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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25日，是我国杰出国画艺术家、美术教育家关山月诞辰105周年纪念日。笔者在研究抗战艺术过程中，曾搜集了关先生在抗战期间的活动史料，并先后两次拜访过他。其抗战爱国的崇高精神，艺术上大胆创新实践的勇气，可歌可敬。回顾大师的艺术经历，更可深刻理解其艺术理念：“行脚有心师造化，手头无处不江山。”
桂林，“行万里路”计划第一站
关山月原名关泽霈，1935年进高剑父创办的春睡画院，成为高剑父的入室弟子，遂易名关山月。抗战爆发，他随师逃难澳门，住在普济禅院里画抗战宣传画。1939年秋，在澳门、香港等地举办抗战画展，香港《大公报》《星岛日报》《今日中国》画报（叶浅予主编）等分别发表画展特刊或画作。其中《渔民之劫》《三灶岛外所见》《南瓜》《渔娃》四幅选送在莫斯科举办的中国美术展览。1940年秋，他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满腔热忱，从澳门冒险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到韶关举办抗战画展。后因去战地写生的愿望落空，便经衡阳辗转到桂林，实践其“行万里路”计划。
关山月刚抵桂林，人地两生，只凭着广东省府参议阮退之的介绍信，找到广西省参议李焰生，安排住在七星岩附近一间简陋的公寓里。认识了夏衍、欧阳予倩、黄新波、余所亚等进步文化人，并和新波、所亚等画家结下深厚情谊。关山月在桂林居住年余，除曾短期赴黔、滇、川写生外，余皆在桂林周围登山涉水，或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起早摸黑，自带干粮，边写生边创作。他决心要在学习表现大自然的过程中，创造新技法，革新中国画。
关山月白天外出写生，晚上整理写生画稿，获得了一大批写生作品。秀美的桂林山水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引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他觉得应该进行大的创作，把百里漓江两岸胜景尽收画卷之中。但是，他所住的七星岩公寓，又小又暗，只有一张小桌子，施展不开。而且，他还欠了一大笔租金，住不下去了。幸好得到李焰生的帮助，住进其家，得以在李家的客厅里作画，桌子不够宽，他就把纸铺在地板上蹲、趴着画。奋战了月余，终于完成了一幅32.8厘米×2850厘米的长卷《漓江百里图》，开创了广西的“漓江画派”风格。
《漓江百里图》一经展出便立刻引起了轰动。关山月初次实践的结果受到了肯定，更坚定其师法自然，行万里路的信心。他随身带着这些作品，只身入川，由西南至西北，从“长城内外”到“大河上下”；从“塞北江南”到“大洋海疆”，继续实践其“行万里路”计划。《漓江百里图》也经历了战乱的浩劫，有幸得以保存下来。作者不禁感慨万千，上世纪80年代，他在长卷末尾挥毫写道：“抗日战争该图在西南西北各大城市展览，战后曾先后展出于羊城、香江、京沪及南洋诸地。 1942年是卷在四川乐山展览时，武汉大学吴其昌教授观后即扶病为之题跋。”从题跋中可以窥见该图的大体经历及其在当时画坛上的影响。此图及其1991年秋重游漓江时所作姐妹篇《漓江百里春》，均献给深圳关山月美术馆，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画展风波
关山月在桂林写生、创作、办展之余，还积极参加美术界举办的进步活动，如参加抗战募捐义卖等。这一时期他在桂林共举办了三次个人画展。内容除其实践“行万里路”的写生创作画外，有不少反映抗战内容的作品。鉴于当时的抗战画展，主要还是以木刻、漫画为主。而以传统的国画反映抗战内容尚不多见，至于如何运用传统笔法表现抗战题材，竟是众论纷纭，莫衷一是。加之关山月虽然初来乍到，而为画展所造声势却前所未有，因而在第一次展览过程中产生了分歧或误解。这是当年桂林画坛轰动一时的大事，也是有关作者日后的创作路向，故有必要概述于后。
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及其后访问过个别当事者，事件的经过是：1940年10月底至11月2日，关山月在桂林举行首次个人抗战画展，共展出在港澳时的作品和新创作的桂林山水画共一百多幅。黄新波、余所亚等都主动帮他布置展场。当时广西政要前往参观并题词。《救亡日报》还特地发表了《关山月画展特辑》，刊登了《介绍关山月先生个人画展》等专论，称赞关山月先生“亦一前进之新中国画家，能将大时代题材表现于国画上之成功者”，其画“均为具有时代性的伟大作品，于中国画中，诚所罕观”。
推介者几乎揽括当时广西党政要人和文艺界名人，其人数之多，评价之高，可谓空前。画展获得圆满成功，反响很大。其他报刊也纷纷刊登评论文章。综观这批评论文章，基本可分為三类，一是对关山月的作品予以充分肯定，热情支持。二是否定反对，就在《关山月画展特辑》刊登当天，便遭到某些人的非议，《救亡日报》编辑部还收到署名信，认为《特辑》“是不该的，是一件可惜的事”。《扫荡报》的鲁飞《评关山月的画》文中则指出：“关于《漓江百里图》，这是一件引人注意的作品，‘但’这一幅画确实是失败的”。而有些反对文章，其言词则更为偏激，有点意气用事。
针对某些人非议《救亡日报》的言论，夏衍于1940年11月5日在《救亡日报》的“文化岗位”专栏上发表了《关于关山月画展特辑》一文，说道：“对于钝先生的惋惜，却还是不敢苟同。《救亡日报》是一张以巩固强化民族统一战线为任务的报纸，《文岗》是以巩固文化界统一战线为标志的副刊，所以只要对于抗战救亡多少有点裨益的文化工作，我们都不惜替它尽一点绵薄……对于这些旧艺术形式的作家，尤其是那些已经不满于过去的作风，而开始走向新的方向摸索的人，特别要用友谊的态度来帮助他们，鼓励他们，使他们更进步。”文章的发表，是对国画艺术形式的肯定，也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人们对关山月革新国画创作的认识，巩固了桂林美术界的团结。 除了上述对关山月画展充分肯定或反对、否定两种截然相反的评论，更多的是既肯定其成就也指出其不足之处。其中有余所亚《关氏画展谈》（《救亡日报》1940.11.5），文中首先肯定“关山月的画展，我们不能抹杀他蓄积着前人技术上的智慧，和民族上的若干特色”。接着毫不隐晦地指出其不足之处。深得夏衍好评，认为“我们极希望有余所亚先生所发表一般的批评，因为批评不妨严格，而心底和态度都要坦白和民主。”值得一提的是，关山月对于余所亚近于严厉的批评，并不反感，而是诚恳接受、改进，两人日后遂成终生的莫逆之交。
1941年12月27日，关山月偕妻子一起离开了桂林，绕道西南、西北，沿途写生、创作。历尽艰辛，抵达敦煌，专心临摹和研究古代壁画，学习我国古代绘画艺术传统。他所临摹的那套敦煌壁画在重庆展出时，深获郭沫若好评，在其《题关山月画》文中写道：“关山月君，有志于画道革新”，“屡游西北，于边疆生活多所研究，纯以写生之法出之，力破陋习，国画之曙光！”关山月备受鼓舞，更加努力实践其“行万里路”计划。
拜谒大师，聆听教诲
鉴于对关山月大师的敬佩，总想登门求教，并核实有关传闻。1984年8月间，我专程赴穗，在著名版画家黄新波夫人章道非的指引下，一起到广州美院拜访关先生，受到了他和爱女关怡的热情接待。
谈到“行万里路计划”，关先生感慨满怀地说：“我开始并没有此具体计划。1940年夏秋之交，我冒险离开澳门，怀着满腔爱国热忱辗转来到韶关，想随部队奔赴前线写生，反映将士英勇杀敌，鼓励士气，但却被国民党军方拒绝，愤而萌生‘行万里路计划’，到全国各地写生。目的有二：一是表现祖国大好河山不容侵犯；二是为了艺术的创新。”
关于长卷《漓江百里图》。他意味深长地回顾说：“是年秋我从韶关到了桂林，得阮退之推荐，认识李焰生，经其介绍，住进七星岩公寓旧房子，家具十分简陋，只有一张二尺多长，一尺多宽的小桌子，勉强可以画些小品之类，根本无法展开画大幅。我欠房东钱，他帮我担保，后又被邀住进其家。幸得可以在其家厅中的八仙桌上作画，而作长卷则只好蹲或趴在地下屈就。我日夜不停，苦战了近兩月，终于完成《漓江百里图》。我将其放在桂林的第一次画展中展出。画展结束，我把小幅画出卖，权作生活费。但此长卷则随身携带。1942年在四川乐山展出时，武汉大学教授吴其昌先生观后扶病题跋。1980年我请荣宝斋张贵桐老师傅将长卷和题跋精裱，合二而一，永存纪念。”可见关老对此长卷之珍爱！
此次拜访关山月先生之后，事隔十年，我又登门拜访他老人家，获益颇多，他应允为我即将出版的《抗战时期桂林美术运动》（上、下册）（1995年9月漓江出版社出版）题词：“抗战胜利50周年纪念，历史的印证。”终生难忘！
桂林，“行万里路”计划第一站
关山月原名关泽霈，1935年进高剑父创办的春睡画院，成为高剑父的入室弟子，遂易名关山月。抗战爆发，他随师逃难澳门，住在普济禅院里画抗战宣传画。1939年秋，在澳门、香港等地举办抗战画展，香港《大公报》《星岛日报》《今日中国》画报（叶浅予主编）等分别发表画展特刊或画作。其中《渔民之劫》《三灶岛外所见》《南瓜》《渔娃》四幅选送在莫斯科举办的中国美术展览。1940年秋，他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满腔热忱，从澳门冒险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到韶关举办抗战画展。后因去战地写生的愿望落空，便经衡阳辗转到桂林，实践其“行万里路”计划。
关山月刚抵桂林，人地两生，只凭着广东省府参议阮退之的介绍信，找到广西省参议李焰生，安排住在七星岩附近一间简陋的公寓里。认识了夏衍、欧阳予倩、黄新波、余所亚等进步文化人，并和新波、所亚等画家结下深厚情谊。关山月在桂林居住年余，除曾短期赴黔、滇、川写生外，余皆在桂林周围登山涉水，或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起早摸黑，自带干粮，边写生边创作。他决心要在学习表现大自然的过程中，创造新技法，革新中国画。
关山月白天外出写生，晚上整理写生画稿，获得了一大批写生作品。秀美的桂林山水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引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他觉得应该进行大的创作，把百里漓江两岸胜景尽收画卷之中。但是，他所住的七星岩公寓，又小又暗，只有一张小桌子，施展不开。而且，他还欠了一大笔租金，住不下去了。幸好得到李焰生的帮助，住进其家，得以在李家的客厅里作画，桌子不够宽，他就把纸铺在地板上蹲、趴着画。奋战了月余，终于完成了一幅32.8厘米×2850厘米的长卷《漓江百里图》，开创了广西的“漓江画派”风格。
《漓江百里图》一经展出便立刻引起了轰动。关山月初次实践的结果受到了肯定，更坚定其师法自然，行万里路的信心。他随身带着这些作品，只身入川，由西南至西北，从“长城内外”到“大河上下”；从“塞北江南”到“大洋海疆”，继续实践其“行万里路”计划。《漓江百里图》也经历了战乱的浩劫，有幸得以保存下来。作者不禁感慨万千，上世纪80年代，他在长卷末尾挥毫写道：“抗日战争该图在西南西北各大城市展览，战后曾先后展出于羊城、香江、京沪及南洋诸地。 1942年是卷在四川乐山展览时，武汉大学吴其昌教授观后即扶病为之题跋。”从题跋中可以窥见该图的大体经历及其在当时画坛上的影响。此图及其1991年秋重游漓江时所作姐妹篇《漓江百里春》，均献给深圳关山月美术馆，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画展风波
关山月在桂林写生、创作、办展之余，还积极参加美术界举办的进步活动，如参加抗战募捐义卖等。这一时期他在桂林共举办了三次个人画展。内容除其实践“行万里路”的写生创作画外，有不少反映抗战内容的作品。鉴于当时的抗战画展，主要还是以木刻、漫画为主。而以传统的国画反映抗战内容尚不多见，至于如何运用传统笔法表现抗战题材，竟是众论纷纭，莫衷一是。加之关山月虽然初来乍到，而为画展所造声势却前所未有，因而在第一次展览过程中产生了分歧或误解。这是当年桂林画坛轰动一时的大事，也是有关作者日后的创作路向，故有必要概述于后。
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及其后访问过个别当事者，事件的经过是：1940年10月底至11月2日，关山月在桂林举行首次个人抗战画展，共展出在港澳时的作品和新创作的桂林山水画共一百多幅。黄新波、余所亚等都主动帮他布置展场。当时广西政要前往参观并题词。《救亡日报》还特地发表了《关山月画展特辑》，刊登了《介绍关山月先生个人画展》等专论，称赞关山月先生“亦一前进之新中国画家，能将大时代题材表现于国画上之成功者”，其画“均为具有时代性的伟大作品，于中国画中，诚所罕观”。
推介者几乎揽括当时广西党政要人和文艺界名人，其人数之多，评价之高，可谓空前。画展获得圆满成功，反响很大。其他报刊也纷纷刊登评论文章。综观这批评论文章，基本可分為三类，一是对关山月的作品予以充分肯定，热情支持。二是否定反对，就在《关山月画展特辑》刊登当天，便遭到某些人的非议，《救亡日报》编辑部还收到署名信，认为《特辑》“是不该的，是一件可惜的事”。《扫荡报》的鲁飞《评关山月的画》文中则指出：“关于《漓江百里图》，这是一件引人注意的作品，‘但’这一幅画确实是失败的”。而有些反对文章，其言词则更为偏激，有点意气用事。
针对某些人非议《救亡日报》的言论，夏衍于1940年11月5日在《救亡日报》的“文化岗位”专栏上发表了《关于关山月画展特辑》一文，说道：“对于钝先生的惋惜，却还是不敢苟同。《救亡日报》是一张以巩固强化民族统一战线为任务的报纸，《文岗》是以巩固文化界统一战线为标志的副刊，所以只要对于抗战救亡多少有点裨益的文化工作，我们都不惜替它尽一点绵薄……对于这些旧艺术形式的作家，尤其是那些已经不满于过去的作风，而开始走向新的方向摸索的人，特别要用友谊的态度来帮助他们，鼓励他们，使他们更进步。”文章的发表，是对国画艺术形式的肯定，也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人们对关山月革新国画创作的认识，巩固了桂林美术界的团结。 除了上述对关山月画展充分肯定或反对、否定两种截然相反的评论，更多的是既肯定其成就也指出其不足之处。其中有余所亚《关氏画展谈》（《救亡日报》1940.11.5），文中首先肯定“关山月的画展，我们不能抹杀他蓄积着前人技术上的智慧，和民族上的若干特色”。接着毫不隐晦地指出其不足之处。深得夏衍好评，认为“我们极希望有余所亚先生所发表一般的批评，因为批评不妨严格，而心底和态度都要坦白和民主。”值得一提的是，关山月对于余所亚近于严厉的批评，并不反感，而是诚恳接受、改进，两人日后遂成终生的莫逆之交。
1941年12月27日，关山月偕妻子一起离开了桂林，绕道西南、西北，沿途写生、创作。历尽艰辛，抵达敦煌，专心临摹和研究古代壁画，学习我国古代绘画艺术传统。他所临摹的那套敦煌壁画在重庆展出时，深获郭沫若好评，在其《题关山月画》文中写道：“关山月君，有志于画道革新”，“屡游西北，于边疆生活多所研究，纯以写生之法出之，力破陋习，国画之曙光！”关山月备受鼓舞，更加努力实践其“行万里路”计划。
拜谒大师，聆听教诲
鉴于对关山月大师的敬佩，总想登门求教，并核实有关传闻。1984年8月间，我专程赴穗，在著名版画家黄新波夫人章道非的指引下，一起到广州美院拜访关先生，受到了他和爱女关怡的热情接待。
谈到“行万里路计划”，关先生感慨满怀地说：“我开始并没有此具体计划。1940年夏秋之交，我冒险离开澳门，怀着满腔爱国热忱辗转来到韶关，想随部队奔赴前线写生，反映将士英勇杀敌，鼓励士气，但却被国民党军方拒绝，愤而萌生‘行万里路计划’，到全国各地写生。目的有二：一是表现祖国大好河山不容侵犯；二是为了艺术的创新。”
关于长卷《漓江百里图》。他意味深长地回顾说：“是年秋我从韶关到了桂林，得阮退之推荐，认识李焰生，经其介绍，住进七星岩公寓旧房子，家具十分简陋，只有一张二尺多长，一尺多宽的小桌子，勉强可以画些小品之类，根本无法展开画大幅。我欠房东钱，他帮我担保，后又被邀住进其家。幸得可以在其家厅中的八仙桌上作画，而作长卷则只好蹲或趴在地下屈就。我日夜不停，苦战了近兩月，终于完成《漓江百里图》。我将其放在桂林的第一次画展中展出。画展结束，我把小幅画出卖，权作生活费。但此长卷则随身携带。1942年在四川乐山展出时，武汉大学教授吴其昌先生观后扶病题跋。1980年我请荣宝斋张贵桐老师傅将长卷和题跋精裱，合二而一，永存纪念。”可见关老对此长卷之珍爱！
此次拜访关山月先生之后，事隔十年，我又登门拜访他老人家，获益颇多，他应允为我即将出版的《抗战时期桂林美术运动》（上、下册）（1995年9月漓江出版社出版）题词：“抗战胜利50周年纪念，历史的印证。”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