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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前夕，刘少奇率北方局机关和八路军驻晋办事处，途经介休、离石，移驻晋南临汾刘村（也称帽儿刘村）。八路军总部及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亦相继移驻临汾一带。太原失守后，临汾成为山西抗战的政治中心，也成为人心向往的地方。一些进步人士如李公朴、沈钧儒、沙千里、江隆基等纷纷来到临汾，先后有十八个省市的热血青年和一些归国抗日的爱国华侨学生5000余人聚集临汾。晋察冀、晋西北、晋西南和晋冀豫等敌后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开创了山西和华北抗日的新局面。
在这种形势下，北方局在刘村举办八路军学兵队和党员训练班。党员训练班由刘少奇主持，学兵队由杨尚昆主持，招收平津和太原的知识青年共三四百人。刘少奇、杨尚昆、彭雪枫、张震等都经常给学员讲课。他们结业后分配到各县成为开展游击战争和党的工作的骨干，推动了人民武装自卫队和游击队的发展。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北方局还积极帮助当时的友军建立相应的学兵组织，扩大民族抗战力量。这些工作大都由彭雪枫负责，他经常介绍新人到友军参军，去得最多的是阎锡山的民族革命大学和山西新军决死纵队。总司令部有个直属学兵队，参军的青年先到学兵队接受短期速成军事政治培训，大约一个月左右结业后，分配到各支部队，学兵队各期总数不下千人。
本文作者李屺阳当年参加了八路军学兵队，她在遗稿中回忆了自己那段难忘的人生经历。本文最初写于1998年，曾于2003年作修改，近日由李屺阳之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陈向东提供给本刊，编辑时略有删节。
本文作者在学兵队时期
1937年，日本强盗大规模侵华开始。国民党军队中的少数爱国将领守土抗战，绝大部分畏敌如鼠，一溃千里。中国半壁河山沦陷，可爱的祖国大好河山啊，難道都要被日寇铁蹄踏遍？难道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从此都要当亡国奴？！
我当时是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已是一名民先队队员。有一天，学校民先队号召同学们到前方去，到抗大去，我决心响应，告诉了武汉大学的同学。他们知道后，要我等待同行。在这短暂的日子里，同屋的好友董奉然（在延安改名董惠，广东人，后与潘汉年结婚）等人已北上了。我心急如焚，终于等到武大同学，他们一行四人，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中来到了西安。
这时已是秋雨连绵，去延安的路被冲断。我们到平津同学会的驻地找到钱万生同志，他说前方需要人，他便以民先队组织的名义，介绍我们去山西临汾。钱万生还给我取了个名字：刘启凡，我觉得取得挺好。大家高高兴兴地谢别了他，便准备出发了。
临行前，我又去拜望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的高舍梓老师。她特意带我买了一件短羊皮大衣，写了一封信，要我到临汾后，亲自交给八路军留守处转林枫同志。那时，我还不知道林枫和高老师都是共产党员，更不知道中共中央北方局就在临汾，林枫当时是北方局组织部长。我临行前和要好的同学照了个相，没告诉父母和家人，怀着一腔热血和几个同学准备上路。同学要我把行李多带些，说那儿天冷，好像什么铺的盖的都用得着。我也觉得是这样，实在拿不动，还有男同学哩。就这样，我们一行五人踏上东去风陵渡的兵车，辗转来到临汾县城。在这儿，见到了民先队总队长李昌同志。他提议要我们担任几个县的牺盟会特派员。我们不愿去，决意要参加八路军。于是他又介绍我们渡过汾河，去帽儿刘村八路军留守处。留守处立即介绍我们到八路军学兵队学习。这时已是1937年10月，寒气逼人，但我的心像燃烧着的一团火。在这儿，我第一次穿上了八路军的军装，臂膀上第一次戴上了八路军的符号，心情激动，真像江涛澎湃，想到我已经由一名念书的学生，变成了八路军新入伍的战士，这确实是我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虽然时光已逝将近60年了，但这个人生的转折点，始终牢牢地烙印在我心头。因为我在这里找到了中国青年应当走的道路。一二九运动时，我在南京政府请愿，亲身体验到国民党政府既反动，又腐败，不能救中国;更因为日寇侵华后，在上海的难民生活，我亲身经历过，心底埋下的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的念头，终于在学兵队实现了。这年12月，经韩琴谱、王桂仙二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士，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学兵队集中了五六百名来自四面八方的男女青年。这里政治空气新鲜，学习革命理论的气氛很浓，战斗生活紧张、活跃、欢快，同志间亲密、友好、团结，和西安大不一样，真是一个民主、紧张活泼的新天地。
我们的大队长何以祥同志（80年代曾任上海警备司令部的司令员）是学兵队的最高领导。他个儿不高。穿着一身整洁的军装，打着绑腿，面孔红润，眉目清秀，神采奕奕，待人和蔼，看上去还不到30岁，可他已经是一位身经百战、久经沙场考验的红军指挥员了，我很敬佩他。他在队列前讲起话来，刚劲有力，洪亮的声音激荡着我们这些抗日新战士的心弦，鼓舞着我们去前方抗日的信心。在他的领导下，全大队分成五个区队，我被编在第五区队——女生区队。区队长是红军的作家、生龙活虎的大姐——李伯钊同志（杨尚昆的夫人），副队长是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董如琴同志。讲课的教官有陶尚行（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刘少奇同志）、杨尚昆、彭雪枫、张震和一些红军指挥员，军事课程量最大。另外，周巍峙教我们很多至今难忘的救亡歌曲。同学们来自各地，也交流了各自学到的救亡小调，生活十分活跃。
山西临汾刘村八路军学兵队旧址（照片由山西临汾八路军学兵队纪念馆提供） 
杨尚昆和李伯钊在山西
学兵队上课没桌子，大家坐在长条木板上做笔记。陶尚行给我们讲的课叫《形势任务政策》，使我们大开眼界，看到整个中国的形势，八路军担负的任务，持久战的三阶段，懂得抗日战争为什么说长期性、艰苦性，树立政策观念，依靠群众的观念，坚定我们上战场的决心和信心。他讲出了一部革命战争中的活的辩证法，比看延安出的《解放》杂志还开心。张震等红军教官讲游击战略和战术，上课时挂上军事地图讲红军长征中的战例，游击战中的妙诀，还讲怎样看星座，大熊星、小熊星，大树的阳面阴面，如何识别东西南北，行军要领，怎样隐蔽自己，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听得津津有味。杨尚昆还讲了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等，要大家理解八路军的性质，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民的军队要依靠人民，为了人民。
学兵队的课程内容，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学校不可能学到的，却是每个革命战士必备的“五谷杂粮”。
延安解放社出版的书刊源源不断地运到队里。武大的同学不知从哪里传来了一本小楷油印的毛泽东著作《实践论》，我们抢着读，一遍又一遍。当时读这本书，对我们这些富于幻想的青年学生理解知识分子如何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教育意义确实很大。
这时，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告知他我参加了八路军，报了志向。父亲随后来信说：“抗日救国也是我的心愿，男儿志在四方……”对我鼓励了一番。我没想到父亲会如此鼓励我，一边看信，一边流泪，对父亲无限感激。
学兵队教学，理论联系实际，学用结合。上操，一二三，枪上肩;目标，正前方，射击打靶，看谁中环多;匍匐前进，隐蔽自己，打击敌人;学掷手榴弹，看谁掷得远。我印象最深的是何大队长和张震组织全大队学员进行的一次夜间演习。大家必须遵守夜间行军的要领，臂上扎一条白毛巾，背包牙缸身上的东西不能出声音，最后两相对阵，看谁抓的“俘虏”多，抓住一个，在“俘虏”背上用粉笔画个圈，直到天蒙蒙亮，胜利的军号吹了起来，一片呼叫声。可惜，我当时被分到预备队，没尝到抓“俘虏”的味道。这种军事生活，是紧张而又愉快的。
学兵队办公场所和教室
女生区队的学员是团结的，亲热的。有一天，我见到了吴竟，她从上海来。“八一三”事变发生，我在上海经《妇女生活》主编沈兹九先生介绍，参加了伤兵医院及难民救助工作，在救亡工作中认识了她。中国这么大，在这儿又遇到她，多不容易！她大眼睛，高个子，性格直爽，非常快活。以后，在延安又遇到她，说她在社会部工作。去年，听说她在大连。志同道合的姐妹不见面已有半个多世纪了。
有一次，听到临汾城里传来阎锡山的民族革命大学学生把托派张慕陶抓起来的消息，年轻人沸腾了。假日，我和数人进城要看个究竟。一进城，大街小巷，到处贴出标语：“打倒托派张慕陶！”把张的姓名倒写过来再画上红叉叉。后来又听说，该校没法处理，把张慕陶交给了八路军。
一天，八路军领导在刘村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我们都在场。杨尚昆主任（北方局副书记兼八路军留守处主任）在大会上作形势报告，最后宣布释放张慕陶。我们当时都还想不通，认为列宁就反对托洛茨基。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学习，才认识到“七七”事变后，民族矛盾已上升到第一位，抗日高于一切;阶级矛盾已下降到次要地位，对托派的斗争，是党内问题、人民内部问题，当然也降到次要地位。这样处理完全正确。当然，这也是北方局的决定。
当时的临汾刘村名声很大，已成为八路军在晋南活动的一个中心。一二0师在这一带招收了许多新兵。在一次盛大的集会上，学兵队的学员和一二0师的战士坐在一起，第一次聆听贺龙、萧克两将军的讲话。那些刚穿上军装的农民新战士和我们一样，目不转睛，盯着戏台上雄赳赳气昂昂正在讲话的大名鼎鼎的贺师长和萧政委。我刚好挨着这些新兵坐在地上，听着台上讲话，也能听到新兵的悄悄话：“咱们当八路军啦，官兵平等，不是国民党拉的壮丁，受官长的打骂。”“你看，师长打的绑腿，穿的那一身和咱们一样。”“贺师长讲话的声音，像敲锣，真响亮。他是红军的大官，带的兵像神兵天将，咱跟上他，准打胜仗，杀几个鬼子报仇！”他们的悄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挪动身子再靠近他们些，谁知他们看我是个女兵在听他们说话，闭嘴不说了。 这次集会，还有丁玲任团长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崔嵬任团长的上海第五救亡剧队参加。最后他们演出了文艺节目。贺绿汀正是在这里编出著名的《游击队歌》，也是他教我们第一次唱起这支歌，以后传遍祖国大地，流传至今。
开会前，会场真热闹。啦啦队不停地鼓动各队唱歌，像有节奏的波浪，此起彼伏。歌声像动员令，激励着我们抗日的必胜信心。
1938年1月中旬后，学员们开始分配，要服从组织，不允许跟组织讨价还价。有的学员去了山东创建根据地，有的去了新四军，有的将跟随彭雪枫、张震同志出发。出发前，我们区队也列队欢送。一班于春同学带领大家唱起了雄壮的歌儿来，当她唱到“别了，别了，同学们，再见，再见在前线”的时候，眼窝里噙满泪花，歌声也颤抖起来，不少同学跟着热泪盈眶。在学兵队，大家一起学习生活，虽然时间短暂，抗日的意志却把我们的心紧紧地凝结成一团。今日离别，何时再见？还能否再见？谁人不留恋呢？我们当时都抱定了流血牺牲的决心，一切为了抗日，为了中华民族的明天。
在学兵队，还有两件事最难忘。
一件是，我第一次見到了朱德总司令。学习后期，大队部决定长途行军到侯马白石村八路军随营学校去参观。行军前，队部通知我和另一位女同志担任女区队的政治战士。行军中怎样当政治战士？我茫然不知。李伯钊大姐便给我们讲什么叫政治战士，政治战士的任务是什么，行军中怎样做好宣传鼓励工作等。她特别叮嘱，在途中要关心掉队的同学。队部给我们发了白灰桶、粉刷等，以备在途中写标语、口号。随后，我按伯钊大姐的指示，事先编写了一些顺口溜用纸抄好，装在口袋里。就在这天，大队通知全体学员次日一早出发。打背包的方法早已熟练了。第二天清晨，天气格外晴朗，数百人摆开了长蛇阵，在弯弯曲曲的山川里行进。地面上留下了大队领导、教官、全体学兵的足迹;大石头的平面上，交叉路口处，山路的转弯处，留下了我们书写的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女战士，不掉队，勇敢向前进！”“前进！前进！”“还有××里，就达目的地。”还画了行进的箭头，由队尾的同志擦掉。女生队还有几个人组成啦啦队，一会儿走出队列，站在坡地上，迎着大队喊话：“同学们，累不累？”一片笑声回答：“不累！”我们走啊，唱啊，太阳还在山顶上，就到达了白石村目的地。在随营学校参观后，意外的消息传开了：朱总司令要来给我们讲话。顿时大家雀跃起来。我立即联想起我们唱的歌词中的一句：“城头上站着两位大将军，你要问他是哪个，朱德呀，毛泽东。”今天要亲眼见到朱总司令了，多幸运呀！
傍晚，在随营学校大庙的一个大院子里，我们的队伍排得整整齐齐，夕阳轻轻地抚摸着我们的后背，大家安安静静地等待着。不一会儿，朱总司令笑眯眯地健步走进大院，刚到门口，刷一下，大家起立，全体队员一齐举手，恭恭敬敬地向他行注目礼，接着便是经久不息的掌声。总司令的面孔是那样的慈祥，发出了清晰的四川音调：“同志们，请坐下。”话音未落，他的手举到帽檐儿，给大家还了个礼。大家又一次鼓起掌来。总司令的这次讲话，主要讲当时的政治形势，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性质和重要性、必要性，游击战术应有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特别讲到持久的全面抗战必须在敌后开辟战场的意义。他最后风趣地说：“你们是游击队的队员，我就是游击队的总队长。”话音刚停，大家又都不由自主地报以热烈的掌声，我的心像有一股热乎乎的暖流冲过。这天晚上，我们宿营在随营学校。宿舍的同学高兴得睡不着，还学着总司令的四川腔：“你们是游击队的队员，我就是游击队的总队长。”这句话，我至今未能忘怀。
抗战时期，朱德在山西的一次群众大会上讲话 
学兵队上大课的场所
晚间，大家安顿下来，伯钊大姐挨个来到女同学的住屋，亲切地问候大家：“累不累？脚上打泡了没有？”叮咛大家用热水洗脚，解乏;打了泡的，洗完脚，把针尖在灯上烧一下，挑破水泡就不疼了。伯钊大姐像对待小妹妹似的招呼我们。她教的这些常识，当时是陌生的，以后的战争年月里都用上了。第二天，从白石村返回刘村的途中，我们的话题仍然是回味总司令讲话的情景，议论全国人民把收复失地、保卫中华民族的希望寄托在八路军身上，也寄托在领导八路军的总司令身上。他的讲话，不仅是对学兵队全体队员的希望，也是对当时千百万青年的希望，希望广大青年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我难忘的第二件事，是林枫同志和我谈话，要我“好好干”。到学兵队后，我带着高老师给林枫的信，去八路军留守处打听林枫，没打听到，便把信留下，请人代转。没几天，有人找我到队部去，没想到正是林枫同志来看我。他和我坐在炕沿儿上，问我到学兵队多少天了？学习得怎样？还问我过去做过些什么工作？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林枫。他身材魁梧，年纪比何大队长大些，脸色黑红，长长的两只眼睛。他问我的前两个问题还能答得上，后一个真难住了我。他似乎把我看成个大人了。其实我才19岁，政治上很幼稚，搞过一点救亡活动，那算工作吗？想了一阵，回答说，高舍梓是我在简师的老师，这次是从西安临时大学来，不想上学了，想参加八路军，我不怕牺牲，想到前线打鬼子。他仔细听着，接着谈了当时的形势，说：“太原失守，大批青年要求抗日，学兵队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办起来的。你来这儿，和大家一起好好学习。”他还问我：“学兵队生活习惯吗？”我回答：“很好，我们住在老乡家里，老乡把我们当家里人对待。”他最后亲切地告诉我，有空儿到他那里去，并告诉了我他住的地方。 学兵队的学习是紧张的，我多日没去看望他。忽然有一天，林枫同志托人给我带来个便条，约我去。我请了假，到留守处不远的地方，就找到一排坐东向西的石窑洞，林枫同志住在靠南边的一孔窑洞里。这次，他又问了我的学习和生活，他接着我的话茬说：“给你们讲课的陶尚行同志，是一位思想政治水平很高的同志，他讲的都是当前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对我来说，我对党中央的认识还很抽象。我说，我已经申请入党，只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可党的知识懂得很少，像张白纸。他便从套窑里拿出一本油印小册子《英勇奋斗十五年》送给我。他说，这是苏联一个叫米夫的人写的，虽然有点错误，还可以看，是写中共党史，我们自己没有编出党史来，这本小册子可以了解党的历史概况。这次见面，林枫同志花了近一个小时教导我，耐心地开导我，指导我向党指引的方向前进。我十分感激他，感激他对年轻人是那么爱护和关心，他的教导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坎里。不过，我这个幼稚青年当时内心总纳闷，林枫同志不在学兵队，却对队里的情况知道得那么清楚，他到底是位什么领导？我不敢问，因为我已经知道党内有纪律，要保守党的秘密，不该问的事，就什么也不要问。
学兵队分配工作开始，大队要求全体学兵服从组织分配，这也是学兵队的纪律。分配名单公布了。我和几个同学被分配到阎锡山六十六师政治工作队。快出发了，我去向林枫同志告别。见他后，我告诉他我被分配去的单位，说了我的心情，想上党校。他说，可以去党校，就在附近。我想了想，我还是得服从纪律去六十六师。林枫同志说：“也好，六十六师是阎锡山的卫队师，政治工作队队长叫陈希愈（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我写一封信，你带给他。”林枫同志马上提起笔来，写了一封短信，落款“罗衡”，没写真名，我不知这是为什么，又不敢問，心想，大概到友军去要保密吧。临别时，林枫同志把我送到门外，热情地勉励我：“好好干！”他这句话，我牢记心中。今后不管遇到什么艰难困苦，我都要按照他的教导：“好好干！”后来在延安见到林枫同志，他才告诉我“罗衡”是他和陈希愈联系党的关系的名字，陶尚行就是少奇同志。
学兵队有七人分配到六十六师。这时已是1938年2月，听说日本鬼子正在南下，临汾已经吃紧。我们正是在这个时候离开刘村来到蒲县政治工作队住地，并见了陈希愈队长。他是北平师大的学生，看了我带去的信，单独和我做了一次很长时间的谈话。工作队的指导员是浦安修，尚未结婚。没过十天，六十六师在隰县午城被日军全歼。工作队100多人，十来支枪，离火线约二三十里，那儿的火光冲天，炮声隆隆，我们是非武装部队。队长带我们到大宁，途中见到总司令阎锡山，一身大兵衣裳紧绷在身上，说，敌人快来了，要我们南下吉县，到他的后方去。于是，队长带着我们渡过黄河，来到陕西宜川阎锡山的后方。由于工作队比学兵队差得太远，我们请示队长，离队后拟去延安。谁知途中败下阵来的国民党散兵拦路抢人，路途混乱难以前往。于是，我们便调头来到西安。我回到三原老家，母亲见到我抱头大哭，以为我在前方牺牲了。
不久，我到三原县武字区做妇女工作，任区妇委书记。1941年，我终于来到向往已久的延安。（责任编辑 王兵）
作者：甘肃省原副省长，甘肃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在这种形势下，北方局在刘村举办八路军学兵队和党员训练班。党员训练班由刘少奇主持，学兵队由杨尚昆主持，招收平津和太原的知识青年共三四百人。刘少奇、杨尚昆、彭雪枫、张震等都经常给学员讲课。他们结业后分配到各县成为开展游击战争和党的工作的骨干，推动了人民武装自卫队和游击队的发展。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北方局还积极帮助当时的友军建立相应的学兵组织，扩大民族抗战力量。这些工作大都由彭雪枫负责，他经常介绍新人到友军参军，去得最多的是阎锡山的民族革命大学和山西新军决死纵队。总司令部有个直属学兵队，参军的青年先到学兵队接受短期速成军事政治培训，大约一个月左右结业后，分配到各支部队，学兵队各期总数不下千人。
本文作者李屺阳当年参加了八路军学兵队，她在遗稿中回忆了自己那段难忘的人生经历。本文最初写于1998年，曾于2003年作修改，近日由李屺阳之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陈向东提供给本刊，编辑时略有删节。
1937年，日本强盗大规模侵华开始。国民党军队中的少数爱国将领守土抗战，绝大部分畏敌如鼠，一溃千里。中国半壁河山沦陷，可爱的祖国大好河山啊，難道都要被日寇铁蹄踏遍？难道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从此都要当亡国奴？！
我当时是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已是一名民先队队员。有一天，学校民先队号召同学们到前方去，到抗大去，我决心响应，告诉了武汉大学的同学。他们知道后，要我等待同行。在这短暂的日子里，同屋的好友董奉然（在延安改名董惠，广东人，后与潘汉年结婚）等人已北上了。我心急如焚，终于等到武大同学，他们一行四人，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中来到了西安。
这时已是秋雨连绵，去延安的路被冲断。我们到平津同学会的驻地找到钱万生同志，他说前方需要人，他便以民先队组织的名义，介绍我们去山西临汾。钱万生还给我取了个名字：刘启凡，我觉得取得挺好。大家高高兴兴地谢别了他，便准备出发了。
临行前，我又去拜望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的高舍梓老师。她特意带我买了一件短羊皮大衣，写了一封信，要我到临汾后，亲自交给八路军留守处转林枫同志。那时，我还不知道林枫和高老师都是共产党员，更不知道中共中央北方局就在临汾，林枫当时是北方局组织部长。我临行前和要好的同学照了个相，没告诉父母和家人，怀着一腔热血和几个同学准备上路。同学要我把行李多带些，说那儿天冷，好像什么铺的盖的都用得着。我也觉得是这样，实在拿不动，还有男同学哩。就这样，我们一行五人踏上东去风陵渡的兵车，辗转来到临汾县城。在这儿，见到了民先队总队长李昌同志。他提议要我们担任几个县的牺盟会特派员。我们不愿去，决意要参加八路军。于是他又介绍我们渡过汾河，去帽儿刘村八路军留守处。留守处立即介绍我们到八路军学兵队学习。这时已是1937年10月，寒气逼人，但我的心像燃烧着的一团火。在这儿，我第一次穿上了八路军的军装，臂膀上第一次戴上了八路军的符号，心情激动，真像江涛澎湃，想到我已经由一名念书的学生，变成了八路军新入伍的战士，这确实是我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虽然时光已逝将近60年了，但这个人生的转折点，始终牢牢地烙印在我心头。因为我在这里找到了中国青年应当走的道路。一二九运动时，我在南京政府请愿，亲身体验到国民党政府既反动，又腐败，不能救中国;更因为日寇侵华后，在上海的难民生活，我亲身经历过，心底埋下的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的念头，终于在学兵队实现了。这年12月，经韩琴谱、王桂仙二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士，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学兵队集中了五六百名来自四面八方的男女青年。这里政治空气新鲜，学习革命理论的气氛很浓，战斗生活紧张、活跃、欢快，同志间亲密、友好、团结，和西安大不一样，真是一个民主、紧张活泼的新天地。
我们的大队长何以祥同志（80年代曾任上海警备司令部的司令员）是学兵队的最高领导。他个儿不高。穿着一身整洁的军装，打着绑腿，面孔红润，眉目清秀，神采奕奕，待人和蔼，看上去还不到30岁，可他已经是一位身经百战、久经沙场考验的红军指挥员了，我很敬佩他。他在队列前讲起话来，刚劲有力，洪亮的声音激荡着我们这些抗日新战士的心弦，鼓舞着我们去前方抗日的信心。在他的领导下，全大队分成五个区队，我被编在第五区队——女生区队。区队长是红军的作家、生龙活虎的大姐——李伯钊同志（杨尚昆的夫人），副队长是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董如琴同志。讲课的教官有陶尚行（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刘少奇同志）、杨尚昆、彭雪枫、张震和一些红军指挥员，军事课程量最大。另外，周巍峙教我们很多至今难忘的救亡歌曲。同学们来自各地，也交流了各自学到的救亡小调，生活十分活跃。
学兵队上课没桌子，大家坐在长条木板上做笔记。陶尚行给我们讲的课叫《形势任务政策》，使我们大开眼界，看到整个中国的形势，八路军担负的任务，持久战的三阶段，懂得抗日战争为什么说长期性、艰苦性，树立政策观念，依靠群众的观念，坚定我们上战场的决心和信心。他讲出了一部革命战争中的活的辩证法，比看延安出的《解放》杂志还开心。张震等红军教官讲游击战略和战术，上课时挂上军事地图讲红军长征中的战例，游击战中的妙诀，还讲怎样看星座，大熊星、小熊星，大树的阳面阴面，如何识别东西南北，行军要领，怎样隐蔽自己，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听得津津有味。杨尚昆还讲了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等，要大家理解八路军的性质，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民的军队要依靠人民，为了人民。
学兵队的课程内容，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学校不可能学到的，却是每个革命战士必备的“五谷杂粮”。
延安解放社出版的书刊源源不断地运到队里。武大的同学不知从哪里传来了一本小楷油印的毛泽东著作《实践论》，我们抢着读，一遍又一遍。当时读这本书，对我们这些富于幻想的青年学生理解知识分子如何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教育意义确实很大。
这时，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告知他我参加了八路军，报了志向。父亲随后来信说：“抗日救国也是我的心愿，男儿志在四方……”对我鼓励了一番。我没想到父亲会如此鼓励我，一边看信，一边流泪，对父亲无限感激。
学兵队教学，理论联系实际，学用结合。上操，一二三，枪上肩;目标，正前方，射击打靶，看谁中环多;匍匐前进，隐蔽自己，打击敌人;学掷手榴弹，看谁掷得远。我印象最深的是何大队长和张震组织全大队学员进行的一次夜间演习。大家必须遵守夜间行军的要领，臂上扎一条白毛巾，背包牙缸身上的东西不能出声音，最后两相对阵，看谁抓的“俘虏”多，抓住一个，在“俘虏”背上用粉笔画个圈，直到天蒙蒙亮，胜利的军号吹了起来，一片呼叫声。可惜，我当时被分到预备队，没尝到抓“俘虏”的味道。这种军事生活，是紧张而又愉快的。
女生区队的学员是团结的，亲热的。有一天，我见到了吴竟，她从上海来。“八一三”事变发生，我在上海经《妇女生活》主编沈兹九先生介绍，参加了伤兵医院及难民救助工作，在救亡工作中认识了她。中国这么大，在这儿又遇到她，多不容易！她大眼睛，高个子，性格直爽，非常快活。以后，在延安又遇到她，说她在社会部工作。去年，听说她在大连。志同道合的姐妹不见面已有半个多世纪了。
有一次，听到临汾城里传来阎锡山的民族革命大学学生把托派张慕陶抓起来的消息，年轻人沸腾了。假日，我和数人进城要看个究竟。一进城，大街小巷，到处贴出标语：“打倒托派张慕陶！”把张的姓名倒写过来再画上红叉叉。后来又听说，该校没法处理，把张慕陶交给了八路军。
一天，八路军领导在刘村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我们都在场。杨尚昆主任（北方局副书记兼八路军留守处主任）在大会上作形势报告，最后宣布释放张慕陶。我们当时都还想不通，认为列宁就反对托洛茨基。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学习，才认识到“七七”事变后，民族矛盾已上升到第一位，抗日高于一切;阶级矛盾已下降到次要地位，对托派的斗争，是党内问题、人民内部问题，当然也降到次要地位。这样处理完全正确。当然，这也是北方局的决定。
当时的临汾刘村名声很大，已成为八路军在晋南活动的一个中心。一二0师在这一带招收了许多新兵。在一次盛大的集会上，学兵队的学员和一二0师的战士坐在一起，第一次聆听贺龙、萧克两将军的讲话。那些刚穿上军装的农民新战士和我们一样，目不转睛，盯着戏台上雄赳赳气昂昂正在讲话的大名鼎鼎的贺师长和萧政委。我刚好挨着这些新兵坐在地上，听着台上讲话，也能听到新兵的悄悄话：“咱们当八路军啦，官兵平等，不是国民党拉的壮丁，受官长的打骂。”“你看，师长打的绑腿，穿的那一身和咱们一样。”“贺师长讲话的声音，像敲锣，真响亮。他是红军的大官，带的兵像神兵天将，咱跟上他，准打胜仗，杀几个鬼子报仇！”他们的悄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挪动身子再靠近他们些，谁知他们看我是个女兵在听他们说话，闭嘴不说了。 这次集会，还有丁玲任团长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崔嵬任团长的上海第五救亡剧队参加。最后他们演出了文艺节目。贺绿汀正是在这里编出著名的《游击队歌》，也是他教我们第一次唱起这支歌，以后传遍祖国大地，流传至今。
开会前，会场真热闹。啦啦队不停地鼓动各队唱歌，像有节奏的波浪，此起彼伏。歌声像动员令，激励着我们抗日的必胜信心。
1938年1月中旬后，学员们开始分配，要服从组织，不允许跟组织讨价还价。有的学员去了山东创建根据地，有的去了新四军，有的将跟随彭雪枫、张震同志出发。出发前，我们区队也列队欢送。一班于春同学带领大家唱起了雄壮的歌儿来，当她唱到“别了，别了，同学们，再见，再见在前线”的时候，眼窝里噙满泪花，歌声也颤抖起来，不少同学跟着热泪盈眶。在学兵队，大家一起学习生活，虽然时间短暂，抗日的意志却把我们的心紧紧地凝结成一团。今日离别，何时再见？还能否再见？谁人不留恋呢？我们当时都抱定了流血牺牲的决心，一切为了抗日，为了中华民族的明天。
在学兵队，还有两件事最难忘。
一件是，我第一次見到了朱德总司令。学习后期，大队部决定长途行军到侯马白石村八路军随营学校去参观。行军前，队部通知我和另一位女同志担任女区队的政治战士。行军中怎样当政治战士？我茫然不知。李伯钊大姐便给我们讲什么叫政治战士，政治战士的任务是什么，行军中怎样做好宣传鼓励工作等。她特别叮嘱，在途中要关心掉队的同学。队部给我们发了白灰桶、粉刷等，以备在途中写标语、口号。随后，我按伯钊大姐的指示，事先编写了一些顺口溜用纸抄好，装在口袋里。就在这天，大队通知全体学员次日一早出发。打背包的方法早已熟练了。第二天清晨，天气格外晴朗，数百人摆开了长蛇阵，在弯弯曲曲的山川里行进。地面上留下了大队领导、教官、全体学兵的足迹;大石头的平面上，交叉路口处，山路的转弯处，留下了我们书写的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女战士，不掉队，勇敢向前进！”“前进！前进！”“还有××里，就达目的地。”还画了行进的箭头，由队尾的同志擦掉。女生队还有几个人组成啦啦队，一会儿走出队列，站在坡地上，迎着大队喊话：“同学们，累不累？”一片笑声回答：“不累！”我们走啊，唱啊，太阳还在山顶上，就到达了白石村目的地。在随营学校参观后，意外的消息传开了：朱总司令要来给我们讲话。顿时大家雀跃起来。我立即联想起我们唱的歌词中的一句：“城头上站着两位大将军，你要问他是哪个，朱德呀，毛泽东。”今天要亲眼见到朱总司令了，多幸运呀！
傍晚，在随营学校大庙的一个大院子里，我们的队伍排得整整齐齐，夕阳轻轻地抚摸着我们的后背，大家安安静静地等待着。不一会儿，朱总司令笑眯眯地健步走进大院，刚到门口，刷一下，大家起立，全体队员一齐举手，恭恭敬敬地向他行注目礼，接着便是经久不息的掌声。总司令的面孔是那样的慈祥，发出了清晰的四川音调：“同志们，请坐下。”话音未落，他的手举到帽檐儿，给大家还了个礼。大家又一次鼓起掌来。总司令的这次讲话，主要讲当时的政治形势，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性质和重要性、必要性，游击战术应有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特别讲到持久的全面抗战必须在敌后开辟战场的意义。他最后风趣地说：“你们是游击队的队员，我就是游击队的总队长。”话音刚停，大家又都不由自主地报以热烈的掌声，我的心像有一股热乎乎的暖流冲过。这天晚上，我们宿营在随营学校。宿舍的同学高兴得睡不着，还学着总司令的四川腔：“你们是游击队的队员，我就是游击队的总队长。”这句话，我至今未能忘怀。
晚间，大家安顿下来，伯钊大姐挨个来到女同学的住屋，亲切地问候大家：“累不累？脚上打泡了没有？”叮咛大家用热水洗脚，解乏;打了泡的，洗完脚，把针尖在灯上烧一下，挑破水泡就不疼了。伯钊大姐像对待小妹妹似的招呼我们。她教的这些常识，当时是陌生的，以后的战争年月里都用上了。第二天，从白石村返回刘村的途中，我们的话题仍然是回味总司令讲话的情景，议论全国人民把收复失地、保卫中华民族的希望寄托在八路军身上，也寄托在领导八路军的总司令身上。他的讲话，不仅是对学兵队全体队员的希望，也是对当时千百万青年的希望，希望广大青年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我难忘的第二件事，是林枫同志和我谈话，要我“好好干”。到学兵队后，我带着高老师给林枫的信，去八路军留守处打听林枫，没打听到，便把信留下，请人代转。没几天，有人找我到队部去，没想到正是林枫同志来看我。他和我坐在炕沿儿上，问我到学兵队多少天了？学习得怎样？还问我过去做过些什么工作？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林枫。他身材魁梧，年纪比何大队长大些，脸色黑红，长长的两只眼睛。他问我的前两个问题还能答得上，后一个真难住了我。他似乎把我看成个大人了。其实我才19岁，政治上很幼稚，搞过一点救亡活动，那算工作吗？想了一阵，回答说，高舍梓是我在简师的老师，这次是从西安临时大学来，不想上学了，想参加八路军，我不怕牺牲，想到前线打鬼子。他仔细听着，接着谈了当时的形势，说：“太原失守，大批青年要求抗日，学兵队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办起来的。你来这儿，和大家一起好好学习。”他还问我：“学兵队生活习惯吗？”我回答：“很好，我们住在老乡家里，老乡把我们当家里人对待。”他最后亲切地告诉我，有空儿到他那里去，并告诉了我他住的地方。 学兵队的学习是紧张的，我多日没去看望他。忽然有一天，林枫同志托人给我带来个便条，约我去。我请了假，到留守处不远的地方，就找到一排坐东向西的石窑洞，林枫同志住在靠南边的一孔窑洞里。这次，他又问了我的学习和生活，他接着我的话茬说：“给你们讲课的陶尚行同志，是一位思想政治水平很高的同志，他讲的都是当前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对我来说，我对党中央的认识还很抽象。我说，我已经申请入党，只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可党的知识懂得很少，像张白纸。他便从套窑里拿出一本油印小册子《英勇奋斗十五年》送给我。他说，这是苏联一个叫米夫的人写的，虽然有点错误，还可以看，是写中共党史，我们自己没有编出党史来，这本小册子可以了解党的历史概况。这次见面，林枫同志花了近一个小时教导我，耐心地开导我，指导我向党指引的方向前进。我十分感激他，感激他对年轻人是那么爱护和关心，他的教导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坎里。不过，我这个幼稚青年当时内心总纳闷，林枫同志不在学兵队，却对队里的情况知道得那么清楚，他到底是位什么领导？我不敢问，因为我已经知道党内有纪律，要保守党的秘密，不该问的事，就什么也不要问。
学兵队分配工作开始，大队要求全体学兵服从组织分配，这也是学兵队的纪律。分配名单公布了。我和几个同学被分配到阎锡山六十六师政治工作队。快出发了，我去向林枫同志告别。见他后，我告诉他我被分配去的单位，说了我的心情，想上党校。他说，可以去党校，就在附近。我想了想，我还是得服从纪律去六十六师。林枫同志说：“也好，六十六师是阎锡山的卫队师，政治工作队队长叫陈希愈（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我写一封信，你带给他。”林枫同志马上提起笔来，写了一封短信，落款“罗衡”，没写真名，我不知这是为什么，又不敢問，心想，大概到友军去要保密吧。临别时，林枫同志把我送到门外，热情地勉励我：“好好干！”他这句话，我牢记心中。今后不管遇到什么艰难困苦，我都要按照他的教导：“好好干！”后来在延安见到林枫同志，他才告诉我“罗衡”是他和陈希愈联系党的关系的名字，陶尚行就是少奇同志。
学兵队有七人分配到六十六师。这时已是1938年2月，听说日本鬼子正在南下，临汾已经吃紧。我们正是在这个时候离开刘村来到蒲县政治工作队住地，并见了陈希愈队长。他是北平师大的学生，看了我带去的信，单独和我做了一次很长时间的谈话。工作队的指导员是浦安修，尚未结婚。没过十天，六十六师在隰县午城被日军全歼。工作队100多人，十来支枪，离火线约二三十里，那儿的火光冲天，炮声隆隆，我们是非武装部队。队长带我们到大宁，途中见到总司令阎锡山，一身大兵衣裳紧绷在身上，说，敌人快来了，要我们南下吉县，到他的后方去。于是，队长带着我们渡过黄河，来到陕西宜川阎锡山的后方。由于工作队比学兵队差得太远，我们请示队长，离队后拟去延安。谁知途中败下阵来的国民党散兵拦路抢人，路途混乱难以前往。于是，我们便调头来到西安。我回到三原老家，母亲见到我抱头大哭，以为我在前方牺牲了。
不久，我到三原县武字区做妇女工作，任区妇委书记。1941年，我终于来到向往已久的延安。（责任编辑 王兵）
作者：甘肃省原副省长，甘肃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