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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数万亿元的土地买卖，给地方政府带来了滚滚的财富。2011年，中国的土地出让金的总额达到3.15万亿元，占到了国家财政总收入的30%。按理说，如此之大的一笔账外收入，地方政府的钱包快撑破了。
可人们发现，土地买卖越做越大，可它就像大海里的水，地方政府越喝越渴，喝多少都不解渴。地方债急剧放大，不少地方的政府债已突破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红线，已资不抵债了。
这简直就像吸毒。土地买卖上瘾了，离不开它了，再不戒毒，非出大事不可。
从“市长谈4万亿地方债”说起
2013年6月13日，就在中国爆发大规模钱荒的那段日子，中国各大网站几乎都以重要位置转发了这样一篇文章：《市长谈4万亿地方债：给我五年就能加倍赚回来》。谁都听得出来，说这话是在向国家狮子大张口地要借钱，该文中有一段话十分精彩，特录如下：
中西部某个城市的市长详细地算了一笔账，这位市长简单地算了算投入产出。“拿我们重点建设的某个城市新区来说，现在那里的地卖50万元一亩，但是整个基础设施上去了，价格就是1000万元一亩。你说我举债，给我五年时间，那边配套跟城区一样成熟，我投几百亿下去，1000个亿回来了。”
这话说的如此实在，听到该语的记者，不敢说出这位市长的名讳，甚至不敢说这是哪个城市的市长。可见这笔生意是多么地不可实话实说了。
这位市长是在告诉我们，政府卖地有多么賺钱。50万元买入，1000万元卖出，20倍的赚头。一个中档的楼盘，1000亩地赚多少？光卖地皮就能收入100亿元，本钱才5亿元。
世上有什么样的生意，能像卖地的生意这么赚钱？面对这样的买卖，连房地产商们都嫉妒得两眼发绿。他们把地买来盖成楼，才能赚多少？一个中档的楼盘，能净赚95亿元吗？
说到此处，我们不能不说中国的土地制度。中国的土地制度有两种，一是国家所有；二是农民集体所有。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农民只有使用权没有处分权，就其本质来说，农民仅仅只是国家土地的承租人。
表面上，土地财政让地方政府富了起来，但让人吃惊的是，土地财政的巨大收益反而使地方政府加速贫穷，深陷地方债危机。
当面对一笔投入5亿能变成100亿的买卖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能控制住你的投资冲动吗？你会不会把你的全部家当，甚至身家性命都押上去？
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一书中有一段十分经典的话：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
可在中国，政府卖地的利润能高达2000%！你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利益冲动下，什么事又做不出来。地方政府发现，土地买卖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中《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的那句“芝麻，开门”！的咒语。门一打开，财源滚滚。
可不幸的是，钱来得越快，花得越快，钱来得越容易，去得越容易，无论如何，钱来的速度都赶不上钱去的速度。
政府投资被全世界证明是成效低的一种投资。如果政府投资成效很高，中国就不需要改革开放了。
政府的职能是什么？政府的职能是服务型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这才是政府该做的事。
政府投资常常会陷入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泥潭。地方政府很快便发现，他们的投资一个接一个地失败，他们筑巢引凤，“凤”就是不来，良田很快会变成荒地，他们盖房把城市变成了鬼城。借新债还旧债的游戏，只要一开场便收不住，非得一轮又一轮地身不由己地朝下玩。
这就像吸毒的人乍一接触毒品，便觉得奇妙无比，欣快兴奋，“芝麻，开门”一般，飘飘欲仙，他们会产生一种幻觉，现实世界的一切都乱了套，想什么就会有什么，那真是“乾坤大挪移”呀。
您看，像不像地方政府开始卖地之初，土地买卖的财富溢出？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土地财政让地方政府变成了瘾君子。吸毒一旦上瘾，在隐君子眼里，毒品便是一切，他们什么都不要了，什么亲情友情爱情都是一堆发臭的垃圾。他们只要毒品。为了筹集毒资，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拿起刀，首先指向自己的父母、配偶，亲朋好友，接着会指向社会，任何一个偶尔碰到的人。一个人一旦成为瘾君子，再好的人都会变成鬼。
那么，如此暴利的土地财政，让地方政府富起来了吗？
地方政府深陷地方债黑洞
说到此处，让我们再读一条新闻：6月28日，国家审计署发布新闻：《省会城市债务率最高189% 过度依赖土地出让金》。该新闻中说：6月27日，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2012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
其中，针对18个省本级及省会城市本级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审计显示，一些地方变相融资现象突出，部分地区债务增长较快。其中，负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的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最高达189%。
截至2012年底，18个省本级及省会城市本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为3.85万亿元，两年来增长13%，其中2011年以后举借的占46%。”
这一组数字读来让人触目惊心。中国的地方债不仅数字巨大，以前有学者估计在30万亿以上，看来这个估计有些保守了，而且呈加速度叠加。
刘家义指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中主要存在三方面问题：“ 一是变相融资现象突出。一些地方通过信托、BT和违规集资等方式融资2180.87亿元，其中违规集资30.59亿元，融资成本普遍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如BT融资年利率最高达20%。”
当我们认为地方政府钱包多到被撑破的时候，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几乎让人难以置信，地方政府不仅债台高筑，而且不惜饮鸩止渴，已经在借高利贷了。 刘家义接着说，二是部分地区债务增长较快。在被审计地区中，债务增长率超过20%的有4个省和8个省会城市本级，最高达65%；负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的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最高达189%。
而从偿债情况看，过度依赖土地收入和举借新债偿还的比例较大。四个省和17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中，有55%承诺以土地收入偿还，但这些地方2012年需还本付息额，已达其可支配土地收入的1.25倍。
可支配土地收入真的能偿还地方债吗？
8月13日，中国广播网报道《县级财政局长称，为债愁白头》。“头发都愁白了。今年土地出让才5个亿，而债务总额超过100亿，这点钱不吃不喝光付一半的利息都不夠。”这番无奈的告白，来自东部某省的一位县级市财政局长。局长自称为了填补“地方债”的大坑，他三天两头地被书记、市长“拎着”，跑各大银行的省行、总行去汇报，商量对策。
地方政府如此，国家的日子能好过吗？
国际评级机构惠誉今年4月9日宣布，将中国的长期本币信用评级从AA-降至A ，表明中国日积月累的债务问题比较严峻。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这是中国主权信用评级1999年以来，首次被一家大型国际评级机构下调。4月16日，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宣布，确认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为Aa3不变，但将前景由“稳定”下调至“负面”。
这样的两家信誉卓著的国际评价机构，相继下调中国信用评级的新闻，如果是在别的国家，足以爆发一场举国震动的舆论风暴，足以引发一场金融政策的大地震。足以引发一场金融系统的整肃海啸，足以引发一场金融系统的自上而下的大清洗，大换血，大调整，足以引发一场金融系统的大灾难。
可在中国，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些新闻，可能因为这是两条“负面新闻”，不那么入耳。所以，几乎没有媒体和网站转载这条新闻，这条爆炸性新闻被惊人地冷处理了，被每天海量涌出的信息流，一瞬间就吞没了，销声匿迹了。
所以说，这样的新闻是绝不可以被冷处理的，冷处理将会使我们重犯当年的抗击非典型肺炎之初那样的，不可宽恕的错误。
英国《金融时报》接着说，中国的总信贷可能已在去年底达到GDP的198%，远高于2008年的125%。读一读这一段文字，让人惊心动魄。英国《金融时报》警告说：“中国的总信贷可能已在去年底达到GDP的198%。” 2012年，中国的GDP总量为51.93万亿元，也就是说，中国的信贷总额已在去年底已突破了100万亿元人民币。
读到这些颇有见地的分析，我们的第一个感觉是，他们在密切地监视着中国的债务风险，并对中国金融业存在的先天基因缺陷高度警觉。他们并非关心中国的利益，而是担心中国的债务风险一旦爆发，会殃及他们的金融安全。他们很怕中国的城门失火。
政府债务引起中国高度警觉
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政府债务的规模问题便再度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
前财政部长项怀诚认为，中国的政府债务可能高达30万亿元。有经济学家随即回应说，30万亿元只是狭义的，如果加上政策性商业银行、央行当年利用再贷款清理金融机构坏账、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债券、中投公司债务和汇金公司债等“表外负债”，2012年底政府债务规模可能高达43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82%。
我们真不知道，这个数字能不能引起中国的高度警觉？
野村证券近日在《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正在升级》的报告中则称，中国“修正社会融资总量/GDP”从2008年的145%上升至2012年的207%，这一数据高于官方“社会融资总量/GDP”的129%上升至187%。
这两个数字我们该信谁的？需要说明吗？
而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刘煜辉在《中国整体与部门债务率的测算及评估》中透露的数据也远高于官方统计。中国经济的整体债务规模估算为125.7万亿，相当于2012年GDP的2.42倍。截至2012年底，中国经济中非金融部门整体债务规模的估算是114.8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012年GDP的221%。中国的负债率高到如此骇人听闻的程度，还会认为“债务危机正在迫近中国”是在危言耸听吗？
2013年8月13日，中国在分析日本的经济状况时说，日本的政府债急剧恶化，负债率已接近GDP的200%。负债率GDP之比超过希腊、爱尔兰，七年后或面临国家破产。我们自己又如何呢？
房地产将是
地方债危机爆发的雷管
本文开头所说的《市长谈4万亿地方债：给我五年就能加倍赚回来》，这位市长之所以如此信心满满，是因为他把赌注压在了房价会不断地加速上涨上。可情况并非如此。
当中国在倾听着2013年中国房地产涨声如潮的时候，当中国房地产商们和地方政府、银行们都在偷着乐的时候，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危机已经从二三线城市爆发，正在向一线城市蔓延。
“鬼城”鄂尔多斯楼市崩盘已不是新闻，两年过去，危机还在发酵。现在，贵阳已成为第二鬼城。
当一个城市的新建住宅供应量超过当地居民家庭总户数，那意味着什么？贵阳已坐在了楼市崩盘的火药桶上。这个城乡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全部加起来还不到500万人的城市，将要面对户均好几套房的尴尬局面。
2013年，贵阳多家楼盘上演价格“高台跳水”。贵阳市已不顾中央的三令五申，出手救市：買房送户口。
温州已成为第三个鬼城，到2013年7月，温州房价已连续下跌了22个月，毫无止跌企稳迹象，跌幅竟不可思议地暴跌了40%！
中国房地产的多米诺骨牌一块接一块地在倒下，很壮观。谁会是第四块？有可能是杭州。
作为当年房价“领涨”全国的省份，浙江已盛极而衰，如今浙江温州、杭州、宁波等代表城市的房价“领跌”全国。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温州、杭州、宁波、金华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下降16.4%、8.8%、8.6%和7.6%，跌幅居全国70个大中城市前四位。 在网上风传的一个可信度颇高的，附有大量航拍照片的帖子上说，2013年，徐州可能成为第五个鬼城。排在徐州后面的是常州、南通、营口、海口、三亚等市县。
即将面临“鬼城”危机的三四线城市有一个长长的名单：唐山、丹东、烟台、泉州、秦皇岛、扬州、桂林、鞍山、宜昌、宜兴、烟台、连云港、惠州、北海、江阴、中山、洛阳、芜湖，澄迈、琼海、陵水、文昌。
当中国房地产还处在盛世的时候，哪怕是盛世之末的时候，中国地方债的所有危机，都会被借新账还旧账所掩盖。只要新房一滞销，只要房地产商的资金链一断裂，中国地方债的所有危机就会立即爆发。
出路：用房地产税取代土地财政
土地财政风险巨大，这就是国家为什么会下决心砍断土地财政之根的原因所在。
中国的“土地财政谢幕”，其标志性的事件是2012年12月24日，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该草案对“土地补偿”作出重大修改，删除了现行法第47条中“按土地原有用途补偿和30倍补偿上限”之规定。
许多媒体用的是这样的标题：征地赔偿标准有望提高十倍。还有许多媒体用的是更加清晰的标题：征地赔偿标准有望按“市场价”补偿。如果真能实现，土地财政将寿终正寝。
所以，结束土地财政的历史不可逆转。我们唯一要讨论的是，在土地财政谢幕之后，如何弥补土地财政所留下的政府财政的巨大空缺。
出路是有的，那就是早已设计好的，用房地产税取代土地财政。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房地产税都是国家第一重税，在国外，房地产税大多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70%左右，美国为75%，法国为69%，加拿大是85%，菲律宾是73%，南非是75%，世界最穷的国家肯尼亚也占到69%。也就是说，在世界各个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基层政府收入主要来源是靠房地产税。
而中国现在的房地产税对国家税收的微不足道。推行房产税就是要矫正土地财政制度的偏颇，从制度建设的意义上来形成一个大宗稳定的、年复一年的、可以让地方政府按照市场经济客观要求来尽责的收入机制，为地方政府拓宽可持续财源。
目前，我们还没法说“终结”土地财政，但肯定是在矫正。应该用一个全面的视野看待房产税的征收，如果我们国家对西部资源密集地区开征资源税，对发达地区在房地产保有环节上征收房产税，就可以大体解决分税制改革以来，至今仍未解决好的地方稅支柱财源的框架问题，加上地方债制度建设等，破解土地财政难题就顺理成章了。
用房地产税取代土地财政，中国必须走这条路。这是一条光明正大的，通向繁荣富强的中国复兴之路。
编辑：程新友 jcfycxy@sina.com
可人们发现，土地买卖越做越大，可它就像大海里的水，地方政府越喝越渴，喝多少都不解渴。地方债急剧放大，不少地方的政府债已突破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红线，已资不抵债了。
这简直就像吸毒。土地买卖上瘾了，离不开它了，再不戒毒，非出大事不可。
从“市长谈4万亿地方债”说起
2013年6月13日，就在中国爆发大规模钱荒的那段日子，中国各大网站几乎都以重要位置转发了这样一篇文章：《市长谈4万亿地方债：给我五年就能加倍赚回来》。谁都听得出来，说这话是在向国家狮子大张口地要借钱，该文中有一段话十分精彩，特录如下：
中西部某个城市的市长详细地算了一笔账，这位市长简单地算了算投入产出。“拿我们重点建设的某个城市新区来说，现在那里的地卖50万元一亩，但是整个基础设施上去了，价格就是1000万元一亩。你说我举债，给我五年时间，那边配套跟城区一样成熟，我投几百亿下去，1000个亿回来了。”
这话说的如此实在，听到该语的记者，不敢说出这位市长的名讳，甚至不敢说这是哪个城市的市长。可见这笔生意是多么地不可实话实说了。
这位市长是在告诉我们，政府卖地有多么賺钱。50万元买入，1000万元卖出，20倍的赚头。一个中档的楼盘，1000亩地赚多少？光卖地皮就能收入100亿元，本钱才5亿元。
世上有什么样的生意，能像卖地的生意这么赚钱？面对这样的买卖，连房地产商们都嫉妒得两眼发绿。他们把地买来盖成楼，才能赚多少？一个中档的楼盘，能净赚95亿元吗？
说到此处，我们不能不说中国的土地制度。中国的土地制度有两种，一是国家所有；二是农民集体所有。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农民只有使用权没有处分权，就其本质来说，农民仅仅只是国家土地的承租人。
表面上，土地财政让地方政府富了起来，但让人吃惊的是，土地财政的巨大收益反而使地方政府加速贫穷，深陷地方债危机。
当面对一笔投入5亿能变成100亿的买卖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能控制住你的投资冲动吗？你会不会把你的全部家当，甚至身家性命都押上去？
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一书中有一段十分经典的话：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
可在中国，政府卖地的利润能高达2000%！你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利益冲动下，什么事又做不出来。地方政府发现，土地买卖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中《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的那句“芝麻，开门”！的咒语。门一打开，财源滚滚。
可不幸的是，钱来得越快，花得越快，钱来得越容易，去得越容易，无论如何，钱来的速度都赶不上钱去的速度。
政府投资被全世界证明是成效低的一种投资。如果政府投资成效很高，中国就不需要改革开放了。
政府的职能是什么？政府的职能是服务型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这才是政府该做的事。
政府投资常常会陷入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泥潭。地方政府很快便发现，他们的投资一个接一个地失败，他们筑巢引凤，“凤”就是不来，良田很快会变成荒地，他们盖房把城市变成了鬼城。借新债还旧债的游戏，只要一开场便收不住，非得一轮又一轮地身不由己地朝下玩。
这就像吸毒的人乍一接触毒品，便觉得奇妙无比，欣快兴奋，“芝麻，开门”一般，飘飘欲仙，他们会产生一种幻觉，现实世界的一切都乱了套，想什么就会有什么，那真是“乾坤大挪移”呀。
您看，像不像地方政府开始卖地之初，土地买卖的财富溢出？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土地财政让地方政府变成了瘾君子。吸毒一旦上瘾，在隐君子眼里，毒品便是一切，他们什么都不要了，什么亲情友情爱情都是一堆发臭的垃圾。他们只要毒品。为了筹集毒资，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拿起刀，首先指向自己的父母、配偶，亲朋好友，接着会指向社会，任何一个偶尔碰到的人。一个人一旦成为瘾君子，再好的人都会变成鬼。
那么，如此暴利的土地财政，让地方政府富起来了吗？
地方政府深陷地方债黑洞
说到此处，让我们再读一条新闻：6月28日，国家审计署发布新闻：《省会城市债务率最高189% 过度依赖土地出让金》。该新闻中说：6月27日，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2012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
其中，针对18个省本级及省会城市本级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审计显示，一些地方变相融资现象突出，部分地区债务增长较快。其中，负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的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最高达189%。
截至2012年底，18个省本级及省会城市本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为3.85万亿元，两年来增长13%，其中2011年以后举借的占46%。”
这一组数字读来让人触目惊心。中国的地方债不仅数字巨大，以前有学者估计在30万亿以上，看来这个估计有些保守了，而且呈加速度叠加。
刘家义指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中主要存在三方面问题：“ 一是变相融资现象突出。一些地方通过信托、BT和违规集资等方式融资2180.87亿元，其中违规集资30.59亿元，融资成本普遍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如BT融资年利率最高达20%。”
当我们认为地方政府钱包多到被撑破的时候，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几乎让人难以置信，地方政府不仅债台高筑，而且不惜饮鸩止渴，已经在借高利贷了。 刘家义接着说，二是部分地区债务增长较快。在被审计地区中，债务增长率超过20%的有4个省和8个省会城市本级，最高达65%；负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的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最高达189%。
而从偿债情况看，过度依赖土地收入和举借新债偿还的比例较大。四个省和17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中，有55%承诺以土地收入偿还，但这些地方2012年需还本付息额，已达其可支配土地收入的1.25倍。
可支配土地收入真的能偿还地方债吗？
8月13日，中国广播网报道《县级财政局长称，为债愁白头》。“头发都愁白了。今年土地出让才5个亿，而债务总额超过100亿，这点钱不吃不喝光付一半的利息都不夠。”这番无奈的告白，来自东部某省的一位县级市财政局长。局长自称为了填补“地方债”的大坑，他三天两头地被书记、市长“拎着”，跑各大银行的省行、总行去汇报，商量对策。
地方政府如此，国家的日子能好过吗？
国际评级机构惠誉今年4月9日宣布，将中国的长期本币信用评级从AA-降至A ，表明中国日积月累的债务问题比较严峻。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这是中国主权信用评级1999年以来，首次被一家大型国际评级机构下调。4月16日，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宣布，确认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为Aa3不变，但将前景由“稳定”下调至“负面”。
这样的两家信誉卓著的国际评价机构，相继下调中国信用评级的新闻，如果是在别的国家，足以爆发一场举国震动的舆论风暴，足以引发一场金融政策的大地震。足以引发一场金融系统的整肃海啸，足以引发一场金融系统的自上而下的大清洗，大换血，大调整，足以引发一场金融系统的大灾难。
可在中国，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些新闻，可能因为这是两条“负面新闻”，不那么入耳。所以，几乎没有媒体和网站转载这条新闻，这条爆炸性新闻被惊人地冷处理了，被每天海量涌出的信息流，一瞬间就吞没了，销声匿迹了。
所以说，这样的新闻是绝不可以被冷处理的，冷处理将会使我们重犯当年的抗击非典型肺炎之初那样的，不可宽恕的错误。
英国《金融时报》接着说，中国的总信贷可能已在去年底达到GDP的198%，远高于2008年的125%。读一读这一段文字，让人惊心动魄。英国《金融时报》警告说：“中国的总信贷可能已在去年底达到GDP的198%。” 2012年，中国的GDP总量为51.93万亿元，也就是说，中国的信贷总额已在去年底已突破了100万亿元人民币。
读到这些颇有见地的分析，我们的第一个感觉是，他们在密切地监视着中国的债务风险，并对中国金融业存在的先天基因缺陷高度警觉。他们并非关心中国的利益，而是担心中国的债务风险一旦爆发，会殃及他们的金融安全。他们很怕中国的城门失火。
政府债务引起中国高度警觉
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政府债务的规模问题便再度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
前财政部长项怀诚认为，中国的政府债务可能高达30万亿元。有经济学家随即回应说，30万亿元只是狭义的，如果加上政策性商业银行、央行当年利用再贷款清理金融机构坏账、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债券、中投公司债务和汇金公司债等“表外负债”，2012年底政府债务规模可能高达43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82%。
我们真不知道，这个数字能不能引起中国的高度警觉？
野村证券近日在《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正在升级》的报告中则称，中国“修正社会融资总量/GDP”从2008年的145%上升至2012年的207%，这一数据高于官方“社会融资总量/GDP”的129%上升至187%。
这两个数字我们该信谁的？需要说明吗？
而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刘煜辉在《中国整体与部门债务率的测算及评估》中透露的数据也远高于官方统计。中国经济的整体债务规模估算为125.7万亿，相当于2012年GDP的2.42倍。截至2012年底，中国经济中非金融部门整体债务规模的估算是114.8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012年GDP的221%。中国的负债率高到如此骇人听闻的程度，还会认为“债务危机正在迫近中国”是在危言耸听吗？
2013年8月13日，中国在分析日本的经济状况时说，日本的政府债急剧恶化，负债率已接近GDP的200%。负债率GDP之比超过希腊、爱尔兰，七年后或面临国家破产。我们自己又如何呢？
房地产将是
地方债危机爆发的雷管
本文开头所说的《市长谈4万亿地方债：给我五年就能加倍赚回来》，这位市长之所以如此信心满满，是因为他把赌注压在了房价会不断地加速上涨上。可情况并非如此。
当中国在倾听着2013年中国房地产涨声如潮的时候，当中国房地产商们和地方政府、银行们都在偷着乐的时候，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危机已经从二三线城市爆发，正在向一线城市蔓延。
“鬼城”鄂尔多斯楼市崩盘已不是新闻，两年过去，危机还在发酵。现在，贵阳已成为第二鬼城。
当一个城市的新建住宅供应量超过当地居民家庭总户数，那意味着什么？贵阳已坐在了楼市崩盘的火药桶上。这个城乡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全部加起来还不到500万人的城市，将要面对户均好几套房的尴尬局面。
2013年，贵阳多家楼盘上演价格“高台跳水”。贵阳市已不顾中央的三令五申，出手救市：買房送户口。
温州已成为第三个鬼城，到2013年7月，温州房价已连续下跌了22个月，毫无止跌企稳迹象，跌幅竟不可思议地暴跌了40%！
中国房地产的多米诺骨牌一块接一块地在倒下，很壮观。谁会是第四块？有可能是杭州。
作为当年房价“领涨”全国的省份，浙江已盛极而衰，如今浙江温州、杭州、宁波等代表城市的房价“领跌”全国。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温州、杭州、宁波、金华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下降16.4%、8.8%、8.6%和7.6%，跌幅居全国70个大中城市前四位。 在网上风传的一个可信度颇高的，附有大量航拍照片的帖子上说，2013年，徐州可能成为第五个鬼城。排在徐州后面的是常州、南通、营口、海口、三亚等市县。
即将面临“鬼城”危机的三四线城市有一个长长的名单：唐山、丹东、烟台、泉州、秦皇岛、扬州、桂林、鞍山、宜昌、宜兴、烟台、连云港、惠州、北海、江阴、中山、洛阳、芜湖，澄迈、琼海、陵水、文昌。
当中国房地产还处在盛世的时候，哪怕是盛世之末的时候，中国地方债的所有危机，都会被借新账还旧账所掩盖。只要新房一滞销，只要房地产商的资金链一断裂，中国地方债的所有危机就会立即爆发。
出路：用房地产税取代土地财政
土地财政风险巨大，这就是国家为什么会下决心砍断土地财政之根的原因所在。
中国的“土地财政谢幕”，其标志性的事件是2012年12月24日，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该草案对“土地补偿”作出重大修改，删除了现行法第47条中“按土地原有用途补偿和30倍补偿上限”之规定。
许多媒体用的是这样的标题：征地赔偿标准有望提高十倍。还有许多媒体用的是更加清晰的标题：征地赔偿标准有望按“市场价”补偿。如果真能实现，土地财政将寿终正寝。
所以，结束土地财政的历史不可逆转。我们唯一要讨论的是，在土地财政谢幕之后，如何弥补土地财政所留下的政府财政的巨大空缺。
出路是有的，那就是早已设计好的，用房地产税取代土地财政。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房地产税都是国家第一重税，在国外，房地产税大多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70%左右，美国为75%，法国为69%，加拿大是85%，菲律宾是73%，南非是75%，世界最穷的国家肯尼亚也占到69%。也就是说，在世界各个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基层政府收入主要来源是靠房地产税。
而中国现在的房地产税对国家税收的微不足道。推行房产税就是要矫正土地财政制度的偏颇，从制度建设的意义上来形成一个大宗稳定的、年复一年的、可以让地方政府按照市场经济客观要求来尽责的收入机制，为地方政府拓宽可持续财源。
目前，我们还没法说“终结”土地财政，但肯定是在矫正。应该用一个全面的视野看待房产税的征收，如果我们国家对西部资源密集地区开征资源税，对发达地区在房地产保有环节上征收房产税，就可以大体解决分税制改革以来，至今仍未解决好的地方稅支柱财源的框架问题，加上地方债制度建设等，破解土地财政难题就顺理成章了。
用房地产税取代土地财政，中国必须走这条路。这是一条光明正大的，通向繁荣富强的中国复兴之路。
编辑：程新友 jcfycxy@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