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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儒、道、佛、三教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三大基础。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尤其是儒道两家互补互融，逐步形成中国化的佛教。佛教在与儒道两家斗争冲突、互补互融中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三元一体”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本格局。
[关键词]儒；道；佛教；三教合一；人学；尊生惜命
中图分类号：S4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7）05-0287-01
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红莲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莲花是红色，荷叶是青色，藕根是白色，三者形象虽各不相同，而实际却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儒释道三家就如同红莲、白藕、青荷叶一样，皆为一家之血脉。
一、都尊生惜命
儒家在本质上是研究人的学问，儒家文化是围绕人而展开的。它尊重人的价值，爱惜人的生命。儒家反对战争，主张施行仁政。这种以德治国的施政方案，体现了儒家“尊生惜命”的思想。
道家也是十分重视生命的，充分肯定了一个生命的价值。老子针对社会“贪夫殉财，烈士殉名”这一俗人常情，便提醒人们思考：“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1]在老子看來，生命比名利更可贵，知有名利而不知有身，忽视生命价值去追名逐利，完全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佛教对生命更是爱之有加，并以“大悲为首”，“慈悲为怀”，“慈悲喜舍”为其道德准则。佛家有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2]“人身难得，佛法难闻”。[3]这些都说明了生命的可贵。
二、都维护了王权统治
孔子创立的儒学即孔子之道为中国君主制社会树立了一面意识形态的旗帜。春秋末年，社会处于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面对这样一个“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十分向往古代的礼乐文化，“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4]孔子希望以“礼”建立一个国民安的理想社会，因此，他提出了“为国以礼”的治国方案和“天下归仁”的道德理想，主张“克己复礼”，希望通过强化伦理，施行教化，提升人的内在道德，来恢复并重建良好的社会秩序，他的这种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包含着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王国的要求。
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在“礼崩乐坏”的局面下，采取了与儒家不同的应对态度，为了抨击仁义有为而提出了自然之道。老子道家理论的核心是本性自然的“道”。道家理论的最终目的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为巩固封建王朝而创建的，只是在治国为政方面，道家有着不同于儒家的独到的见解。针对儒家的有为而治，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希望做到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政治突出的是“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5]道家的无为并非不为，而是一种至上的为，绝对的为，纯粹的为。[6]道教强调臣民事奉君王应该尽心尽力，忠心耿耿。道教的这种忠君孝亲思想显然是与封建专制政治互为表里，紧密联系的，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王权统治的需要。
佛教，反对婆罗门，宣扬“出世”的人生哲学。表面看来，它似乎与统治阶级无关，但实际上却为封建王权提供了服务。佛教宣扬的许多教义都被统治阶级所利用。佛教所宣扬的忠君思想，“奉佛以信，奉法以净，奉僧以敬，奉亲以孝，奉君以忠。”，无形之中就巩固了统治者的执政地位，维护了封建王权。
三、都体现了“为善弃恶”、“无我利生”的伦理道德
“儒学即人学”。[7]它主要研究人的本质、个性以及人的价值、理想人格等方面，充分肯定了人在宇宙中的崇高地位。并认为：“惟人万物之灵”，“人者，天地之心也”。[8]这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突显了人的主体精神。
道教吸收和发扬了儒家的伦理观，在追求长生成仙的同时，也注重自身的德性修养，认为：“欲求仙者，要当以忠信和顺仁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9]它强调了求仙应与德行并重，否则，便不能长生。在社会日常生活中，道教也教导了人们应该为善弃恶，加强道德修养。
佛教以“救世”为目的，以“利生”为要务。它所解救的不仅仅是个人，而是“一切众生”。佛教大乘认为，没有众生的解脱，便没有个人的真正解脱，所以它提出了“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的口号，并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献身精神。
总上所述，“三教虽殊”，却异中有同，儒释道都体现了相同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儒家的“尽心知天”，道家道教的“坐忘得道”，“形神合道”以及佛教的“得性体极”、“与道冥符”等都表现出了将天人视为一体的思维模式。有人认为三教都是关于心身性命的学说，它们在心性方面是一致的，儒家“正心诚意”，佛家“明心见性”，道家“澄其心则神自清”，这说明了三教语殊而心同。
归根结底，不管是从宗教的起源，发展，盛行；还是从宗教的阶级作用，生性追求，道德伦理等方面，都无不体现出儒释道三教的密切联系和融合程度。同样，毋庸置疑是：这些都真正的诠释了：“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的深刻内涵。
参考文献
[1] 《老子》第四十四章.
[2] 《佛说骂意经》.
[3] 《佛说四十二章经》.
[4] 《论语·八佾》程昌明译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5] 《老子》第2章.
[6] 张松如，邵汉明著，《道家哲学智慧》，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
[7] 徐远和，《儒学与东方文化》，人民出版社，1994.
[8] 《礼记·礼运》.
[9] 《抱朴子·对俗》.
[关键词]儒；道；佛教；三教合一；人学；尊生惜命
中图分类号：S4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7）05-0287-01
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红莲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莲花是红色，荷叶是青色，藕根是白色，三者形象虽各不相同，而实际却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儒释道三家就如同红莲、白藕、青荷叶一样，皆为一家之血脉。
一、都尊生惜命
儒家在本质上是研究人的学问，儒家文化是围绕人而展开的。它尊重人的价值，爱惜人的生命。儒家反对战争，主张施行仁政。这种以德治国的施政方案，体现了儒家“尊生惜命”的思想。
道家也是十分重视生命的，充分肯定了一个生命的价值。老子针对社会“贪夫殉财，烈士殉名”这一俗人常情，便提醒人们思考：“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1]在老子看來，生命比名利更可贵，知有名利而不知有身，忽视生命价值去追名逐利，完全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佛教对生命更是爱之有加，并以“大悲为首”，“慈悲为怀”，“慈悲喜舍”为其道德准则。佛家有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2]“人身难得，佛法难闻”。[3]这些都说明了生命的可贵。
二、都维护了王权统治
孔子创立的儒学即孔子之道为中国君主制社会树立了一面意识形态的旗帜。春秋末年，社会处于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面对这样一个“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十分向往古代的礼乐文化，“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4]孔子希望以“礼”建立一个国民安的理想社会，因此，他提出了“为国以礼”的治国方案和“天下归仁”的道德理想，主张“克己复礼”，希望通过强化伦理，施行教化，提升人的内在道德，来恢复并重建良好的社会秩序，他的这种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包含着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王国的要求。
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在“礼崩乐坏”的局面下，采取了与儒家不同的应对态度，为了抨击仁义有为而提出了自然之道。老子道家理论的核心是本性自然的“道”。道家理论的最终目的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为巩固封建王朝而创建的，只是在治国为政方面，道家有着不同于儒家的独到的见解。针对儒家的有为而治，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希望做到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政治突出的是“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5]道家的无为并非不为，而是一种至上的为，绝对的为，纯粹的为。[6]道教强调臣民事奉君王应该尽心尽力，忠心耿耿。道教的这种忠君孝亲思想显然是与封建专制政治互为表里，紧密联系的，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王权统治的需要。
佛教，反对婆罗门，宣扬“出世”的人生哲学。表面看来，它似乎与统治阶级无关，但实际上却为封建王权提供了服务。佛教宣扬的许多教义都被统治阶级所利用。佛教所宣扬的忠君思想，“奉佛以信，奉法以净，奉僧以敬，奉亲以孝，奉君以忠。”，无形之中就巩固了统治者的执政地位，维护了封建王权。
三、都体现了“为善弃恶”、“无我利生”的伦理道德
“儒学即人学”。[7]它主要研究人的本质、个性以及人的价值、理想人格等方面，充分肯定了人在宇宙中的崇高地位。并认为：“惟人万物之灵”，“人者，天地之心也”。[8]这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突显了人的主体精神。
道教吸收和发扬了儒家的伦理观，在追求长生成仙的同时，也注重自身的德性修养，认为：“欲求仙者，要当以忠信和顺仁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9]它强调了求仙应与德行并重，否则，便不能长生。在社会日常生活中，道教也教导了人们应该为善弃恶，加强道德修养。
佛教以“救世”为目的，以“利生”为要务。它所解救的不仅仅是个人，而是“一切众生”。佛教大乘认为，没有众生的解脱，便没有个人的真正解脱，所以它提出了“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的口号，并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献身精神。
总上所述，“三教虽殊”，却异中有同，儒释道都体现了相同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儒家的“尽心知天”，道家道教的“坐忘得道”，“形神合道”以及佛教的“得性体极”、“与道冥符”等都表现出了将天人视为一体的思维模式。有人认为三教都是关于心身性命的学说，它们在心性方面是一致的，儒家“正心诚意”，佛家“明心见性”，道家“澄其心则神自清”，这说明了三教语殊而心同。
归根结底，不管是从宗教的起源，发展，盛行；还是从宗教的阶级作用，生性追求，道德伦理等方面，都无不体现出儒释道三教的密切联系和融合程度。同样，毋庸置疑是：这些都真正的诠释了：“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的深刻内涵。
参考文献
[1] 《老子》第四十四章.
[2] 《佛说骂意经》.
[3] 《佛说四十二章经》.
[4] 《论语·八佾》程昌明译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5] 《老子》第2章.
[6] 张松如，邵汉明著，《道家哲学智慧》，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
[7] 徐远和，《儒学与东方文化》，人民出版社，1994.
[8] 《礼记·礼运》.
[9] 《抱朴子·对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