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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蔽养伤
皖南事变时，马长炎任新四军三支队五团二营副营长。1941年1月12日下午，在东流山激战中，二营营长陈仁洪左胸负伤，棉衣被鲜血染红。马长炎立即接过指挥权，继续指挥战斗，不幸左肩胛骨被打穿，也负了重伤。黄昏时，马长炎和陈仁洪被抬下阵地。这时，团政治处副主任何志远赶来探望他们，看过伤情后，他说：团里已经接到叶军长的命令，准备在今天黄昏以后突围。又说，你们打得很好！请放心，团里已经商量好了，准备给你们每人组织十几个小伙子，轮换抬你们一起突围。陈仁洪和马长炎均感到不安，他们说：我们负伤以后，不能带兵打仗，已经焦急万分，如果再让同志们抬着突围，会给部队行动带来很多麻烦，我们不能再拖累部队。如果组织上相信我们，就让我们带一个卫生指导员，一个侦察班，就地隐蔽养伤，如有可能活下来，伤愈以后，待机过江，争取早日归队。他们的请求得到了团部的批准。就这样，马长炎和陈仁洪等人便带了一些药品、粮食、食盐，挥别了正在战斗的战友们，就地隐蔽养伤。
他们风餐露宿，连续摸索了四五个晚上，走到离石井坑10公里左右的一个叫石板坑的地方。那里是一个林密坡陡的山谷，到处生长着茂密的松树、冬青、竹子和一人高的荒草。山顶上有敌人的哨兵，他们能听见敌人搜山的吆喝声，但敌人却看不见他们。凭着长期游击战争的经验，他们决定在这个地方住下来。
又过了一些天，敌人不再搜山了，但是对上下山的道路仍控制得很紧。山上没有水，生米也嚼完了。在这严酷的环境面前，为了解决吃的问题，大家就在山上挖野菜、找野果和无毒的植物充饥。
军民情深
坚持到2月，敌人的封锁开始放松下来。马长炎和陈仁洪的伤势也大有好转，可以轻微活动了。一天，他们从山坡上看见山腰里冒着一缕白烟，也可以听到狗叫的声音，晚上还可看到隐隐约约的灯光，于是判断那里肯定有人家。马长炎和陈仁洪商量，决定到那里去看看，了解一下情况，再弄点吃的。他们走到这户老乡的门前，叫开了门。门里走出一个30多岁的老乡。他一见到马长炎等人胳膊上的“抗敌”袖章，知道他们是新四军，就立刻把他们领进屋，把家里人都喊了出来，让妻子烧了一锅香喷喷的米饭，还给他们端来了蜜枣。在交谈中，马长炎知道这户人家姓凤，老人家叫凤大恕，儿子叫凤志旺，会做木匠活。于是，马长炎等便称呼老人家为凤大爷，叫他儿子为凤木匠。凤木匠说，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把这里的老百姓害苦了，乡亲们说，国民党是坏人作孽，新四军是好人受难，你们总有一天要打回来。又说，现在国民党查得很严，我家屋子后面那边山坡上就有二三十个敌人，天天在那卡路口，你们千万不要轻易下山。当他得知马长炎、陈仁洪等人在后面山坡上露宿时，急忙说：“现在山上到处是雪，你们身上又有伤，那怎么行！我家山后有一座旧木炭窑，挡风避雨，你们可以进去住。当晚，凤木匠就把他们带到木炭窑，还背来一大捆茅草铺在窑里，大家痛痛快快地睡了一个好觉。从此，凤木匠经常装作上山砍柴，悄悄地来看马长炎等人，并送一些吃的东西来。此外，凤木匠父子俩还经常下山帮他们打听消息，买米、买菜。时间一长，引起了敌人对他家的注意和怀疑。
一天晚上，马长炎和陈仁洪等人来到凤大爷家，一进屋就觉得出了事。凤大爷告诉他们：“今天下午敌人包围了我家，问买这么多米干啥，要我们交出新四军。我坚持说不知道，被他们打掉了两颗牙齿，并且把我儿子捆走了。”凤大爷还愤愤地说，“狗日的，越是这样凶狠，越不得人心！他们绝没有好下场！”马长炎和陈仁洪一面安慰他一家老小，一面帮助他整理敌人搜查时翻箱倒柜时扔出的东西。
为了预防万一，马长炎和陈仁洪将部队转移了一个地方，并派人下山打听凤木匠的消息。过了两天，他们回来说：群众告诉他们，凤木匠真是个硬汉子！敌人用绳子拴住他的两个脚拇指，反吊在屋梁上，用皮鞭抽打，叫他说出新四军到底在哪里。凤木匠只说买米是自家吃的。敌人又将他双手的指头捆紧，顺着指缝钉进松树枝，然后抽出来，再钉进去，反复抽、钉，十指都见了骨头。凤木匠疼得昏了过去，又被他们用冷水泼醒，醒过来又昏过去……可他始终一口咬定，什么也没有说，敌人无可奈何，只好将他放了。
凤木匠伤势稍好后，再次找到了马长炎、陈仁洪等人，说：“敌人放我回来，可能会盯梢，我看我还是带你们到山那边的一个亲戚家隐蔽一段时间再说。”当晚，凤木匠带着马长炎、陈仁洪等翻下山，走了10多公里，来到金毛坑一个姓姚的人家。他家草棚后面有一片树林，马长炎等人就隐蔽在那里。户主姚老板为他们买米，妻子帮助照料伤病员，十二三岁的大儿子为新四军送信、送饭。到了2月中旬，马长炎等的伤已经基本痊愈，可以比较大胆地活动了。
三见项英
2月中旬的一个夜晚，马长炎、陈仁洪等来到凤木匠家打听消息。他们刚进门，就听见村外狗叫，有陌生人进了村，便立即隐蔽起来。当他们发现来人只有两个时，就上前抓住了他们。没想到这两个人是新四军军部的两个同志，其中一个叫康东北，原是项英的警卫员。在他们后面还有两个人，一个是二营五连指导员吴生茂，一个是一营二连副连长彭士宝。大家相见后，非常高兴，互问了情况以后，才知道康东北他们4人是项英派来搞粮食的。康东北告诉马长炎和陈仁洪：项英副军长和周子昆参谋长等20余人在山上隐蔽，离这里只有三四里路。现已断炊数日，也没有被子盖，派我们下来搞点吃的。马长炎和陈仁洪一听很高兴，随即在凤木匠小屋里给项英写了一封信。信中主要说了他们在东流山作战时负伤，经领导批准，带一二十人潜伏养伤，现已好转能活动了，愿随首长一起突围。马长炎还写道，他对铜陵、南陵、繁昌一带的地形很熟悉，突围有有利条件。分别时，马长炎和陈仁洪将买到的食物分给他们一大半，连同一包烟叶，让他们带给了项英。
次日晚上，项英派吴生茂、彭士宝两人按指定的地点找到了马长炎、陈仁洪，并送来一封亲笔信。信中说：“你们带来的信和东西收到了，希望你们很好隐蔽养伤，注意团结，等形势好转了，会通知你们一道突围。吴原是你营指导员，如需要可留下，与我保持联系。如健康允许，你们二人来我处一趟。”当晚，马长炎和陈仁洪带上仅有的一条毡毯和一块油布，由吴生茂、彭士宝带路去见项英。
见面后，项英紧紧握着他们的手，关切地询问他们的伤势和其他同志们的情况。马长炎和陈仁洪向项英简单汇报了战斗经过和隐蔽养伤以及收容十几名失散人员的情况。项英听过汇报后，心情沉重地说：“这次皖南事变，部队造成这样大的损失，我负完全责任。突围出去后，我会向中央作检讨的。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到苏联学习，回来后再继续为党做一点工作。”紧接着，他又说：“虽然我们这次损失很大，但新四军在苏南、江北地区还是有很大发展的。从整个新四军看，我们还是有很大力量的，不要丧失信心，我们将来还会发展起来的。目前敌人大规模搜山虽然已经松了一点，但重点搜捕还未结束。你们要团结好周围的同志，注意隐蔽好，保存力量。皖南事变中剩下的人，一定要争取安全突围出去，多保存一个人，就是多一颗革命种子，多一份革命力量啊！”说到这里，项英流下了眼泪。马长炎和陈仁洪心里也很难过，便提议早日突围。项英说：“我们这里有些同志也急于要突围，我没有同意，一是因为地下党负责人还未找到，地方党的工作还没有布置，我还不能走；二是目前的形势还很紧张。这次事变后，国民党对付我们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大规模搜山，搜捕我被打散的同志和伤病员，这一阶段快要过去；现在是第二阶段，敌人还在所有的路口设埋伏，堵截零星突围人员，所以目前突围也是不安全的；敌人的第三步是撤换保甲长，这时就会松下来，就可以安全突围出去了。所以说现在走的时机还不太成熟。”当晚，马长炎和陈仁洪又回到了原驻地。
两三天后的一个夜里，项英派人送来一封信。信中说，我们隐蔽地点被敌发现，今晚已转移，联络地点由送信人告知。你处尚未暴露，是否转移自定。要提高警惕，注意隐蔽。马长炎和陈仁洪接到这封信后，也立即转移到不远的另一处地方隐蔽。
2月下旬的一天晚上，项英又派人来与马长炎联系，并要马长炎到他那儿去一趟。马长炎随即同来人一起到了项英新的隐蔽地点蜜蜂洞。项英见到马长炎后，说：“今天找你来，主要是商量成立临时党组织问题。在任何时候，特别是在环境险恶的情况下，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项英问马长炎，你们有多少党员，是干部多还是战士多，有没有建立临时党支部？马长炎回答说：我们30多人中除5人不是党员外，其他都是共产党员，一般都是班、排、连、营干部，建立了临时党支部，我是支部书记，副书记是李建春。项英听后说：“我们这里已有两个临时党支部，加上你们那里一个支部，可以建立一个临时党总支。”说着，他便让人把周子昆、杨汉林、李桂英等人叫来。接着，项英说：“我的意见成立一个临时党总支，由杨汉林任书记，他是军部协理员，有做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马长炎任组织委员，他在闽北时就当过纵队政委；李桂英任宣传委员，她内战时期就做过妇女工作。总支成立后，要积极开展工作，发挥党组织作用。”他强调指出，当前着重要做两项工作：一是要消除同志们的埋怨和急躁情绪，坚定革命信心；二是搞好团结，加强组织纪律性。那一夜，他们谈了很长时间。次日拂晓前，马长炎回到了驻地。根据项英的指示，他召开了支部会，传达了项英的意见，并就支部和小组的工作进行了安排。
3月初的一天，项英又派人把马长炎找去。见面后，项英要马长炎谈谈从现驻地到江边的路线、地形以及江北的有关情况。马长炎详细地作了汇报。汇报完以后，他问项英：我们什么时候突围？项英回答说：“时机快要成熟了，只是与地方党的负责人还没联系上，我已派人去找了，但至今还没找到。等找到后，我们要研究一下，党的斗争形式要转入地下。我要把地方党的工作布置好以后，再离开皖南。回去后告诉同志们，突围的时间不会太长，再坚持最后一段时间。现在你们可以做些有关突围的准备工作。”听了项英的这番话，马长炎和在场的几位同志都很兴奋。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得是，这次见面竟成了马长炎等人与项英的永别。
3月16日晚，李志高、谢忠良带了十几个人，抬着身负重伤的周子昆警卫员黄诚来到马长炎、陈仁洪等人的隐蔽地，告诉他们一个不幸的消息：3月14日，项英、周子昆被叛徒刘厚总打死了。黄诚负了伤，送你们这里休养治疗。马长炎、陈仁洪等人听到后悲痛万分。次日晚上，黄诚留下治伤，其余的人则返回继续隐蔽。
胜利突围
3月下旬，在项英、周子昆遇难后半个月，马长炎、陈仁洪等人终于找到了地方党组织，和留下来坚持斗争的皖南特委委员孙宗溶见了面。大家在一起分析了当时的情况，研究了突围的计划和路线，决定从章家渡西边过河，经过南陵，由繁昌渡江到无为。孙宗溶派交通员去江北与有关领导联系，请他们派人配合安全渡江。之后，马长炎等人就开始做突围准备工作。为了坚持皖南斗争，决定留下刘奎、李建春、黄诚等在皖南党的领导下组织游击队，继续开展地方武装斗争。
4月10日黄昏，失散的新四军队伍在凤木匠家集合出发。当时一共集中了六七十人，其中营以上干部有马长炎、陈仁洪、李志高、谢忠良、罗贤涛、胡金魁、杨汉林、李建春、李元、龚杰、陈建华、欧德胜、胡金龙等十几人，连级干部有刘奎、何魁生、彭士宝、吴生茂、柳向光等十几人。凤木匠一家看见新四军一下子集中这么多人，又惊又喜，含着眼泪对马长炎等人说：“愿菩萨保佑你们，到江北找到部队，早日打过来。回来时，不要忘了我们，一定要到我家来！”听着凤木匠的话，许多同志也都感动得流下泪来，连说：“忘不了！忘不了！我们一定会打回来！”凤木匠依依不舍地把新四军送出村外，指战员们一一向他告别。队伍走远了，马长炎、陈仁洪等回头一看，凤家的人还站在房前树下连连向队伍挥着手。告别了凤木匠，马长炎一行向北急速赶路，于4月12日晚赶到长江边上的油坊嘴附近，通过老乡找到了渡船。4月13日黎明前，他们一枪未发，安全突围到达江北无为白茆洲，在胡家瓦屋见到了曾希圣和孙仲德。就这样，马长炎和他的战友们终于回到了江北，与新四军主力部队汇合了。（题图为含和支队副支队长马长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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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长炎
马长炎，1912年11月25日出生于江西省乐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了工农红军。参加五次反“围剿”斗争，在闽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１９３２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转战大江南北，参加莱芜、孟良崮和淮海、渡江等战役，多次负伤，屡建战功。曾任闽北军区纵队政委、新四军第三支队副营长、第七师团政委、新四军和（县）含（山）江（浦）全（椒）地区游击纵队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副师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皖北军区巢湖军分区司令员、步兵第九十师师长、水利一师师长、治淮委员会秘书长、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安徽省副省长、省第一、二、三、四、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党的十三大、十四大代表。他为治淮和安徽的农林事业、地方法制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皖南事变时，马长炎任新四军三支队五团二营副营长。1941年1月12日下午，在东流山激战中，二营营长陈仁洪左胸负伤，棉衣被鲜血染红。马长炎立即接过指挥权，继续指挥战斗，不幸左肩胛骨被打穿，也负了重伤。黄昏时，马长炎和陈仁洪被抬下阵地。这时，团政治处副主任何志远赶来探望他们，看过伤情后，他说：团里已经接到叶军长的命令，准备在今天黄昏以后突围。又说，你们打得很好！请放心，团里已经商量好了，准备给你们每人组织十几个小伙子，轮换抬你们一起突围。陈仁洪和马长炎均感到不安，他们说：我们负伤以后，不能带兵打仗，已经焦急万分，如果再让同志们抬着突围，会给部队行动带来很多麻烦，我们不能再拖累部队。如果组织上相信我们，就让我们带一个卫生指导员，一个侦察班，就地隐蔽养伤，如有可能活下来，伤愈以后，待机过江，争取早日归队。他们的请求得到了团部的批准。就这样，马长炎和陈仁洪等人便带了一些药品、粮食、食盐，挥别了正在战斗的战友们，就地隐蔽养伤。
他们风餐露宿，连续摸索了四五个晚上，走到离石井坑10公里左右的一个叫石板坑的地方。那里是一个林密坡陡的山谷，到处生长着茂密的松树、冬青、竹子和一人高的荒草。山顶上有敌人的哨兵，他们能听见敌人搜山的吆喝声，但敌人却看不见他们。凭着长期游击战争的经验，他们决定在这个地方住下来。
又过了一些天，敌人不再搜山了，但是对上下山的道路仍控制得很紧。山上没有水，生米也嚼完了。在这严酷的环境面前，为了解决吃的问题，大家就在山上挖野菜、找野果和无毒的植物充饥。
军民情深
坚持到2月，敌人的封锁开始放松下来。马长炎和陈仁洪的伤势也大有好转，可以轻微活动了。一天，他们从山坡上看见山腰里冒着一缕白烟，也可以听到狗叫的声音，晚上还可看到隐隐约约的灯光，于是判断那里肯定有人家。马长炎和陈仁洪商量，决定到那里去看看，了解一下情况，再弄点吃的。他们走到这户老乡的门前，叫开了门。门里走出一个30多岁的老乡。他一见到马长炎等人胳膊上的“抗敌”袖章，知道他们是新四军，就立刻把他们领进屋，把家里人都喊了出来，让妻子烧了一锅香喷喷的米饭，还给他们端来了蜜枣。在交谈中，马长炎知道这户人家姓凤，老人家叫凤大恕，儿子叫凤志旺，会做木匠活。于是，马长炎等便称呼老人家为凤大爷，叫他儿子为凤木匠。凤木匠说，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把这里的老百姓害苦了，乡亲们说，国民党是坏人作孽，新四军是好人受难，你们总有一天要打回来。又说，现在国民党查得很严，我家屋子后面那边山坡上就有二三十个敌人，天天在那卡路口，你们千万不要轻易下山。当他得知马长炎、陈仁洪等人在后面山坡上露宿时，急忙说：“现在山上到处是雪，你们身上又有伤，那怎么行！我家山后有一座旧木炭窑，挡风避雨，你们可以进去住。当晚，凤木匠就把他们带到木炭窑，还背来一大捆茅草铺在窑里，大家痛痛快快地睡了一个好觉。从此，凤木匠经常装作上山砍柴，悄悄地来看马长炎等人，并送一些吃的东西来。此外，凤木匠父子俩还经常下山帮他们打听消息，买米、买菜。时间一长，引起了敌人对他家的注意和怀疑。
一天晚上，马长炎和陈仁洪等人来到凤大爷家，一进屋就觉得出了事。凤大爷告诉他们：“今天下午敌人包围了我家，问买这么多米干啥，要我们交出新四军。我坚持说不知道，被他们打掉了两颗牙齿，并且把我儿子捆走了。”凤大爷还愤愤地说，“狗日的，越是这样凶狠，越不得人心！他们绝没有好下场！”马长炎和陈仁洪一面安慰他一家老小，一面帮助他整理敌人搜查时翻箱倒柜时扔出的东西。
为了预防万一，马长炎和陈仁洪将部队转移了一个地方，并派人下山打听凤木匠的消息。过了两天，他们回来说：群众告诉他们，凤木匠真是个硬汉子！敌人用绳子拴住他的两个脚拇指，反吊在屋梁上，用皮鞭抽打，叫他说出新四军到底在哪里。凤木匠只说买米是自家吃的。敌人又将他双手的指头捆紧，顺着指缝钉进松树枝，然后抽出来，再钉进去，反复抽、钉，十指都见了骨头。凤木匠疼得昏了过去，又被他们用冷水泼醒，醒过来又昏过去……可他始终一口咬定，什么也没有说，敌人无可奈何，只好将他放了。
凤木匠伤势稍好后，再次找到了马长炎、陈仁洪等人，说：“敌人放我回来，可能会盯梢，我看我还是带你们到山那边的一个亲戚家隐蔽一段时间再说。”当晚，凤木匠带着马长炎、陈仁洪等翻下山，走了10多公里，来到金毛坑一个姓姚的人家。他家草棚后面有一片树林，马长炎等人就隐蔽在那里。户主姚老板为他们买米，妻子帮助照料伤病员，十二三岁的大儿子为新四军送信、送饭。到了2月中旬，马长炎等的伤已经基本痊愈，可以比较大胆地活动了。
三见项英
2月中旬的一个夜晚，马长炎、陈仁洪等来到凤木匠家打听消息。他们刚进门，就听见村外狗叫，有陌生人进了村，便立即隐蔽起来。当他们发现来人只有两个时，就上前抓住了他们。没想到这两个人是新四军军部的两个同志，其中一个叫康东北，原是项英的警卫员。在他们后面还有两个人，一个是二营五连指导员吴生茂，一个是一营二连副连长彭士宝。大家相见后，非常高兴，互问了情况以后，才知道康东北他们4人是项英派来搞粮食的。康东北告诉马长炎和陈仁洪：项英副军长和周子昆参谋长等20余人在山上隐蔽，离这里只有三四里路。现已断炊数日，也没有被子盖，派我们下来搞点吃的。马长炎和陈仁洪一听很高兴，随即在凤木匠小屋里给项英写了一封信。信中主要说了他们在东流山作战时负伤，经领导批准，带一二十人潜伏养伤，现已好转能活动了，愿随首长一起突围。马长炎还写道，他对铜陵、南陵、繁昌一带的地形很熟悉，突围有有利条件。分别时，马长炎和陈仁洪将买到的食物分给他们一大半，连同一包烟叶，让他们带给了项英。
次日晚上，项英派吴生茂、彭士宝两人按指定的地点找到了马长炎、陈仁洪，并送来一封亲笔信。信中说：“你们带来的信和东西收到了，希望你们很好隐蔽养伤，注意团结，等形势好转了，会通知你们一道突围。吴原是你营指导员，如需要可留下，与我保持联系。如健康允许，你们二人来我处一趟。”当晚，马长炎和陈仁洪带上仅有的一条毡毯和一块油布，由吴生茂、彭士宝带路去见项英。
见面后，项英紧紧握着他们的手，关切地询问他们的伤势和其他同志们的情况。马长炎和陈仁洪向项英简单汇报了战斗经过和隐蔽养伤以及收容十几名失散人员的情况。项英听过汇报后，心情沉重地说：“这次皖南事变，部队造成这样大的损失，我负完全责任。突围出去后，我会向中央作检讨的。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到苏联学习，回来后再继续为党做一点工作。”紧接着，他又说：“虽然我们这次损失很大，但新四军在苏南、江北地区还是有很大发展的。从整个新四军看，我们还是有很大力量的，不要丧失信心，我们将来还会发展起来的。目前敌人大规模搜山虽然已经松了一点，但重点搜捕还未结束。你们要团结好周围的同志，注意隐蔽好，保存力量。皖南事变中剩下的人，一定要争取安全突围出去，多保存一个人，就是多一颗革命种子，多一份革命力量啊！”说到这里，项英流下了眼泪。马长炎和陈仁洪心里也很难过，便提议早日突围。项英说：“我们这里有些同志也急于要突围，我没有同意，一是因为地下党负责人还未找到，地方党的工作还没有布置，我还不能走；二是目前的形势还很紧张。这次事变后，国民党对付我们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大规模搜山，搜捕我被打散的同志和伤病员，这一阶段快要过去；现在是第二阶段，敌人还在所有的路口设埋伏，堵截零星突围人员，所以目前突围也是不安全的；敌人的第三步是撤换保甲长，这时就会松下来，就可以安全突围出去了。所以说现在走的时机还不太成熟。”当晚，马长炎和陈仁洪又回到了原驻地。
两三天后的一个夜里，项英派人送来一封信。信中说，我们隐蔽地点被敌发现，今晚已转移，联络地点由送信人告知。你处尚未暴露，是否转移自定。要提高警惕，注意隐蔽。马长炎和陈仁洪接到这封信后，也立即转移到不远的另一处地方隐蔽。
2月下旬的一天晚上，项英又派人来与马长炎联系，并要马长炎到他那儿去一趟。马长炎随即同来人一起到了项英新的隐蔽地点蜜蜂洞。项英见到马长炎后，说：“今天找你来，主要是商量成立临时党组织问题。在任何时候，特别是在环境险恶的情况下，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项英问马长炎，你们有多少党员，是干部多还是战士多，有没有建立临时党支部？马长炎回答说：我们30多人中除5人不是党员外，其他都是共产党员，一般都是班、排、连、营干部，建立了临时党支部，我是支部书记，副书记是李建春。项英听后说：“我们这里已有两个临时党支部，加上你们那里一个支部，可以建立一个临时党总支。”说着，他便让人把周子昆、杨汉林、李桂英等人叫来。接着，项英说：“我的意见成立一个临时党总支，由杨汉林任书记，他是军部协理员，有做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马长炎任组织委员，他在闽北时就当过纵队政委；李桂英任宣传委员，她内战时期就做过妇女工作。总支成立后，要积极开展工作，发挥党组织作用。”他强调指出，当前着重要做两项工作：一是要消除同志们的埋怨和急躁情绪，坚定革命信心；二是搞好团结，加强组织纪律性。那一夜，他们谈了很长时间。次日拂晓前，马长炎回到了驻地。根据项英的指示，他召开了支部会，传达了项英的意见，并就支部和小组的工作进行了安排。
3月初的一天，项英又派人把马长炎找去。见面后，项英要马长炎谈谈从现驻地到江边的路线、地形以及江北的有关情况。马长炎详细地作了汇报。汇报完以后，他问项英：我们什么时候突围？项英回答说：“时机快要成熟了，只是与地方党的负责人还没联系上，我已派人去找了，但至今还没找到。等找到后，我们要研究一下，党的斗争形式要转入地下。我要把地方党的工作布置好以后，再离开皖南。回去后告诉同志们，突围的时间不会太长，再坚持最后一段时间。现在你们可以做些有关突围的准备工作。”听了项英的这番话，马长炎和在场的几位同志都很兴奋。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得是，这次见面竟成了马长炎等人与项英的永别。
3月16日晚，李志高、谢忠良带了十几个人，抬着身负重伤的周子昆警卫员黄诚来到马长炎、陈仁洪等人的隐蔽地，告诉他们一个不幸的消息：3月14日，项英、周子昆被叛徒刘厚总打死了。黄诚负了伤，送你们这里休养治疗。马长炎、陈仁洪等人听到后悲痛万分。次日晚上，黄诚留下治伤，其余的人则返回继续隐蔽。
胜利突围
3月下旬，在项英、周子昆遇难后半个月，马长炎、陈仁洪等人终于找到了地方党组织，和留下来坚持斗争的皖南特委委员孙宗溶见了面。大家在一起分析了当时的情况，研究了突围的计划和路线，决定从章家渡西边过河，经过南陵，由繁昌渡江到无为。孙宗溶派交通员去江北与有关领导联系，请他们派人配合安全渡江。之后，马长炎等人就开始做突围准备工作。为了坚持皖南斗争，决定留下刘奎、李建春、黄诚等在皖南党的领导下组织游击队，继续开展地方武装斗争。
4月10日黄昏，失散的新四军队伍在凤木匠家集合出发。当时一共集中了六七十人，其中营以上干部有马长炎、陈仁洪、李志高、谢忠良、罗贤涛、胡金魁、杨汉林、李建春、李元、龚杰、陈建华、欧德胜、胡金龙等十几人，连级干部有刘奎、何魁生、彭士宝、吴生茂、柳向光等十几人。凤木匠一家看见新四军一下子集中这么多人，又惊又喜，含着眼泪对马长炎等人说：“愿菩萨保佑你们，到江北找到部队，早日打过来。回来时，不要忘了我们，一定要到我家来！”听着凤木匠的话，许多同志也都感动得流下泪来，连说：“忘不了！忘不了！我们一定会打回来！”凤木匠依依不舍地把新四军送出村外，指战员们一一向他告别。队伍走远了，马长炎、陈仁洪等回头一看，凤家的人还站在房前树下连连向队伍挥着手。告别了凤木匠，马长炎一行向北急速赶路，于4月12日晚赶到长江边上的油坊嘴附近，通过老乡找到了渡船。4月13日黎明前，他们一枪未发，安全突围到达江北无为白茆洲，在胡家瓦屋见到了曾希圣和孙仲德。就这样，马长炎和他的战友们终于回到了江北，与新四军主力部队汇合了。（题图为含和支队副支队长马长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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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长炎
马长炎，1912年11月25日出生于江西省乐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了工农红军。参加五次反“围剿”斗争，在闽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１９３２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转战大江南北，参加莱芜、孟良崮和淮海、渡江等战役，多次负伤，屡建战功。曾任闽北军区纵队政委、新四军第三支队副营长、第七师团政委、新四军和（县）含（山）江（浦）全（椒）地区游击纵队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副师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皖北军区巢湖军分区司令员、步兵第九十师师长、水利一师师长、治淮委员会秘书长、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安徽省副省长、省第一、二、三、四、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党的十三大、十四大代表。他为治淮和安徽的农林事业、地方法制建设做出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