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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存在超过20年的对冲基金比例不足3%，而Citadel就是其中之一。
Citadel是由肯尼斯·格里芬于1990年创建，启动资金只有420万美元，而截至2015年5月，其资产管理规模超过260亿美元，25年间增长6190倍，增速之快令人咋舌。
高富帅创建 大咖加盟
Citadel创始人肯尼斯·格里芬的成功之路简直就是一部自我奋斗的活教材。1986年，格里芬刚满18岁，还在哈佛大学就读，但颇有投资天赋的他就已经发起成立了两只基金，投资者大部分是其校友及亲朋，通过自己编写的程序，格里芬为30万美元左右的可转换债宾利组合取得了不错的收益。1990年11月，格里芬创建Citadel，初始资本仅420万美元。
从成立至1998年，Citadel的机遇和收益都稀松平常，但1998年其收益率达到20%。2006年，对格里芬和Citadel来说是转折性的一年，当年9月，管理规模高达95亿美元的对冲基金不凋花基金由于豪赌天然气价格走势失败而宣告破产，Citadel以极低的价格“蛇吞象”式收购了其大部分业务，幸运的是，天然气价格随后大幅回升，Citadel赚得盆满钵满。
2001年，Citadel从Aquila能源公司聘请了大批专家，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大宗商品业务，如今，该业务已经波及北美和欧洲，涵盖天然气、电力、原油及成品油等领域。
2002年，Citadel开启证券业务，通过自动化交易，该部门在10个月内的市场份额急剧扩张至15%。
2004年，Citadel将业务扩展至外汇市场，至2010年管理規模已经由10亿美元增长至100亿美元。
2006年，Citadel收购美国对冲基金不凋花基金的能源投资组合及Sowood的信贷产品组合。
到2007年年底，Citadel的资产规模已经达到200亿美元，但好景不长，随后的2008年金融危机重创了该公司旗下的两只基金Kensington和Wellington，两者的市值损失50%以上，市场一度传出Citadel即将破产。
然而，与普通人不同，优秀的人往往能够在逆境中生存下来，到2012年年初，Citadel的上述两只旗舰基金已经基本上恢复了元气。
如今，Citadel已经在芝加哥、纽约、伦敦、中国香港地区、旧金山、波士顿、达拉斯、格林尼治、休斯敦、多伦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办事处。
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的加盟让Citadel更是如虎添翼。2015年4月份，刚刚卸任美联储主席仅一年的本·伯南克宣布加盟Citadel，担任货币政策顾问，伯南克表示，他将在新职位上贡献“对影响全球经济的一系列问题的看法”，而格里芬表示，伯南克“对于全球经济有着非同寻常的见解，他对货币政策和资本市场的洞见对我们的团队和投资者都极为宝贵”。在美国商界，格里芬是一个活跃分子，其加入了多个组织，包括世界经济论坛、G100、芝加哥经济俱乐部和芝加哥商业俱乐部委员会等。
根据《福布斯》的2016年富豪排行榜，格里芬拥有75亿美元的个人资产，在全球亿万富豪榜上排名第158位，为仅次于乔治·索罗斯（249亿美元）、卡尔·伊坎（170亿美元）、迪特尔·施瓦茨（164亿美元）、雷·达里奥（156亿美元）、詹姆斯·西蒙斯（155亿美元）、史蒂夫·科恩（126亿美元）的第七大对冲基金经理。
不仅如此，Citadel还赢得了各种声誉，其中2012年获得包括年度最佳管理公司在内的HFM两项奖励、三个年度绝对收益奖，在美国机构投资者杂志《阿尔法》的对冲基金业绩排名中长期名列前茅，2013年和2014年度的最佳多策略对冲基金经理、2015年度最佳股票型对冲基金管理者等。
虽然受到广泛称赞，但Citadel在中国资本市场的行为却饱受争议。
A股股灾的“帮凶”？
2015年6月12日早盘，A股上证指数达到近七年半以来的高点5178.19点，午后开盘出现“速降”，下跌态势一直延续至7月9日，当日收于3709.33点，期间共下跌1468.86点，跌幅28.37%，史称“股灾1.0”。
股灾发生后，中国证监会派出相关机构、沪深交易所对具有程序化交易特征的机构和个人账户进行了摸排，旨在了解其账户的实名制情况、资金来源及交易策略，分析其对市场波动的影响，并将根据核查情况有针对性地完善规则、加强监管。
在取得部分证据之后，中国证监会于同年的7月31日决定对频繁申报或者频繁撤销申报，涉嫌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其他投资者投资决定的24个交易账户采取限制交易措施，其中包括司度（上海）贸易有限公司的账户。
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中信证券孙公司中信联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信联创”）与Citadel全球贸易公司于2010年2月5日共同成立司度公司，注册资本500万美元，双方各持股20%和80%，汪定国出任中方董事；2014年11月，中信联创退出，司度成为Citadel全球贸易公司完全控股的公司，而后者是对冲基金“Citadel投资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Citadel的自动交易系统致力于高频交易，采用模块化的定价方法，通过SaaS模型降低总持仓成本，其集成模块功能涵盖投资管理的整个流程，从项目管理到风险管理，所有交易都是由计算机自动决定和下达指令，数分钟之内能够下达2000万个以上的交易指令。
而这正是中国证监会核查的重点，证监会规划发展委员会曾经在一份关于程序化交易的专题报告中指出，程序化交易并不适合所有的市场行情，行情大幅变化时，运行中的程序化交易策略可能适得其反，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程序化交易可能陷入死循环，导致部分程序的连续触发，从而引发市场的异常波动，直至进行人为干预，而这种干预往往需要数十分钟甚至数个小时，此时灾难可能已经发生并无法挽回。 令人颇为不解的是，在股灾发生的前一年，Citadel还受到中国监管机构的欢迎。2014年5月份，Citadel成为第一家能够通过在华机构从中国高净值个人投资者及机构以人民币进行募资的全球对冲基金，即中国第一家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地位。那么，在中国兴风作浪的Citadel在美国又是以什么身份存在的呢？
美股“暴跌保护者”？
伯南克在接受Citadel任命时一再强调，他之所以选择Citadel而不是某家大型商业银行，部分原因就在于Citadel不受美联储的监管，“我不希望造成利益冲突的印象，而且不会从事任何类型的游说活动。”
尽管如此，伯南克的加盟仍然受到外界广泛质疑，美国知名博客Zerohedge就曾经撰文称，美联储与Citadel之間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是“华尔街不能言说的秘密”。
在Citadel的账户被中国证监会限制交易以后，Zerohedge便在推特上发布了一条骇人听闻的推文：“中国暂停了Citadel的交易账户，这是否表明美国的‘暴跌保护者’成为了中国的‘暴跌制造者’？”
Zerohedge的指责并非空穴来风，该博客网站认为，Citadel过去7年来实际上是纽约联储掌控市场稳定性的工具，它们利用高频交易等手段人为推高美国股市；同时，Citadel在没有得到美联储预先授权的前提下无法做出任何改变市场的行为，如果Citadel的高频交易涉嫌在中国做空，那么一定是美国的某些人为它们亮起了绿灯，允许它们进一步做空中国股市。
在Zerohedge投下炸弹之后，美国多家媒体对Citadel和美联储的关系进行了深度挖掘，结果显示两者关系紧密。
2008年3月，投资银行贝尔斯登濒临破产，美联储进行资产注入，通过摩根大通维持贝尔斯登的日常运作，但身为“局外人”的Citadel却好像并“不甘寂寞”：根据《华尔街日报》2008年3月15日的报道，华尔街高层认为，为了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贝尔斯登很可能会很快被整体或者部分出售，而潜在买家就包括Citadel。
虽然最终收购贝尔斯登的是摩根大通，并非Citadel，但能够在美联储实质控制期间插上一脚，足以说明Citadel与美联储关系匪浅。
更有媒体爆出，Citadel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格里芬曾经多次与美联储举行“秘密会议”。
此外，《华尔街日报》认为，对冲基金成为美国2008年金融改革的最大受益者，背后的原因颇为耐人寻味。
2010年7月，《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生效，赋予美联储对“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进行审查的职责，但不包括对冲基金。而“公平成长华盛顿中心”的研究人员指出，以往的经历表明，至少有一家对冲基金（暗指Citadel）能够明显地导致“系统性风险”，但却不受任何监管，这样的做法显然不妥。
Citadel是由肯尼斯·格里芬于1990年创建，启动资金只有420万美元，而截至2015年5月，其资产管理规模超过260亿美元，25年间增长6190倍，增速之快令人咋舌。
高富帅创建 大咖加盟
Citadel创始人肯尼斯·格里芬的成功之路简直就是一部自我奋斗的活教材。1986年，格里芬刚满18岁，还在哈佛大学就读，但颇有投资天赋的他就已经发起成立了两只基金，投资者大部分是其校友及亲朋，通过自己编写的程序，格里芬为30万美元左右的可转换债宾利组合取得了不错的收益。1990年11月，格里芬创建Citadel，初始资本仅420万美元。
从成立至1998年，Citadel的机遇和收益都稀松平常，但1998年其收益率达到20%。2006年，对格里芬和Citadel来说是转折性的一年，当年9月，管理规模高达95亿美元的对冲基金不凋花基金由于豪赌天然气价格走势失败而宣告破产，Citadel以极低的价格“蛇吞象”式收购了其大部分业务，幸运的是，天然气价格随后大幅回升，Citadel赚得盆满钵满。
2001年，Citadel从Aquila能源公司聘请了大批专家，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大宗商品业务，如今，该业务已经波及北美和欧洲，涵盖天然气、电力、原油及成品油等领域。
2002年，Citadel开启证券业务，通过自动化交易，该部门在10个月内的市场份额急剧扩张至15%。
2004年，Citadel将业务扩展至外汇市场，至2010年管理規模已经由10亿美元增长至100亿美元。
2006年，Citadel收购美国对冲基金不凋花基金的能源投资组合及Sowood的信贷产品组合。
到2007年年底，Citadel的资产规模已经达到200亿美元，但好景不长，随后的2008年金融危机重创了该公司旗下的两只基金Kensington和Wellington，两者的市值损失50%以上，市场一度传出Citadel即将破产。
然而，与普通人不同，优秀的人往往能够在逆境中生存下来，到2012年年初，Citadel的上述两只旗舰基金已经基本上恢复了元气。
如今，Citadel已经在芝加哥、纽约、伦敦、中国香港地区、旧金山、波士顿、达拉斯、格林尼治、休斯敦、多伦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办事处。
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的加盟让Citadel更是如虎添翼。2015年4月份，刚刚卸任美联储主席仅一年的本·伯南克宣布加盟Citadel，担任货币政策顾问，伯南克表示，他将在新职位上贡献“对影响全球经济的一系列问题的看法”，而格里芬表示，伯南克“对于全球经济有着非同寻常的见解，他对货币政策和资本市场的洞见对我们的团队和投资者都极为宝贵”。在美国商界，格里芬是一个活跃分子，其加入了多个组织，包括世界经济论坛、G100、芝加哥经济俱乐部和芝加哥商业俱乐部委员会等。
根据《福布斯》的2016年富豪排行榜，格里芬拥有75亿美元的个人资产，在全球亿万富豪榜上排名第158位，为仅次于乔治·索罗斯（249亿美元）、卡尔·伊坎（170亿美元）、迪特尔·施瓦茨（164亿美元）、雷·达里奥（156亿美元）、詹姆斯·西蒙斯（155亿美元）、史蒂夫·科恩（126亿美元）的第七大对冲基金经理。
不仅如此，Citadel还赢得了各种声誉，其中2012年获得包括年度最佳管理公司在内的HFM两项奖励、三个年度绝对收益奖，在美国机构投资者杂志《阿尔法》的对冲基金业绩排名中长期名列前茅，2013年和2014年度的最佳多策略对冲基金经理、2015年度最佳股票型对冲基金管理者等。
虽然受到广泛称赞，但Citadel在中国资本市场的行为却饱受争议。
A股股灾的“帮凶”？
2015年6月12日早盘，A股上证指数达到近七年半以来的高点5178.19点，午后开盘出现“速降”，下跌态势一直延续至7月9日，当日收于3709.33点，期间共下跌1468.86点，跌幅28.37%，史称“股灾1.0”。
股灾发生后，中国证监会派出相关机构、沪深交易所对具有程序化交易特征的机构和个人账户进行了摸排，旨在了解其账户的实名制情况、资金来源及交易策略，分析其对市场波动的影响，并将根据核查情况有针对性地完善规则、加强监管。
在取得部分证据之后，中国证监会于同年的7月31日决定对频繁申报或者频繁撤销申报，涉嫌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其他投资者投资决定的24个交易账户采取限制交易措施，其中包括司度（上海）贸易有限公司的账户。
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中信证券孙公司中信联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信联创”）与Citadel全球贸易公司于2010年2月5日共同成立司度公司，注册资本500万美元，双方各持股20%和80%，汪定国出任中方董事；2014年11月，中信联创退出，司度成为Citadel全球贸易公司完全控股的公司，而后者是对冲基金“Citadel投资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Citadel的自动交易系统致力于高频交易，采用模块化的定价方法，通过SaaS模型降低总持仓成本，其集成模块功能涵盖投资管理的整个流程，从项目管理到风险管理，所有交易都是由计算机自动决定和下达指令，数分钟之内能够下达2000万个以上的交易指令。
而这正是中国证监会核查的重点，证监会规划发展委员会曾经在一份关于程序化交易的专题报告中指出，程序化交易并不适合所有的市场行情，行情大幅变化时，运行中的程序化交易策略可能适得其反，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程序化交易可能陷入死循环，导致部分程序的连续触发，从而引发市场的异常波动，直至进行人为干预，而这种干预往往需要数十分钟甚至数个小时，此时灾难可能已经发生并无法挽回。 令人颇为不解的是，在股灾发生的前一年，Citadel还受到中国监管机构的欢迎。2014年5月份，Citadel成为第一家能够通过在华机构从中国高净值个人投资者及机构以人民币进行募资的全球对冲基金，即中国第一家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地位。那么，在中国兴风作浪的Citadel在美国又是以什么身份存在的呢？
美股“暴跌保护者”？
伯南克在接受Citadel任命时一再强调，他之所以选择Citadel而不是某家大型商业银行，部分原因就在于Citadel不受美联储的监管，“我不希望造成利益冲突的印象，而且不会从事任何类型的游说活动。”
尽管如此，伯南克的加盟仍然受到外界广泛质疑，美国知名博客Zerohedge就曾经撰文称，美联储与Citadel之間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是“华尔街不能言说的秘密”。
在Citadel的账户被中国证监会限制交易以后，Zerohedge便在推特上发布了一条骇人听闻的推文：“中国暂停了Citadel的交易账户，这是否表明美国的‘暴跌保护者’成为了中国的‘暴跌制造者’？”
Zerohedge的指责并非空穴来风，该博客网站认为，Citadel过去7年来实际上是纽约联储掌控市场稳定性的工具，它们利用高频交易等手段人为推高美国股市；同时，Citadel在没有得到美联储预先授权的前提下无法做出任何改变市场的行为，如果Citadel的高频交易涉嫌在中国做空，那么一定是美国的某些人为它们亮起了绿灯，允许它们进一步做空中国股市。
在Zerohedge投下炸弹之后，美国多家媒体对Citadel和美联储的关系进行了深度挖掘，结果显示两者关系紧密。
2008年3月，投资银行贝尔斯登濒临破产，美联储进行资产注入，通过摩根大通维持贝尔斯登的日常运作，但身为“局外人”的Citadel却好像并“不甘寂寞”：根据《华尔街日报》2008年3月15日的报道，华尔街高层认为，为了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贝尔斯登很可能会很快被整体或者部分出售，而潜在买家就包括Citadel。
虽然最终收购贝尔斯登的是摩根大通，并非Citadel，但能够在美联储实质控制期间插上一脚，足以说明Citadel与美联储关系匪浅。
更有媒体爆出，Citadel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格里芬曾经多次与美联储举行“秘密会议”。
此外，《华尔街日报》认为，对冲基金成为美国2008年金融改革的最大受益者，背后的原因颇为耐人寻味。
2010年7月，《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生效，赋予美联储对“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进行审查的职责，但不包括对冲基金。而“公平成长华盛顿中心”的研究人员指出，以往的经历表明，至少有一家对冲基金（暗指Citadel）能够明显地导致“系统性风险”，但却不受任何监管，这样的做法显然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