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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27日，以色列驻华使馆官方微博发布公益片《谢谢上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亲自出镜。
二战期间，超过2万名犹太人从纳粹占领的欧洲逃至上海。
70多年前的故事，如今是中以关系的基石。
2015年1月，中以创新合作联委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与以色列外长利伯曼签署了《中以创新合作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
以色列驻华大使马腾（Matan Vilnai）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非常棒的想法，能够把不同国家联系起来，也带来了很多新变化，“我们确信以色列会成为‘一带一路’构想中重要的一环。”
在漫长而广袤的“一带一路”上，只有2.2万平方公里的以色列是一个特殊角色。这不仅指它曲折起伏的历史。“创新是以色列的生命，是以色列人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乐于见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来以色列学习，这对于中以创新合作来说至关重要。”马腾说。
如今人们经常称以色列是“四教圣地”：除了耶路撒冷作为三大宗教的圣地，以色列的科创文化也几乎成了一门“宗教”，吸引全球朝圣者。
压力产生创新
由以色列风险投资研究中心和毕马威律所联合发布的报告说，尽管2014年以色列只新增了29家科技公司，但一共有688家科技公司得到34亿美元投资，投资额涨幅为46%。
在以色列驻华大使馆新闻与公共外交主任裴俐（Efrat Perri ）看来，以色列的创新动力和传统来自建国初期就面对的严峻周边形势。
1948年5月15日，以色列正式建国第二天，阿拉伯联盟国家就发动攻击，即第一次中东战争。
“以色列市场太小，邻国不太友好，所以以色列公司从一开始就必须有国际战略，这是挑战也是机会。”裴俐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以往以色列企业关注的都是西方市场，现在则瞄准亚洲市场。”
裴俐解释说，自建国就开始的国防制度是影响以色列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以色列，无论男女18岁必须参军。相对知识和技能的提升，“军队带给以色列人的最宝贵的还是在艰难环境下如何解决问题。”
“对我自己来说，军队教会我责任与创新。因为以色列总是处于艰难环境下，只有想尽办法去解决遇到的问题。”裴俐说。
以色列前总统西蒙·佩雷斯曾在《创新的国度》一书的序言中这样说：以色列国防安全方面的创造力为民用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军事发展往往具有双重标准。
2015年8月26日，上海，76年前曾是犹太难民聚会地之一的白马咖啡馆“穿越时空”苇返提篮桥，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风雨同舟”纪念雕塑揭幕
例如，航空技术既能运用于民用工业，也能运用于军事工业;两者携手并进，成为科技孵化器，让许多年轻人能够接触到精密的设备，并获得管理经验。
以色列国防军中设有专攻科技创新的项目Talpiot ——来源于《旧约·雅歌》中的一首诗，意指塔楼，象征成就。
以色列高级中学中2%的顶尖学生才有资格参与该项目的选拔。一旦通过，他们就将以士兵的身份接受长达41个月的训练，并加强数学或物理专业知识的学习，从而满足以色列国防军在技术方面的需求。
非常多的Talpiot成员最终成为成功企业的创始人。
互相发现对方
以色列的科技创业热潮爆发于上世纪90年代。
“90年代初，以色列政府通过支持创业公司孵化器来推动创新，实施的‘首席科学家计划’（Chief Scientist Programs）有助于激发创新，对创业公司提供资金支持。”裴俐说。
1991年，以色列政府创立了24家技术孵化器企业，政府通过最高30万美元的小额资金资助了数百家公司。
随后，以色列政府又发起Yozma项目——希伯来语“首创”的意思——出资创建风险资本基金。1992年到1997年间，Yozma筹集了多达2亿美元的资金。
随着越来越多以色列创新企业的崛起，美国、欧洲的资本不断涌入这个“东方硅谷”。近两年，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企业开始与中国合作。
“以色列人口少、市场很小。中国公司可以负责中国市场，以色列企业则擅长技术，从2014年开始，中国与以色列互相发现了对方。”裴俐说。
2015年1月，以色列“可视化二维码”技术厂商宣布，获得了中国阿里巴巴集团的一笔投资，这是后者在以色列科技行业的首次投资。
裴俐的名片上也印有二维码，扫描即可关注以色列驻华大使馆的官方微博。以色列驻华大使馆的官网微博已经有190余万粉丝，是外国驻华使馆官方微博中粉丝最多的。
“我们非常高兴地听到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中以自贸协定，并期待着谈判早日开始。我们非常重视这个协定，认为这是需要优先处理的工作。”裴俐说。
实际情况则是，在以色列科技初创企业密集上市的吸引下，中国投资者已大举涌入。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替代能源项目科技与政策经理阿娜特（ Anat Bonshtien）告诉本刊记者，以色列与中国对于彼此技术进展的状况了解甚少，“与西方国家合作，我们清楚对方的进展和情况，也能更容易地找到能够进行合作的领域，与中国就很难做到这一点。”
“一个例子是，以色列现在只知道中国方面对于甲醇燃料的研究，但对于其他一无所知。几天前我收到了一份中国关于电池方面的研究报告，但却是由美国同事给我的，这就很能说明问题。如果能有更多信息，知道中国某些技术的进展，就能更好地找到相关合作方向。”阿娜特说。
她告诉本刊记者：“如果有一个中以双方共同融资的机制会很好，这样两国就可以在同一个合作项目上分别从两边获取资金支持，这是最理想的。现在我们和中国社科院有合作项目，资金就分别来源于双方。”
以色列技术人员在浙江湖州“中以农业技术合作示范园”内查看、记录蔬菜的生产情况。此园区引进以色列先进的喷滴灌系统，可以精确进行灌溉施肥
把欧洲的冬季厨房带到中国
更早的时候，中以合作集中在农业等领域。虽然有近三分之二国土是沙漠，但以色列不但实现了农产品的自给自足，还成为了“欧洲的冬季厨房”，把农产品出口至欧洲。
在中国有极高知名度的以色列滴水灌溉技术，对此功不可没——它可以在农作物产量提高50%的同时节约40%的水资源。目前中以双方在水资源领域正在加强合作。
2012年，中以签订农业协定，两国政府在滴灌领域投入了3亿美元进行合作。
如今，“以色列的水技术将被应用于‘水城市’的商业用途。这一项目也将展现以色列企业因地制宜的解决方案。我们非常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这些方案也能在中国其他城市推广。”裴俐说。
马腾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口涌向城市，中国的农业资源实际上正在减少。从这点上说，中以两国在农业上的合作空间很大。”
2014年11月，中以双方总投资8000万元建立的示范农场在福州开园，农场项目包括蔬菜智能温室、水产智能工厂、蛋鸡智能工厂、奶牛智能养殖等。
“我曾去过云南、福建、宁夏和山东考察农业，相信中国和以色列可以实现更多农业上的合作目标。”马腾说。
“在中国，创新被视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以及实现中国梦的路径。我们都是文明古国，都在现代世界打造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的社会都面临着诸多挑战，但也都在不停进步。我们两国的经济互补。”裴俐解释说。
（特约撰稿徐晴晴亦对此文有贡献）
二战期间，超过2万名犹太人从纳粹占领的欧洲逃至上海。
70多年前的故事，如今是中以关系的基石。
2015年1月，中以创新合作联委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与以色列外长利伯曼签署了《中以创新合作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
以色列驻华大使马腾（Matan Vilnai）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非常棒的想法，能够把不同国家联系起来，也带来了很多新变化，“我们确信以色列会成为‘一带一路’构想中重要的一环。”
在漫长而广袤的“一带一路”上，只有2.2万平方公里的以色列是一个特殊角色。这不仅指它曲折起伏的历史。“创新是以色列的生命，是以色列人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乐于见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来以色列学习，这对于中以创新合作来说至关重要。”马腾说。
如今人们经常称以色列是“四教圣地”：除了耶路撒冷作为三大宗教的圣地，以色列的科创文化也几乎成了一门“宗教”，吸引全球朝圣者。
压力产生创新
由以色列风险投资研究中心和毕马威律所联合发布的报告说，尽管2014年以色列只新增了29家科技公司，但一共有688家科技公司得到34亿美元投资，投资额涨幅为46%。
在以色列驻华大使馆新闻与公共外交主任裴俐（Efrat Perri ）看来，以色列的创新动力和传统来自建国初期就面对的严峻周边形势。
1948年5月15日，以色列正式建国第二天，阿拉伯联盟国家就发动攻击，即第一次中东战争。
“以色列市场太小，邻国不太友好，所以以色列公司从一开始就必须有国际战略，这是挑战也是机会。”裴俐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以往以色列企业关注的都是西方市场，现在则瞄准亚洲市场。”
裴俐解释说，自建国就开始的国防制度是影响以色列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以色列，无论男女18岁必须参军。相对知识和技能的提升，“军队带给以色列人的最宝贵的还是在艰难环境下如何解决问题。”
“对我自己来说，军队教会我责任与创新。因为以色列总是处于艰难环境下，只有想尽办法去解决遇到的问题。”裴俐说。
以色列前总统西蒙·佩雷斯曾在《创新的国度》一书的序言中这样说：以色列国防安全方面的创造力为民用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军事发展往往具有双重标准。
例如，航空技术既能运用于民用工业，也能运用于军事工业;两者携手并进，成为科技孵化器，让许多年轻人能够接触到精密的设备，并获得管理经验。
以色列国防军中设有专攻科技创新的项目Talpiot ——来源于《旧约·雅歌》中的一首诗，意指塔楼，象征成就。
以色列高级中学中2%的顶尖学生才有资格参与该项目的选拔。一旦通过，他们就将以士兵的身份接受长达41个月的训练，并加强数学或物理专业知识的学习，从而满足以色列国防军在技术方面的需求。
非常多的Talpiot成员最终成为成功企业的创始人。
互相发现对方
以色列的科技创业热潮爆发于上世纪90年代。
“90年代初，以色列政府通过支持创业公司孵化器来推动创新，实施的‘首席科学家计划’（Chief Scientist Programs）有助于激发创新，对创业公司提供资金支持。”裴俐说。
1991年，以色列政府创立了24家技术孵化器企业，政府通过最高30万美元的小额资金资助了数百家公司。
随后，以色列政府又发起Yozma项目——希伯来语“首创”的意思——出资创建风险资本基金。1992年到1997年间，Yozma筹集了多达2亿美元的资金。
随着越来越多以色列创新企业的崛起，美国、欧洲的资本不断涌入这个“东方硅谷”。近两年，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企业开始与中国合作。
“以色列人口少、市场很小。中国公司可以负责中国市场，以色列企业则擅长技术，从2014年开始，中国与以色列互相发现了对方。”裴俐说。
2015年1月，以色列“可视化二维码”技术厂商宣布，获得了中国阿里巴巴集团的一笔投资，这是后者在以色列科技行业的首次投资。
裴俐的名片上也印有二维码，扫描即可关注以色列驻华大使馆的官方微博。以色列驻华大使馆的官网微博已经有190余万粉丝，是外国驻华使馆官方微博中粉丝最多的。
“我们非常高兴地听到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中以自贸协定，并期待着谈判早日开始。我们非常重视这个协定，认为这是需要优先处理的工作。”裴俐说。
实际情况则是，在以色列科技初创企业密集上市的吸引下，中国投资者已大举涌入。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替代能源项目科技与政策经理阿娜特（ Anat Bonshtien）告诉本刊记者，以色列与中国对于彼此技术进展的状况了解甚少，“与西方国家合作，我们清楚对方的进展和情况，也能更容易地找到能够进行合作的领域，与中国就很难做到这一点。”
“一个例子是，以色列现在只知道中国方面对于甲醇燃料的研究，但对于其他一无所知。几天前我收到了一份中国关于电池方面的研究报告，但却是由美国同事给我的，这就很能说明问题。如果能有更多信息，知道中国某些技术的进展，就能更好地找到相关合作方向。”阿娜特说。
她告诉本刊记者：“如果有一个中以双方共同融资的机制会很好，这样两国就可以在同一个合作项目上分别从两边获取资金支持，这是最理想的。现在我们和中国社科院有合作项目，资金就分别来源于双方。”
把欧洲的冬季厨房带到中国
更早的时候，中以合作集中在农业等领域。虽然有近三分之二国土是沙漠，但以色列不但实现了农产品的自给自足，还成为了“欧洲的冬季厨房”，把农产品出口至欧洲。
在中国有极高知名度的以色列滴水灌溉技术，对此功不可没——它可以在农作物产量提高50%的同时节约40%的水资源。目前中以双方在水资源领域正在加强合作。
2012年，中以签订农业协定，两国政府在滴灌领域投入了3亿美元进行合作。
如今，“以色列的水技术将被应用于‘水城市’的商业用途。这一项目也将展现以色列企业因地制宜的解决方案。我们非常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这些方案也能在中国其他城市推广。”裴俐说。
马腾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口涌向城市，中国的农业资源实际上正在减少。从这点上说，中以两国在农业上的合作空间很大。”
2014年11月，中以双方总投资8000万元建立的示范农场在福州开园，农场项目包括蔬菜智能温室、水产智能工厂、蛋鸡智能工厂、奶牛智能养殖等。
“我曾去过云南、福建、宁夏和山东考察农业，相信中国和以色列可以实现更多农业上的合作目标。”马腾说。
“在中国，创新被视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以及实现中国梦的路径。我们都是文明古国，都在现代世界打造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的社会都面临着诸多挑战，但也都在不停进步。我们两国的经济互补。”裴俐解释说。
（特约撰稿徐晴晴亦对此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