故址是当地人也很少知道的文物保护单位。在探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曹植墓时，比尔·波特更是惊讶于彼时“竟然只有我一个游客”。
　　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另一条消息。据《北京日报》报道，曾经默默无闻的北京法海寺于2016年年底重新开放之后，头两个月，每天客流量达到300～500人之多。为保护寺内珍藏的明代壁画，法海寺大雄宝殿2017年6月起进行限流，规定每天参观人数不超过140人。

　　为什么价值连城的国宝没人看？为什么曾经鲜为人知的法海寺不得不限流？其中另有奥秘。
　　“养在深闺人未识”
　　位于北京石景山区模式口翠微山南麓的法海寺，过去在文物古迹遍布的首都显得缺乏名气。
　　然而，早在1988年，法海寺就和圆明园遗址、三星堆遗址一起名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所以获此殊荣，是因为其大雄宝殿内藏有镇寺之宝——明代壁画。
　　在文保人士看来，这面明代壁画的真迹甚至可与敦煌壁画相媲美。200余平方米的壁画由当时的15位宫廷画师精心绘制，笔法细腻超乎想象，用放大镜甚至可以看见壁画中狐狸耳朵上的毛细血管。
　　无论从艺术水平、绘制方法、制作工艺还是历史价值来看，法海寺壁画都堪称明代壁画之最，学者舒乙曾高度评价其为“中国的西斯廷”。
　　可是，一位来自石景山的游客却说，自己在公众号上看到法海寺的介绍，非常震惊，“没想到身边竟然还有这么一座国宝级古寺”。
　　与之相关的一个例子是，始建于公元590年的西安天坛，先后有隋文帝杨坚、唐太宗李世民、武则天等21位皇帝在此祭天，是目前已知中国现存最早的皇帝祭天礼仪建筑，堪称天下第一坛。
　　然而，这座深藏于西安城南巷子里的“天下第一坛”，很多老西安都不一定知道。
　　北京市文物局局长舒小峰曾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人们对遗产价值的认识是逐步提高的。文物古迹之所以“养在深闺人未识”，与基层管理者的认识水平有关，与行政管理部门缺乏整体文物遗产宣传规划有关，与我们缺少跨界引进高水平文化合作机构及宣传手段有关。
　　“广而告之”是法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文物分为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两大类。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可移动文物进行过三次大的普查，2011年年底公布的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6722处（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如此众多的不可移动文物，又有多少“养在深闺人未识”呢？
　　可移动文物可以通过走出库房“从沉睡中苏醒”，通过在博物馆馆际间开展借展、联展、巡展“流动起来”。比如由首都博物馆、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承办的“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在北京展出7个月，参观人数高达42万，创历年特展之最; “中国美术馆经典藏品西部巡展”期间，罗中立的《父亲》、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等作品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四川，展出40天，接待观众近6万人次。
　　相比而言，如此众多的不可移动文物因其“不可移动性”无法“走出去”。要让观众“走进来”，让不可移动文物“活起来”，就必须“广而告之”。
　　如今法海寺访客不断，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其对整体宣传规划的重视：修缮期间就不断发布消息，开放前大规模媒体曝光;在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上大力推广，其中不乏文化界人士撰文介绍;不仅注重文物历史宣传，还讲述与文物保护有关的感人故事。
　　于细微处见用心
　　如果公众不知道、不认识、不了解这些文物，文物怎么能“活起来”？更遑论对文物保护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法海寺曾闭馆三个月，利用三维矩阵技术对壁画数据作了采集，并对采集到的图像进行了整体拼接，力图让壁画“立体重现”。基于这些数据，法海寺壁画将被制成数字博物馆，内含壁画图片、文物介绍、法海寺历史沿革介绍等，游客足不出户，便可在网上观赏。
　　此外，法海寺还制作了宣传片、纪录片，以使公众得到更为丰富立体的认知。
　　即便是闻名遐迩的故宫博物院，除提升常规展览水平、提高馆藏文物利用率、举办丰富的社会教育活动外，在深入开展文物知识普及和宣传方面仍然不遗余力。作为故宫博物院90周年献礼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甫一播出，故宫及其文物修复师就成为广大民众热议的话题。
　　自从故宫搞起了文物IP授权，做起了电商，人们不时可以在新媒体的帖文里看到有浓浓故宫印记的“萌文化”形象，600岁的故宫成了新一代“网红”。如今，“康熙大帝”用两手食指点着酒窝，或者在眼角边比划“剪刀手”，一代帝王以“萌萌哒”的形象走下神坛，走到了人们身边。
　　中国是文明古国，文物浩如烟海。如何让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滋养今人的精神，更好地传承与发扬光大？需要抓细抓小，于细微处见用心。期待更多的文物管理部门拿出更显用心的真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