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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来源，对于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坚定性和自觉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科学发展观；理论来源；以人为本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1-018-04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在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内涵、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的同时，也应该弄清楚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来源，对于我们全面认识上述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来源
科学发展观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进程的新起点，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1］科学发展观概括凝练了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发展问题的重大理论认识成果。它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又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观的思想体系。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之源，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发展的理论，特别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即关于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理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理论，都是围绕着发展特别是社会发展问题而展开的，围绕着如何走向人类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展开的。它的唯物辩证法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的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它的唯物史观即社会发展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提供了解释观察、解释社会发展问题的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关于发展的学说，首先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的思维的一般的普遍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和方法。恩格斯曾经指出：“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2］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及相关范畴，从一般性上揭示了发展的动因、条件、过程、形式、特征、方向等等，是关于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一般发展规律的总体认识的理论体系，使我们认识和观察世界运动发展问题的一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中，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是其两大基本观点。
联系的观点是指，世界上的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任何一个事物都不可能脱离另一事物而存在，而是在与它事物的普遍联系中而存在的，一事物离开与它事物的联系，是不可能存在的，更就无所谓发展了。普遍联系实质上讲的是事物的发展也是和其它事物共生的，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需要兼顾其它事物的发展，这也就要求我们用系统的眼光来看待问题，不能用孤立的眼光看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全面兼顾社会发展各个组成要素共同发展。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中国的发展必须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必须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这“五个文明”的协调发展和共同进步，必须统筹兼顾，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发展的观点是指，事物的运动发展是永恒的，世界上不存在什么绝对静止、永恒不动的东西，一切事物都处于永无止境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事物的发展是质变和量变的统一，具有渐进性和飞跃性的特点。同时，事物的发展也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是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待事物的发展变化时，要看到都有一个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提高过程，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会遇到矛盾和问题，要学会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在不断地解决问题中促进发展。科学发展观确立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就是遵循了发展的渐进性的客观规律；科学发展观认为，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这些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还需在进一步的发展中解决；科学发展观指出，改革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动力，但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循序渐进。
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类社会是客观世界的组成部分；这个客观世界所具有的规律，当然也会体现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只不过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又有其特殊性罢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关于发展的世界观、方法论，其基本落脚点和目的，是更加科学地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毕生所从事的事业，就是要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发展的理论，其主体内容乃是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认识社会发展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或曰社会发展观。
唯物史观从生产力、生产关系这一基本矛盾出发，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同时，它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关于社会实践和现实的人，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目标等等观点、学说都是关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理论，而这些理论又无一不是以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标和归宿的，这一价值目标是贯穿唯物史观的一条主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得不到解放”。［4］
另一方面，唯物史观也是认识人类社会的科学的方法论，尤其是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结构分析的理论和方法。首先，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人即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条件出发，将历史观建立在客观地分析社会历史过程的基础上。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多种因素构成的有机系统，是主观和客观的两个系统构成的有机体。主观系统是由社会实践主体的主观意志、目的等构成的动力系统；客观系统则是由生产力、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及其矛盾运动构成的动力系统。恩格斯通过对人的主观愿望与社会发展规律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通过对社会发展过程中“合力”等问题的精辟分析，得出了科学的结论：主观愿望只有在符合历史必然性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的前提下才能真正的实现，社会内在的矛盾运动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的和最终的动力。其次，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辩证的方法，提出了社会结构理论和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社会结构理论是对社会本质的横向的反映和概括，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理论则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纵向的反映和概括，这两者是统一的整体。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力出发，以生产力作为社会结构要素中的核心内容，并以此为基础说明社会结构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说明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道路、趋势，揭示最终消灭私有制而走向共产主义，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科学发展观一方面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这就体现了唯物史观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也强调了发展是第一要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
二、国外发展理论和经验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来源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发展”问题的探讨和反思从未间断过，发展理论由此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在对全球性的经济、科技发展与社会、生态危机并存状况的研究、评价的过程中，在对人类和“地球村”的前途、命运的关注、忧思中，人们的研究逐渐集中到“发展观”的问题上，发展问题的研究从感性认识阶段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上升到哲学思维的层次，即对发展问题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的深层思考。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依靠谁发展？怎样发展？如何评价发展？这是发展观研究所必须回答的五个基本问题。围绕这些基本问题，世界发展理论、发展观的研究经历了由浅入深的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发展观：发展就是经济增长。这一发展观始于20世纪40年代，最初是由政治家提出的，法兰克福将其称为“工业文明观”。因为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受战争因素影响，视军力为国力，继而又提出“实力论”，把GDP当作发展的首要标志，形成了以GDP为核心的“经济增长论”。因此，工业文明被简言为“发展=工业”，或者“发展=经济”，把经济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这些观点以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纳科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罗森斯坦—罗丹提出的“大推进平衡增长理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论”、帕森斯提出的“现代化理论”，以及联合国第一个十年发展计划（1960—1970）等理论学说、文献为代表。这些关于发展的见解表现出明显的以西方为中心的思想倾向，主张欠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应当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早期发展进程为主要的参照模式。在发展战略方面，片面强调经济指标的增长，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社会发展。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经济增长论”这一观点一直为主流经济学家所认同。
第二阶段的发展观：发展=经济+自然。这一发展观以1969—1973年罗马俱乐部的未来学派提出的“增长极限论”为代表。他们认为，人口增加、粮食生产、投资增长、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具有按指数增长的性质，如果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世界经济增长已临近自然生态的极限。经济增长再过100年就到极限了，人类应制止经济增长和技术扩张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于是他们提出了“经济+自然=发展”的思想。
第三阶段的发展观：发展=经济+自然+社会。这一发展观形成的大致时期是20世纪70—80年代，主要文献和观点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发展的新战略》（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0年版）以及迈克尔•托大罗的《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中提出“应把发展看作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为过程”；法国经济学家瓦鲁•佩鲁为联合国起草的《新发展观》中提出的“整体的、内生的、综合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成员向联合固大会提交的他们研究和充分论证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该报告反思和否定了过去传统的发展方式，并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模式，对规范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理性设计。此外还有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在再探讨》、国际劳工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就业大会文献等。与前一时期相比，这一时期在思想倾向方面，已由以西方为中心，转变为强调发展中国家要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内源性发展为主的道路。在发展战略方面，已由单纯强调以经济增长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志，转变为强调社会发展并非单纯的经济增长过程，强调在社会发展中应坚持以人的发展为中心，充分协调经济增长与政治民主、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福利保障、环境保护等多方面因素的相互关系，注意社会各方面的整体、协调发展。特别是《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一长篇报告，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即“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的需求，有不对后代需求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观成为第三阶段的发展观，简言为“经济+自然+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提出，是人类发展观的一次质的提升。
第四阶段的发展观：发展=经济+自然+社会+人。这一时期的大致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以1989年联合国环境署第15届理事会决议、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全球《21世纪议程》，以及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则阐述了“作为自由的发展”。这里所指的自由是一个人能够完成某项功能性活动（如吃、住、社会参与等）的能力。在森看来，实际收入和产出的增长充其量只是一种辅助因素——这种因素完全能够扩大为具有更大内在价值的目标。森认为，自由在发展中不仅具有建构性作用（自由是发展的组成部分），还具有工具性作用，即促进发展的作用。发展实质上就是自由的扩展，自由才是发展的首要目标。森指出了五种重要的工具性自由，即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社会透明度、安全保障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森看来，发展就是一个“个人自由与社会承诺”密切联系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消除各种不自由的过程，从而使经济主体享有更大的行为自由，能够在现行的政治、法律和文化制度框架下拥有更多的机会和选择，实现更大的效用。总之，这一时期在研究对象方面着重强调了人与社会的发展要与自然资源以及人的生存环境保持和谐统一，人的主体性发展、社会的阶段性发展与环境的持续性发展必须相互协调统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力求平等合作。这些思想观念充分体现了当今社会发展理论的重大进步。在这一阶段由于多学科介入发展观的研究，于是逐步形成了“经济+自然+社会+人=发展”的综合发展观。在这一阶段，虽然加进了“人”的因素，但是仍然还没有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及其重要作用。
第五阶段的发展观：以人为中心。这一时期的发展观以1995年的哥本哈根世界人口与发展会为标志，提出了“发展必须以人为中心，发展的目标最终是全体人民”。这就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这种观点认为，人的发展是一切发展的目标，人是发展的主体和动力，人是发展的检验者，必须将人置于发展的中心，而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只被看作是人的发展的手段或条件。自1995年哥本哈根世界峰会以来，越来越多的联合国发展机构都强调以人权为目标的发展，承认一切人在发展进程中所应享有的各种权利。乌姆祖里克认为，没有人权就没有发展，应该将发展视为一项权利，但同时也应将其视为一种义务，这种权利和义务应由个人、公众和国家共同享有和承担，三者互相补充。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专家之一的森基普塔认为，发展是一项权利，一向不可剥夺的人权，发展的目的与结果，是各国公民都应当享有基本权利；发展的各项权利包括公民权、政治权、经济权、社会权、文化权，经济增长是实现这些权利的物质保障，各国政府则是实现发展权的首要义务主体。
在现代西方社会，发展观的演变经历了从“经济增长论”到“以人为中心”的转变。发展观的这种历史演进，是人类对发展实践在认识上不断深化的结果，其中不乏在发展问题上科学探索的宝贵经验，为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借鉴。
三、科学发展观是对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半个多世纪以来，与普世性探讨、反思发展问题的进程同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不断深化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战略等问题的认识，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并在新世纪初系统地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展观，经历了不断探索、不断深化的历史演进过程。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顺利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坚定地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的经济、政治制度，开始了在社会主义方向上探索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发展观念的过程：提出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历史任务和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政策，“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5］，我们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6］；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要正确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等“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全面发展”的一系列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涉及到了发展的机构问题、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问题等等。这些思想的提出，符合我国国情，反映了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科学发展观；理论来源；以人为本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1-018-04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在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内涵、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的同时，也应该弄清楚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来源，对于我们全面认识上述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来源
科学发展观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进程的新起点，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1］科学发展观概括凝练了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发展问题的重大理论认识成果。它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又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观的思想体系。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之源，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发展的理论，特别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即关于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理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理论，都是围绕着发展特别是社会发展问题而展开的，围绕着如何走向人类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展开的。它的唯物辩证法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的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它的唯物史观即社会发展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提供了解释观察、解释社会发展问题的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关于发展的学说，首先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的思维的一般的普遍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和方法。恩格斯曾经指出：“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2］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及相关范畴，从一般性上揭示了发展的动因、条件、过程、形式、特征、方向等等，是关于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一般发展规律的总体认识的理论体系，使我们认识和观察世界运动发展问题的一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中，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是其两大基本观点。
联系的观点是指，世界上的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任何一个事物都不可能脱离另一事物而存在，而是在与它事物的普遍联系中而存在的，一事物离开与它事物的联系，是不可能存在的，更就无所谓发展了。普遍联系实质上讲的是事物的发展也是和其它事物共生的，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需要兼顾其它事物的发展，这也就要求我们用系统的眼光来看待问题，不能用孤立的眼光看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全面兼顾社会发展各个组成要素共同发展。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中国的发展必须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必须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这“五个文明”的协调发展和共同进步，必须统筹兼顾，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发展的观点是指，事物的运动发展是永恒的，世界上不存在什么绝对静止、永恒不动的东西，一切事物都处于永无止境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事物的发展是质变和量变的统一，具有渐进性和飞跃性的特点。同时，事物的发展也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是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待事物的发展变化时，要看到都有一个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提高过程，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会遇到矛盾和问题，要学会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在不断地解决问题中促进发展。科学发展观确立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就是遵循了发展的渐进性的客观规律；科学发展观认为，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这些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还需在进一步的发展中解决；科学发展观指出，改革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动力，但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循序渐进。
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类社会是客观世界的组成部分；这个客观世界所具有的规律，当然也会体现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只不过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又有其特殊性罢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关于发展的世界观、方法论，其基本落脚点和目的，是更加科学地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毕生所从事的事业，就是要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发展的理论，其主体内容乃是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认识社会发展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或曰社会发展观。
唯物史观从生产力、生产关系这一基本矛盾出发，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同时，它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关于社会实践和现实的人，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目标等等观点、学说都是关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理论，而这些理论又无一不是以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标和归宿的，这一价值目标是贯穿唯物史观的一条主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得不到解放”。［4］
另一方面，唯物史观也是认识人类社会的科学的方法论，尤其是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结构分析的理论和方法。首先，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人即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条件出发，将历史观建立在客观地分析社会历史过程的基础上。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多种因素构成的有机系统，是主观和客观的两个系统构成的有机体。主观系统是由社会实践主体的主观意志、目的等构成的动力系统；客观系统则是由生产力、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及其矛盾运动构成的动力系统。恩格斯通过对人的主观愿望与社会发展规律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通过对社会发展过程中“合力”等问题的精辟分析，得出了科学的结论：主观愿望只有在符合历史必然性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的前提下才能真正的实现，社会内在的矛盾运动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的和最终的动力。其次，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辩证的方法，提出了社会结构理论和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社会结构理论是对社会本质的横向的反映和概括，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理论则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纵向的反映和概括，这两者是统一的整体。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力出发，以生产力作为社会结构要素中的核心内容，并以此为基础说明社会结构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说明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道路、趋势，揭示最终消灭私有制而走向共产主义，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科学发展观一方面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这就体现了唯物史观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也强调了发展是第一要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
二、国外发展理论和经验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来源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发展”问题的探讨和反思从未间断过，发展理论由此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在对全球性的经济、科技发展与社会、生态危机并存状况的研究、评价的过程中，在对人类和“地球村”的前途、命运的关注、忧思中，人们的研究逐渐集中到“发展观”的问题上，发展问题的研究从感性认识阶段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上升到哲学思维的层次，即对发展问题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的深层思考。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依靠谁发展？怎样发展？如何评价发展？这是发展观研究所必须回答的五个基本问题。围绕这些基本问题，世界发展理论、发展观的研究经历了由浅入深的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发展观：发展就是经济增长。这一发展观始于20世纪40年代，最初是由政治家提出的，法兰克福将其称为“工业文明观”。因为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受战争因素影响，视军力为国力，继而又提出“实力论”，把GDP当作发展的首要标志，形成了以GDP为核心的“经济增长论”。因此，工业文明被简言为“发展=工业”，或者“发展=经济”，把经济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这些观点以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纳科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罗森斯坦—罗丹提出的“大推进平衡增长理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论”、帕森斯提出的“现代化理论”，以及联合国第一个十年发展计划（1960—1970）等理论学说、文献为代表。这些关于发展的见解表现出明显的以西方为中心的思想倾向，主张欠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应当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早期发展进程为主要的参照模式。在发展战略方面，片面强调经济指标的增长，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社会发展。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经济增长论”这一观点一直为主流经济学家所认同。
第二阶段的发展观：发展=经济+自然。这一发展观以1969—1973年罗马俱乐部的未来学派提出的“增长极限论”为代表。他们认为，人口增加、粮食生产、投资增长、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具有按指数增长的性质，如果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世界经济增长已临近自然生态的极限。经济增长再过100年就到极限了，人类应制止经济增长和技术扩张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于是他们提出了“经济+自然=发展”的思想。
第三阶段的发展观：发展=经济+自然+社会。这一发展观形成的大致时期是20世纪70—80年代，主要文献和观点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发展的新战略》（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0年版）以及迈克尔•托大罗的《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中提出“应把发展看作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为过程”；法国经济学家瓦鲁•佩鲁为联合国起草的《新发展观》中提出的“整体的、内生的、综合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成员向联合固大会提交的他们研究和充分论证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该报告反思和否定了过去传统的发展方式，并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模式，对规范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理性设计。此外还有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在再探讨》、国际劳工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就业大会文献等。与前一时期相比，这一时期在思想倾向方面，已由以西方为中心，转变为强调发展中国家要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内源性发展为主的道路。在发展战略方面，已由单纯强调以经济增长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志，转变为强调社会发展并非单纯的经济增长过程，强调在社会发展中应坚持以人的发展为中心，充分协调经济增长与政治民主、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福利保障、环境保护等多方面因素的相互关系，注意社会各方面的整体、协调发展。特别是《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一长篇报告，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即“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的需求，有不对后代需求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观成为第三阶段的发展观，简言为“经济+自然+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提出，是人类发展观的一次质的提升。
第四阶段的发展观：发展=经济+自然+社会+人。这一时期的大致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以1989年联合国环境署第15届理事会决议、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全球《21世纪议程》，以及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则阐述了“作为自由的发展”。这里所指的自由是一个人能够完成某项功能性活动（如吃、住、社会参与等）的能力。在森看来，实际收入和产出的增长充其量只是一种辅助因素——这种因素完全能够扩大为具有更大内在价值的目标。森认为，自由在发展中不仅具有建构性作用（自由是发展的组成部分），还具有工具性作用，即促进发展的作用。发展实质上就是自由的扩展，自由才是发展的首要目标。森指出了五种重要的工具性自由，即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社会透明度、安全保障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森看来，发展就是一个“个人自由与社会承诺”密切联系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消除各种不自由的过程，从而使经济主体享有更大的行为自由，能够在现行的政治、法律和文化制度框架下拥有更多的机会和选择，实现更大的效用。总之，这一时期在研究对象方面着重强调了人与社会的发展要与自然资源以及人的生存环境保持和谐统一，人的主体性发展、社会的阶段性发展与环境的持续性发展必须相互协调统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力求平等合作。这些思想观念充分体现了当今社会发展理论的重大进步。在这一阶段由于多学科介入发展观的研究，于是逐步形成了“经济+自然+社会+人=发展”的综合发展观。在这一阶段，虽然加进了“人”的因素，但是仍然还没有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及其重要作用。
第五阶段的发展观：以人为中心。这一时期的发展观以1995年的哥本哈根世界人口与发展会为标志，提出了“发展必须以人为中心，发展的目标最终是全体人民”。这就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这种观点认为，人的发展是一切发展的目标，人是发展的主体和动力，人是发展的检验者，必须将人置于发展的中心，而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只被看作是人的发展的手段或条件。自1995年哥本哈根世界峰会以来，越来越多的联合国发展机构都强调以人权为目标的发展，承认一切人在发展进程中所应享有的各种权利。乌姆祖里克认为，没有人权就没有发展，应该将发展视为一项权利，但同时也应将其视为一种义务，这种权利和义务应由个人、公众和国家共同享有和承担，三者互相补充。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专家之一的森基普塔认为，发展是一项权利，一向不可剥夺的人权，发展的目的与结果，是各国公民都应当享有基本权利；发展的各项权利包括公民权、政治权、经济权、社会权、文化权，经济增长是实现这些权利的物质保障，各国政府则是实现发展权的首要义务主体。
在现代西方社会，发展观的演变经历了从“经济增长论”到“以人为中心”的转变。发展观的这种历史演进，是人类对发展实践在认识上不断深化的结果，其中不乏在发展问题上科学探索的宝贵经验，为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借鉴。
三、科学发展观是对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半个多世纪以来，与普世性探讨、反思发展问题的进程同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不断深化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战略等问题的认识，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并在新世纪初系统地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展观，经历了不断探索、不断深化的历史演进过程。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顺利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坚定地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的经济、政治制度，开始了在社会主义方向上探索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发展观念的过程：提出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历史任务和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政策，“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5］，我们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6］；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要正确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等“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全面发展”的一系列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涉及到了发展的机构问题、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问题等等。这些思想的提出，符合我国国情，反映了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