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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次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相比其他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危机，如自然灾害、金融危机等，具有突发性、无差别性、跨国性、不确定性等特征。疫情波及范围广、治理难度大、损伤程度深、恢复周期长，极易冲击区域乃至世界经济增长，造成危及一国国内乃至全球局势稳定的复合性后果。从时间纵轴看，此次疫情发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行进过程中，可能成为一个历史转折点。
全球化方向不会逆转，但节奏将有所调整
全球化总体上对各方有利。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收入中位数近年一直在持续增加。从资本的角度看，合作的收益远大于风险。此次疫情下全球经济各种“断供”和“断需”，其实恰好证明了全球化已是一个既成的现实。
疫情可以看作是对全球化的一次测验，测验了哪些方面合格、哪些方面不合格，哪些需要改进、哪些需要扬弃。测验得出的结论之一是：各国应通过在卫生和经济事务上的跨境合作来应对公共卫生危机。而这或将促进全球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
不过，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在分配上并不均衡。而更关键的是，这种“不均衡”恰恰发生在世界头号大国美国身上。其实，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头几年里，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去全球化”的现象，如贸易增长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不过，这些以商品、服务、资本、人员国际流动减少为特征的“去全球化”，实质上只是使全球化进程放缓，而不是逆转。
目前最现实的问题是供给链的重塑。有关国家会更注重保持供给冗余度，谋求构建更多元化的供给链，增加供应链的弹性与韧性，规避过度依赖偏远地区供应的风险。目前，中国集中了全球制造业产能的约30%，因而将成为这一轮供应链调整的重点对象，成为“靶心”。
国际关系的区域化发展趋势可能加速
病毒攻击不分国界，但带有地域性特点。生产基地与消费市场之间距离越远、布局越分散，就意味着风险越大。因此，今后的国际合作可能会更多考虑地理、地缘性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区域合作、经济一体化可能得到促进。有学者已提出，中国应加快“引资补链”，在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三角、成渝等地区重点打造一批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几千亿元到上万亿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链集群。
在幅员广阔的中国，将产业链全部配置在本土范围内是可能的，但在日韩等国则有难度，只能依托周边特别是东北亚地区进行调整。这将提升东北亚区域内的贸易比重，促进区域内各国间经济依存度进一步加强。
此次疫情下，世界不同区域的表现存在较大差异，欧盟、东亚（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北美国家，各个地区政府与民众在反应和对策上都明显不同。疫情应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某个特定地区的文化共性，相对于欧美的“工具理性”思维，东亚国家的抗疫举措则体现出“人本化”的价值观念。而这些文化共性或将成为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的社会文化基础。
大国战略博弈加剧，技术标准之争成为焦点
“后新冠”阶段的国际关系，将在疫情之前形势的延长线上继续演进。就大国关系而言，规则、标准已经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焦点。
在2019年1月的达沃斯论坛上，安倍晋三提出全球数据治理这一新概念，并推动在6月大阪G20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当时安倍提出必须制定数字经济监管规则。日本数字经济起步较早，但发展速度和市场规模相对滞后。数字经济原本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讨论议题，日本明显是要在这一议题上抓住规则制定主导权，引导WT0改革的讨论方向。
在高技术领域，国际战略博弈强度也在提升。2019年底，日美主导修订《瓦森纳协议》这一集团性出口控制机制，增加了对12英寸硅片技术出口的限制内容。这是要对中国实施“卡脖子”工程，精准打击中国快速发展的半导体产业。在美国打压华为的同时，日本也约谈了几家中国高科技公司的负责人。
2019年，欧盟出台了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新规，在涉及高科技、关键基础设施和敏感数据的产业领域对外国投资加强了审查。美国、日本也加强了类似的限制手段。不少国家担心在投资上因为外资收购而失去对本国战略部门的控制，以及在贸易上的基本供应过度依赖外部，于是争相推出新政策，加強自主性，减少对外部的依赖。
“人类命运共同体元年”
东亚国家在抗疫中表现出的文化共性，令美国产生了危机感。同时，面对本国日益严峻的疫情，美国国内开始出现反思。《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将成为新的历史分期的起点。
从人类面对共同威胁、需要携手应对这一视角看，2020年堪称“人类命运共同体元年”。马里兰大学教授米歇尔·盖尔芬德提出，面对公共卫生危机，中国那样的“紧密型社会”比美国这样的“松散型社会”更能作出有效回应。“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美国）的松散文化需要一次大转型”。
面对疫情压力，在危机感与竞争意识双重驱动下，美国政府有人做出了“甩锅”“索赔”的动作。从美国内政角度看，这一做法是着眼总统选举，要转移视线，推脱责任。从美国的国际战略看，则有在不利处境下以攻代守、强行压制的味道。
日本战后最长的景气周期在2019年下半年就已岌岌可危，加上此次疫情和东京奥运会延期等的
全球化方向不会逆转，但节奏将有所调整
全球化总体上对各方有利。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收入中位数近年一直在持续增加。从资本的角度看，合作的收益远大于风险。此次疫情下全球经济各种“断供”和“断需”，其实恰好证明了全球化已是一个既成的现实。
疫情可以看作是对全球化的一次测验，测验了哪些方面合格、哪些方面不合格，哪些需要改进、哪些需要扬弃。测验得出的结论之一是：各国应通过在卫生和经济事务上的跨境合作来应对公共卫生危机。而这或将促进全球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
不过，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在分配上并不均衡。而更关键的是，这种“不均衡”恰恰发生在世界头号大国美国身上。其实，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头几年里，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去全球化”的现象，如贸易增长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不过，这些以商品、服务、资本、人员国际流动减少为特征的“去全球化”，实质上只是使全球化进程放缓，而不是逆转。
目前最现实的问题是供给链的重塑。有关国家会更注重保持供给冗余度，谋求构建更多元化的供给链，增加供应链的弹性与韧性，规避过度依赖偏远地区供应的风险。目前，中国集中了全球制造业产能的约30%，因而将成为这一轮供应链调整的重点对象，成为“靶心”。
国际关系的区域化发展趋势可能加速
病毒攻击不分国界，但带有地域性特点。生产基地与消费市场之间距离越远、布局越分散，就意味着风险越大。因此，今后的国际合作可能会更多考虑地理、地缘性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区域合作、经济一体化可能得到促进。有学者已提出，中国应加快“引资补链”，在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三角、成渝等地区重点打造一批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几千亿元到上万亿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链集群。
在幅员广阔的中国，将产业链全部配置在本土范围内是可能的，但在日韩等国则有难度，只能依托周边特别是东北亚地区进行调整。这将提升东北亚区域内的贸易比重，促进区域内各国间经济依存度进一步加强。
此次疫情下，世界不同区域的表现存在较大差异，欧盟、东亚（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北美国家，各个地区政府与民众在反应和对策上都明显不同。疫情应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某个特定地区的文化共性，相对于欧美的“工具理性”思维，东亚国家的抗疫举措则体现出“人本化”的价值观念。而这些文化共性或将成为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的社会文化基础。
大国战略博弈加剧，技术标准之争成为焦点
“后新冠”阶段的国际关系，将在疫情之前形势的延长线上继续演进。就大国关系而言，规则、标准已经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焦点。
在2019年1月的达沃斯论坛上，安倍晋三提出全球数据治理这一新概念，并推动在6月大阪G20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当时安倍提出必须制定数字经济监管规则。日本数字经济起步较早，但发展速度和市场规模相对滞后。数字经济原本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讨论议题，日本明显是要在这一议题上抓住规则制定主导权，引导WT0改革的讨论方向。
在高技术领域，国际战略博弈强度也在提升。2019年底，日美主导修订《瓦森纳协议》这一集团性出口控制机制，增加了对12英寸硅片技术出口的限制内容。这是要对中国实施“卡脖子”工程，精准打击中国快速发展的半导体产业。在美国打压华为的同时，日本也约谈了几家中国高科技公司的负责人。
2019年，欧盟出台了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新规，在涉及高科技、关键基础设施和敏感数据的产业领域对外国投资加强了审查。美国、日本也加强了类似的限制手段。不少国家担心在投资上因为外资收购而失去对本国战略部门的控制，以及在贸易上的基本供应过度依赖外部，于是争相推出新政策，加強自主性，减少对外部的依赖。
“人类命运共同体元年”
东亚国家在抗疫中表现出的文化共性，令美国产生了危机感。同时，面对本国日益严峻的疫情，美国国内开始出现反思。《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将成为新的历史分期的起点。
从人类面对共同威胁、需要携手应对这一视角看，2020年堪称“人类命运共同体元年”。马里兰大学教授米歇尔·盖尔芬德提出，面对公共卫生危机，中国那样的“紧密型社会”比美国这样的“松散型社会”更能作出有效回应。“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美国）的松散文化需要一次大转型”。
面对疫情压力，在危机感与竞争意识双重驱动下，美国政府有人做出了“甩锅”“索赔”的动作。从美国内政角度看，这一做法是着眼总统选举，要转移视线，推脱责任。从美国的国际战略看，则有在不利处境下以攻代守、强行压制的味道。
日本战后最长的景气周期在2019年下半年就已岌岌可危，加上此次疫情和东京奥运会延期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