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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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章帝时的白虎观会议，以宣帝时的石渠阁会议为楷模，采用儒学官员讨论、皇帝裁决的方式，力图统一治国思想，由此形成了《白虎通》一书。作为政学合流的产物，《白虎通》建立了汉代的礼法体系，礼来自儒，法来自帝，是大汉王朝的国宪。白虎观会议后曹褒制礼的失败，说明这一国宪存在深刻的内在矛盾。《白虎通》的管理思想，主要表现为“三纲六纪”的社会等级定位、命令—服从与双方义和的君臣关系定位、五行生克与阴阳转化的官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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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章帝时的白虎观会议，以宣帝时的石渠阁会议为楷模，采用儒学官员讨论、皇帝裁决的方式，力图统一治国思想，由此形成了《白虎通》一书。作为政学合流的产物，《白虎通》建立了汉代的礼法体系，礼来自儒，法来自帝，是大汉王朝的国宪。白虎观会议后曹褒制礼的失败，说明这一国宪存在深刻的内在矛盾。《白虎通》的管理思想，主要表现为“三纲六纪”的社会等级定位、命令—服从与双方义和的君臣关系定位、五行生克与阴阳转化的官民关系定位。《白虎通》的逻辑基础是自然神学。如果说，司马迁的《史记》是以经验归纳方式“究天人之际”，那么，班固的《白虎通》则是以天道演绎方式“究天人之际”。前者形成中国的史官文化，后者形成中国的信仰文化。尽管《白虎通》的形成情境已经逝去，但它所包含的价值理念沉淀于民族的无意识层面，政学合流的礼法体系主宰了帝制时代的国家治理，其内在逻辑至今在政法体系中隐约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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