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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权”（power of discourse）是指“话语”所包含的或体现的权力，即话语是权力的一种载体和表达方式。通俗地讲，权力是“话语”的目标，而“话语”是获得、展示和运用权力的手段。国际话语权的本质，是以非暴力、非强制的方式改变他人的思想和行为，并使一国之地方性的理念和主张成为世界性的理念和主张。
一个国家要想成功确立国际话语权需要完成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能够明确、清晰地表达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态度。也就是解决“能够说”的问题。第二，动员各种资源，建立各种渠道来最大限度地吸引听众，并且用世界多数国家都能理解的方式进行表达，同时建立自己言辞的信任度。也就是解决“有人听”的问题。第三，通过意见表达和提供理念来影响甚至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也就是解决“影响力”的问题。前两个方面可以归纳为理念贡献能力，主要体现为提出并推广自己新思想和新观念的能力；最后一个方面实际指的是政治操作能力，主要体现为按自己的理念来提出议题、设定议程，将自己的理念转变为国际规则。这也是国际话语权最为核心的部分。理念贡献能力和政治操作能力构成了衡量一国国际话语权建设是否成功的两个关键指标，本文正是以这两个指标为分析视角，通过案例研究来总结提炼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进而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一、中国在国际话语权建设中的理念贡献能力大为提高
在当今世界，国际话语权的“分配”状况是极不平衡的，以欧美为主体的西方占据着明显的主流和强势地位，美国甚至拥有话语霸权，而中国处于弱势地位。冷战终结被西方和世界主流舆论解读为西方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胜利，民主、自由、人权、市场经济等源自西方的话语，几乎所向披靡，成为霸权性的国际话语。所谓“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人权高于主权论”“失败国家论”等等论调，都是冷战后时代由美国及欧洲抛出而成为国际社会的主导性话语。但是随着国力的提升，中国也开始向世界提出自己的话语。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对世界经济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使国际社会不得不重视中国人的“话语”，于是，“和平崛起”“新型大国关系”“中国梦”“新安全观” 等一系列新思想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
除了反映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话语权外，中国在具体国际问题的解决上也不断地贡献自己的新理念，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建设。比如，2009年3月，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撰文呼吁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建议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也就是用超主权的共同货币来代替美元，并且主张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的发行和使用范围。这一建议引发了世界各国政策界和学术界的震动，联合国也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小组来讨论SDR的使用问题。这是中国在具体国际问题领域掌握国际话语权的一个典型。
这都说明，中国在国际话语权建设中的理念贡献能力大为提高，初步解决了“能够说”和“有人听”的问题。这些“国际话语”成功的主要经验有：
第一，通过国家领导人的講话向全世界传播。我国提出的有全球影响力的话语大多是由国家领导人亲自承担了作为“推广者”的责任，这大大提高了这些话语的受关注度和权威性。
第二，在西方世界能够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概念和参照系。当国际社会热议“中国梦”之时，“美国梦”其实有意无意地成为了参考系；而“和平崛起”之所以能够成为各国政要和学者的“日常用语”，其背后是西方人再熟悉不过的大国“战争崛起”的历史。
第三，具有扎实的学理基础。成功的话语往往是政界和学界良好互动的结果，无论是“和平崛起”还是“中国梦”，其背后都有学术团队的扎实研究作为支撑。
二、中国在国际话语权建设中的政治操作能力仍然不足
如果一国政治操作能力强，那么就有助于推广本国所提出的理念，让自己的理念最终落实成为国际规则，此时，话语权才真正转换成为了“影响力”。这是国际话语权建设的终极目标。比如，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拥有强大的政治操作能力，那么像“华盛顿共识”这样的经济发展理念就更容易得到推广。相比之下，我国国际话语权建设的主要成就集中于“能够说”和“有人听”，在“影响力“方面，还远远不能与我国的综合国力相匹配。
比如，“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主动提出的如何从战略高度管理中美关系的新理念，自2012年5月中方提出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到2013年6月加州习奥会双方达成共识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以来，“新型大国关系”已经成为美国学界与官方谈及中美关系时的热点话题，也是各国政要、学者讨论中美关系时的“必用词汇”，可以说，“新型大国关系”成功地体现了我国在国际话语权建设方面的“理念贡献能力”。但是，当我们想要按照“新型大国关系”理念来定位和管理中美关系，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制定规则之时，仍然遇到了困难。2014年4月6日，日本《朝日新闻》采访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麦艾文（Evan Medeiros），记者问道：“与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好主意吗？感觉是美方接受了中方的建议，而不是去主动塑造中国，这让美国看上去很软弱。”麦艾文回应了两点：“第一，中美虽然都在说新型大国关系，但彼此想法并不相同；第二，新型大国关系只是一个期望（aspiration），仅此而已。”
美国方面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解读多少有些让中方失望。须知麦艾文不是一般的美国官员，他是美国总统身边负责亚洲事务的主要官员。2014年3月28日，也就是麦艾文接受《朝日新闻》采访一周前，他在布鲁金斯学会语出惊人：“中国有人说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就必须接受和照顾中方的核心利益。这是他们的定义。我们不这么认为。”很明显，美国接受“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提法，但是不接受中国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所制定的规则。美方提出少谈“尊重核心利益”，多谈追求“共同利益”。而关于共同利益，美方指的是中美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协调与合作。 可见，目前中国还难以运用“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话语对中美关系进行实质性的管理，还无法通过“新型大国关系”为中美关系发展制定规则。这也说明，中国在国际话语权建设中的政治操作能力仍然不足。
三、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建设面临“再全球化”的挑战
国际话语权建设的最终目的就是按照本国的理念来塑造世界秩序，相应地，国际话语权之争的本质是对话语背后规则主导权的竞争。当今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加速制定和推广新的国际规则，以期最大限度地利用对自身更为有利的、非中性的国际规则来约束或限制竞争对手。这一情形被称之为“再全球化浪潮正在涌来”。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伴随着这一“再全球化”进程，西方国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话语，比如，在国际经济领域从过去强调“自由贸易”到现在强调“公平贸易”；从过去强调“自由竞争”到现在强调“竞争中立”。在政治领域更加强调“航行自由”、“国际仲裁”的意义。
这一变化的背景就是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的变革。根据IMF的最新统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3年发展中国家GDP占全球的50.4%，超过发达国家，这是近百年来的第一次，欧美上层精英对这一变化敏感异常。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前主席劳伦斯？萨默斯很好地描述了这种变化背后的重大意义，他认为：在过去三百年的世界历史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以及美国与苏联之间冷战的终结是影响力居第三的大事件；伊斯兰世界与世界其他各国的斗争、争论和挑战是影响力居第二的大事件；而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崛起，其影响力则位居第一。工业革命之所以被称为“革命”是因为在1800年之前的两千多年里，人们的生活水平只提高了百分之五十，而工业革命第一次让人们的生活水平在几十年的时间出现了重大变化。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持续了30多年，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不到十年的时间翻了一番，在几乎五年的时间里增长了百分之十，这种变化发生在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土地上，涉及到数以亿计的民众，它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影响不亚于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甚至可能超过后两者，所以萨默斯认为，当今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是如何管理大国的崛起。所谓“管理大国的崛起”就是发达国家需要一个“再平衡”，平衡新兴国家，特别是约束和控制中国的崛起对发达国家既得利益格局的冲击。
这个“再平衡”的关键就是积极推动发达国家间更紧密的合作，特别是巩固和加强欧美同盟，以欧美为核心打造出一个制度化、机制化的发达国家间政治、经济和金融集团，同时联合一些发展中国家，重建对西方有利的国际经济政治新规则、新机制。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要致力于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而欧盟则要力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并且与日本也启动了双边自由贸易区谈判。美日欧之间自贸区协定谈判的政治含义非常明显，卡内基伦理与国际事务委员会资深研究员斯都尔特 （Devin T. Stewart）概括得非常清楚：TPP和TTIP都含有如何通过经济活动来设定和推广自由主义价值观这一目标，他们都能够平衡中国的影响力和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欧盟贸易委员德古赫特也非常明确地表示：TTIP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应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但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高质量自贸协定”这一全新话语下进行的，这一话语表面上非常中性、客观，但它背后所体现的是一套全新的贸易规则。
相较于试图重新规范实体经济运行的TPP和TTIP在世界各国政界和学界所引起的巨大反响和激烈讨论，全球虚拟经济层面规则的变化则显得异常低调和悄无声息，但其正在根本性地改变着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机制和治理平台。“货币政策协调”是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热衷的话语口号，在这一话语之下，国际货币治理体系正在悄悄地发生变革。2013年10月31日，美联储、欧洲央行、瑞士央行、英国央行、加拿大央行和日本央行等全球六大央行同时宣布，它们将把现有的临时性双边流动性互换协议转换成长期协议，而且，任何当事央行都可在自己司法辖区内以另外五种货币中的任何一种提供流动性。这意味着，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一个长期、多边、多币、无限的超级储备货币网络已编织成型。发达经济体央行之间在货币互换平台上的协同一致，很有可能替代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原有治理机制，但是这个全球超级储备货币网络依然将中国排除在外。
四、加强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的政策建议
面对此轮来势汹汹的“再全球化”浪潮，中国应该从理念贡献能力和政治操作能力两个方面来加强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
第一，以开放的心态继续向国际社会贡献话语。不能仅仅以“中国特殊国情”来反对某些西方的“普世性”话语，而是应该积极为世界贡献一些普世性话语。比如“三个世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都是中国贡献的普世性话语，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认同。
第二，寻求能够将本国利益与其他国家利益相联接的话语。比如“包容发展”“贸易自由化”等话语，既有利于发挥我国作为贸易大国的优势，又可以促进其他开放性经济体的发展。
第三，通過多边合作和国际组织来提升政治操作能力。政治操作能力是将自己的话语转换为国际规则的关键，我们应当积极参与多边合作，更加重视国际组织对提升话语权的作用。2014年10月24日，21个亚投行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依次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标志着中国倡议设立的亚洲区域新多边开发机构的筹建工作将进入新阶段。通过这些多边机构，中国能够将自己在全球治理方面的话语更为有效地转换为规则。
第四，完善国家领导人对外传播中国话语的体制。与国外相比，中国媒体的知名度和竞争力还处于劣势，学界也较少世界知名的战略家。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话语”还是主要靠从领导人的口中说出，国家领导人仍要继续担任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角色，领导人是构筑中国“话语”的主要平台。由国家领导人说出中国的“话语”，还可借用国际社会的传播渠道进行传播，规避了我国传播能力不足的问题。
第五，国际话语权的建设需要扎实的人文社会科学作为基础。人文和社会研究机构是一个国家的思想和理论阵地，也是高质量话语的生产机构，话语包含的诸种要素和特征，如概念的创新、话语逻辑、说服力、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基础等，只有发达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能够赋予。
第六，要加强智库与政府的密切配合。“和平崛起”话语的成功是智库研究与政府政策相互合作配合的典范。“和平崛起”理念背后的研究团队与政府相关部门积极互动，深入了解政府机构所遇到的政策困境，其研究成果又通过国家最高领导人讲话的方式向世界表达，这极大地提高了这一话语的受关注度和权威性。
第七，注意把东方的含蓄和西方的张扬两种文化特性结合起来，提出既有中华文化内涵，又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话语。与西方垄断国际话语权的软实力相比，我们从不缺乏软实力的文化基础，中国人从不缺少智慧。与西方在国际话语权上的竞争时，我们缺乏的是将自身文化优势转化为增强国际话语权的技巧，这就需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但不应只模仿，更要创造和创新。
（执笔人：赵柯 左凤荣）
一个国家要想成功确立国际话语权需要完成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能够明确、清晰地表达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态度。也就是解决“能够说”的问题。第二，动员各种资源，建立各种渠道来最大限度地吸引听众，并且用世界多数国家都能理解的方式进行表达，同时建立自己言辞的信任度。也就是解决“有人听”的问题。第三，通过意见表达和提供理念来影响甚至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也就是解决“影响力”的问题。前两个方面可以归纳为理念贡献能力，主要体现为提出并推广自己新思想和新观念的能力；最后一个方面实际指的是政治操作能力，主要体现为按自己的理念来提出议题、设定议程，将自己的理念转变为国际规则。这也是国际话语权最为核心的部分。理念贡献能力和政治操作能力构成了衡量一国国际话语权建设是否成功的两个关键指标，本文正是以这两个指标为分析视角，通过案例研究来总结提炼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进而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一、中国在国际话语权建设中的理念贡献能力大为提高
在当今世界，国际话语权的“分配”状况是极不平衡的，以欧美为主体的西方占据着明显的主流和强势地位，美国甚至拥有话语霸权，而中国处于弱势地位。冷战终结被西方和世界主流舆论解读为西方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胜利，民主、自由、人权、市场经济等源自西方的话语，几乎所向披靡，成为霸权性的国际话语。所谓“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人权高于主权论”“失败国家论”等等论调，都是冷战后时代由美国及欧洲抛出而成为国际社会的主导性话语。但是随着国力的提升，中国也开始向世界提出自己的话语。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对世界经济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使国际社会不得不重视中国人的“话语”，于是，“和平崛起”“新型大国关系”“中国梦”“新安全观” 等一系列新思想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
除了反映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话语权外，中国在具体国际问题的解决上也不断地贡献自己的新理念，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建设。比如，2009年3月，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撰文呼吁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建议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也就是用超主权的共同货币来代替美元，并且主张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的发行和使用范围。这一建议引发了世界各国政策界和学术界的震动，联合国也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小组来讨论SDR的使用问题。这是中国在具体国际问题领域掌握国际话语权的一个典型。
这都说明，中国在国际话语权建设中的理念贡献能力大为提高，初步解决了“能够说”和“有人听”的问题。这些“国际话语”成功的主要经验有：
第一，通过国家领导人的講话向全世界传播。我国提出的有全球影响力的话语大多是由国家领导人亲自承担了作为“推广者”的责任，这大大提高了这些话语的受关注度和权威性。
第二，在西方世界能够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概念和参照系。当国际社会热议“中国梦”之时，“美国梦”其实有意无意地成为了参考系；而“和平崛起”之所以能够成为各国政要和学者的“日常用语”，其背后是西方人再熟悉不过的大国“战争崛起”的历史。
第三，具有扎实的学理基础。成功的话语往往是政界和学界良好互动的结果，无论是“和平崛起”还是“中国梦”，其背后都有学术团队的扎实研究作为支撑。
二、中国在国际话语权建设中的政治操作能力仍然不足
如果一国政治操作能力强，那么就有助于推广本国所提出的理念，让自己的理念最终落实成为国际规则，此时，话语权才真正转换成为了“影响力”。这是国际话语权建设的终极目标。比如，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拥有强大的政治操作能力，那么像“华盛顿共识”这样的经济发展理念就更容易得到推广。相比之下，我国国际话语权建设的主要成就集中于“能够说”和“有人听”，在“影响力“方面，还远远不能与我国的综合国力相匹配。
比如，“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主动提出的如何从战略高度管理中美关系的新理念，自2012年5月中方提出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到2013年6月加州习奥会双方达成共识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以来，“新型大国关系”已经成为美国学界与官方谈及中美关系时的热点话题，也是各国政要、学者讨论中美关系时的“必用词汇”，可以说，“新型大国关系”成功地体现了我国在国际话语权建设方面的“理念贡献能力”。但是，当我们想要按照“新型大国关系”理念来定位和管理中美关系，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制定规则之时，仍然遇到了困难。2014年4月6日，日本《朝日新闻》采访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麦艾文（Evan Medeiros），记者问道：“与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好主意吗？感觉是美方接受了中方的建议，而不是去主动塑造中国，这让美国看上去很软弱。”麦艾文回应了两点：“第一，中美虽然都在说新型大国关系，但彼此想法并不相同；第二，新型大国关系只是一个期望（aspiration），仅此而已。”
美国方面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解读多少有些让中方失望。须知麦艾文不是一般的美国官员，他是美国总统身边负责亚洲事务的主要官员。2014年3月28日，也就是麦艾文接受《朝日新闻》采访一周前，他在布鲁金斯学会语出惊人：“中国有人说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就必须接受和照顾中方的核心利益。这是他们的定义。我们不这么认为。”很明显，美国接受“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提法，但是不接受中国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所制定的规则。美方提出少谈“尊重核心利益”，多谈追求“共同利益”。而关于共同利益，美方指的是中美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协调与合作。 可见，目前中国还难以运用“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话语对中美关系进行实质性的管理，还无法通过“新型大国关系”为中美关系发展制定规则。这也说明，中国在国际话语权建设中的政治操作能力仍然不足。
三、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建设面临“再全球化”的挑战
国际话语权建设的最终目的就是按照本国的理念来塑造世界秩序，相应地，国际话语权之争的本质是对话语背后规则主导权的竞争。当今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加速制定和推广新的国际规则，以期最大限度地利用对自身更为有利的、非中性的国际规则来约束或限制竞争对手。这一情形被称之为“再全球化浪潮正在涌来”。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伴随着这一“再全球化”进程，西方国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话语，比如，在国际经济领域从过去强调“自由贸易”到现在强调“公平贸易”；从过去强调“自由竞争”到现在强调“竞争中立”。在政治领域更加强调“航行自由”、“国际仲裁”的意义。
这一变化的背景就是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的变革。根据IMF的最新统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3年发展中国家GDP占全球的50.4%，超过发达国家，这是近百年来的第一次，欧美上层精英对这一变化敏感异常。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前主席劳伦斯？萨默斯很好地描述了这种变化背后的重大意义，他认为：在过去三百年的世界历史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以及美国与苏联之间冷战的终结是影响力居第三的大事件；伊斯兰世界与世界其他各国的斗争、争论和挑战是影响力居第二的大事件；而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崛起，其影响力则位居第一。工业革命之所以被称为“革命”是因为在1800年之前的两千多年里，人们的生活水平只提高了百分之五十，而工业革命第一次让人们的生活水平在几十年的时间出现了重大变化。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持续了30多年，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不到十年的时间翻了一番，在几乎五年的时间里增长了百分之十，这种变化发生在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土地上，涉及到数以亿计的民众，它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影响不亚于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甚至可能超过后两者，所以萨默斯认为，当今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是如何管理大国的崛起。所谓“管理大国的崛起”就是发达国家需要一个“再平衡”，平衡新兴国家，特别是约束和控制中国的崛起对发达国家既得利益格局的冲击。
这个“再平衡”的关键就是积极推动发达国家间更紧密的合作，特别是巩固和加强欧美同盟，以欧美为核心打造出一个制度化、机制化的发达国家间政治、经济和金融集团，同时联合一些发展中国家，重建对西方有利的国际经济政治新规则、新机制。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要致力于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而欧盟则要力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并且与日本也启动了双边自由贸易区谈判。美日欧之间自贸区协定谈判的政治含义非常明显，卡内基伦理与国际事务委员会资深研究员斯都尔特 （Devin T. Stewart）概括得非常清楚：TPP和TTIP都含有如何通过经济活动来设定和推广自由主义价值观这一目标，他们都能够平衡中国的影响力和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欧盟贸易委员德古赫特也非常明确地表示：TTIP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应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但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高质量自贸协定”这一全新话语下进行的，这一话语表面上非常中性、客观，但它背后所体现的是一套全新的贸易规则。
相较于试图重新规范实体经济运行的TPP和TTIP在世界各国政界和学界所引起的巨大反响和激烈讨论，全球虚拟经济层面规则的变化则显得异常低调和悄无声息，但其正在根本性地改变着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机制和治理平台。“货币政策协调”是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热衷的话语口号，在这一话语之下，国际货币治理体系正在悄悄地发生变革。2013年10月31日，美联储、欧洲央行、瑞士央行、英国央行、加拿大央行和日本央行等全球六大央行同时宣布，它们将把现有的临时性双边流动性互换协议转换成长期协议，而且，任何当事央行都可在自己司法辖区内以另外五种货币中的任何一种提供流动性。这意味着，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一个长期、多边、多币、无限的超级储备货币网络已编织成型。发达经济体央行之间在货币互换平台上的协同一致，很有可能替代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原有治理机制，但是这个全球超级储备货币网络依然将中国排除在外。
四、加强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的政策建议
面对此轮来势汹汹的“再全球化”浪潮，中国应该从理念贡献能力和政治操作能力两个方面来加强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
第一，以开放的心态继续向国际社会贡献话语。不能仅仅以“中国特殊国情”来反对某些西方的“普世性”话语，而是应该积极为世界贡献一些普世性话语。比如“三个世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都是中国贡献的普世性话语，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认同。
第二，寻求能够将本国利益与其他国家利益相联接的话语。比如“包容发展”“贸易自由化”等话语，既有利于发挥我国作为贸易大国的优势，又可以促进其他开放性经济体的发展。
第三，通過多边合作和国际组织来提升政治操作能力。政治操作能力是将自己的话语转换为国际规则的关键，我们应当积极参与多边合作，更加重视国际组织对提升话语权的作用。2014年10月24日，21个亚投行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依次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标志着中国倡议设立的亚洲区域新多边开发机构的筹建工作将进入新阶段。通过这些多边机构，中国能够将自己在全球治理方面的话语更为有效地转换为规则。
第四，完善国家领导人对外传播中国话语的体制。与国外相比，中国媒体的知名度和竞争力还处于劣势，学界也较少世界知名的战略家。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话语”还是主要靠从领导人的口中说出，国家领导人仍要继续担任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角色，领导人是构筑中国“话语”的主要平台。由国家领导人说出中国的“话语”，还可借用国际社会的传播渠道进行传播，规避了我国传播能力不足的问题。
第五，国际话语权的建设需要扎实的人文社会科学作为基础。人文和社会研究机构是一个国家的思想和理论阵地，也是高质量话语的生产机构，话语包含的诸种要素和特征，如概念的创新、话语逻辑、说服力、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基础等，只有发达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能够赋予。
第六，要加强智库与政府的密切配合。“和平崛起”话语的成功是智库研究与政府政策相互合作配合的典范。“和平崛起”理念背后的研究团队与政府相关部门积极互动，深入了解政府机构所遇到的政策困境，其研究成果又通过国家最高领导人讲话的方式向世界表达，这极大地提高了这一话语的受关注度和权威性。
第七，注意把东方的含蓄和西方的张扬两种文化特性结合起来，提出既有中华文化内涵，又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话语。与西方垄断国际话语权的软实力相比，我们从不缺乏软实力的文化基础，中国人从不缺少智慧。与西方在国际话语权上的竞争时，我们缺乏的是将自身文化优势转化为增强国际话语权的技巧，这就需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但不应只模仿，更要创造和创新。
（执笔人：赵柯 左凤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