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是一个好东西
　　也许是最好的
　　好东西是不会消亡的
　　抱最好的希望
　　做最坏的打算
　　一息若存
　　希望不灭
　　——佚名
　　1.巴特尔与凯文·卡特
　　我是有恐高症的人。扶着居所四楼阳台护栏往下看也会眩晕。
　　难以想象在更高的高度人体坠落撞向坚硬大地的情景，那种粉碎式爆破令我胆寒肝颤。巴特尔是个有勇气的人，他从12层公寓楼的阳台纵身一跃，他的身体砸向大地，像陨石坠落，也像军机坠毁。陨石坠落我没有亲眼见过，军机坠毁，我和巴特尔都见过。陆航团的米-171运输直升机在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的时候，我和巴特尔都在指挥塔里。透过指挥塔二楼的落地玻璃窗，我看见直升机启动，直升机的螺旋桨转动，逐渐加速，掀起的狂风吹起沙尘。直升机载着灾民需要的急救物资起飞，我看着直升机轰鸣着远去，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按照約定，次日早晨8时，我们将乘坐直升机赴唐家山堰塞湖采访。第二天早上，7时30分，我们赶赴机场时，发现气氛异常。机场营区门口增加了岗哨，有消息说是陆航团遇到紧急情况，飞行计划被取消。不久消息被证实，米-171运输直升机失事，震惊、恐惧、悲伤如山涧云雾覆盖我们。
　　我猜想，创伤性精神障碍就是在这时留在巴特尔体内的。
　　医学上有对这种病症的描述，即源于病人有过创伤性场景的体验，以致身体在恢复后，仍会反复出现创伤性情境或体验，伴有过度警觉、惊跳反应增强、易怒等症状，同时还会出现心慌、头痛、失眠、躯体多处不适等症状，有的则表现为过度逃避、退缩。比较起来，巴特尔比我严重得多，他一直在前线奔走，而且是第一时间奔赴前线。我们都不是灾难记者，没有灾难中自我预防和护卫经验。甚至都没有买过意外伤害保险，我们就凭着一腔赤诚和激情奔赴震灾前线。沿途所到之处，山河破碎城镇倾颓公路断裂，震灾之地实施军事管制，身穿白色防化服的军人驻守哨卡，绘有红十字的绿色军车停泊在关卡前，空气里充满焦糊味道与福尔马林的气息。检疫人员给过往的车辆喷洒消毒防腐液。
　　我和巴特尔在当时并没有交集，我们分属两家媒体各司其职。在崩裂的道路上遇见时我们会相互致意。那时候在前往震灾现场的路途总会遇见同行。我跟随的采访团受中宣部派遣，团员中有将军，因此可以疏通关卡。越野车沿着北川倾颓的县城行进。我们身穿迷彩服戴着防毒口罩。踩着震后废墟上的瓦砾，那里被军人挖掘出来的死亡者的遗体堆积在道路边，这样的景象令我胆寒肝颤。有生之年这应该是我们所经历的最重要的灾难现场，仿佛战争状态。
　　我住在成都杜甫草堂旅馆的三楼房间里，日夜轰鸣的直升机不停息地盘旋在城市上空，不断升起降落。此刻想起“兵荒马乱”这个词语。白天去医院采访，那里拦起警戒线，直升机盘旋着将从震灾现场挖掘出来的伤者送到医院，将亡者送到殡仪馆。医院的大厅里摆满病床，医生为伤残者施行手术，到处是痛苦的呻吟。看到这样的镜头我在夜晚睡觉时不敢闭眼。浩大的体育馆挤满灾民，城市公园也都搭满防震的帐篷，行走在道路上随时感觉到大地的余震。
　　巴特尔当时供职于京城的一家都市报，他和同事住在成都饭店，那里建有报社临时组建的灾难报道指挥部，他受指挥部的派遣到各个受灾之地采访，勘查灾情。我是单独行动。其时我正从供职的报社离职，应邀到一家香港时政杂志工作，然而这杂志的现状在我到任之后并不满意，只做了一年就离开。原来供职的报社的总监请我回去，犹豫之间赶上大地震。
　　到首都机场搭乘南方航空公司航班赶往成都时，空旷浩大的候机厅旅客稀少，只有开赴震灾前线的媒体记者和人道救援者。四川成为逃难之地，人们多在逃离的路上，约好接应我们的作家失去联系。航班飞抵成都我住在杜甫草堂旅馆的三楼房间里，为了有效预警，在电视机的顶上放了一个倒满水的玻璃杯，我经常看到透明玻璃杯里的水晃动，那是余震的显示。除了在医院采访医生和灾民，我还看到张贴在墙壁上的成百上千的失踪者名单。后来我以作家的身份又参加中国作家灾区采访团，前往倾颓为废墟的北川绵阳沿线采访，所到之处山河破碎，道路崩溃，楼群坍塌。现在想想有些后怕。因为不在坠毁的米-171直升机上，我们继续旧时光。
　　巴特尔像坠毁的军机砸向大地。这件事发生的时候距离我们在灾区相遇已过去五年。
　　他的跳跃运动显然筹谋已久，他能果决而行需要非凡勇气。我知道他是蒙古族血统，这是他如此刚烈骁勇的缘由么？正是冬季来临之时，巴特尔居住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巴彦淖尔盟的父亲，收到他从北京海淀区厢红旗邮局寄去的羽绒服，他的女儿收到他寄去的苹果牌电脑。这是他的亲人在他诀别人世所获得的馈赠，那是他在人间的最后消息。巴特尔67岁鳏居的父亲除了以黯哑的哭泣表达哀恸别无他法。相比于巴特尔惊天动地的坠落，这是一次静默的别离。他没有留什么遗书，也没有遗言。在最后时刻他只说：“我对这个世界无话可说。”
　　巴特尔是在午夜将这句话说给他的著作出版人的。编辑好的文稿压在出版人的抽屉里，也存在他的电脑文档里。这是永无可能出版的一部书。出版人找出她在那天凌晨与巴特尔的对话记录。“我对这个世界无话可说”，他发给出版人这句话。时间是2016年9月27日04：02。对于出版人告知他的书不能出版的消息他平静接受，“现在我其实也不期望什么。把希望搁置起来，只按照心愿和能有的力量往前走。”他说。出版人回答说：“是，努力往前走吧。”
　　事实上他只往前走了24小时，次日的凌晨他就实现了此生的最后一跃。
　　我是上午起床后看到巴特尔的消息。惊骇之时向朋友求证消息真伪，朋友黯然的话语证明消息确实。我在盥洗间洗漱完毕刷完牙穿起衣服的时候，噩讯已经如投在海面的炸弹震撼朋友圈，也震撼传媒界。媒体从业者都沉浸在物伤其类的哀恸情境。
　　我倾向于说巴特尔是遇到了心理危机，患有严重的创伤性精神障碍。
　　后来我们成为心意契合的朋友。他独自租住在亚运村一个住宅区，他邀请我去玩过，那是一栋商住楼12层朝东的一居室。楼下是出租的商铺，有公司租住的办公室，有洗浴和美发店。我看到这栋楼时还诧异他怎么会住在这样的地方：嘈杂人群熙攘，难有清净的时候。电梯间布满污渍，装修工人运送东西残留着沙土，楼道和电梯间都有餐馆的烟油和辛辣的味道。 　　巴特尔接我上楼时，在电梯间难为情地说：“抱歉，让你到这样的地方来。”
　　这样的地方我并不陌生。在京城多年，几乎熟悉这座城市的各阶层的生活。政界和军界，商界和白领，高层和底层生活，也都见过。我自己也在贫民区租住过房子，对嘈杂和喧嚣都有甚深的体会。然而进入他的居室却别有格调：漆成白色的工艺木床，白色床单，白色布艺沙发，玻璃窗敞开着白色窗帘被微风吹动着飘拂。屋顶悬垂而下的枝形玻璃吊灯。靠墙摆放着一架打开盖儿的黑色钢琴，琴架上摆放着一本曲谱。墙上挂着一把赭色的吉他。这两件乐器让我感觉意外。看得出来，简约而艺术的风格是他喜欢的调性。然而我猜想，搬家对于他来说是麻烦事情。坐在床上可以看到通往阳台的门，越过铝合金的推拉门，可以看到阳台，阳台的护栏放着几盆不知名的花。床上和沙发上都是翻开倒扣着的书。白色的釉面地板靠墙的位置放着装满书的纸箱，有的纸箱打开堆积着摞起来的书，有的纸箱没拆封。我看到有冯内古特的《没有国家的人》、梭罗的《瓦尔登湖》、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加缪的《孤独、团结与反抗》、《卡夫卡寓言与格言》。这些书都让我觉得亲切。厨房有些凌乱，堆积着没洗的锅碗瓢盆汤匙。
　　我们坐在沙发上聊天。他用热水器烧水，将泡着龙井的茶壶端到茶几上。
　　边喝茶边聊天。看着到了吃饭的时间，我建议到楼下的餐馆吃饭。
　　他同意。锁门下楼。我看他臂下夹着一本书，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书。
　　白色封面红色字体的《恐惧与颤栗：静默者约翰尼斯的辩证抒情诗》。
　　在一间相对安静的餐馆坐下，吃饭时我们要了啤酒。喝掉第三杯酒时，巴特尔说：
　　“我觉得我得了创伤性精神障碍症。经常想在震灾现场看到的情景，想那些堆积的遗体，伤残的人。只要闭眼，那些镜头就出现。就像是从越战战场下来的美国大兵，我从灾区回来就没法适应正常生活。”
　　“理解。我没像你在死人堆里爬行，不过从灾难现场走出来的人多少都有这病。”我说。
　　我能想象他坐在12层楼居室素净的床上看向阳台的情景，想象他在阳台扶栏远眺京城。
　　我猜想，虚无的瑰丽幻境比灰暗沮丧的现实更令人沉迷。
　　巴特尔的追思会在北京某殡仪馆举行。我在C城，公务在身无法前往。
　　据说前往送别的有数百人，挤满殡仪馆的告别室。
　　这时刻女人总是会哭泣，男人总是会满面泪水。
　　同为有疑似障碍性精神疾患者，我对自己说，在任何时候都要坚强，任何时候都不灰心。我需要经常鼓励自己，给自己打气，以此应对心理低潮时刻的来袭。心理低潮。或者说抑郁时刻是可以将人毁掉的时刻，很多人就是被这样的时刻摧毁了生活的意志。因精神抑郁而自杀相当于战争对生命的摧毁。我想这不是最艰难的时候。困苦的时刻还没有到来。我知道人在不同时代的绝境，它们提示着我，人能够具有的忍耐力。1939年，纳粹占领巴黎。在巴黎东站目送萨特带着军用包和靴子离开后，波伏娃只能等待着他的消息。很长时间，她甚至不知道他被派往何处。局势很紧张，但沒什么战斗，没有可怕的毒气或是炸弹袭击。在巴黎，波伏娃在她教书的莫里哀中学拿到一个防毒面具，不停地写日记，疯了一样收拾自己的房间、萨特的烟斗和衣服。波伏娃恢复了她在咖啡馆写作的习惯，但不得不开始习惯一种新的景象：身穿制服的纳粹，成群结队地在旁边桌子上享受着咖啡和柯纳克白兰地;一切似乎都在变灰，就像一场疾病侵袭了巴黎的根基;从老家阿尔及利亚来到巴黎的记者兼短篇小说作家阿尔贝·加缪，躲在一家简陋旅馆的房间里，听着窗外街上响起的声音，很纳闷他为什么会在这儿。1940年3月，他在笔记本里这么写道：“异国，我承认，我发现一切都很陌生，很异国。”在一条末标注日期的笔记中，他又写道：“没有未来。”不过，加缪并没有让这种情绪妨碍他投身于自己的文学写作计划：一部小说《局外人》，一篇长文《西西弗神话》，以及一个剧本《卡利古里》。他把这些作品称为他的“荒谬三部曲”，因为它们都在处理人类存在之无意义或荒诞的主题;萨特原来是被安排到了阿尔萨斯地区的布吕马特（Brumath），在这个靠近德国边境的地方，他发现自己除了阅读和写作外，根本无事可做。他每天设法投入了长达12个小时的时间来做自己的事情。他坚持写日记，而且每天写很长的信。他草草写下后来成为《存在与虚无》的那些笔记，还创作了系列小说《自由之路》的第一稿。当然，也许只有我会这么想事情。我的想法很有超现实主义的味道。与现实无关，它们存在于我的精神深处。我要求自己要像美国特种兵一样，有强悍的意志，有不屈服的毅力。只有如此才能抗击我周期性出现的障碍性精神创伤或者说抑郁症。我没有为巴特尔送行。不参加任何告别仪式是我的信条。相聚才是值得庆贺的，而别离适宜静默。“我对这个世界无话可说。”这是巴特尔的话。我以为它也是我要说的话。
　　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这是巴特尔在报社内刊发出的随笔的引言。
　　此句来自南非摄影家凯文·卡特（Kevin Carter）。1993年，卡特在苏丹大饥荒时期拍摄过一幅照片《饥饿的苏丹》：画面是伏在地上奄奄一息的黑皮肤小女孩，她的身后是荒凉的旷野和一只收拢双翅注视着她的秃鹫。那是一个等待救助的非洲儿童，当时凯文·卡特看到她的时候，小女孩正艰难地向食品发放中心爬行。他蹲下准备拍照时，那只大秃鹫正落在女孩后方不远处。卡特静静地等了20分钟，秃鹫还不肯离开。秃鹫是专吃死人肉的。卡特拍完照，坐在一棵大树底下点起烟，念着上帝的名字放声恸哭。记录苏丹饥荒的照片使凯文·卡特声誉鹊起。这位出生于1960年的摄影家出没于战火连绵的战场，奔走于灾难频繁的地区，用镜头不懈地追踪重大新闻。1994年5月23日，卡特拍摄的那张名为《饥饿的苏丹》的照片获得普利策摄影奖。然而两个月后，这位普利策奖得主在约翰内斯堡死于一氧化碳中毒，一次明显的自杀行为。卡特的车子停在约翰内斯堡他童年时常戏水的小河边，汽车排气管套一截绿色软管，他把废气导入车内。 　　卡特自杀后，人们在座位上找到一张纸条，写着以下字句：
　　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欢乐的程度。
　　我想，巴特尔就是我们的凯文·卡特。
　　
　　
　　2.伏尔塔瓦河的倒影
　　寻找约翰·列侬墙。这是我到达布拉格后的念想。
　　我是为自己，也为亡友寻找约翰·列侬的。他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偶像。在过去的时光，我看见过约翰·列侬的各种肖像，油画、剪影、彩绘、钢笔画、灯光彩饰、黑白肖像，当年我在故乡时收集过他的各种肖像。作为迷醉先锋艺术的外省青年，我们的精神图腾就是约翰·列侬和他的披头士乐队。然而我们无法接近他，在我们的世界，没有一丝遗迹可供凭吊。为禁锢的内心输送自由，为虚无的精神注入力量，治愈我的创伤性精神疾患，这是我寻找约翰·列侬墙的私人想法。到布拉格之后我知道可以接近约翰·列侬，因为这里矗立着约翰·列侬墙。
　　脚下的大地是异国之城，呼吸的空气清冽而腥甜，偶有香水气息飘过，那是匆匆而过的欧洲人身体散发的气息。布拉格的清晨，天空如宝石湛蓝，阳光金黄透亮，清风微凉。走出布拉格老城临街如古堡般的旅馆，我穿着白色耐克牌旅游鞋的腳踩着灰黑与赭色相杂的条石路向着幽深寂静的空巷走，灰黑与赭色的条石铺就的道路被磨得光滑油亮，远看像一面巨大反光的磨砂玻璃。街巷寂静，街巷两边造型奇崛色彩纷繁的楼群也寂静。看不到行人也没有车辆。只有我们走在悠长曲折如迷津的街巷之间，偶尔我会出现恍惚感，疑心这不是城市里的街巷，在我的经验中城市的街巷是喧嚣而纷乱的，有着各种混杂的声响。而这里的街巷寂静得没有声息。因为此时的布拉格人还在梦乡吗？当然寂静总有打破的时候。后来我也见到过它的喧闹，在我走在街巷之间，从与地面平行的视线看过去，看到开在地下的啤酒馆，那里有唱歌跳舞抽烟喝酒的人，烟雾缭绕的酒馆里，人们嘈杂的声音震响。时而有醉酒摇晃着身体从地下啤酒馆踩着阶梯走到地面街巷的男人或女人，他们满身的酒气，脚步踉跄，说着我听不懂的捷克语。
　　我们在布拉格下榻的旅馆有着哥特式风格，乳白色的又高又尖的屋顶，又高又窄的窗户，精致的花饰窗格和巨大的彩色玻璃。12层楼有一间南北朝向的客房，这是我和凌琳在布拉格的栖身之所，站在窗前可以远眺伏尔塔瓦河以及河两岸的哥特式楼群。我们是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行12个小时，经由莫斯科机场中转飞行4个小时之后降落到瓦茨拉夫·哈维尔机场。从机场赶到这家旅馆又花去半个小时，当我们乘坐旅馆派出的出租车驶出机场，看到高大英俊而又沉默寡言专注开车的司机，我们有些踏实。出租车将我们送到旅馆，司机收了钱拎着我们的皮箱进入大堂然后跟我们微笑告辞，凌琳用夹生的英语跟侍应生交流，她只掌握少量的单词，然而入住手续顺利办妥。我们拖着拉杆皮箱乘坐电梯进入预订好的房间，反锁房门激情拥抱庆祝我们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自助式出行成功。
　　在布拉格城区漫游的时候，我们还是被湮没在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潮中。置身完全陌生的地域和语言之中我有些恐慌，没有网络，手机没有信号，会有被造化丢弃在地球荒漠的感觉，只是构成荒漠不是浩瀚的沙砾而是如潮的人群。想象一下祖国的距离，再想象一下家的距离，我就会有虚脱感。更要谨慎行事，保护好自己，安全回家，这是我要做的。如果不能安全回家，比方说死亡找上门来，人的灵魂就会在荒原般的地球游荡，那是可怕的景象。我要寻找到真切感，寻找到自己与这座城市的亲密体验，寻找到可以记取的细节。走出幽深色彩斑斓的街巷进入纵横贯通的大街，城市特有的喧嚣扑面而来。古老的有轨电车载着乘客在长街驶过，电车铃声铛铛铛敲响，架在高空的天线闪着电光。我喜欢看有着斑斓色彩的电车在城市里穿行，它们仿佛运载着某种神秘之物前往不可知的旅程。这条长街我们每天会走多次。清晨出门，晚间回返，白天漫游布拉格街头，夜晚在旅馆安眠。旅馆临街当空悬挂着环形黑色钟表，罗马字符指示着时间运行的刻度。这钟表是我识别这家旅馆的标志。每次看到钟表的时针指向不同的刻度我就安心，知道我们并没有在时间之外。我们还在世界之间。
　　寻找约翰·列侬墙是我们到达布拉格的第二天清晨。
　　在旅馆露天的休息区，身穿白色T恤衫黑纱长裙的凌琳抓紧时间吸烟。ESSE牌，韩国产。每次她都是只吸两口就掐灭。然而她又必须经常吸烟，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找吸烟区。机场、火车站、餐馆、酒店、商场、咖啡馆，到这样的地方她都会找吸烟区。有时她有烟抽，有时没有，没有的时候就到处找烟屁股。当然是在我们的居室。有时她随身的包里带着打火机，有时没有。没带打火机的时候就跟人对火。那些有烟瘾的男人站在露天广场的某个角落喷云吐雾，她就站到男人们中间借火。有的人会递给她打火机，有的人会递给她点燃的香烟。
　　在出门的时候，我们站在旅馆的休闲区。那是个露天的空间，散落着几把藤制的座椅和茶几，茶几上放着玻璃烟灰缸。凌琳穿着黑纱长裙，我仰头看着由17层高楼围起来的天空，看到洁白的流云如轻雾在湛蓝的天空移动，如果在中国这是只有青藏高原会出现的流云，它带给我身心舒畅的感觉。这是我们寻找约翰·列侬墙的好时刻。我随身带着那本《孤独星球·布拉格》，它是我在这座城市的指南。在离开北京的居所，踏上旅程的时刻起，这本书就开始跟随我。在出租车上，在等候飞机的候机厅，在航行飞机的机舱里，只要有时间我都会翻阅，我让布拉格在自己的内心落成，我要在内心标清城市的街道、河流、桥梁和山峦，标清文化和历史的遗迹，我的心里要准确落实每一处要前往的地方。
　　约翰·列侬墙就是我在翻阅旅行指南时发现的。在这本城市指南的第81页的边侧，我看到一行字的提示：游览约翰·列侬墙，这里曾是具有反抗精神的年轻人集会的地方。这个提示激发了我的兴趣，循着它的提示我翻到第87页，看到更为详细的说明。1980年12月8日，约翰·列侬被谋杀之后，他成了许多捷克青年心中象征和平的英雄。在法国大使馆对面广场那隐蔽的墙上，你可以看到列侬的画像。墙上有一个壁龛，看起来像是墓碑。还有政治涂鸦以及披头士的歌。尽管反复粉刷，秘密警察还是不能保证墙壁长期清洁。列侬墙也成了布拉格青年们的政治关注点。那一时期禁止了许多西方流行音乐，一些捷克音乐家甚至因为演奏这些音乐而被逮捕。在第342页还有一幅城区地图，标识着约翰·列侬墙的具体位置。我们就是一路看着地图找来的。找到约翰·列侬墙之前要找到查理大桥，然后再找到马耳他广场，这是我们看到的寻找路线。然而约翰·列侬墙能否存在，我其实是疑虑的，因为我还看到如下的说明：由于天气以及涂鸦本身的易褪色等原因，这些图像逐渐消失，列侬像依稀可见的只有一双眼睛，但是前来的游客们总是会参与创作。列侬墙是马耳他骑士们的财产，尽管它们数次粉刷，墙上很快又涂满了列侬画像、和平的标语以及游客们兴之所至的涂鸦。这些年来骑士们终于放弃努力，不再粉刷墙壁。无论如何我都要去寻找它，为我自己要寻找它，还有我要为亡故的朋友找到它，为身陷困境的兄弟找到它。与其说是一种寻找，不如说是凭吊。我们在他人的城市，凭吊自己的遗迹，心灵的遗迹。 　　先锋艺术家将约翰·列侬墙当作表演之地。这个说明很吸引我，用碳素笔画上虛线做记号，将这一页折起来。布拉格每个必去的地方都被我做了标识：查理大桥、索菲亚大教堂、卡夫卡故居、布拉格旧城堡、黄金街、天文钟、瓦茨拉夫广场，这些地方都是我想要去的。我要熟悉这座城市的内脏与核心，将它们化为我身体和心灵的一部分，化为我精神的一部分。我们沿着一条鹅卵石铺就的马路走，黑色鹅卵石看上去散发着幽光。很快我们就上了查理大桥。这是一座有千年历史的石桥，桥上每天都蜂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拱形的桥上有各种艺人在表演，吹萨克斯的乐手，拉小提琴或大提琴的琴师，还有画匠，我在那些坐在桥上的画匠摆放的画作里看见有约翰·列侬的肖像，心里涌起激情的涟漪。我们就像朝圣者，正在接近心中的圣地。然而我愿意放慢脚步，愿意在查理大桥多停留片刻，在这里驻足，巡游，察看。石桥的桥栏矗立着人像石雕，每一尊雕像都是传说，每一尊雕像都值得细看。
　　桥下是浩荡的伏尔塔瓦河，不时有船驶过。河流沿着宽阔的河道流动滋养着布拉格。
　　前往约翰·列侬墙之前会经过查理大桥。
　　1342年，一场洪水冲走了12世纪建造的宋迪斯大桥。1357年，查理四世委任建筑师彼特·帕勒在此修建一座大桥。1390年大桥竣工，起初被简单称为石桥，19世纪更名为查理大桥。尽管经历几次洪水袭击，承载来往车辆，大桥仍屹立六百多年不倒。
　　走在查理大桥的时候，我心头的记忆浮起。哈维尔去世时举行葬礼，他的灵柩就是从查理大桥经过。摄影师维多讲述当时的情景。维多是我们到布拉格之后见到的第一个朋友。到这座城市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联系在布拉格电影学院读博士的晓慧（昆德拉曾经在布拉格电影学院担任教师，这使我对这所学院深怀好感），由她做向导和翻译带着我们访问布拉格。晓慧到我们住的旅馆来，在楼下的咖啡馆坐了片刻又换到临街的咖啡馆。在那里我们坐下来聊天，交接彼此的工作内容。这时晓慧说她要介绍一位布拉格的摄影师跟我们一起工作。摄影师名叫维多，拍摄过哈维尔的纪录片。我们离开这家咖啡馆到另外一个街区的酒吧，那里被称为哈维尔之家。进入那家酒吧我就看到挂在墙上的哈维尔的黑白照片。酒吧老板是个身材健壮的中年人，有些秃顶，因为趋于肥胖的身材他跟我们说话时有些气短。晓慧做翻译，我问老板他知道的哈维尔的情况。老板指着一个位置说，哈维尔去世前的最后一个生日就是在这里过的，他坐在那个位置抽烟喝酒。我拍下那张桌椅，也拍下那些照片。
　　在一张桌前坐下来，翻看酒水单时我看到印有哈维尔的肖像剪影。
　　我热爱切斯瓦夫·哈维尔。然而在这个早晨，我最想拜谒的还是约翰·列侬墙。
　　走过查理大桥，凌琳翻看着手里的地图册。我们边看边找。
　　在一条幽深的长街找到美国大使馆，前行数百米是法国大使馆。
　　看不到约翰·列侬墙。然而我不急。我们有足够的耐心找到这道墙。
　　3.披头士、利物浦与我们
　　“看，这是约翰·列侬。”秦俑递给我一张CD。
　　在我的现实里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东西：牛皮纸套封。正反面印着肖像，正面是一个戴着圆形黑框眼镜，留着中缝披肩长发的男人肖像。镜片后的眼睛是柔和的，鼻梁挺直，嘴部轮廓分明。翻过背面看是约翰·列侬和他的披头士乐队演出的场景。列侬挎着吉他，嘴巴对着竖在面前的麦克风，身边簇拥着他的伙伴们怀抱各种乐器，神情桀骜不驯。
　　“我放给你听听吧，听听就知道啥是披头士。”秦俑说。
　　他走到放在书桌上的CD机前，将一张CD放入播放舱，摁下播放键，声音出来。
　　《左轮手枪》《橡胶灵魂》《佩伯军士的孤心俱乐部》《奇妙神秘之旅》《黄色潜水艇》《一夜狂欢》《让我愉悦吧》《帮帮我》，这是印在那张CD封套上的歌名。
　　此刻我手里拿着这样一张CD。这是我从京郊小镇居所带到C城的。同时我带到C城的还有传记《约翰·列侬》，一本只有234页的小书。还有一本书是出版于1996年的《摇滚王族》。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出版于1993年，显然这是一本印制粗劣的盗版书。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集《时代的喧嚣》。这些CD和书是我在1990年代的重要读物，它们构成我在那个时期的内心生活，狂乱而混杂，颓废又厌世。这些书夹有我阅读时贴着的标签和画出来的虚线。有时在书页还会发现夹有一丝头发。如果有显微镜的话，我觉得还可以看到指纹，甚至DNA也可以检测出来。展开书页，我能重见当年自己的体温和身体的姿态。
　　我最初听披头士的时候是懵懂的。歌唱者使用的语言是英文，一个字都听不懂。
　　在矿区中学我读到高中一年级辍学，顶替父亲到矿上做矿工。英语我没认真学过，在英文教师登上讲台讲课，舌头僵硬地吐出字母的读音时，我坐在靠窗的课桌后眼望着窗外神游。
　　某天在英文课间天空响起炸雷和闪电，顷刻间暴雨倾盆。这是黄昏的时候，骤变的天气将我们驱赶到教室里，隔着玻璃窗我看见倾泻而下的雨水，看见地面上飞溅的水花和迅速漫延的积水，以及弥漫而起的雨雾。那个时刻炸雷不住响起，在天空轰隆滚动，这不算是罕见。在雨季的时候总能看到这样的时刻。最重要也让我终生难以忘记的是，我眼看着眼前霹雳闪过，一道炸雷在教室里轰响。这是恐怖的时刻。现在我知道有一些人亲身经历过霹雳闪电，比如我欣赏的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他在少年时期就遭遇过雷电袭击。雷电没有击穿他最后使他变得敏锐异于常人。然而我是被这霹雳吓傻了，后来没办法在这间教室里学习任何课程。
　　我不懂约翰·列侬和披头士唱出的英文，然而对照着汉译也能辨识其义。
　　秦俑站在我身边。他全神贯注在听。披到后背的长发斜垂在胸前，他的身材比我高出一头，眼睛却小如豆荚，面容如粉状。他更希望自己肤色是古铜色或黧黑色，那样更带劲，彰显男人的野性和强悍，粉色的皮肤令他尴尬。他的神情是沉醉的样子，可是他能听懂这些英文歌曲吗？我相信他更不懂。他是追逐新潮又对知识抗拒的人。到秦俑的居所，我的心仿佛被老鼠尖利的牙齿噬咬。他的居所在一栋七层的独栋居民楼里，这是新建的居民楼，造型有如皇冠。这间房屋他只交2000元，当然是因为他担任副矿长的父亲。在房子作为福利分配的年代，他的父亲自然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秦俑邀请我到家里做客，其实也是为了显示他拥有的东西。 　　那是我渴望而无法企及的。
　　位于六层楼的房屋飘着金丝绒窗帘的玻璃窗。看到这幢楼我的心呼啸着向无底深渊坠落。这是秦俑的家，他独立的私人之域。秦俑走在我前面。他的身材魁梧体质却很差，踩着楼梯上楼时我听到他呼呼直喘。防盗铁门是黑油漆刷出来的，气味浓烈。秦俑掏出钥匙，打开防盗门，再开工艺木门。装修过的居室有浓烈的甲醛气息。他进门在赭色的皮垫上脱掉皮鞋，从鞋架上取两双拖鞋，他穿一双大号的男式，扔给我一双小码的，看上去是女式拖鞋。以前到朋友家做客从来不需要换鞋，到秦俑家马上就感觉出差异来。脚下是赭色木制地板，我环顾一下阔大明亮的居室，痛楚的心再度从深渊中浮起。进入秦俑的家是对我的心灵痛楚的体验和检阅。他的拥有反衬我的匮乏，他的优越感彰显我的卑微，他的成功反证我的失败。
　　当然不只是嫉妒那么简单。摆放在居室里的赭色衣橱，黑色真皮长沙发，蓝色绣有花卉的地毯，沙发扶手边摆放在木架上垂吊着绿色植物的盆景，这些什物对我都不会构成刺激。包括电视以及电视墙，这些物质化的东西我还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真正刺激我的是书房。他打开书房的门对我说：“哥们儿，进来看看我的藏书吧。”
　　看见排列在书架上的那些书，我意识到自己的痛苦。那些书，让我意识到自己与它们的隔离。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德·波伏娃的《第二性》。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金斯伯格的《嚎叫》，还有政治读物《领袖们》《首脑论》。这些书我只在图书馆里看到过，都是我狂热喜爱却又无法拥有的。秦俑有藏书癖。我们经常会在矿区的邮政局见面。那是一个资讯和信息集散地。每次看到秦俑都是来取书，有外地的读书会定期寄给他书单，他根据这些书单提供的书目选择需要的书。他也会在邮政局收到哪个国家的驻华使馆寄来的信件，要不就是电影学院和戏剧学院的公函。邮政局收发室堆满装有信件和报纸的麻袋，他坐在一把木椅上，脚插在杂物之间跟人聊天。他说到最多的话题是移民出国，或者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报考中央戏剧学院。这是他痴迷的梦想。
　　不同的梦想会将我们隔开。与秦俑对京城的梦想不同，我梦想有一天能脱离矿井的劳作到地面上来，能自由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能看到绿草和蓝色天空，能看到美丽姑娘。然而，这些理想如水中明月、镜中玫瑰，可望而不可即。现实是我必须每天骑着自行车到井口交接班大楼，在三层摆放着成排的更衣箱。在无数的更衣箱里有我的一個。打开更衣箱，换下我在地面穿的衣服，换上下矿井穿的工装。那些工装结满汗碱，打开的时候会掉煤屑。蓝色的工装因为长期在井下劳作已成黑色。从里到外都要换，背心底裤，外套，到冬天还有棉衣棉裤。穿好工装再穿胶靴。全部穿好之后锁好更衣箱再到底楼的灯房里领取矿灯。灯房里发灯的都是年轻姑娘，然而我只能隔着窗孔看到她们的局部。将灯牌递给她们，啪一声，矿灯被甩出来。窗口关闭，我都无法看见灯房姑娘的身影。将矿灯挎在皮带上，手握灯头沿着井筒坐运行的矿车下井。
　　倾斜的井筒阴凉幽暗深不见底，做矿工以前，我看到这幽深寒凉的井筒就膀胱紧张。做过几年矿工再下井的时候恐惧消失。因为工种的属性，我下矿井的时候通常都是在巷道里无人的时刻，昏黄的矿灯照耀着井壁。这时候很想歌唱。然后我就会唱出来，把我熟悉的各种歌曲唱出来。在矿区很多年轻人都喜欢摇滚歌曲。当然是中国的摇滚歌曲。被称为中国摇滚教父崔健的《一无所有》《假行僧》《花房姑娘》，听着我唱出来的声音，听着这声音在空旷巷道的回声，我会被自己肺腑发出来的声响所震动。我喜欢这些摇滚歌曲的原因是它们表达出来的反叛精神、愤怒情绪、抗议立场和特立独行的风格。我觉得这些东西让我忧伤而欢喜。
　　秦俑知道的显然比我更多。他不只知道崔健，还知道约翰·列侬。
　　“看！约翰·列侬，真正的摇滚巨星，披头士，真正的颠覆和反抗者。”
　　秦俑对我说。他在CD机上又放入一张披头士的CD。
　　我不懂约翰·列侬唱出来的歌声，一个字也听不懂。可是我能认得印在封套上的中文。
　　我被这个人深深吸引。居室里回旋着约翰·列侬的歌声。因为语言的隔绝，他的表达也难以辨识。我只能依靠印在封套上的歌词译文来理解我的表达。这也未尝不是一种认识的方法。
　　跟约翰·列侬的歌声相比，我更好奇他的生活，好奇他的生命状态。
　　他的过去和现在。他的成长和志业。多年后我回忆这段时光时想，我在晋北矿区的兄弟们与约翰·列侬在利物浦工业区的兄弟们其实境遇相似，同在凋敝而匮乏的世界里挣扎生存。作为青年，我们都有不屈服的意志，有反叛者的激情。我们的差异是对音乐的意识和热爱以及天赋才情的有无，是人的自我塑造以及自我成就的可能性。同样身处旧工业时代，约翰·列侬和他的利物浦兄弟们，他们有对音乐的热爱，有歌唱的狂热才情，我们也有;唯一的差别是，他们有实现梦想的能力，我们是梦碎者。
　　利物浦是一座正在死去的城市，与其说它是一座城市，不如说是一座工业文化的博物馆。这座大不列颠最重要的临大西洋的港口城市，当初是通过贩卖奴隶、糖和棉花致富的。
　　约翰·列侬的出生地让我感觉亲近。工业文化博物馆。我想到几年前回到矿区时，当地的工会主席知道我回故乡，特别请我到早年的生活之地参观。当年矿工们在山坡上自建的居所如今搬空，只留下残断的房屋作为工业遗迹保护起来。我看着那些蒸汽机的火车头、矿车、钢轨，以及从事采掘业的工具。这些都成为供人观赏的工业遗迹。
　　如今的利物浦也是供游人参观的地方。在约翰·列侬的少年时期，利物浦的失业率长期高居不下，身处困顿中的工人们变成一种哭丧着脸、麻木冷漠的状态。有时还会演变成种族暴乱。利物浦的海洛因价格便宜，几乎像酒一样可以随处买到。这是一座由自杀者组成的城市。一座座黑乎乎的工业文化宫殿，工厂、仓库、管理大楼。就是这里成为甲壳虫的诞生地，诞生了四个征服了全世界的年轻人。甲壳虫以纯粹的精神实践着反叛的立场。
　　1940年10月9日夜里，约翰·列侬在德军的一次空袭期间出生。母亲分娩后没过多久，一颗空投炸弹便紧挨着医院落下来。为了不被震落的瓦砾灰土砸到，人们不得不把这个刚出生的婴儿放在母亲茱莉娅的床下度过那个夜晚。在创作于1970年的摇滚歌曲《工人阶级的英雄（WorKing Class Hero）》中，列侬回顾这段校园时光：“在家里他们伤害你，在学校他们打你。如果你比他们聪明，他们就恨你，可他们也瞧不起笨蛋。” 　　像很多既有天分又敏感的孩子一样，约翰·列侬成了一个孤独感强烈的孩子。
　　1958年7月15日，约翰·列侬正待在茱莉娅家里，一个警察找上门来，带来了一个噩耗：茱莉娅被一个喝醉了酒的退职警察开车撞了，当场死亡。这场意外发生之后，约翰有好几个月不跟任何人说话，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喝得醉醺醺的，用玩世不恭和残酷的方式把他的伤痛发泄出来。他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僻。“我与世界的唯一接触是通过阅读奥斯卡·王尔德、迪伦·托马斯或者凡·高获得的。它们讲述这些人如何因为他们的幻想而承受痛苦。”
　　孤独使列侬成为一个反叛者。这个孤独的年轻人成了一个如饥似渴的阅读者。
　　他留着长发，穿着包紧臀部的喇叭裤，颜色夸张刺眼的T恤是他的标配。这些经历都让我们感觉亲近。在秦俑家里聆听约翰·列侬，仿佛是某种契机，它使我们认识一个异国的灵魂。孤独而忧伤，敏感又反叛。这种个性和气质深刻地吸引我。我以为这些特质在我们身上也能找到。
　　“咱们能不能也像披头士一样组建个乐队呢？”秦俑在听着音乐的同时对我说。
　　我注意力集中在CD播放的约翰·列侬的歌声里，没回应他的话。
　　然而我心里的一個狂想如受惊的鸟扑棱着翅膀腾空而起。
　　4.《假行僧》、约翰·列侬与《花花公子》
　　北京三元桥曙光西里甲六号，一栋23层的写字楼。
　　电梯是报业集团专用。新闻中心在21层。电梯将客人送到时，先会看到一排镶在玻璃相框里的报纸影印版样，还有一些人物肖像。这是报纸创刊以来的重要版样，以及在报社建立优秀业绩的明星编辑和记者的照片。平时新闻中心的各个办公区都空着，除了行政人员，编辑记者很少到办公室。然而每周五的新闻例会召开时，驻京的记者会全部到会场，包括各部门的实习生也会到。新闻中心的后区域有个灰蓝色卡位是我的座位，每到周末我会在这个座位前坐下来处理一些办公室的公务，拆看一些读者来信，收取寄给我的邮件和书。
　　某天我在会议室见到巴特尔。他坐在新闻中心总监的右侧。我听说他要来，果然来了。
　　例会开始，总监先发言，他指着身边的巴特尔说：
　　“新来的同事，我们的好兄弟巴特尔，中国最优秀的调查记者。”
　　巴特尔微微欠起身，跟大家打招呼：“初来乍到，请各位老师多指教。”
　　他的到来当然令我高兴。我们相互微笑，点头致意。他依然是蓝色的冲锋衣，留着寸头，戴着眼镜，肤色微黑面容偏暗，但看上去健康。他周身散发一种运动的气息。有熟悉巴特尔的记者跟他打招呼。新闻中心每周一次的例会各个部门的记者都会参加，国际部记者、时政部和社会部记者都会出席例会。议程一是评当期出刊的报纸;二是申报选题;三是介绍重点报道的操作经验。我记得那天的例会开始是国际部记者介绍赴朝鲜访问的情况，讲述那个在禁锢中的国家的秘闻。还有人介绍缅甸大选情况，以及专访缅甸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姬的秘辛。
　　新闻中心也会放映一些内部观摩的电影或者纪录片。总监说：“我们必须保持对这个世界真实的触觉，保持对这个世界真实的体验和观察，必须了解一个真实的世界，这是新闻专业主义的伦理。”那次例会还有一个议题是讨论新闻部操作的头版选题“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操作这个选题的记者就是巴特尔。“兄弟出手不凡啊”，总监夸赞巴特尔，转而对参会的人说：“大家可以讨论一下这个见报稿。先请记者介绍一下调查采访的过程。”
　　巴特尔微倾身子面对大家，一支钢笔在他的拇指和食指之间旋转着。他面对众人注视着他的眼睛讲述调查采访的经过。那几天不断爆出深圳富士康某工厂年轻员工跳楼自杀的消息，例会讨论这个选题时已经是年轻员工的第十二连环跳。报纸在连续做富士康血汗工厂的报道，报纸面世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总部的编辑策划这个选题，巴特尔以应聘的名义打入富士康企业，亲身体验这家血汗工厂的现实境况，为拿到独家猛料花费了很多心机。
　　记者们用调侃的方式讨论这个讲述自杀的选题，例会气氛活跃。
　　然而我感到某种寒意。巴特尔在同事们的调侃中微笑，他的神情沉静。
　　巴特尔关于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的调查后来获得报社嘉奖，成为年度杰出新闻报道。
　　巴特尔的歌唱天赋是在报社的年会展现出来的，听到他开腔唱歌我震了一下。
　　我知道他是蒙古族血统，在大草原生长的人很少有不会唱歌的。即使如今的草原破坏得严重，内蒙古也还是旷远之地。我听到过草原的长调，听到过草原的呼麦，喜欢马头琴奏出的音乐，《蒙古人》《鸿雁》《嘎达梅林》，经常被那悠远而苍凉的歌声和乐音所打动。
　　年会在海南博鳌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三天的议程，前两天是经营会议，有管理层的闭门会议，也有全体员工大会。例行的嘉奖和表彰，然而硝烟弥漫的批评和唇枪舌剑的争执也是大戏。报社聚集了新闻业内的精英，才华和能量兼具。编辑记者直言不讳地给总编辑提意见，批评管理层的决策和领导不力。最后总编辑血液升高紧急送往医院急救，这样的事情也是有的。
　　年会联欢总是在最后时刻。每个部门都要出节目，我并不喜欢那些自创节目，表演者都要浓妆重彩扮各种小丑出各种洋相，以搞怪为噱头逗人取乐，在我看来有恶俗之嫌，不知道报社怎么会接受这类节目。编导组是文娱版的编辑，或者这就是编辑的趣味。这趣味跟文化板块的泛娱乐化和庸俗化一致。年会的晚宴，各个部门都划为不同的区域，我坐在分配的区域跟同事一起吃饭喝酒。大家都在忍受着恶俗节目自顾自聊天。台上的表演会博得台下部分观众的喝彩哄笑，大多数人并不感兴趣。我更欣赏活泼中的庄重，有欢快轻松的形式，但也要有庄重的表达，因为年会也是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的时候，需要彰显价值观和媒介立场。然而一台以搞怪为噱头的晚会只能消解一切意义和价值。大家觉得无聊的时候就只有频频举杯喝酒。突然听到报幕者说：
　　“下一个节目是新闻部的巴特尔，演唱的是蒙古族歌曲《鸿雁》。” 　　掌声。呼哨。欢呼声。熟悉巴特尔的年轻记者为他助兴。那时《鸿雁》还没有像今天这么流行，以至于泛滥，当时很少听人唱到这首歌。巴特尔出场，他换上了蒙古族长袍，腰系束带，戴着羊皮帽，脚上是蒙古靴。这个装扮让我觉得有意思。他手持麦克风，面对着观众深鞠一躬开始演唱。这算是一个正常的表演。巴特尔的演唱情感饱满，音准和旋律都恰当，一曲唱完，观众报以更热烈的掌声。这是由衷的赞美。巴特尔微笑一下再鞠躬，然后说：
　　“再给大家表演一个摇滚歌曲，崔健的《从头再来》。”
　　这次我真的对他刮目相看，他演唱的摇滚味道足以跟崔健媲美。
　　人们涌上前去跟他碰杯喝酒。有女生跟他拥抱。在这瞬间他俨然成为明星。
　　摇滚音乐我也听得多了，包括多次听原创者的现场表演。巴特尔出场的时候我还感到意外。他的演唱仿真效果鲜明。有同事议论说巴特尔以前是电台的DJ，做过音乐节目电台主持人，操办过迷笛音乐节之类。他亮出声腔时，我才发现那是电台主持人的范儿。他的高音有种磁性。
　　然而很快巴特尔就会转场。突发事件，俄罗斯空难。新闻部紧急部署采访方略，作为新闻部的调查记者，他应召紧急前往现场。报社与驻华各使馆都有特别渠道，遇到突发事件可以紧急办理签证。哪里有新闻就会奔赴哪里，巴特尔保持着高效的职业能力。等到报纸刊出之时，我会上街买份报纸，头版就会看到巴特尔的报道。那是气势如虹，笔力遒劲，调查深入，书写细致的雄文。然而报业遭遇的困难也越来越多。报纸受到的制约越来越大，这些都构成新闻表达的限制。每当有灾难发生的时候，他是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然而禁令也越来越多。有时候他还奔赴在去新闻现场的路上，禁令就到来。有时候他还在采访现场的旅馆写稿，当地警方就敲响他住的房间的门。他被驱逐。报社动用各种关系捞人。编辑的工作日益困难，有时编好版面，总编辑毙稿，情急之下再换稿。
　　人们愤怒。出走风暴席卷报社，新闻部多位主力记者离职。
　　我看过巴特尔对米-171直升机失事的报道，那是他在陆航团的调查报道。
　　米-171直升机失事时，同航的直升机在右翼飞行。起飞10分钟就被浓雾吞没，在机上的作家K只感到耳朵剧烈地疼痛，直升机的发动机嘎嘎作响。周遭除了沉厚的云雾什么也看不见。直到15时10分左右，驾驶员驾机爬到比山还高的云层，钻出云层之后看见都江堰的平原地带。然而从那时起，作家K再也没有看见过米-171直升机。
　　汶川境内山峰多在海拔4000米左右。在高压云层下，空气的气流变化随时可以让任何飞机直接失去控制撞向高山。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西部高原，从地震发生以来，中国陆军航空兵部队屡创奇迹。高山峡谷间，有些沟壑的最宽处只有两百多米，窄的地方仅有七八十米，像这样的地形几乎绵延了整条航线。直升机侦察时找不到降落位置，在低空盘旋十分钟，就像在地面等待两个小时，后来人们将长在一块麦地里的大树桩拔掉后直升机才降落。
　　陆航团对于执行任务所面临的艰苦和危险却甘苦自知。他在接受巴特尔的采访时说：“米-175直升机的主要任务是运送兵力到救灾现场。运送物品难度相当大，第一个是运送物资抢救人员的预定地区电线、高压线像蜘蛛网那么密，而且不规则，如果旋翼打到电线上面的话，只有一个结果，机毁人亡，因为旋翼转的速度相当快。旋翼，俗称螺旋桨，不能打到电线上。高压线在地震以后分布不规则，有的电线杆东倒西歪，有的高压线挂在半空。直升机进去的时候必须高度地关注电线是怎么分布的，每次进去，直升机飞抵高空时，飞行员的头发都是直立的——太危险了，高压电线密布如蛛网，有的电线间隔只有80米，只有慢慢往下靠。
　　看到空隙再钻进去。每一次进去，对飞行员来说都是一次生死穿越。
　　
　　巴特尔做过多次災难性报道，这是他的本职工作。
　　在报纸上我先后看过他对俄罗斯空难的报道，这个国家显示着陈旧而滞后的气息，它的飞机不断从高空坠落，成为空难最多的国家。不丹大地震。尼泊尔大地震。地震摧毁人们的家园，也摧毁自然与历史遗产。跟随联合国难民署寻访非洲和中东地区的难民营。这些报道显示出巴特尔极强的职业能力和专业精神。看着那些散发着油墨气息的文字，我暗自钦佩。
　　做灾难报道对记者的影响就是锻造一颗仁爱与悲悯之心。偶尔我们在饭店吃饭时，巴特尔就会说：“别点太多饭菜啊，吃不了浪费。你们可知道难民营的悲惨，战乱和饥荒对人的戕害。”
　　然而我也认为世界性的战乱和饥荒以及人道主义危机，会在某个时刻吞噬为它们工作的人。
　　就在写作这部文稿的时候，意大利一位女主播和一位摄像师在罗马中央火车站直播难民营露宿镜头时，突然遭到难民袭击。摄像师慌忙逃走，但女主播被一群人围住，惨遭性侵。直播现场的主持人错愕惊呼，评论嘉宾和收看电视的观众全都惊呆了。这本是一个讲述志愿者如何关怀难民，充满正能量的温情节目，突发事件的插入使节目画风突变，难以收场。
　　巴特尔在他的个人微博转发了这个突发事件的实况视频，他配发的评论写道：“这大概是人类发明电视以来最丑陋最残忍最让人难堪痛苦的一次直播，它羞辱了所有人类。”
　　巴特尔除了是杰出的调查记者，还是摇滚音乐的热爱者，也是先锋艺术的铁杆拥趸。
　　这是我们之间距离消除的缘由。我更多是负责知识界的报道，职责覆盖人文领域。
　　仿佛地下工作者的接头暗号，摇滚乐、先锋艺术、约翰·列侬，这些符号化的元素很容易让年轻人找到自己的同类。多年前我离开故乡到京城漂流的时候，就是凭着这些符号找到内心契合的朋友。很久以来，圆明园艺术家村、798艺术创意园区、宋庄画家村、尚8创意空间是我的漫游之地，也是我工作的现场。当然我也见证了它们的兴盛和消亡。我知道圆明园艺术家村，还是我在故乡的时候，知道那里聚集着从祖国各地流散到首都的艺术青年。当时我看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先生拍摄的《流浪北京》，片子里的自由艺术家的生活令我心生向往。我到北京之后就寻找圆明园艺术家村，然而看到的只是它的废墟。在某个时刻艺术家居住的地方被取缔，艺术家们被驱离艺术村。我在北京八里庄找到了两位从圆明园艺术家村被驱赶到郊区的画家，他们后来成了我的朋友。后来我的注意力转移到798艺术创意园区，在那里看画展，看实验戏剧，参加艺术沙龙和思想论坛。有位雕塑家请我参观他的雕塑作品《理发店》，在他布置起来的空间里仿真创建一个理发室。里边是坐在椅子上理发的顾客和站在顾客身边的理发师。真正的核心在后区，那是一排排的按摩房，里边仿真躺着顾客和为顾客按摩的小姐。那里传出模拟的女人叫床的声音，想到在出租屋听到的隔壁房间小姐的呼叫，我觉得雕塑家准确表现了时代的生活。 　　我去尚8创意空间是因为这里被强拆，纪录片导演请我来看现场。那是很棒的一个地方。
　　但是这里必须被强拆，希望媒介能关注我们的生存状况，呼吁社会关注艺术区的状态。
　　我觉得我能做的事情有限。这样的呼吁能否发出来是一个问题，发出来能否影响当局是另一个问题。此时的媒介已失去力量。最后的情况是纪录片导演打电话给我说：
　　“强拆开始了，你听。”我听到挖掘机开动的声音，听到工人们用铁锤砸墙。
　　“我们的老总据理力争的时候被人打伤住进医院。”纪录片导演说。
　　然而又能怎么样呢？这样的事件报社不会报道。我只有抱歉。
　　比较起来巴特尔的工作更有力。作为新闻部的记者，他的调查报道对新闻事件的介入极深，因为报纸的影响力甚大，某种程度能改变公众对新闻事件的价值判断。他喜欢唱摇滚歌曲，喜欢听重金属音乐。这种爱好在报社显得异类。后来我才知道巴特尔在业界享有广泛的影响力和良好的声誉。他的调查报道是出色的，突破能力强悍，获取的新闻猛料价值巨大。
　　像巴特尔这样的调查记者已经属于罕有。渐渐地他已成为后起的业务标杆。我觉得正常。
　　每年报社做年度庆典，编辑记者都会参与，人们各自都有分工。
　　巴特尔负责演艺界人士的联络。他发挥资源优势联络音乐人。摇滚乐音乐家崔健就是他负责约定的。当然演出费用没少支付，据说50万，不过报社给得起。崔健出场参加的年度庆典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厅举行。各界名流各业的明星应邀而来，作家龙应台女士也出现庆典。活动是由戏剧界新锐导演执导。巴特尔负责盯着崔健，各种事务的沟通都由他代理。崔健带着自己的乐队，他演唱的曲目是《蓝色骨头》。演出团队在舞台上精心调适乐器，人们等待着摇滚之父出场。激烈的重金属响起，爵士鼓、电贝斯、小号、古琴，崔健抱着吉他出场。还是戴着他的白色五星棒球帽，人到中年的摇滚巨星。人们欢呼，随着音乐摇摆。
　　这时巴特尔很有明星经纪人的范儿。如果他肯做明星经纪人的话，应该不是问题。
　　然而令我震惊的是巴特尔不仅没做下去，反倒以决绝的方式辞别人世。
　　活着不只是为了受难，还要享乐才是最重要的。1953年《花花公子》杂志的创始人赫夫纳将他的理想刊在“创刊号”，其实赫夫纳是个感性的文学青年。在从前我听说过这本发行于美国的流行杂志《花花公子》，我将这本杂志与情色杂志相混淆，以为格调低下。重新翻阅《兔子先生：一个世纪的性态度史》，我才知道这是一份品味高端给精英人群看的杂志。就像它的发刊词写道：“我们应该享受这样的生活，在自家公寓中，调上一杯鸡尾酒，准备两份开胃小吃，唱机里放上一段背景音乐，邀请一位红粉佳人，静静地谈论毕加索、尼采、爵士乐，还有性。”能有这样的生活态度当然不容易。对于什么是“花花公子”，这份杂志也有如下回答：“我是一个无所事事、追求时髦的寄生虫？决不！我可以是一个思想敏锐的生意人，可以是一个艺术工作者，一个大学教授，一个建筑师或一个工程师。我可以属于各行各业，只要我具备某种观点。我不会把生命视为眼泪，而是幸福的时光，我必须能在工作中找到乐趣，我必须是个敏捷的人，警觉的人，有鉴赏力的人，可以摆脱逆境的人，这种人才配称‘花花公子’。”
　　《兔子先生：一个世纪的性态度史》，编著者罗钢是一位转业军人，前骑兵上尉连长。
　　我认识上尉的时候，这位行事干练作风强悍的前骑兵正在一家《时政周刊》做主编，奇怪的是那家周刊管理层的成员很多都是前军人出身，据说还有国家安全人员。可见派别和门阀无所不在。原计划我要为《兔子先生》写书评的，后来发生了重大新闻——中国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我作为记者主动请缨，赶赴灾区采访，一去半个月，忙起来写书评的事情就搁置下来。每个星期我都会收到各家出版社寄来的新书，有很多书都来不及拆掉塑封的薄膜就被更新的书压住。直到时间过去很久我才再有时机重新翻看这本压在书架底层的书。
　　我看到《花花公子》的人物访谈里，竟然有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后者是列侬的爱侣，也是艺术家。我翻到第294页的人物访谈：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我们很有钱，怎么着吧？
　　访谈时间：1980年9月8日—28日;12月8日，列侬遇刺身亡。
　　这期刊载访谈的杂志在1981年1月出版。访谈者是：David Sheff。
　　说到《花花公子》采访过的其他名人，小野洋子说：
　　“像卡特那样的人只代表我的国家。约翰和我代表全世界。”
　　我注意到约翰·列侬的访谈。其时约翰·列侬自我感觉良好，放松之间有股玩世不恭的劲头。列侬当然不会想到随后而来的厄运。他戏谑地谈到艺术家的各种死亡方式，唯独没有想到自己会被一个上衣口袋揣着塞林格的小说《麦田守望者》的青年枪杀。
　　《花花公子》：你为什么成了一个家庭主夫？
　　约翰·列侬：有很多原因。我22岁到30来岁，一直受到责任或合同的约束。这么多年来，我只知道这些。我不自由，像被装在一个盒子里。合同是一种表明我被囚禁的物理证据。面对自己，面对现实比继续摇滚生活，被你自己起伏不定的演出或公众的意见左右更重要。摇滚不像以前那样有趣了。我决定不走我这一行的标准道路——运气好的话，去拉斯维加斯唱你最流行的歌曲，或者下地狱，猫王去的地方。我失去了艺术家最初的自由，成了艺术家应该做什么这一图景的奴隶。很多艺术家因此而自杀，不管是像迪伦·托马斯那样因酗酒而死，还是像凡·高那样因疯狂而死，或者像高更那样因性病而死。
　　这段对话让我感到有意味。是的，有抑郁和厌世情结的不只是媒体从业者，还有诗人和小说家以及摇滚歌星。除了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花花公子》还访问过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卡斯特罗、莎朗·斯通、泰森、比尔·盖茨、哈里森·福特这样的社会名流，还有一支强悍的撰稿人队伍，比如隐居之王J.D.塞林格、納博科夫、伍迪·艾伦、索尔·贝娄、博尔赫斯、诺曼·梅勒、约翰·厄普代克、J.K.凯鲁亚克和斯蒂芬·金。这些人的名字我当然是熟悉的，也属于我多年来欣赏的。这份杂志突然间让我觉得意味盎然，那个被人蔑称的词语“花花公子”让我突然间觉得高不可攀。是的，我们的活着仿佛是为了受难的。我们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享乐。我的记忆积淀着太多难以告人的真相，也储存着太多难以言说的秘密。 　　这真相和秘密是公共的，也是私人的;它们属于这个国家，也属于个人。
　　我说的我们，是指我与巴特尔。当然还有秦俑和我们的——“橡胶灵魂乐队”。
　　5.在幽暗之地陷落
　　很长时间，布拉格成了我热爱的城市，它存在于我的沉思和幻想之境。
　　某年我看到一部中文版的《哈维尔文集》， 译者是我熟悉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也是我的朋友崔卫平女士。经由她的著作，我得以了解东欧的政治、文化和艺术，了解捷克的历史和现实。我曾经访问波兰，在访问之前读过波兰著名知识分子、有团结工会灵魂之称的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所著的《通往公民社会》，读过米奇尼克与捷克时任总统切斯瓦夫·哈维尔的对话，在更广泛的维度下了解捷克的社会变迁。
　　那时我知道哈维尔著名的言说：“活在真实中。”
　　此语出自《说出真实是有意义的》，这是哈维尔接受捷克记者伊希·莱德尔的访谈，他在其中讲述了往昔经历和现实境遇，有很长时间哈维尔是紧张的，为了安全做了许多复杂而隐秘的准备。“我将一些我称之为‘应急包’的东西放在一起，包括雪茄、一把牙刷、牙膏、肥皂、一些书、一件T恤、纸、一些泻药和其他一些小东西——我不可能记住每一件东西。我整天带着这个包，或者更准确地说，当我离开屋子时我都带着它。”哈维尔对记者说。
　　我曾经访问美籍华人作家聂华岺女士，她回忆起与哈维尔的交往。
　　1968年，聂华岺邀请哈维尔到爱荷华。他接受了邀请，当年9月就可以到爱荷华。
　　8月间聂华岺与丈夫安格尔去纽约，一天晚上，她在收音机上找古典音乐，听到晚间新闻：苏联坦克开向布拉格。她立刻拍电报给哈维尔，催他和家人立即到爱荷华，全家机票将寄往任何他指定的地方。聂华岺希望在苏联进入布拉格之前哈维尔可以收到电报，先到维也纳或西德，再到美国。然而杳无音讯，捷克与外界隔绝。聂华岺不断打听哈维尔的消息，哈维尔转到地下状态，他的戏剧被禁演，书被禁止出版，后来被捕。那年聂华岺在“五月花”公寓为哈维尔订好的房间一直空着。爱荷华国际作家工作坊每年都会在“五月花”公寓为应邀而来的作家订好房间。那年有两个作家始终没有来，一位是捷克剧作家哈维尔，另一位是台湾作家陈映真。
　　“陈映真被捕了，哈维尔转到了地下。”聂华岺说。
　　2010年深秋，我作为新闻记者应台湾某出版社总编辑邀请到台湾访问，到达台北时我专程在傍晚独自去台北的诚品书店逛，在书架上寻找有关哈维尔的书。我选出一本由贝岭编著的449页的《半先知与卖文人：哈维尔评论集》，还有一本《哈维尔剧作集》，两本书我都买下来。
　　除了哈维尔的书，我还买到伊凡·克里玛的随笔集《布拉格精神》，这是我喜欢的书。
　　就在我开始认真阅读哈维尔的这两本书的时候传出哈维尔病逝的消息，我在第一时间跟编辑部报了选题，连夜做相关采访，我采访在大陆的哈维尔的研究者和译者，也采访在台湾的哈维尔的研究者和译者。这个选题在报社的通过也是因为总编辑作为审查者对哈维尔这个名字的陌生，他或者以为这只是个外国的球星。结果我把稿子做出来，编辑送审安排当期的版面，总编辑在审版时才发现这是个政治异议者。撤稿已经来不及，就令编辑修改，最后见报的稿子只呈现哈维尔的剧作家生涯，涉及政治的部分被删除，研究者回忆哈维尔的部分被删除。
　　纪念哈维尔的报道在我的手里发出了。这也是我十年职业记者生涯最后的报道。
　　我在北京街头的报刊亭看到这期报纸时，是我辞去这份工作两周后。
　　
　　玻璃球体，上满发条音乐盒就会旋转。球体旋转的时候伴随着音乐如亮起来的星空。
　　这是一个音乐盒。它放置在布拉格城区一家商厦的工艺店里。我拿在手里，上满发条，看着它在手里旋转，发出星空的光芒，也回响着音乐的旋律，我付了70克朗买下它。
　　在布拉格期间我每天都会到瓦茨拉夫广场坐坐。所谓广场只是一个倾斜而狭长铺设着鹅卵石的坡道，中间是步行道，两边是机动车道，中间隔着草木和花坛。瓦茨拉夫广场的命名是缘于矗立在广场前端的大理石雕像，那是身穿战衣头戴盔甲手执长剑的国王瓦茨拉夫的雕像，雕像因为年久落满煤烟般的尘土。与石雕隔着数十米远的地方是环形的喷泉，隔几分钟喷泉就喷射出雾状的水帘，水帘随着音乐而变化。绕过喷泉就是一幢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博物馆，落在博物馆石壁上的烟黑灰尘证明它的历史的悠久。
　　我到瓦茨拉夫广场不是为了看这些被烟黑灰尘覆盖的雕像和老建筑的，而是凭吊一个时代，凭吊一个时代的象征。我知道在1968年，有苏联军人开着坦克占领了这个广场，苏军的占领引起布拉格民众的反抗，他们用石块投掷，点燃树枝用火焚烧。在布拉格到處可见烈焰和硝烟。这些镜头被摄影师拍摄下来传到异国的报馆后在报纸发表出来，这些镜头令世界震撼。在布拉格的街道穿行的时候，我们脚踩着鹅卵石铺就的石板路，走过咖啡屋，走过啤酒馆。在那些临街的咖啡屋和啤酒馆里有哈维尔的黑白肖像，坐到某间酒馆的时候，打开一份酒水单就能看到哈维尔的肖像。这位昔日的剧作家，后来的民选总统，是这个国家的英雄。我看到过他的照片，哈维尔的身材不高，穿着灰色的夹克装更像一个工厂的工人，他当然做过工人，有段时间他就在啤酒厂工作。更多的时间他是在监狱度过。民众们欢迎他，像众星捧月般跟随着他。还有一个人的肖像是我经常可以见到的，那就是卡夫卡。在布拉格街头、地铁入口，都能看到卡夫卡的肖像和遗迹。这个瘦削的沉默的青年的形象遍布布拉格街头，然而他在生前并不喜欢这座灰暗的城市。到了布拉格旧城堡，我才理解卡夫卡笔下的城堡就是现实的呈现而非他的幻想和虚构，当我行走在旧城堡迷宫般的廊道时也就懂得了这个人。
　　事实上，我很早就阅读卡夫卡，将这个永远年轻的青年视为我的朋友。那时我下矿井就会带着那本小册子《卡夫卡寓言与格言》，那是一本黄色封皮，只售一元五角的薄册子。然而，我在城里一家书店看到它就爱上了他。买下来带回家，每次到我下矿井的时候就会揣着它。我给书套上塑膜，穿好工装之后小心地揣到怀里。到了我工作的硐室就坐在铺着旧羊皮袄的铁椅上，我扭亮矿灯照着书页看书。那时看到卡夫卡的一句话深感震撼，仿佛这是写给我的： 　　他们从黑暗中来，也将到黑暗中去。
　　其实我的全部世界都沉陷于幽暗之地。
　　然而约翰·列侬和他的披头士乐队像一道强光照亮我们。
　　秦俑可以做歌手，文工团的罗笛也可以做歌手。还有梁东，文工团的电吉他手，也可以是歌手。马拉会吹口琴可以做伴奏。我们也能找到六七个人，组建成一个矿区摇滚乐队没问题。
　　这是我们筹划的结果，确定下来人选，我和秦俑分头去找，要说服他们加入我们的伟大计划。
　　我跟马拉最熟悉。他是我的同学，还是朋友。我们曾经结伴去过北京。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到首都。顶替父亲做矿工，我带着工作第一个月领到的薪酬96元，马拉的姐姐是铁路职工，假期时姐姐介绍他到火车站打零工，在物流处当搬运工。马拉带着他在铁路做零工赚到的80元，我们相约一起坐绿皮火车到北京。我想看看首都的样子，想看到北京城，看到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想看故宫和北海，看西单民主墙——据说那里是人们自由发表意见的场所，贴满各种宣言和檄文。这是让我们周身血液发热的行动。我们想最好能逃票进京，这样可以节省出钱做更重要的事情。我们在大同火车站接头，上火车找到座位，列车开动我们很兴奋，他从书包掏出口琴吹着乐曲《火车想着韶山跑》《北京的金山上》。口琴是他心爱的宝贝。他还唱歌，日本电影《人证》中的插曲《草帽歌》是他喜欢唱的。我喜欢听他模仿原唱者乔山的音韵声腔歌唱，听着心有感动。
　　可是火车到张家口站的时候，列车员过来查票。我还是没能躲开列车员警惕的眼睛。我假装去厕所被列车员拦住查票，无奈之际我只好补票，而且补的是全程票。这让我深感沮丧。
　　沮丧之际我们寻找旅馆想住下来。结果发现我没带身份证。那时还不习惯出门更不习惯出门带身份证，没有身份证就不能住旅馆。我们只好到澡堂去住。然而进澡堂也必须要身份证，无奈之际马拉只好用他的身份证登记入住，他让我住澡堂的旅馆，他去北京火车站露宿。当时我真的很衰，就没有想到两个人都去火车站。
　　我在澡堂睡过一晚后才去火车站找马拉，他就躺在那些座椅上睡觉。
　　在北京的时间只有两天，我们快速规划旅行路线，天安门广场是必须去的，故宫是必须去的，北海公园是必须去的，王府井大街是必须去的，长城是必须去的。我们拿着北京市区交通图像作战指挥部一样研究着这张地图，也清点计算着口袋里的钱币。除了必须去的景点，我们还要考虑到吃饭的费用。为了节省出来钱，在城里移动时我们就开动双脚，这样到晚间回到澡堂的旅馆的时候就是满脚的水泡，而马拉还不能安生地睡觉，还要睡在火车站。
　　首都之行让我见识了马拉的才华。当然以前我就知道他是有才华的。
　　在矿中学我们同班读书的时候，我就见识过他的才华。
　　马拉是从尖子班调到我所在的普通班的。他在尖子班调皮捣蛋不遵守课堂纪律被驱逐出来。尖子班的学生都是认真学习的老实孩子，马拉生性自由，如天马行空，他不适合尖子班里的规矩。我们班都是不喜欢学习也难以学进去的孩子，智商低下。在尖子班的学生日夜备战为考大学苦战的时候，我们都在混日子，等着毕业之后回家，女生嫁人，男生到矿上挖煤。
　　马拉到我们班显得鹤立鸡群。他喜欢漫画，经常在作业本上画漫画。数学老师是北京的插队知青，个头挺拔，清瘦，长发，一双眼睛如鹰的眼睛。数学老师也好玩，喜欢用粉笔在黑板上画领袖像，几笔就勾勒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国际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粉笔肖像经常出现在黑板上。数学老师不在乎我们学不学习，他只需要我们在课堂上不捣乱，让一节课的时间轻松过去。师生相处也融洽，欢乐的笑声经常在数学老师的课堂上回荡。马拉画画的才能让数学老师很欣赏，他经常展示马拉绘有漫画的作业本，让我们看他的漫画。那时我们就知道马拉会吹口琴。他经常吹的曲子是费翔的《故乡的云》，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也是他喜欢吹奏的歌，当然还有日本电影《人证》里的《草帽歌》。除此之外他还会弹吉他，他家里有把吉他，有时候他会带着吉他到学校。每次他弹吉他的时候，身边总是围着很多男女生。大家都是一脸的崇拜神情。他当然知道约翰·列侬，因为他知道肯尼迪，也知道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他是班里唯一通过收音机学英语的学生，随身带着半导体收音机，他跟着学习《英语900句》，这是当时很热门的英文节目。他还收听美国之音，收听英国BBC、日本NHK的对华广播节目。他还订阅《环球之窗》《世界知识》《环球》这些国际杂志，在矿区这是罕有的阅读视野。这是我欣赏他的缘由。然而，他在班上也受到有霸凌倾向的野孩子欺負。
　　马拉没有父亲，跟着母亲生活。他的母亲据说是内蒙古包头一家纺织厂老板的姨太太，“文革”中他的生父被作为反革命分子镇压，母亲带着他改嫁到大同矿区。他的养父是矿工，在一次塌方事故中遇难。马拉没有父亲，只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他的姐姐嫁给了铁路工人。这样的家庭环境让他受到霸凌孩子的欺负。我看见过那些孩子围着他，他们抽他耳光，让他跪下来叫爹。这是公开的羞辱。他也只能接受。抽完自己耳光，然后给那个孩子跪下来。
　　矿区的学校就是这样，孩子们有野蛮的天性，霸凌的孩子尤其野蛮。
　　羞辱也会成反作用力，激励他的斗志。后来我看见马拉在足球场上狂奔，他跟同学们踢足球，那个不顾一切拼抢，如虎狼般迅猛矫健的年轻人就是心里燃烧着激励之焰的马拉。
　　高中毕业之后他考取了市财会学校，成了我们班唯一考出去的中专生。
　　他进了城，然而我们的联系反而更频繁也更紧密了，因为我们开始了通信。
　　每周我都会写信给他，每周我也会收到他的回信。
　　内心的交流是更有效的交流。此时我已知他的抱负。
　　“我想从事政治活动，像肯尼迪或戈尔巴乔夫那样成为政治明星。”
　　在写给我的一封信里他这样说。
　　“我想当作家，像海明威或卡夫卡那样。”
　　这是我给他的回复。 　　文工团在俱乐部的后楼，我每次骑自行车到矿井上班的时候会路过。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经过那幢房屋的时候我总是会心情紧张，或许是因为我爱过的姑娘在那儿工作。她靠着在小车库当小车司机的姐夫的关系，到文工团工作。我看过几次演出，她在乐队里站在最后一排，她是乐队里的沙锤手，就是在乐队为表演的歌手伴奏时她手握沙锤打出节拍。这应该是最简单的活计。我相信她也不会别的，尽管她出身晋剧名旦之家，她的母亲是唱晋剧的花旦，父亲是戏班拉胡琴的。或许在她的身上有父母的遗传，可我相信不会多，因为我是知道她的拘谨和无趣的。她家有四姐妹，每个女子都相貌出众。她自然也是依靠相貌出众而进入文工团工作。而我也是因为她的相貌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她。从高一年级爱到高二年级，整个高中时期我就没认真读书，全部的心思都在爱恋的情感里。当然那其实是一种单恋，因为她并没有接受。我把对她的爱恋和相思写在一个日记本里。在某个夏日的清晨，我等在她家门前的一条曲折马路上，我知道她会在什么时刻出门上学。果然看到她出来。我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到她，因为距离近我看到她鼻翼边竟然有雀斑。她化过的妆容没能盖住那些微细的雀斑。然而这不重要，我必须把藏在书包里的笔记本拿给她。那是我写给她的爱之书。她显然看到了我手里的笔记本，也明白我要做什么事情。她想拒绝。可是我慌乱之下几乎是强行把笔记本塞到她手里。然后我转身跑掉了，心脏在狂跳如受惊逃窜的兔子。
　　并没有下文，因为此后她开始回避我，她也不再单独出行上学，而是与一个邻居女孩形影不离，她们一起结伴上学，一起结伴下学回家。我再没机会见到她。也没有勇气问她看没看过笔记本。我以为这件事已经过去。可是有一天上午我去找陈继贤上学时，她突然出现在那条路上。她把笔记本塞到我手里，瞬间我就感到崩溃。我知道这是拒绝。挫败和羞耻感同时袭击了我。以后我再也不从那条路去上学，也不再望着她的身影缅想。我在心里告别了这个姑娘，当时是在惨败之下。然而真能忘却就好了，事实上忘却是不可能的，只是更痛苦的想念。
　　再看到她的时候我就成了矿工，她到文工团做了沙锤手。
　　我觉得文工团的这些男孩女孩都是幸运儿。
　　秦俑当然比我更适合到文工团请歌手加盟我们的乐队。
　　他去了几次，找罗笛和梁东，也找林家桥。这三位都是文工团的主力。
　　罗笛和林家桥都住在铁路北的家属区。无限延伸的铁路横穿过矿区，以铁路为界分铁道北家属区和铁道南家属区。我家属于铁道北，罗笛和林家桥属于铁道南。对铁道南家属区我并不熟悉，只听说那是一个坏小子成堆的地方，经常有人寻衅滋事、打架斗殴、偷窃抢劫，名声很坏。印象里铁道南家属区很有几个长得帅的少年，他们同时也是杀人如麻的混混，经常是监狱大门进进出出。那些因为打架斗殴的少年前脚被关到牢里，家里人后脚就会花钱捞出来。住在这里的人有开粮店的，还有开餐馆的，卖杂货的，当然也有干部和公务员。
　　罗笛的哥哥是哑巴，是个能写会画的哑巴。我经常看他用粉笔画墙报。家属区的墙壁有很多用墨汁涂黑的墙报，哑巴扛着木梯挨个画那些墙报。木梯斜搭在墙上，他踩着木梯上去，手指捏着各种颜色的粉笔任意在墙上画，各种图案就在他的手指间诞生。刘少奇被批为叛徒内奸工贼的时候，他就在黑板上画铁拳猛砸有着大龅牙的刘少奇的简笔画。庆丰收的画、抓革命促生产的画也是他画过的。有很长时间我都会跟着哑巴，看他画墙报。我们并无交流，在他看来我就是一个玩尿泥的小屁孩儿，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哑巴。交流是难以成立的。
　　然而罗笛的哥哥是哑巴，罗笛却成了文工团的歌手。
　　罗笛能唱歌。这样的才能是让很多人意外的。他在班里并不出色，寡言沉默，我从来不记得他开口说过话。我们都是过早辍学的孩子。罗笛也做了矿工，他的工种是工程队的下料工，用矿车从地面装好石头和木料运到井下，在挖掘出来的工作面砌墙订制支架。我在矿井里见过他。工程队与采掘工不同。采掘队的工人穿的工作服是黑的，那是煤炭的颜色。工程队的工人身穿的工作服是灰白的，那是石头和白灰的颜色。罗笛满脸满身蹭着白灰，推着装满石头的矿车进巷道，他的神情倦怠，满脸困乏。这是我看到过的他的样子。
　　然而罗笛竟然到了文工团工作，这让我很是惊诧。文工团面向全矿招揽人才，他报名被录取，事情其实就这么简单。文工团在俱乐部演出的时候我当然会看，罗笛出现在舞台上时仿佛换了一个人。他的模样和衣饰风格很朋克，长年都是皮衣和皮靴、牛仔裤，长鬓角的披肩长发。在文工团他是唱劲歌的，每次出场，舞台上灯光闪烁，重金属震响，他的表演爆发性极强，歌唱到激情狂泻的时候台下的姑娘们尖叫不断。有个尖叫声盖过喧哗众声的姑娘后来成了他的女朋友。也是因为这个女朋友，罗笛吃尽了苦头。这当然是后话。
　　“在这些人里边，罗笛绝对是乐队的灵魂歌者。”秦俑说。
　　“他有这个气质。他的激情是愤怒和忧郁的。”我说。
　　林家桥的父亲在矿区检察院工作，母亲是医生。林家桥经常开着一辆黑色奥迪车，他的车上总是放着一杆长筒猎枪。有一次他的车停在路边，有人觉得他的车挡了道，就伸手拍他的车门希望他能倒一下车。林家桥在车里看到那个用手拍他车窗的人，他嫌那双拍他车窗的手脏。结果林家桥打开車门，猎枪的长筒也伸出来，照着那个人就是一枪。他当然知道轻重，没有把枪对着那人的脑袋打，只对着胳膊打。开枪之后马上返身坐回到车里，启动车一路绝尘而去。当然那个人后来还是找到他的家，一幢建在山上的巨大豪宅。找到他的家也进不了门。
　　林家桥家养的成群的藏獒狂吠，把准备堵门的人吓个半死。
　　林家桥并没有跟父母住在山上的豪宅里。他住在铁道南的一幢二层楼房。那是分配给矿上的领导干部的房子。秦俑有一天敲响了那幢小楼的院门，有人来开门，是林家桥的媳妇。秦俑在门口隔着门板说他要找林家桥。然后，林家桥从屋里走出来。他们就在门口聊着那个组建乐队的计划。让秦俑意外的是林家桥很爽快地答应了。他或许也是想找人玩耍。 　　“林家桥能行吗？他的性格和品行能靠得住么？”秦俑有些担心。
　　“我们的乐队不是慈善机构，也不是教堂，我们需要的歌者不是道德家，也不是神父。”
　　这是我的回答。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对于未来的乐队而言，歌唱的天赋和激情是重要的。
　　叛逆和挑战是重要的。我们就是要创造一种不同凡响的生活。
　　“创造一支不同凡响有摇滚精神的乐队是重要的。”我说。
　　
　　6.悬挂在山涧的
　　我需要靠旅行拯救自己，离开熟悉的环境，在陌生的世界里自我放逐。
　　将自己与固有的经验隔开，包括与某种固化的情绪隔开，这是我长期以来自我援助的方法。
　　乘坐一辆丰田霸道越野车，沿着318国道川藏线行进。全程5000公里，时长12天。我们翻越过无数云烟环绕的高山险峰，无数次穿行在河岸和峡谷之间奔腾的河流之侧。这样的河流在不同的峡谷之间有着不同的名字，比如折多河、雅砻江、雅鲁藏布江以及大渡河。这些河流以前出现在中学教科书里，我在少年时期阅读过它们，现在我踏上旅程在近距离辨识着它们的流速和样貌。这是一次险象环生的旅程，行进在318国道的车辆之中有很多大货车、载着油罐的仓储车，我经常看到有大货车跟自驾的车辆相撞倾倒在路上，还有的车辆从峡谷冲进湍急的河流。在我们的车辆驶过泸定县的大渡河边时，有很多人站在河岸之间拍照留念。河岸悬挂着红白蓝黄各种颜色的经幡，藏地的人称为风马旗。可是司机告诉我们说风马旗是用来祈福的，而在大渡河悬挂的经幡是祭奠逝者的。
　　“这肯定是有人开着车冲到河里失事的祭奠。”我们的司机这么说。
　　我想巴特尔，觉得应该为他在这河流上祈祷和祝念。
　　每次开车之前，司机都会在中控台调好音频，找出他喜好的歌曲播放。接下来的行程就会在他选出来的歌曲中行进。有歌曲环绕旅途就不至于枯燥，尽管我们听到的都是过时的港台老歌。整个行程司机都表现出少有的幽默。他经常用四川方言给我们讲故事。听不懂的时候向导就用普通话翻译给我们。司机是巴塘县人氏，他的故事多数是藏地民间野史。比如他在进入康定县的时候提醒我们，到了驻地不要在晚间独自出门游逛，会有危险，要么被抢要么被打。他讲康巴汉子的故事，说在康巴村，经常会有外国女人来借种，比如俄罗斯和德国女人们，她们会跟康巴汉子睡觉，借到种子再离开。司机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口气确凿，仿佛确有其事。然而我是质疑的，说别的种族还有可能，俄罗斯和德国并不缺刚毅强悍的男人。尽管存疑，不过司机的讲述对初入藏地的我们来说，还是掀开了神秘面纱。
　　女向导坐在我身边的位置。这个出生于1992年的女子面容白皙瘦削，是标准的成都美女。一路都是她在联系各方接待，预订酒店，安排餐馆，包括随身带着备用药品，事无巨细都被她一一做好。在出发之前她就提示团队的同行者要提前服用防止高原反应的药——红景天。我没有服用，觉得不会有什么事。然而在我们的霸道车驶上海拔4200米的折多山时我就感觉到呼吸出现困难，晕眩也开始出现。等到我们爬康定的木格措山峰时我的眩晕变成恶心。这次不敢不听女向导的建议，开始服用红景天，每次早餐前服用。后来的行程再没出现过高原反应的症状。坐在司机副驾位置的主编，也是我们的头儿，一个生于1976年的年轻人，也是环游世界的优酷一族，他是开始就服用红景天，后来又吸氧——女向导把随身带着的微型氧气瓶交给他，嘴对着瓶口大口呼吸，以此缓解他的高原反应。
　　我还是第一次带着如此强烈的生理反应开始一次漫长而危险的旅行。
　　危险不仅是因为我们会进入川藏区，还因为我们是进入森林密布的高山峻岭。时间是雨季，连绵不绝的雨水使川藏的高山峻岭增加了危险性，比如山体滑坡。在我们启程之前四川就有一个村庄被山体滑坡的泥石流掩埋，整个村庄无一人幸存，这样的情况都没有办法救援。还有就是我们行进的路线是多地震带，汶川大地震就是在这里发生。那时我作为灾难报道组的成员受报社派遣在第一时间到达灾难现场采访，从成都出发，途经都江堰、德阳和绵阳、雅安这些重灾区。所到之地看到山河破碎，道路崩塌，城郭夷为废墟。运送伤残者的直升机不分昼夜在头顶上空盘旋，医院则挤满伤残者，他们的痛苦呻吟昼夜回响。我还看到悬挂在坍塌的废弃楼体的残端的手掌、头颅。这是难以磨灭的灾难的记忆。
　　到达成都的当夜我们就下榻在当年入住的岷山酒店，我记得在这里访问过来自台湾东森电视台的灾难电视记者，当时我觉得这幢酒店坚固结实可以抵御7级左右的地震。
　　离开成都开始我们的川藏之旅。行程开始的时候女向导的精神饱满，话多，兴致也高。她也讲了很多故事。比如她说曾经跟朋友到藏地玩，那是临海的地方。她们想去拍日出，在天色微明时就带着照相机去了海边。暗黑之间有人跟过来，那是几个男人，她们看不清面目，知道遇到了麻烦就想离开。她们在前边走，那些人在后边尾随。后来她们在惊慌之中奔跑起来，那些人也跟着跑。到了海边遇到一对搭帐篷的年轻夫妇，他们就慌忙求救。年轻夫妇反应也快，知道他们遇到了危险，就说你们到哪儿去了，大部队都在找你们。那几个人看到此景就撤离。后来那对夫妇告诉她们，那几个男人是裸体尾随她们。这情况吓得她们魂飞魄散。
　　汽车在盘山路上走。开始能看到雪山，每次看到雪山我都会兴奋。
　　白雪覆盖的洁白晶莹的山体，阳光映照着的时候反射着荧光。这也是自然之美。
　　川藏线的山河险峻，天空湛蓝如同宝石，白云如轻纱环绕，这样的景色对于在北京终年吸雾霾的我们来说无疑震撼。到爐霍县时，汽车所经过的每一座山都有白色山石刻在山坡的六字箴言，山体的峭壁和悬崖不时可见雕刻有释迦牟尼肖像，河流里的每块巨石都刻有六字箴言。五彩的风马旗迎风招展，悬挂在山涧的经幡一望无际。是的，我们是进入了一个与我所知的世界完全不同的空间。我用手机拍下了各种值得保存的镜头。
　　每次看到奇美风景的时候，主编的高原反应也会消失。这时候他就会要求停车拍照。主编的拍摄器材是一流的，他不仅带着两部单反长镜头照相机，还带着无人机。每到一地奇美风景，他就会从双肩背包里取出折叠式无人机，他手握遥控器操作无人机拍摄。我们看着那架微型直升机趴在地上亮着红灯，少顷，就听见一阵轰响，无人机升至空中消失不见。它会在高空的数公里范围内飞行航拍。这样的拍摄当然是高水平的。 　　司机军人出身，我猜他的速度是70迈，在快速行进中超车，他总是在迎面驶来大货车的时候避让到一侧。这个动作很危险，每次我看着的时候都感到惊心动魄。我还记得那些有着各种名字的草原和滩涂，记得那些遍野放牧的牦牛，牦牛们拥挤在公路之间，雍容地慢走，不理睬车辆和行人，它们代替了警察的职能，让行进中的车辆慢下来。看多了草原上长毛丰饶的牦牛，再看到普通的牛便觉得失去很多威仪。所到之处看到的骏马不多，偶有马队经过时我们便欢呼雀跃。需要记住的还有盛开在草原的野花，红白蓝橘黄靛青，各种颜色的花朵和绿色的草原交织成一幅美如油画的意境。值得记述的还有那些出没在乡野，形容枯槁的藏民和保养得肥硕的汉人。他们在尘土弥漫的道路之间负重而行，是沉寂的高原之上活动的生物。
　　藏地之行使我重新看见世界，看见世界别样的风物，也看到世间别样的人。
　　汽车行进在险峻盘旋的山岭之上时，我接到电话。我赴捷克访问的签证获得批准。
　　“你可以去布拉格了。”凌琳在电话里说。
　　7.真正的道路在一根绳索上
　　K是卡夫卡博物馆的标识。
　　站在那个超过我身高由黑铁焊制的K字前，我想到巴特尔。“真正的道路在一根绳索上，它不是绷紧在高处，而是贴近地面的。它与其说是供人行走毋宁说是用来绊人的。”弗朗兹·卡夫卡的这段语录被巴特尔放置在他的自媒体上，只要点击他的微博就能看到。我想这句话可能被巴特尔深悟过，也是与他的内心严密契合的。在巴特尔的居室里，我看见过《卡夫卡寓言与格言》就倒扣在沙发的扶手上，它和克尔凯郭尔的《恐惧与颤栗：静默者约翰尼斯的辩证抒情诗》形成对应感。在每一代人中，总有一些人命定要为其余的人做祭品……我相信自己是要献祭的，因为我理解我的痛苦和苦恼使我得以创造性地钻研有益于人的真理。现在我的手里就放着克尔凯郭尔的《恐惧与颤栗：静默者约翰尼斯的辩证抒情诗》，这是巴特尔倒扣在沙发扶手上的那本书。
　　巴特尔出事之后，报社的前同事组成巴特尔治丧小组，同时为他发起募捐活动。
　　此时我知道巴特尔在内蒙古家乡还有他年迈的父亲，他还有在中学读书的女儿，巴特尔有过婚姻且离异数年。我猜想像他这样的人大约很难有正常的婚姻生活。前同事到巴特尔的居所整理他的遗物时，我将克尔凯郭尔的《恐惧与颤栗：静默者约翰尼斯的辩证抒情诗》和《卡夫卡寓言与格言》留下来做纪念。巴特尔在一些书页间用黑色碳素笔画着虚线，也用胶贴标示出来。看到被标示出来的那段话，我猜想巴特尔是深受这两位作家的影响。这也使我意外，很长时间我以为现在的年轻人很少会读卡夫卡和克尔凯郭尔。现在想来，他的生活和命运的轨迹或许就是某种哲学的诠释。我们可能都还活在卡夫卡忧郁的目光中，即使时间流逝，生命之舟将我们送至21世纪飘摇的时间洋流。
　　卡夫卡是布拉格城市的象征。在城市街头，在地铁入口，经常可以看到卡夫卡的遗迹。
　　那个沉静而忧郁的男子的肖像随处可见。在酒吧以及酒吧的酒水单上都会看到卡夫卡的肖像。在布拉格的时候，我有两次到卡夫卡博物馆。博物馆是具有实验风格的建筑空间，现代音响和多媒体技术的合成，博物馆除了以实物、照片和手稿讲述卡夫卡生平的故事，还采用各种声光技术模拟卡夫卡小说中表现的主题和意境，逼真地展示卡夫卡的人生境况和写作生涯。
　　在K博物馆幽暗如城堡的空间里，临着伏尔塔瓦河开着一扇四方小窗，从窗口可以望到查理大桥的景致。由查理大桥通往布拉格城堡的道路上，可以看到年轻的大提琴手在演奏，布拉格的音乐家们将这里作为他们的演出地。在舒缓的大提琴音乐声中向上行进，会有别样的美感。当然一路还会有摇滚音乐、民族音乐的表演者，听众或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欣赏不同的音乐。布拉格城堡分为王宫、皇家花园。第一庭院座落于城堡正门的城堡区广场，两侧是巨大的巴洛克王宫，是到旧城堡的游客必然会来到的地方。沿着布拉格城堡鹅卵石铺就的道路走，还可以看到王宫的文物和珍宝博物馆。布拉格历史博物馆也在这里。走在展厅里可以看到布拉格城兴起的历史。令我格外怀有好奇的是黄金巷。
　　黄金巷是布拉格城堡的一个另类区域。城堡更多的是王宫和皇家园林，而黄金巷是平民聚居之地，它是守卫城堡的士兵的营房。沿着狭窄陡峭的阶梯走上狭长绵延数百米的营房，可以看到陈列在昔日的营房的盔甲铁衣，看到长矛和各种枪械，还可以看到守卫城堡的瞭望孔。
　　我在黄金巷遇到一场急骤的暴雨，为躲雨走进街巷尽头的一家老电影收藏馆。在那里看到黑白电影，讲述卡夫卡与布拉格老城的故事。陈年的黑白影像映現出布拉格昔日的昏暗、凋敝和没落。黄金巷也是炼金师居住的地方，幽深荒僻的地下室陈列着炼金术的各种工具、器械，以及我们的床榻卧具，兽皮制作的地毯给这里的主人平添了神秘气息。我对黄金巷的好奇，还在于这里曾经是卡夫卡借居过的地方。黄金巷22号，一幢被漆成淡蓝色的房屋是卡夫卡最小的妹妹奥特拉的住所，卡夫卡借居这个房间写下了他的小说《乡村医生》《中国长城建造时》等。然而遗憾的是这里除了卡夫卡的照片，没有留下他的任何遗迹。
　　查理大桥是布拉格的象征。它连接着布拉格的老城区与马拉斯特拉纳新城。
　　大桥建于1357年，经历600多年的风雨侵蚀和伏尔塔瓦的风浪冲击矗立着。这座步行桥长516米，宽10米，由16个桥墩支撑着，两座高大的塔楼分别矗立在桥的两端，由塔楼的入口进去，登上顶楼便可俯瞰查理大桥以及城堡的全貌，这座美丽的城市尽收眼底。
　　查理大桥是布拉格城市防御体系的一部分，在大桥的桥栏相互对称分列雕刻有30座巴洛克风格的雕塑艺术品。这些取材于《圣经》的雕塑作品造型各异，神态逼真，细节精微。纷繁的雕塑作品使这座古老的石拱桥成为“露天博物馆”。这里是国际化的地标，艺术家们在这里表演，在这里画画，每天都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漫步在桥上，欣赏这古老桥梁的风韵，也阅览伏尔塔瓦河两岸神秘而诗意的景观。
　　距离查理大桥不远的地方是总统府（又名爱德华贝奈斯博士别墅），位于布拉格城堡皇家花园西南部。前总统哈维尔曾经短时间住在这里。布拉格的摄影师维多，每天都会骑着自行车从桥上走过。他看见过哈维尔。六年前维多与97岁的祖母在查理大桥遇到哈维尔，祖母跟哈维尔握手，说她是他的粉丝。而更早的时候，11岁那年维多跟母亲参加在瓦茨拉夫广场的抗议集会，在那里也见到过哈维尔。维多最后一次见到哈维尔是为他的葬礼拍摄纪录片。 　　2011年12月，享年75岁的哈维尔辞世。成千上万的民众自发悼念他，在布拉格瓦茨拉夫广场，人们手持鲜花祭奠，烛光之海彻夜照耀。葬礼的最后时刻是在圣维塔大教堂举行灵柩告别仪式。来自世界各国的政治领袖们和布拉格的民众一起聚集圣维塔大教堂，他们怀着深情送别哈维尔，当时的场景通过电视直播传遍世界。哈维尔的挚友，捷克著名作家伊凡·克里玛在我专访时追忆这次诀别：“他的離去为这个国家的心中留下了道德真空。”
　　8.如同淤积着太多泥沙的河流缓慢而动
　　2018年5月13日上午。在我写作这部文稿时，有快递寄达到我在C城的寓所。
　　我中断写作出门到住宅区大门之外的快递箱取快件。这是一个纸箱子。拿着快递回到居所，拆开纸箱子，我看见是出版社的编辑寄赠给我的一本书，法国剧作家让·克劳德卡里耶尔所著的回忆录《乌托邦年代：1968-1969》，这是一份让我意外的礼物。1931年9月出生于法国奥尔河畔科隆比埃的卡里耶尔是小说家、剧作家、演员和电影导演。他正是电影《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又译为《布拉格之恋》）的导演，他还是《铁皮鼓》的导演，2015年获得第87届奥斯卡金像奖终身成就奖。“花儿。铺路石。坦克。1968至1969年间，作为剧作家的工作恰巧令我近距离接触到三座处于时代漩涡中的城市：纽约、巴黎、布拉格。我与工作伙伴游荡在不同的国家，亲眼见证了乌托邦之风如何刮起。”读到印在书封上的这段话，我以为这正是契合我内心的话语，它与我在文稿中书写的人事和主题不谋而合。我翻阅过书之后在封底又看见如下的文字：“这两年光阴不同凡响，如今或被人鄙弃或被人捧上神坛，而我则尽量编织自己的记忆。透过回忆的迷雾，我想起许多东西：呼喊、拒绝、逃避、毒品、梦想，还有据说是自由的性，以及宣称近在眼前的新世界。”这部在本月刚刚印出来的14万字薄薄的32开的小书应和了我在5月书写的主题。是的，一切都刚刚好。到这个时刻为止，我前往过卡里耶尔书写过的城市——布拉格和纽约，我还前往过他没有写到的城市，比如东京和京都，比如柏林、斯德哥尔摩、奥斯陆、华沙、伊斯坦布尔、旧金山和洛杉矶，对于书写“乌托邦”兴起和衰落的主题，已经获得足够的视野。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看到这部捷克的电影是在多年前的冬天。
　　1990年的隆冬时节。我带着装满换洗衣物的背包从矿区坐火车到省城太原，然后又换公共汽车到南华门东四条，走进一栋民国时代遗留下来的花园式楼群，据说是山西都督阎锡山某个姨太遗留下来的别墅。在我进去的时候它是山西省作协的办公楼，灰色的洋楼爬满枯藤蔓。进入院落要在大门侧的传达室登记。大院荒凉，我踩着吱吱作响的黑色木地板寻找我要找的作家和编辑老师。这个冬季是阴郁的，就像省城工业煤烟弥漫阴霾密布的天空。
　　到了省城住进作家协会大院的老式厢房，按照作协安排每天按时作息，读书、学习、交流、空余参加各种娱乐活动。大院住着很多作家，作协每周办学习班，作家们轮番检讨，自我批评。
　　我住在北厢房，每天早餐过后去大教室听课，课余时间找人聊天。按照课业安排，晚间是放映电影的时间。有天授课老师表情神秘地告诉我们要放一部内部观摩的电影。我们早早坐在放映室，放映开始，人们安静下来看。布拉格，这座世界艺术之都就在这时随着电影镜头的演进被缓慢地打开。生活在布拉格的东欧人也在这时被我们看见。他们的语言跟我们不同，观念和意识也跟我们不同。作为人的背景的城市炫丽而华美。然而这只是表面的景观，事实上当时的布拉格正处在军警的严密控制之下，人们在恐惧和禁锢中生存。告密、逮捕、审判、囚禁，这是生活在布拉格的捷克人所经历的生活。这部电影性爱的镜头是夺人眼球的，东欧的男女观念开放，人性自由，生命的形态令我们徒生羡慕。老师告诉我们，看电影的事情不要外传。现在想这样的不安和恐惧当然是可笑的。如今《布拉格之恋》的电影DVD在很多城镇的音像店都公开有售。《布拉格之恋》的小说原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后来由“作家参考”书籍改为公开发行。东欧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转型已经成为思想界、文化界、大学课堂上的公开话题。
　　占领的最初七个日子，她是在一种兴奋的状态中度过的，简直像是某种幸福。她常在街上转，手里拿着照相机，还给外国记者发胶卷，那些记者争着要。一天，她胆子实在也太大了，竟然贴近一个军官，拍下了他用手枪对准游行人群的镜头，她因此而被捕，在俄军司令部关了一夜。他们甚至威胁要枪毙她。可刚一放出来，她又跑到街上去拍照。
　　2014年冬季，我重新阅读米兰·昆德拉的这部书，这次被译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这是2003年7月第1版，我拿到手里的是2005年11月版，已经是第11次印刷。时隔多年再次阅读昆德拉，我想可以说是完全懂了，明白他想要传达的思想。1990年冬季，这部当时被译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书还在地下流传，电影《布拉格之恋》也只能在私下观看。阅读这部书、观看电影还是异类的行为。
　　在昆德拉的笔下欲望以及肉体之欢与国家的创伤相互映照。1968年捷克兴起社会变革运动，苏联军队出兵捷克首都布拉格。这种侵略行径激起捷克民众的厌恶和反抗，这个东欧弹丸小国有着“自由”的传统，然而国家体制却带给这个国家禁锢，其特征我们可以从东德电影《窃听风暴》中看到，可以从横亘东西德边境的柏林墙看到，禁锢是东欧国家的共有特征和共同命运。然而苏军入侵布拉格事件出现在昆德拉笔下的时候是轻逸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叙事如同音乐，轻逸地滑动，句子的跳跃如同华尔兹的节奏和旋律。昆德拉写外科医生托马斯与N个女人之间的情感史，这些女人中有他的情人萨宾娜，也有他的妻子特蕾莎，这是叙事镜头前的两个人，还有镜头之外的几个女人。在呈现托马斯与这些女人的情感境况时，突发的社会事件和严峻的政治现实如插曲一样穿插进来。占领布拉格长街的苏军坦克车阵，抗议示威的人群，相互的对峙。柔情与残酷交融，人的创痛感从这轻逸的叙事中浮现出来，生之迷思从这轻逸的叙事中浮现出来。昆德拉从微小的个体情感的切口进入，深及一个国家巨大的精神创痛——被侵略的耻辱，被控制被奴役的悲伤。 　　“整个民族都被巨大的荒谬裹挟，但每个人的情况各不相同。”法国剧作家让·克劳德·卡里耶尔在他的《乌托邦年代：1968-1969》中回忆他经历过的1968年，以及拍摄《布拉格之恋》后的体验：“在1968年的这八月，我们周围的任何人都没料到苏联的重锤还将砸向这个国家二十年之久。二十年，我常常想到这点，至今也常常想起：这意味着我们在布拉格街头见过的所有那些女孩和男孩，头发里别着花、胳膊底下夹着吉他的，所有那些歌唱春天、那些在自己生命中终于看到曙光的青年，他们只能放弃一切未来。他们也要被坦克碾压，他们会回到阉割式的统一里，他们会剪断头发，闭上嘴巴。”读到这句话时我仿佛在读某种谶言。
　　我在故乡的时候听到过米兰·昆德拉的名字，但与他的作品隔绝。
　　矿务局工会办有一份文艺刊物《浪花》，编辑部有位编辑言必称昆德拉、哈维尔、卡夫卡。
　　我什么也不知道，无知蒙昧，只怀着对写作原始而天然的热爱。被称为大师的作家的作品我还没有读到。到省城才知道米兰·昆德拉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那时不仅省城，很多城市的知识分子都在秘密传阅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秘密观看电影《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2008年夏天，我作为记者负责采写新时期三十年的思想史报道，在访问人文学者时徐有渔先生谈到当年知识分子秘密阅读昆德拉的小说，以及地下观看《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情形。省城学习的收获之一是我知道了捷克流亡法国的作家米兰·昆德拉。
　　知道昆德拉曾经当过爵士乐手，他是布拉格电影学院的教授，在“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昆德拉有长久的时间被捷克当局禁止出版任何著作，但他还是写出了包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多部作品。从省城回到矿区的时候我随身的旅行箱里放着新买的昆德拉的小说《生活在别处》和《不朽》。这一年我成为东欧文学的热爱者，成为昆德拉的热爱者。
　　多年以后我也知道切斯瓦夫·哈维尔，知道他是剧作家，还是摇滚乐手。
　　当然最后他成为异议作家，成为东欧民主化浪潮中第一位民选总统。
　　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进程。生活一如既往地停滞。
　　如同淤积着太多泥沙的河流缓慢而动。
　　约翰·列侬和披头士在凋敝的工业城市利物浦崛起的经历让我们感觉振奋。
　　这对我们来说具有启示意义。来自英国利物浦的几个小子让我感觉亲近。知道约翰·列侬和他的披头士乐队成员的出身背景和成长经历后，我不再有面对炫目的摇滚巨星的感觉，而是视他为精神的兄弟，或者说比兄弟更亲。因为兄弟，即使有血缘关系，事实上并不亲，在家里我和亲兄弟在一个屋宇之下常常没话说。约翰·列侬，被我看成是知己。当我们在现实世界难以找到知音的时候，会去外部找，到远处，在时间之外，在地域之外找。利物浦是一座死去的城市，一座工业化的博物馆。这座大不列颠最重要的临大西洋的港口城市当初是通过贩卖奴隶和棉花致富的。利物浦人是由英格兰人、威尔士人、爱尔兰移民、黑人、中国人、犹太人，以及外国流浪民组成的。这个地区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时有种族暴乱发生，这里的海洛因价格是全英格兰最便宜的，像酒一样随处可以买到。这似乎是一个由自杀者俱乐部组成的城市。工业化博物馆，工厂、仓库、工业化大楼。这里就是甲壳虫出生地，四个征服世界的年轻人就是从这里崛起，走向全美，走向世界。在利物浦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事情，生活变穷了，一个贫穷的城市，日子很艰难。正如布鲁斯之于黑人，摇滚乐是对一种长久酝酿着的失败感，一种无意义、无出路的感觉所做的最纯粹、最清楚的表达。约翰·列侬在他的自述中回忆道。
　　“我们就给乐队取名字叫橡胶灵魂乐队吧。”我跟秦俑说。
　　“橡胶灵魂乐队，太棒了！就取这个名儿。”秦俑赞同。
　　我猜秦俑是把自己看成了约翰·列侬。后来在现实里他的服饰作派都在有意模仿。
　　披肩长发和紧身皮夹克，这是他为自己确定的造型。在矿区男子留披肩长发会引路人侧目，在人们看来只有流氓才会这样装扮。可他不顾忌别人的看法，挑战性地面对各种流言非议。
　　我能看到秦俑的歌唱，他狂放而激愤的歌唱。我能体会他内心的激荡和精神的痛楚。
　　秦俑的心灵痛楚和精神困厄，我以为是可以懂的，因为那也是我的痛楚和困厄。
　　然而秦俑也有不能消除的苦痛和难以摆脱的折磨。俱乐部定期会有文工团的演出，他作为流行歌曲的演唱者就会参加演出。演出曲目和风格是他不喜欢的。但这是硬性规定的任务，无法拒绝，也不敢拒绝。消夏晚会也能见到他的表演。还有就是在一些婚庆仪式上还能见到他的主持。文工团的男孩子们相貌英俊，嗓音好，能歌善舞，做婚庆主持有天然优势。秦俑不算最好的，可是主持这类仪式应该不成问题。他的梦想高悬，在梦想照耀之下的现实泥潭里苦熬。
　　在他装饰一新弥漫着油漆味道的居所里，他的索尼落地组合音响播放着重金属的摇滚音乐，震荡心脏的曲式音调节奏也震荡着房屋使铺着灰色羊绒地毯的地板颤动。他或是微闭双眼架着腿斜倚在沙发上倾听，或是随着音响放出的旋律高歌。他沉醉在约翰·列侬的披头士歌曲里的时候，我仿佛能看到他狂野奔突的心，能看到他激越而反叛的灵魂和想要摧毁窒息他的羁绊和制约的绞索。我是没有音乐天赋的人，也缺乏歌唱的才能。我只有倾听和感受的能力。当我们被激烈撼人心魄的重金属音乐湮没的时候，内心的痛楚鲜明如火炉里的烈焰。
　　“橡胶灵魂乐队”在街头的表演这就开始了。
　　秦俑依靠他个人的能力聚集起來几位歌者和乐手。
　　秦俑担任主唱，罗笛是贝斯手，林家桥是萨克斯。
　　我们的“橡胶灵魂乐队”就这样诞生了。
　　傍晚的时候我们在灯光球场演出。球场彻夜照耀的灯光就是我们需要的灯光，主席台就是表演的舞台。乐器都是从文工团借来的，吉他、贝斯、萨克斯、小号、爵士鼓，这些乐器是可以带出来的。秦俑请文工团的团长吃饭，给他多灌几杯白酒事情就成了。在矿上总有闲散无事的人，哪怕是狗打架也会被围观，所以我们在演出的时候不必担心观众的有无。 　　演唱的曲目是人们都熟悉的，音像店里出售的磁带和CD都能听到。
　　《假行僧》《一无所有》《花房姑娘》《朋友》，这些流行的歌曲也是歌手们必唱的。
　　台下围观的听众有很多是年轻人，他们喜欢这样的表演方式。人们狂热地呼叫。
　　这样的演出经历让大家都兴奋，我们趟开了一条道路。
　　以后在矿上红了可以到矿务局演出，可以到城里演出。
　　我们被这个梦想所鼓舞。
　　9.我想要的只是真相/只要给我一点真相
　　查理大桥是前往约翰·列侬墙的必经之地。
　　大桥的桥头和桥尾都有一座白色巨石砌起来的桥堡，因为时光漫长，岁月和风雨的侵蚀使白色的石壁落满烟黑的尘埃。进入桥堡沿着陡立的阶梯攀援而上，每一层都有穹形的窗口，站在窗前可以俯瞰查理大桥，俯瞰缓慢涌荡的河流。踩着木梯攀援而上，可以俯瞰布拉格全城。我愿意进入桥堡，愿意自己的双脚踩到桥堡的陡立木梯，愿意扶着护栏攀援而上。我想象卡夫卡进入过桥堡，想象赫拉巴尔进入过桥堡，想象哈维尔进入过桥堡。在每层楼的窗前我都愿意停下来，抚摸烟黑的石壁，抚摸漆皮剥落的护栏，站在窗前眺望。布拉格如迷宫般的街道和色彩缤纷的楼群带给我如在童话中的感觉。或许在欧洲人看来这是寻常的街景，寻常的城市景观，然而对我个人来说具有象征意义。抵达查理大桥，站在桥堡的最高处俯瞰布拉格全城，我看到地球之上还有如此美丽的城市，人可以在如此美丽的城市生活。这种发现带给我心灵和精神的启示，会让我更深入地认识自己所生活的国家，认识自己生活的城市，认识自己的来源和归处。
　　约翰·列侬墙，我們是在傍晚找到的。这是一道彩色的墙，墙壁画满各种彩色的涂鸦。红白蓝绿黄，各种色调勾勒出来的线条和形状。看到在墙壁的中心位置的顶端绘有约翰·列侬的简笔肖像，心里有温暖的感觉涌出来。有乐手站在那道墙下弹奏着吉他对着麦克风歌唱，我听不懂乐手演唱的内容，能感觉到他歌唱的激情。这是我凭吊的时刻，夹杂在蜂拥的人群里，我站到那道墙壁前。很多人都在这道墙壁上留言纪念。找出笔签上我和凌琳的名字。
　　“布拉格之恋”。我写下这几个字。
　　开我的车/挪威的森林
　　你不会看见我/不屑于任何地方的人
　　为你自己想想/米歇尔
　　正在发生的事/女孩
　　我在看穿你/在我生命里/等待
　　如果我需要一个人
　　为你的生命而奔跑
　　寻找也是凭吊，是我对往昔的抚摸。
　　此刻想起听过的约翰·列侬演唱的摇滚歌曲《橡胶灵魂》。
　　在我的经验世界里，约翰·列侬是一种反叛精神的象征。寻找约翰·列侬，与其说是我在寻找多年来心中崇敬的偶像，不如说我是在寻找那道光芒，人所具有的光芒。这是我需要看到的。人所具有的神性和价值是我需要看到的。我必须看到这些以鼓舞和激励我的生存意志，鼓舞和激励我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情，热爱世界也热爱人类。我觉得现在我遭遇了危机，人类生活带给我失望和幻灭感。世界正在被厚颜无耻的信念湮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索尔仁尼琴在多年前说过的话再次萦绕在我的脑际。很长时间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回忆录《牛犊顶橡树》都是我的案头书。在职的时候，我一直想赴俄罗斯访问索尔仁尼琴，他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想访问的作家，为此我做着各种准备。寻找联系他的路径和关系。然而在我做着准备的时候获悉索尔仁尼琴病逝，这位俄罗斯巨人与世界作别。
　　我需要内心重新被光照，需要精神的天空被神性的光辉照耀。这是我寻找约翰·列侬的缘由。在我没有办法找到他的英灵的时候，能找到这道墙也是好的。我不只为自己寻找，也是在代我的兄弟们寻找。我需要负起这个责任，以安顿和慰藉我兄弟们飘零的灵魂。
　　看到过约翰·列侬的传记纪录片，那是在我离开矿区到达北京开始在首都的漂流生涯时。
　　有天我进城逛书店，出来时天色已晚，离开书店转过一个街角有家音像店。我走进去，在成排的书架前看那些电影和音乐的光盘。这家音像店出售地下电影和音乐的光盘。我已经熟悉店员，每次来的时候，女店员都会推荐给我看一些不公开发行的东西。地下纪录片地下电影和地下音乐就是这么带回家的。那一次女店员递给我几部电影DVD，其中就有约翰·列侬的纪录片。牛皮纸封套，封套上什么说明文字都没印。店员告诉我是约翰·列侬的纪录片。
　　我付了钱揣到书包里。回到家放下书包就把DVD塞到光驱里，打开电视坐到床上观看。顺便带回家来的晚餐，一份煎饼，一份番茄炒鸡蛋也在床上解决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约翰·列侬的真实影像，就像我看到凡·高，看到卡夫卡和海明威的传记电影一样，亲近感油然而生，仿佛那是我的兄长，或者是我的父亲，仿佛我和这个影像里的人具有血缘之亲。
　　我想要的只是真相/只要给我一点真相。这是我读到过的约翰·列侬的歌词。
　　几年前我在写作长篇小说时，将约翰·列侬的歌词作为引语放置在书的封面，也安置在某个章节的开始。这部书取名为《我的独立消失在雾中》。当时很多人不明白我为什么要选择列侬的歌词，不明白列侬的歌词与我的表达有什么关系。只有我知道这些语句在我看见的时候是如何痛彻心扉。后来每次看到这句话都会想到我的朋友巴特尔，想到我故乡那支短命而不幸夭折的橡胶灵魂乐队，想到乐队里那些饱受磨难的兄弟。我能懂约翰·列侬和他的披头士乐队，懂得诞生在一座死城利物浦，然而投奔自由走向世界最后又饮弹毙命的摇滚巨星内心的困顿和精神的疑难，一如懂得所有追寻自由者的现实困境、内心磨难和精神的尊严以及脆弱。
　　前骑兵上尉——我这么称呼罗钢，邀我为他担任主编的杂志工作。
　　打过无数次电话，希望我能加盟杂志。为此上尉还专程向公司总部打报告，特批我的薪酬标准和福利待遇。在我看来也是诚心可感。当然更主要的缘由是杂志社经历了人才出走潮，主力编辑记者悉数离开，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上尉倾尽全力挖我加盟。我真的动了心，也是因为我供职的媒体出现各种问题，比如薪酬待遇的变更。以前报社实行年薪制，后来为节省支出成本又改回月薪制。记者和编辑还是在赚取血汗钱。日益严苛的管控也是我想离开的原因，记者编辑难以自主工作。这些情况让我对上尉的邀请动心，我答应到杂志社试试。 　　上尉对我的到来表现热忱，公司举行欢迎仪式。总经理兼社长宣读对我的任命文件。在那次会议上我见到了公司所有成员，从管理层到普通编辑记者，包括广告营销人员。我参加了为欢迎我举行的晚宴，大家喝了很多酒，红葡萄酒和白酒混杂着喝，总经理兼社长举着酒杯跟我碰杯祝酒时也谈了很多交心话，这让我心有感动。晚宴之后同事们到KTV去唱歌，然而在进入KTV的包房时有人跟我低语：“我们都知道您来的消息，您当然是我们尊敬的前辈，加盟杂志大家都很高兴，可是到这里来还是要三思而行。”这个劝诫我的人我并不认识，他的话使我警觉。
　　到杂志社工作后，我接的第一单活儿是撰写“意识形态开放史”。
　　此时正是中国纪念改革开放30年纪念，选题是我报的。
　　我希望梳理从1978年到2008年这30年间中国社会的开放进程，意识形态的变革是我切入的角度，也是我呈现的领域。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我投入采访，选择受访者——中共体制内的高官和政治智囊，预约访问的时间，做访问的准备功课。熟悉选题背景以及设计采访提纲，按照预约时间跟受访者聊，采访完整理访问录音和写稿，忙碌有半个月，如期交文稿。意外的是编辑最后上版的文稿被改得面目全非。不是删节，而是加入内容，文稿在通过编辑送审流程时经过编辑、编辑部主任、主编以及社长的四道程序，最后确定的文稿综合了各个环节的主审意见，已不再是我的写作。这个操作方式是我不能接受的，添加的内容也是我不能接受的。
　　后来我知道社长与各种派别关系密切，代表杂志社发言的文稿自然在迎合各种派别的利益。这是机关政治的显现。看到被修改的已非自己作品的文稿，我怒不可遏。这让我找到了辞职的理由。我找到主编将在激愤之下写就的辞职报告放到主编的桌上，没等对方反应转身离开主编的办公室，在走出办公楼时我关掉了手机。
　　这是我职业生涯的又一次出走。
　　2018年5月28日。C城。我像往常一样进森林公园。
　　万物生长：让城市更美好音乐集。某地产广告商在此举办音乐集。湖心矗起巨大的电视墙，每个角落都分布着灯光和音响，循环播放着地产项目的广告。在湖边的广场，有乐队轮番表演。每支乐队表演一个小时。这是C城的地下音乐人的聚集。上台表演的多是年轻人，这是下午的时刻。天空刚下过一场疾雨，浓重的乌云在散开，银色的阳光在云翳中透出。台上的年轻人怀抱吉他站在麦克风前歌唱，广场上并无多少观众，零星的人在圈子外围站着观看表演，我也站在那里观看。主唱、吉他、爵士鼓、贝斯、电子琴，五个男孩子站在舞台上歌唱。
　　《海阔天空》的前奏响起的时候，我只是觉得熟悉，耳朵并没有立即听出来。
　　直到唱出歌词，突然涌起的心怀激荡如同往昔重现。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
　　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
　　风雨里追赶 雾里分不清影踪
　　天空海阔你与我 可会变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
　　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
　　一刹那恍惚 若有所失的感觉
　　不知不觉已变淡 心里爱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
　　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
　　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
　　……
　　橡胶灵魂乐队。我以为这个名字有一种另类风格，一种异质色彩。
　　当然是在矿区的语境而言。它的意涵，有人能懂，更多的人不懂。
　　现在我突然意识到，橡胶灵魂乐队，在某种程度上也演示着意识形态的变迁。
　　尽管它是微小的一个镜像，然而事物总是以小知著，以微识巨。
　　每次演出結束会有姑娘过来跟我们说话。她们也是我们愿意说话的对象。姑娘们捧着准备好的鲜花送给我们（要是她们敢于送上香吻就好了），这很难得。毕竟这是晋北矿区，不是英国利物浦，我们是不入流的演唱者，不是约翰·列侬和他的披头士。可是我们梦想着能像他们一样。
　　“谢谢你们的歌唱，在这里，在你们演出的现场，我才能感觉到自己是活着的，在这之外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死人。”说这话的是名叫李淑芳的姑娘。她说话的声调绵软，她使用的语言是普通话，而不是当地的方言。这是我感觉舒服的。尤其让我舒服的是这个姑娘是个留着披肩长发身材高挑的美女，她身上穿着的束腰海蓝色长裙使她的身姿有种飘逸的美感。
　　这些话她是跟我说的。她可能认识我。可我不记得在哪里见过她。
　　“谢谢你这么说。我们希望能表达出不一样的声音。”我对她说。
　　姑娘说完这些话就离开了。望着她远去的绰约背影，我的神思有些恍惚。
　　这当然只是我们演出时出现的一个细小的插曲。然而，无疑它具有激励我们的效应。
　　“兄弟们，我们好好干，真正开创出新的事业来。”我对我的乐队伙伴们说。
　　我希望我们的乐队不仅在灯光球场演出，最好能在俱乐部的大礼堂演出，那里的音响和舞美会更具震撼力，也更有美感，更能表现出我们强劲的声音和反叛不羁的立场。
　　我的父亲在那段时间正在俱乐部看大门。他在退休之后不愿意待在家里，做了俱乐部看大门的临时工。我想应该让老爷子看到我们的成功，让老爷子为有我这样的儿子感到骄傲。
　　这当然只是我的一厢情愿。
　　我没想到橡胶灵魂乐队会遇到麻烦，没想到最先遇到麻烦的竟然是马拉。
　　作为乐队的成员，马拉担任吉他手兼口琴伴奏。这是他的长项，在演出中他很胜任这个工作。每周末和周日他会回到矿上参加我们的演出，他的才华给乐队添加了不少魅力。在舞台上他出现在乐队里，弹奏吉他时技法娴熟，激情充沛。他留着披肩长发，身体矫健充满活力。现场的表现会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他在学校也是校乐队的成员。这有助于他的技艺的提高。
　　然而有一个周末他没来。接连半个月缺席演出活动。神秘地失踪。 　　后来我们知道马拉在电影院陪同学看电影，跟人发生争执打架被拘留。
　　警察将他带到派出所，关到铁栅里。
　　当时的马拉还是学生，一腔热血，满身书生气。
　　马拉抗议道：“你们这是侵犯公民权利！凭什么关我？我要找律师告你们！”
　　警察打开铁栅的锁放他出来。警察狠踹他一脚，这一脚踹到膝盖上，马拉立即单腿跪下。
　　剧烈的疼痛。“看你不是什么好东西，就凭你这个样子老子就抓你！不光抓你，还拘你！”
　　警察怒斥他。当晚马拉就被从派出所转到看守所。这时他知道抗议不会有好结果。
　　关到看守所后每天都要参加劳动，跟着犯人去工地挖土搬砖，到吃饭的时候给他吃的是窝头和能照见影的稀饭。明白抗议无效后，马拉写了张字条托人带给在铁路工作的姐姐。
　　“姐姐，我被关到看守所了。救我出去。”他写道。
　　在铁路做调度员的姐姐接到马拉的字条，赶去看守所看他。
　　“我没做什么坏事，我只是帮助被打的同学讨还公道。”他说。
　　“什么也别说了，赶上紧张的时候，你就是啥坏事都不干，想关你也没脾气。”姐姐说。
　　马拉在看守所待了15天，每天跟着犯人参加劳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活计。最让他不能忍受的是清洗脏污的棉纱。那是从医院运出来的东西，犯人要将脏污的棉纱洗净。这样的事情令他作呕，但是必须得干下去。姐姐托人找关系想疏通看守所的警察，他还是被刑拘期满放出来。他到矿上看我，进家门我就发现他头上的长发不见了。看守所的警察给他剃去长发，剃成光头。“这是一个黑暗的年代。我必须奋斗，离开这个城市，离开这个国家……”他说。
　　马拉不再参与乐队的演出。
　　从看守所出来，重新回到学校，他变得愤世嫉俗。
　　乐队缺了一个人，仿佛有了缺口。元气开始从这缺口散失。
　　除了演出的时候，秦俑只要有时间就会追求英语教师王素贞。矿中学的老师和学生都能在校园里看到那个披着马尾长发，穿着皮衣和高腰靴的男子。有时候秦俑会捧着一束玫瑰花等候在王素贞的办公室前，他的这个样子引起路人的围观，也让人们暗中嘲笑。秦俑不为所动，开始他在办公室外或教室外面等王素贞，后来他就可以进去接王素贞出来，他们或者在校园里的操场散步，或者在压马路。当然秦俑也会带王素贞到他独居的居所里，自然这是他的追求成功，他们的关系确定下来之后。我猜秦俑是将王素贞看作是他的小野洋子。对生活他总是怀有幻想。
　　他总是可以将幻想的模式套用在现实中。
　　三个月之后秦俑就宣布和王素贞旅行结婚的消息。
　　秦俑幻想着到北京，幻想着考取中央戏剧学院，幻想着考取北京电影学院。
　　他一次次去北京参加艺术考试，一次次又挫败而返。
　　也许摇滚乐只是我们对现实存在的一种破坏。我们幻想颠覆旧有幽暗而凋敝的生活。
　　幻想不灭的时候就有蛊惑的力量，他继续到邮局领取属于他的邮件。我继续关注外面的世界。
　　邮局是我经常去的地方。在靠近十里河的家属区有一幢三层办公楼。这幢楼多半属于公安局驻街道派出所，居民办理户口簿和身份证就在这里，警察接警去拘捕犯罪分子也是这里。属于派出所的楼房里还有铁栏围着的拘留室。犯罪者就会被关押到里边拘留。然而派出所我们只是路过，我真正前往的是邮局。派出所是蓝色的，邮局是绿色的。绿色比蓝色更令我们亲近和放松。我到邮局通常是做两件事情，邮寄稿件是其中之一。那时我开始写小说，将誊写清楚的稿件装订好，到邮局在柜台前买上信封，隔着铁栏递给穿着绿色制服的邮递员，看着过秤，称过分量，贴足邮票，邮递员将封好口的邮件扔到塑胶筐里。然后我離开。除了邮寄稿件，我还到邮局寄过情书，写给我喜欢的姑娘的书信，也是通过邮局邮寄。
　　在邮局我经常能看到秦俑。我是这里的常客。我可以进到分发室，从那里直接取寄给我的信件。这也是特权。那时有几个人是可以直接进入收发室直接取信件的。有一个自称是中央级媒体的特约记者，我是可以进去的。据说这人的能量很大，经常到发生矿难的煤窑去敲诈钱财，后来这个人因为犯有敲诈罪被判刑入狱。到了春天，邮局的分发室弥漫着一种紧张的气氛。我站在柜台后隔着铁栅栏能看到收发室半掩的门。从半掩的门能看到室内，在地上摆放着的成捆的半人高的报纸邮包。收发室里的人在争论什么，我隐约能听得到。我想他们是在谈论北京的事情。北京发生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这个消息通过报纸和电视被人们所知，也被我们所知。
　　我不满足听到的议论，更愿意看到消息。我渴望打开那些成捆被封着的报纸。我知道很多报纸每天都会及时报道北京的消息。可是我进不去分发室，没有熟悉的关系是不允许进入里边的。我只能站在那里耐心地等待，等待传达室的人来领取报纸和信件。只要那个人来我就高兴，站在柜台前隔着铁栅栏看着他们的工作。那个人抱着邮包放到自行车的后座时，我也从邮局出来骑着自行车跟着收发员到办公大楼的收发室。收发员把报纸邮包搬到收发室就关起门，他要独自分拣邮包，将报纸和信件放到靠墙摆放着的格子橱柜间。我等候在外边。等在外边的还有很多工人。取报纸的时间大概在上午10点。时间到，传达室的门就打开，人们涌进房间。我夹在人群里取要带走的报纸和信件。我知道单位的格子在哪里，取到报纸和信件装到工具包从人群里挤出来。我没有马上骑车回单位，而是找到一个僻静处，我像一个饥饿者躲在僻静的角落打开取到的报纸看。先看的是《人民日报》，然后是《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看完这些报纸我才满足地离开，将邮包放到自行车后座，骑着自行车回单位。我们就是这样获得外部世界的消息。那时都是令我们沮丧的消息。
　　有天下午秦俑神情仓皇来找我，他的面色煞白，说话时嘴唇哆嗦。
　　“倒霉了，罗笛出事了，他下井时工作面落顶，人被埋了。”
　　“现在什么情况？危险吗？”我心一惊。
　　“人挖出来，腿砸坏了，估计得废。” 　　
　　平庸的时代生活是瓦解我们理想的腐蚀剂，幽暗的个人命运是遮蔽我们激情的阴影。
　　“你们能解释一下这个名称吗？怎么叫这个名儿？它代表的寓意是什么？”
　　有人找我们谈话。据说有人混在演出现场看我们的演出，当然是矿党委的人。
　　“这个名称来自约翰·列侬的一首歌。”我说，“它代表一种灵魂的质感。跟铁器不同，也跟泥石不一样，跟人肉也不一样。”
　　“你们不能在街上演。我们注意过你们。你们的演出内容不合当下的主旋律，属于精神污染。实话说你们被取缔了。”找我们谈话的人说。那个人自我介绍说他是党委宣传部长。
　　橡胶灵魂乐队，或许它的短暂存在是为了让我们看见梦想是怎样破灭的。
　　取缔，当然是可以成立的，因为那些人有权力。
　　我们不能违抗指令。违抗指令会被抓起来。这是我们必然的境遇。
　　抑郁就是这时候到来的。绝望也是。你没有能力对抗打击你的力量。
　　“必须解散！你们的这支乐队是歪门邪道。”参加会谈的还有公安人员。
　　这是公安人员的命令。
　　那天，秦俑骑着野狼摩托车在公路疾驰。他总是将摩托车的挡位调到最高。
　　每次秦俑从城里回矿上都会骑着他的摩托车。他总是如疾风呼啸而过。
　　他经常更换各种摩托车，野狼摩托车，这是我见过的。秦俑穿着缀满铜扣的紧身黑皮夹克，紧身黑皮裤、高帮黑战靴，满头披肩长发骑着摩托车从街上呼啸而过。这是他在玩酷，玩狂野风格。有熟悉的人看到他飞驰而过就骂。后来就传来他骑摩托车与十轮大货车相撞的消息。据说他的摩托车在迎面撞向大货车时在半空翻了几个跟斗落地。摩托车被撞飞，车轮和车轴扭曲变形，秦俑倒在血泊中昏迷过去。
　　秦俑离异的消息是我最先听到的。就像他最初对王素贞的狂热追求，后来他们的离异也艰难，困苦丛生。其实秦俑已经到市区做起了服装生意。他在市百货商场租赁了一个柜台卖服装，那当然不是容易干的。他必须搭上辛苦。全天候劳碌。女儿由姐姐照看，他很少回家。据说后来是王素贞发现他在外面有相好，她在清远大厦看到他们在一起，自然是有人告密。
　　王素贞将秦俑和那个女的堵在出租的单元楼房里，自然是大闹一场。
　　离婚的威胁发出后再难收回。
　　离散是不可避免的。1996年秋天，我接到赴北京读书的通知。
　　收拾行囊，跟故乡作别，也跟矿上的兄弟作别。此去再无回头。
　　有一天上午我看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接听时听出来是秦俑。
　　“兄弟现在眼高了，看不起哥了，时长也不懂联系。”秦俑在电话里奚落道。
　　“眼高呢，每天都是瞎球忙。”我用秦俑习惯的话语方式调侃。
　　這样的话语方式能弥合我们之间的隔膜和生疏。
　　秦俑到了北京，他想要约我出来见面。
　　“哥捡回一条命，大难没死，兄弟必须得见一回。”他说。
　　我们约好见面时间。尽管当时正忙着什么事，但是这见面是推不掉的。
　　约在住处附近的一家餐馆。约定的时间到，我出现在餐馆里。
　　秦俑已经等在那里。靠窗的一个位置。我们见面，握手，寒暄，互相问询彼此别后的情况。我们都尽量让彼此的话语显得热情。秦俑还是留着他的马尾长发，穿着他的缀满铜扣的皮夹克、紧身皮裤和皮靴。我要了啤酒，六瓶，放在餐桌的边侧。点过的菜很快就端上来。用筷子夹菜送到嘴里，举起倒满酒液的玻璃杯相互碰杯，仰头饮下。喝过酒之后两人的神情就放松了。秦俑的粉色面容变成潮红，小眼睛开始迷离，话更多了，车轱辘话来回转。秦俑讲述他骑摩托撞车的情景。“哥完了，算是捡回一条命，你能看出来不——哥的脑子受伤了。”秦俑诚实地说。这么说的时候我也有所察觉，就是他说话的话语方式有些凌乱。
　　秦俑声称自己的大脑受伤。然后他说起自己到北京来的计划。
　　“哥们能不能帮兄弟一个忙？这次我来是想请几位大腕走穴演出。”
　　我听秦俑讲起他的计划，提起几个当红影视歌坛明星的名字。
　　“只要能把他们请回大同走穴演出，哥们这个财是发定了！”
　　转眼六瓶啤酒干掉了。很久没有这么畅快地喝酒。秦俑的计划当然是狂想。事实是我没有任何路径联系到这些大腕明星。我记得秦俑那天是喝高了，看上去也喝得痛快。然而我也看出来秦俑的头脑确实是在撞伤之后受到了损害，因为他顺嘴说出的话很快就不记得了，前边说完后边就忘。离开餐馆的时候，我们都脚步踉跄，头脑昏眩身子发软。
　　“咱们刚才说啥来着？我咋记不起来呢？你是谁呀？我怎么一点儿都记不起来呢？”
　　看着秦俑恍惚的眼神、迟疑的表情，听他如梦呓的话语，我觉得这个前流行歌者、摇滚音乐的狂热分子，现在是真正废了。
　　10.草莓地，约翰·列侬纪念
　　“我想过一种普通的生活，不被报纸追踪。当你杀了个人，而这个人是约翰·列侬的时候，你实在没多少地方可去。”马克·戴维·查普曼是刺杀约翰·列侬的枪手，在服刑20年之后回答记者的提问：关于如果他从监狱被释放想去哪里的问题时如是回答。
　　2017年深秋，我抵达纽约的时候，专程前往纽约中央公园（Central Park）。好莱坞有诸多电影或电视剧会以中央公园为背景。它被59街、110街、第五大道环绕着。面积约3.4平方千米，南北约4千米，东西约800米。这是对纽约市民和游人免费开放的城市公园。我被它的广阔、静谧和幽美所打动。这里有德拉科特剧场，定期上演莎士比亚剧目的露天剧场，每年夏季上演纽约莎士比亚狂欢节;还有始于1934年作为广阔牧场的绵羊草原、建于1873年的毕士达喷泉。安贝尔堡则记录了两万年前的冰河时代奇境。
　　然而中央公园，最吸引我的是草莓地。草莓地是约翰·列侬遇刺后，由小野洋子设计而成的马赛克纪念地。我找到位于中央公园北角的草莓地，那里聚集者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朝圣者，他们或坐或仰面躺在黑白两色如射线组合的环形马赛克上，以此缅怀约翰·列侬的音容。 　　约翰·列侬的遇刺地是在达科塔公寓，位于纽约大街，与中央公园相邻。
　　1980年12月8日夜晚，约翰·列侬与爱侣小野洋子刚从录音棚出来回家，伪装成歌迷并且当天还向约翰索要过签名的马克·戴维·查普曼叫住了列侬，在友善地聊了几句之后，他向列侬射出了五发子弹。列侬背部中了两枪，肩膀中了两枪，第五发子弹没有打中他。洋子就跟在他的身后，只有几步远，目睹了这个恐怖的时刻。约翰挣扎着爬了六级台阶，然后就倒下了。几分钟后，接到洋子报警赶来的警察载着他直奔医院。然而到医院不久，列侬就因为失血过多辞世。“约翰·列侬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产业，有贺卡、杯子、帽子、T恤、背包，甚至烧烤围裙，不过这些都在给他的名字抹黑。这个巨大的以他名字命名的商业行为真是一种羞耻。我们应该更好地了解这个伟大艺术家的真相，他是一个被纷扰的、被误解的反应迟钝的伟大天才。”杰弗里·朱利亚诺在其著作《列侬在美国》里写道。
　　“列侬尝试用他的歌来改变世界。”1992年11月13日，小野洋子在接受《今日美国》的访问时说。约翰·列侬是在1966年11月9日与小野洋子相遇的。这是在小野洋子举办的一个题为“未完成的绘画与实物”的展览上。列侬在展览会上对洋子的作品发表了精辟而幽默的见解，使洋子为之所动。他们从此成了好友并开始合作办画展。1968年7月，列侬在洋子的鼓励下准备了名为“你在这里（You Are Here）”的个人画展。列侬为找到了一个能够分享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思想和感情的人激动不已，他和洋子热烈相爱。
　　作为摇滚巨星，约翰·列侬以其巨大的影响力致力于反战运动，他多次参加在纽约举行的数万人参与的“反对越战集会”，以行为艺术表达他的“和平主义”立场。他演唱的曲目多具有反思和批判精神，具有深广的对世界正义和国际事务的关怀。如《革命》：你们说你们想要一场革命/我们最好毫不犹豫立刻开始;《想象》：想象这世上再没有国家/要做到这个并不难/再不需要杀戮和牺牲/也没有宗教/想象所有的人/都在和平中生活着/想象再没有占领/我想知道你是否能想象/再没有贪婪和饥饿/人人亲如兄弟。由艺术巨星和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声势浩大的反战示威后来成为终结越战的强大力量。
　　1994年，约翰·列侬入驻世界摇滚名人堂时被评论家评价为：“他史无前例地将摇滚乐发展推广，并且将社会良知贯注进去。”作为甲壳虫乐队的成员之一，全球最受欢迎的流行艺人之一，列侬在几十年间影响了整个流行乐坛。作为一个独立音乐人，列侬创造了一种参与社会的、内省的而同时又性灵的歌曲。列侬和洋子相爱之后叛逆不羁的生活方式也引起公众的异议。他们拍摄裸体照片，举行裸体抗议行为艺术，甚至因为吸毒被捕，列侬的妻子辛西娅主动提出离婚。1969年3月20日，列侬和洋子在远离英国的直布罗陀的一家小教堂里安静地举行了婚礼。列侬遇刺前正在制作新的音乐专辑《双重梦幻》，后来这张专辑获格莱美奖，小野洋子带着幼子肖恩参加颁奖礼。当洋子怀抱幼子代替亡夫上台领奖时，她百感交集泪流满面，现场观众为之动容。约翰·列侬的影响超出国界，扩展于世界各处。
　　2015年秋天，我去捷克訪问，在布拉格寻访约翰·列侬墙。那是捷克先锋青年在布拉格查理大桥之侧的某个街区聚集的地方。在那道巨长的墙上绘有约翰·列侬的标志性肖像，也绘满先锋艺术家色彩纷繁造型复杂的涂鸦。这里曾是布拉格青年聚集和抗议的地方。在列侬墙写满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的纪念语，我写的是“布拉格之恋”。
　　2017年秋天，我在纽约中央公园找到“草莓地”。我盘腿坐在以黑白马赛克拼出的列侬肖像前，遥遥感受一个生命不朽的英灵，缅想着他的光荣和梦想、他的叛逆和不羁。
　　同时我也怀想我的兄弟们，他们的肉体痛楚和精神幻灭以及心灵的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