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的真相

　　26岁的佟骁走进贫困县后，他的世界被撕裂成了两半。一半由直辖市的重点大学、北京的头部媒体和自己出生所在的中心城市结构而成，稳定繁荣、充满秩序;另一半景况与此截然相反，是他新踏足的这片土地。
　　“在‘坟头蹦迪’，”电话那头，佟骁声线的起伏，通过电波完整地传递过来，“真的，这就是我真正上班的第一天！”
　　研究生毕业后，佟骁考取了一个中西部贫困县的选调生，作为当地党政干部储备人才，工作第一年，按政策要先去下属乡镇历练。入职前，佟骁接到通知，选调生由乡政府提供住宿。待他到了却发现，家人嘴里能“拎包入住”的人才公寓，位于乡政府楼顶，几间闲置办公室里面搭上简易的硬板床，就是职工宿舍。
　　乡政府的同事大都是本地人，佟骁这样的外来大学生，算是“稀罕物”，人才公寓里的常驻客，严格来说只有他一个人。搬入宿舍第一天，下班后，四层的办公楼里，只留下了佟骁一个人。他推开房间的窗户，正对上三座孤零零立在夜色里的坟包——中国推行殡葬改革十余年，提倡火葬，限制土葬，讲求平地深埋、不留坟头，但这边乡镇依旧保留着旧俗，政府办公楼后，就是一整片四处隆起的坟山。
　　“选择去基层，我是真做了心理准备。但你怎么能想到会是这样的呢？”乡政府背靠坟山，给了佟骁足够惊吓，他觉得“荒谬”，但当他和别的同事交流时，“所有人都不认为这个有问题，只有我快崩溃了。”
　　拥有几家大机构媒体的实习记者经历，多次表明自己“见过很多事”的佟骁，感到生活被整个镀上了层“魔幻”色彩。他供职的贫困县，曾制定了一整套详尽的“人才待遇制度”，结果实行时大家发现，真正能符合“人才待遇”要求的，全县只有一个人。县委人才办公室的朋友还告诉佟骁，县里还有引进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指标，并为此匹配了“好多好多万元”的奖金。
　　“你一个县制定制度，能实际点吗？没配套政策，得诺贝尔奖的来这能干嘛？你也引进不来。”让佟骁备觉荒诞的事情远不止于此，它们接踵而至，持续冲击着他的认知边界。
　　在发现自己作为在编员工，入职近一年，却因相关部门流程缺失，欠缴部分社保项目后，佟骁脆弱的神经彻底绷紧了：“五险一金，不要说公务员了’任何一个正经职业都有吧？只要你是个劳动者。”他跑去县里的办公窗口询问维权，换来一张“先垫付后报销”的字条。待到拿着发票回来报销时，这张加盖红色公章的纸条，却被强硬驳回，理由是“不符合要求”。他向对方讨个说法，只得到冷脸指责，“年轻人真不懂事。”
　　“既然不符合，为什么你要给我这个条？”事情变得让佟骁难以理解，愤怒和委屈一起涌了上来，“我们约定的这些东西，是一个契约，你们连个契约精神都没有！”

　　陌生的新环境里，佟骁熟悉的秩序和规则失效了，强烈的“割裂感”向他席卷而来，“一个人快一年不享受社保，这种事在城市里你敢信吗？”他强调着这一点。实际上，光从地理位置来说，佟骁从小生长的二线城市，与现在工作的县城，只隔着一条母亲河，一辆大巴车花费几个小时，就能往返两地。一路上是连绵的麦田，碰上傍晚，路上还能观赏到夕阳跌落进河面，天地凝成通红一线的美景。
　　但这段格外浪漫的旅程，却连接着两个落差巨大的“城乡”世界——乡镇的人会把去县里，称为“进城”，而县城里的人呢？佟骁想起自己的一位女领导，某次下乡，两人到母亲河边，女领导看着对岸的都市感叹：河那边的天空有点脏，那就是城市呀！
　　“在中国，城市跟农村其实是割裂的。农村有农村的质朴和所谓的田园，但无论城市青年如何去设想田园牧歌，那都不是田园唯一的真相。”来到基层一年后，佟骁承认，自己当初的选择缺乏更多考量：“我是去一个我从没去过的地方。在这之前，我没有太意识到这中间的差别。”

领导、人情和钱

　　对于佟骁遇到的各种“怪事”，在太行山下的五线小城工作十余年的基层干部吴亦表示，“见怪不怪”。“意思就是，现象普遍，且（你）无能为力。”吴亦特意向我解释道。
　　刚参加工作时，吴亦多得是想不通的事，他是干部子弟，千禧年大学毕业后遵循家人意愿，进入家乡城市的市直机关工作。作为单位里屈指可数的“技术型人才”，摄影专业的吴亦刚进单位时，对工作还有不少憧憬：比如在系统内搞个小型电视台，为当地做些实际有效的宣传，也让同事们锻炼锻炼，提升业务技能。
　　但吴亦每次和领导聊起这些规划，对方总是“顾左右而言他”。吴亦初时不明白，后来才懂，领导是戏曲演员出身，“在他看来，能在舞台上蹦跶的，才是好同志。”
　　积极上舞台的同志们一个个评上了中级和高级职称，而吴亦不管干多少业务、考多少证书、获得多少文化厅盖章的摄影奖，工作十多年，初级职称始终没往上提过半分。
　　“职称是以前领导手上的一种资源，是待价而沽的商品，悄悄‘卖给’那些手底下的人。”顶头领导退休了两批，吴亦却对评职称没了希望：“评上的职称是终身制的，新领导不可能把它拿掉，我要评，只能等人家退休。” 　　十余年来，除了职称，吴亦的工作内容对比刚入职时，也几乎没有变化——每天早上，走8分钟，从爷爷分得的干部住房去单位签到，再扛着公家的相机和摄像机“到处跑”，跟会议、跟活动，“做领导政绩的素描本”。
　　为防止工作时“带子不够用”，吴亦衣柜里的每件外套，口袋里都揣着几盘录影带。他把前段时间拍的一张照片发给我看，衣兜里翻出来的录影带堆在一起，铺满了他整张床。“我回看素材时发现，摄像机太专业了也不好，很多次都能听到领导放屁的声音。”吴亦嗤笑道，他最后告诉我，自己决定给照片取名为《火山》。
　　体制内通行着一套无法言明的规则，在基层，规则的某些部分被放得更大，“领导”这两个字，则被赋予了更多的涵义，佟骁也逐渐认识到了这_点。因为社保问题，他态度强硬地跑到县里多次维权，对方发现自己想尽办法都按不下这个“刺头”，又考虑到他是县里引进的少数高学历人才，终于提出来了“解决方案”。
　　县里的领导和几位同事跨河而来，一起出现在佟骁家门口，他们表示同意给他报销，请他收下钱款。“几个人对着你，你一言我一语地反复说、反复说，‘这事儿你翻篇儿吧，我们已经来了’。”佟骁判断，对方藏在话后的意思是：我们亲自来看你了，钱、姿态都给你，你还要什么呢？
　　佟骁无法接受这样的解决方式，反而觉得有种原则被挑战的“冒犯”感。“我之前被人明确问过，‘给你两个选择，要钱没说法，要说法没钱。’我说我不要钱，就想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一群人来给你讲，你要钱嘛，你就收钱吗！”佟骁的声音带上了哭腔：“我承担了别人的工作失误……他们就认为你不通人情，而你的一切行为都能用钱衡量……他们不认为尊严重要，不认为程序重要！”
　　佟骁和基层同事关于价值的分歧，在他从乡镇回到县城后，变得更尖锐。因为大学专业和实习经历都与新闻传播相关，佟骁被领导和同事们判定为，适合“应对‘假记者’”的工作。

　　如何分辨假记者，县里有着自己的一条标准线。“不管这个人拿不拿记者证，当他这篇监督报道写出来后，他说你给钱我可以不发，这是假记者;如果非要发，那就是记者。就没有所谓的真记音。”佟骁还意外得知，县里留有一笔专项基金，用来应付“假记者”。
　　因为实习过的报社曾发表了一篇当地的调查报道，带来了较大影响，佟骁还遭到了同事奚落。“你们记者说什么理想，说什么监督，还不是钱管用！”处理过这件事的同事语气轻蔑。佟骁质疑：“那个报纸应该不收钱吧？”同事脸上轻蔑不减，钱虽没完全使上劲儿，但县里专门组织了协调小组北上处理舆论，“我们协调的结果，就是他没再继续报道了啊。”
　　工作一年半年后，佟骁沉进了更为低落的情绪沼泽里。县城的冬天格外冷，他在这里找不到气味相投的伙伴，也没有喜欢待的地亢为数不多能感受到的温暖，来自办公楼对面，“青春路”上的一个小吃摊“亮晶晶特色烤冷面”。
　　“他家自制的剁椒特别好吃！”佟骁的声音明朗起来，摊主是个充满朝气的本地青年，佟骁叫他“亮亮”。冬天的街道寒冷暗沉，但冷面攤子上蒸腾起白色的绵密雾气，会把忙碌的亮亮热闹地包裹起来，“就像神仙在做（冷面）一样。”
　　“这个冬天虽然很冷，生意时好时坏，但你要坚持下去。”整个冬天，佟骁买了数不清次数的烤冷面，第三次光顾时，他坚定地告诉正为生意发愁的亮亮：“我对吃很讲究，我认为好吃就是真好吃，我觉得你这家店能火。”

“我想做点事”

　　钱，始终是佟骁绕不开的话题。他是重点高校的硕士毕业生，一入职，单位就给了他普通基层科员要熬十数年才能享受到的副科级待遇。即便如此，佟骁计算过，他一个月工资刨去社保和税，到手也不足3000元。
　　一位领导曾好奇问过佟骁：你都读了个研究生，为什么来这领这点工资？“他也不是轻视你，只是觉得你取得了学历上的短暂胜利，还来这种地方，约等于学历不值钱。在他们普遍的认知里，学历跟知识是挂钩的，就等于知识也不值钱。”不止一位同事或直白、或委婉地向佟骁表达过类似疑问，它们指向了一个终极问题，“学知识有什么用，你学知识能干什么？”
　　对佟骁来说，选择这份工作，实质上具有某种隐秘的必然性。他清晰记得，自己当初为毕业后的去向迷茫时，在北京实习时非常敬重的一位媒体老师告诉他：如果真想做一些事情，那么在诸多选择中，这个，是真可以做些事情的。这位老师是当年“5·12汶川地震”第一批走进震区的记音，同去汶川那些人，到今天还坚守在记者岗位上的不多，“但他还在做”。
　　佟骁认同老师给出的建议，像他们这样的人“身上不可避免地有着点理想主义”，他觉得老师看到了他内心的真实需求，“这在于我有能力真的去改变了什么，哪怕是特别微小的事情，我都会有成就感。”
　　事实上，作出和佟骁同样选择的重点高校毕业生，不在少数。2017年后，中国陆续将大学生村官与选调生工作并轨，各省市纷纷出台“回乡”“回巢”计划，向高校应届毕业的硕士、博士等高学历人才抛出橄榄枝，提供公务员、事业单位编制和优厚待遇，以下基层、不定岗的干部培育方式，让一大批高校毕业生愿意进入地方体制，不把留在一线城市作为唯一之选。 　　2018年，一个东部二线城市举办了一场仅面向清华、北大等顶尖院校的人才招聘会。经历层层选拔、面试和考察，硕士马复兴成为被公示录取的几十人之一。市里将为这些引进人才提供正科级待遇、丰厚的住房补贴，还有几十万年薪。
　　马复兴刚毕业时，同时有着几个“很不错”的就业选择：一是进高校，母校希望他能够留校做党务工作，几所地方院校也向他抛来了教学岗的橄榄枝;二是进企业，面试过的公司都给他发放了offer，其中不乏几家国内知名的上市公司;三就是“从政”，加入地方公务员队伍。
　　“我那时想得很清楚，在北京如果没点家底，像买房这些事，就算在高校或者说企业里面，压力还是比较大。”东部城市给出的待遇优厚，当然最吸引马复兴的是，“到地方上去，除了物质上能够有保障，发展空间上也相对来说更大，我还是想做些大事。”
　　引进马复兴的城市，算是全国范围内新型人才政策的“试验田”，来自中国一流院校的高材生们，被集中安置在设施完善的“人才公寓”里。“我们这边一栋楼大约有几十号‘清北人’。一栋楼里几十个副县长、副区长，”马复兴自己都觉得，“这很夸张的。”
　　人才被引进来后，还需经历至少五轮短期历练——去市委到乡镇的各个核心单位轮岗，熟悉不同层级的工作方法，尝试发现和解决问题。组织会在最终评估后，将人才放到最适合的岗位去。
　　这是中国少有的人才培养制度，而这批“空降”的硕、博人才下到基层，也引发了地方公务员班子的“小型地震”。和马复兴同批引进的一个校友，大学时曾去过几家中央媒体实习，做出了点成绩，还积累了一定的媒体资源。有次，他去新的轮岗单位报道，一进办公室，就被同级别的本地干部给了个“下马威”。
　　得知校友的实习经历，对方特意将一张当天的央媒报纸垫在刚吃完的外卖盒下，抬着下巴向校友示意：“你看，你这个（实习过的报纸）在我这就这个待遇。”
　　“这是一种很明显的不友好。”马复兴向我解释道，“他意思就是，你们眼里的大媒体，在这就用来垫外卖，你更不算啥。”
　　被基层干部为难的“引进生”不在少数，马复兴的一位师兄刚下到区县时，区政府因为“不知道他什么情况”，还派专人跟踪盯梢了一段时间——有意思的是，这个师兄最后成了那里的副区长。
　　新人干部想做点事情并不容易，马复兴虽没碰到明显的针对，但温柔的“隔离”时常存在。“他们（基层单位）知道你从上面来，以后肯定要走，你只要不留在我这，不占我的位置，就非常好。”在他所经历的轮岗单位中，多数并不给他指派实际工作，“你最好啥也不要干，甚至表面工作也不要做”，人才们被“好吃好喝招待着”，只要不反映问题和做出成绩，最后“高高兴兴送你走”。

到乡村去

　　摄像机扛了十多年，从青年干部变成了“中青年老干部”，吴亦的工作内容才终于有了改变。
　　2018年，响应“精准扶贫”的国家号召，他被单位选派到160公里外的贫困村，成为扶贫攻坚的“第一书记”。“驻村第一书记”选派的基本要求是：热爱农村工作、有较强工作能力、善做群众工作、不怕吃苦、甘于奉献的“优秀机关干部”。吴亦看到后觉得，单位这次选对了人。
　　下乡后，吴亦把手机换回了多年前的诺基亚砖头机，想要联系到他，微信不管用，只能打电话。“村里信号不太好，可能换个地方就没信号了，也用不上智能机。”偶尔需要联系微信好友，吴亦才会翻出柜子里的智能手机，爬到村对面的山头找信号。
　　“那里直线距离2751米处有个信号塔，能接收直线传来的信号，满格！村里人要看到，能羡慕得尿一裤子。”吴亦的语气有点得意。我好奇“2751米”的精准数字是如何测算得来，吴亦告诉我，他偷偷拿附近工地上的测距仪器测量过好几次，不会错。
　　村里条件差，城里的娱乐项目，这里一个也没有，测量各种距离是吴亦的主要“娱乐活动”，除此之外，两年来他还發掘了不少新娱乐：半夜站在空地里看星星，猜想外星人里是不是也有扶贫干部;加强与村里动物的交流沟通，还意外发现村长家的狗并不是“头儿”……吴亦有时还会溜达到隔壁村，那里的驻村干部有副望远镜，休息时会约上吴亦窝在房顶，抽空检查谁家的狗在到处乱跑—-这个干部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规劝村民把自家的狗约束好，别总“逛来逛去汪汪叫”。
　　“驻村第一书记”的日子并不好过，吴亦和同来的几个扶贫干部，住的是村里安排的平房，房子经常漏雨，冬天没暖气，“得生煤炉子”，因为担心煤气中毒，晚上谁也不敢睡死。贫困村地处深山，没接上自来水，吴亦和同来的扶贫干部每天还得花半小时走到山下挑水喝。“人家村民自己—人能挑两桶，我们两个人得把一个桶放到扁担中间抬着走，不然挑不动。”吴亦自嘲这就是“两个和尚抬水喝”。

　　扶贫工作的开展同样艰难。吴亦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入户填表。“到底有多少贫困户，有多少人在村里，有多少人出去打工，家里几亩地收成怎么样……你必须挨家挨户去问。文案上的工作一级压一级，根本做不完。”吴亦负责的村里多是留守老人，老人不识字，眼花耳背他得拿着表格逐个问题对着人耳朵念，再耐着性子等对方慢悠悠答完。 　　“可以说扶贫工作，有三分之一的精力是在做资料、填表格。”填表，也是扶贫干部田大鹏最头疼的问题之一，他在2018年下到乡镇“精准扶贫”，现在既是乡镇人民政府的干部，也是下属一个贫困村的村支书助理。
　　田大鹏所在的西南小山村，扶贫干部每天早上八点半上班，没有固定的下班时间，一天要完成组织开会、协调纠纷、入户走访等多项工作，“有时候晚上十一点才能休息。”每个月上级部门都会下达通知，要村里上报新的扶贫材料，因为县级、市级、省级都有自己的一套细则，所以一份数据往往要做三套不一样的资料，来迎接检查。“这两年，我经手的表格资料不计其数。”不过田大鹏觉得，“扶贫工作里，填表算是最简单的事了。”
　　对28岁的高学历“归巢”干部田大鹏来说，做群众工作才是最难的事。下乡第一天，大鹏就遭遇了语言障碍，“他们说方言我听不懂，我说话他们也听不懂。”到了村里却完全张不开嘴，大鹏只能“跟在支书身后”，看别人交流。时间久了，他才发现，当地村民和扶贫干部间有一套“神奇的”普通话、少数民族语言和西南宫话夹杂在一起的交流方式。

　　田大鹏工作的山村不如吴亦的偏远，村里信号不错，使用智能手机的中青年人也不少，这也给他带來了新工作难题。几个月前，一个村民把修整家里闲置旧板房的视频发到抖音，房屋三面透风，村民对着屏幕嚷：这里是非洲啊，我这么烂的房子，他们（村干部）都看不见啊！最后，还挂上了村里的坐标。
　　短视频发布后，网友留言几百条，大多是在质疑当地“扶贫工作做到哪去了”，村里的老干部们看到后，担心影响整个村镇乃至全县的形象，多次上门好言劝删，对方不愿配合;村里提出帮他对接政策，争取几千块的房屋维修费，“他又嫌少不肯要。”
　　这个村民并非贫困户，年轻的田大鹏不同意老干部的“怀柔”做法，但也找不到更好的处理方式。花钱找水军刷评论、降低舆论影响？不太现实。封对方账号？“你一个村干部，又不可能说通过我的一些资源，去找抖音官方平台，把他的号抹掉，实际上这种连乡镇级都做不到。”
　　这两年，抖音快手等社交短视频应用在农村快速下沉普及，“发抖音和快手”已经成了不少村民的常规“维权手段”。“很多村里有一点矛盾纠纷，有点不满意，村民都喜欢拍那些抖音，发那些东西。”向来开朗的大鹏难得沉了语气：“（这种事）比较难处理。”

千条线下一根针

　　对基层干部来说，“脱贫攻坚”是一场难打的硬仗。吴亦驻村第二年，正好遇上“村村通”工程，扶贫干部住的老旧平房，终于接上了集中供暖系统。
　　生活改善了，但是工作却难有起色。吴亦包户的一个五十岁“老光棍”，怎么都不肯脱贫，还总提出让他给介绍对象。吴亦想尽办法安排了两次相亲，结果女方嫌弃“老光棍”家的住房老旧，事情就又耽搁下来。
　　基层致贫原因，大致分几种：家中劳动力生了大病，因病致贫;孩子多、供不起，因学致贫;家在深山老林无法外出，因交通致贫;还有的是自身发展动力不足，无法脱贫——“说白了就是懒。”为了完成脱贫指标，吴亦还得自己去地里替贫困户种土豆。结果临到收获，却发现大片土豆坏了根，成熟的没几个。“不是农业经验不丰富导致的，我估计是被别人破坏掉了。”吴亦沮地丧分析道。
　　年轻干部田大鹏的脱贫工作，要更艰苦。“有的干部‘一包五’，一人帮扶五户，建档立卡户。我这种基本就是‘包村’，全村的事我都管。”田大鹏随扶贫队下到村寨后，为了鼓励当地村民发展特色农业，从茶叶种植的生产签约到技术指导，都要一手包办。全村一千多亩的茶田面积，都是几个扶贫干部顶着暴晒，漫山遍野“一分一亩靠双腿”量出来的。田大鹏的老家离村寨不过百来公里，但是，“一年里，我恐怕有将近三百天是在村里。”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下到乡镇后，江蓉蓉才真懂了这句公务员考试中常提到的话的内里含义一—上级政府的多种政策，最后都得经过基层干部“这一根针”，来传达、落实到每一个村民。
　　2019年，江蓉蓉在北京的大学读完研究生后，考上了湖北老家的县直机关公务员。老家是全国赫赫有名的贫困县，一入职，她就被借调到乡镇“支援扶贫”。基层缺人手，乡里扶贫办、农业办、数据办和攻坚办四个办公室的任务，全是一个办公室的人在干。和留京的室友视频通话时，江蓉蓉忍不住“倒苦水”：“公务员真不是喝茶看报纸！我每天的工作内容特别、特别杂。领导要我们每天8点提前半小时打卡，今天又是夜里11点才下班！”
　　作为驻村干部的上级部门，江蓉蓉每天要将村里汇总来的一摞摞纸质表格录入系统，同时将新的任务与政策对接给村干部。扶贫信息库的庞大和完备，超出了江蓉蓉的想象——“库里包罗万象，你是怎么纳入贫困户、纳入所有享受过的扶贫政策、你的每一次生活变动，都会在线显示，而且实时更新。”
　　湖北疫情爆发之后，“扶贫”加“抗疫”的双重担子压了上来。“要么去守卡口，要么就去测体温，还要一直坐在那轮班。”整整五个月，江蓉蓉“脑子里的弦儿”就没有松开过，“别人疫情时都放假，最闲，我们反而—直在加班。谁说公务员容易的？”
　　打通政策执行的“最后一公里”，是基层公务员的重要职责，佟骁主要的工作是基层文化服务，在督促和见证了县里新图书馆的成立后，“拧巴”的他逐渐找到了自己工作的意义。
　　“县里之前没有一个实际意义上的图书馆，或音书店。孩子们除了学校，没有能阅读的公共场所。”佟骁告诉我，新图书馆里不但为考学青年装配了自习室，还有给学龄前儿童读绘本准备的阅览室。 　　阅读是佟骁的“自愈方式”，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都会去书店看看自己喜欢的书，也通过这样的方式结识志趣相近的朋友。初来县城时，他找不到这样的地方'但现在，“图书馆的公共阅读区，是我在这个县里非常喜欢的地方。”
　　佟骁现在会常去图书馆坐坐，他眼中的基层农村，大多数人还是为了基础生存需求“闹哄哄”地忙碌，只有在这，“你突然看到一群年轻人，真正安静地在一个地方沉下来做一件事，为了看书、为了考学，为了一个兴趣点去努力，那个状态其实是关乎未来的，我觉得这就是希望。”
　　春天快要过去的时候，青春路上不见了“亮晶晶特色烤冷面”的踪影。佟骁再去买冷面时，街边卤菜店的阿姨告诉他：亮亮实现了整条街上小摊贩的“职业晋级梦想”——去远处街区的中学对面租了个单独的门面，他成了大家伙儿公认的“创业典范”。

乡土里的中国

　　疫情缓和后，佟骁又自觉完成了一件“有成就感”的工作。“我是单位第一个提醒所有人戴口罩的，还建议县里的药店多进点口罩。”疫情蔓延初期，佟骁说动了直属领导和同事开始更早进行防疫，还顶着几级领导的压力，把几篇揭露疫情严峻形势的前线报道发到了工作朋友圈。
　　有领导觉得“不适合”，私下要佟骁删掉，但他却坚持，“我们这种职业，有人觉得自己的职业身份更重要，但我的理解是，没什么能比生命更重要。”

　　“生命”，是佟骁“所有逻辑的出发点”，也让他逐渐从这片新踏足的土地上，感受到了新的质朴力量。佟骁和我分享了一段自己的经历：有次拍摄农村“三夏”时，他突然情绪崩溃，坐在县郊路边大哭，路过的农村大姐误会他是失恋“想不开”，执意用三轮车拉他回家，一路上还想尽办法絮叨劝解。“她是个农民，完全不能理解你的精神世界，但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她是用自己的方式想要给你一些温暖。”
　　这样细碎的暖光，给佟骁迷茫的内心缀上了些亮色，他尝试用镜头去记录一些身边闪光的瞬间，旧楼里打打闹闹练武术的孩子们、夏收麦田上忙碌着的农人、照相馆夕阳下的广告剪影……他常觉得自己置身电影里的瞬间，“感觉下一秒就有故事了。”
　　工作了两年，做过记者的佟骁发觉，基层的故事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能讲的人不知道，在这的人不能讲”，他选择把满意的摄影作品配上几段文字，发布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小镇青年亮亮”的创业故事也在其中——一场新冠疫情，县里很多个体商户遭了殃，“亮晶晶特色烤冷面”的招牌又回到了青春路上。原来临街的好位置早被别的摊贩占据，亮亮只能在靠里的角落支上新摊子。
　　佟骁再光顾时，“创业失败”的亮亮仍和之前一样乐观蓬勃，剁椒也鲜香依旧，而“亮晶晶特色烤冷面”的牌子，这一次挂得更高、更醒目。亮亮告诉佟骁，自己还有了新梦想：成为抖音网红。在没生意的时候，他就会用手机拍些搞笑的易装视频，发到网上。
　　工作一年后，马复兴也轮岗到了最基层的乡村，不同于佟骁工作的贫困县乡，这是一个在全国都能排上号的富裕村，但同时也拥有“更加板结”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
　　“基本上一个村子一个姓氏，有宗族，有祖屋。”马复兴到当地后很快发现，村里很多资产过亿，甚至百亿的豪商，“内在网络非常严密，外人很难进去。”
　　开展工作变成了一种复杂的博弈，马复兴用“寸步难行”来描述自己的境遇，“你要知道，在我家乡那边，市委书记退休后都去给本地的一个大侨商开车……这样的情况，你进去干工作就很难。”
　　马复兴有几个师哥，选择和村里大家族的女儿“联姻”，来寻求工作的突破点。大学时尝试过自媒体创业的马复兴倒是另辟蹊径，在社交媒体上开设了专门的账号，发布“小马下基层”的工作手记。村里过年的花会、致富的矿山、基层民主选举会议……写得多、发得多，逐渐也有了不少年轻网友关注，算是起到了宣传推广的作用。
　　半年多前，马复兴被单位选为同批引进人才的代表，接受了市级媒体的单独采访，被拿来作为他典型工作成绩的，不是他自己觉得满意的几次宣传活动，而是一个社区文明建设项目。马复兴和我坦陈，这个项目自己“并没有太大施展空间”，一切“只是为了搞报道”。
　　毫无疑问的是，马复兴是我接触的几位受访者中，目标最为清晰、计划感最强的—位。他明确告诉我，自己在30岁以前，要解决完婚姻、住房等基本问题;30岁至35岁的事业“黄金期”，将“全部心思扑在工作上”。面对基层遇到的困境，他承认是“真的痛苦”，但将其归因为“自己不接地气”;他坚信只要接受“历练”，自己身上“很强的一块东西”，总有能施展出来的一天。相比依旧在理想主义和乡土规则间挣扎的佟骁，他已经乐观理性又野心勃勃地融进了这片新生态里。
　　因为在三次采访中，佟骁的部分说法存在矛盾，稿件完成后，我将这些段落发给他核实，而这次，佟骁推翻了自己此前的大量表述。他多次打来电话，称社保缺位事件未有定论，而应付“假记者”则是自己的道听途说。他将我们事前沟通过的约访，定义为是“朋友”角度的帮忙，“恳请”稿件删掉关于他的内容和细节，为此造成的麻烦，或将给予我其他形式的帮助和“补偿”。
　　这与我从第三方公开渠道得到的信息，以及反复核查过的采访录音不符。佟骁的做法，也让我对他推崇的新闻理想主义提出了质疑。对此，佟骁只是表示县里乡里待他不错，随后再次发来微信：“（假记者）本身是乡村的听闻，不是我们的工作职责，我也从来没实际被安排或从事过那样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