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不是人人有必要去争做的，也不可能人人都能做成的。
　　做一个“教育家”不是中国所有教育工作者追求的目标，也不该是中国所有教育工作者追求的目标。
　　正像受教育者是分层次的一样，教育工作者也是分层次的：他们中间有合格的校长、合格的教师，也有杰出的校长、杰出的教师，有被公认的教育家，也有被公认的大教育家。
　　教育事业是一个伟大的事业，这个伟大的事业固然需要大教育家、教育家，但也需要虽然不是大大小小的教育家而确实是合格的教师和校长。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分析，教育的人才也是呈准正态分布的，即两头尖、中间大：不称职的教师和校长是极少数，教育家也同样是少数，大部分是合格或优良的教师和校长。
　　按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自我实现是他获得生命幸福感的源泉。人的自我实现是和他的自我人生定位相关联的。假如他的天分和质地使他经过努力可以成为一个优良的教师或校长，他经过努力也确实成为了一个优良的教师或校长，他本来可以获得幸福的体验了，可是咱们偏偏要他把“教育家”作为他的追求目标，这是他努力之后也是达不到的目标，那么他何时才能体验生命的幸福感呢?
　　既然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再来大声召唤中国教育家，这还有意义么?
　　意义是有的：
　　——因为我们的教师和校长一般都很谦逊或者少了一点自信，他们羞怯于“教育家”的称号。或者有的心浮气躁，火候未到，就敢花钱通过报刊电视来把自己包装成“教育家”。这样两个极端的做法都是不利于教育家的诞生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大声召唤中国教育家。
　　——因为我们正处在教育的改良或变革的时代，这是需要教育家的时代，也是教育家可以脱颖而出的时代，所以我们今天要大声召唤中国教育家。
　　因为温家宝总理说要“教育家办学”，所以我们把眼光更多地盯在了“校长”的层面。而事实上，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中间，也是可以而且应当产生教育家的。我们只看到北京大学校长任上的教育家蔡元培，而没有看到教育总长任上的教育家蔡元培，这也是不够全面的。在咱们这样一个官本位体制化的社会里，教育领导人成为教育家，或者让教育家成为国家或区域的教育事业领导人，其意义将更为深远和更为现实。浙江省的大规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远远早于全国性的新课程改革，这项工作就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邵宗杰教授在浙江省教育委员会主任任上时始于绍兴柯桥的。邵宗杰先生是浙江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倡导者和领导人。如果写20世纪中国教育史或20世纪浙江教育史，“‘柯桥实验’与浙江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肯定得浓浓地书上一笔的。我也有理由说，邵宗杰是当代中国的教育家，虽然邵先生本人未必会同意这样的说法。所以我说，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中间，也是应当产生教育家，或者让教育家做教育部门的领导人。
　　最后我要说的是，媒体的功能固然十分强大，但是教育家绝不是媒体“炒作”出来的，绝不是媒体“包装”出来的。无论公鸡早晨有没有打鸣，太阳照样升起。你能说太阳的升起是公鸡给叫出来的么?在时钟尚未普遍使用的时代，公鸡的打鸣只是给农夫或其他人报告时辰，而媒体的作用恐怕主要的也是在于此。
　　
　　(作者单位：浙江教育报刊总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