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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并签署了《知识产权协定》。这些举措促成了中外版权贸易活动的法制化和市场化，使得近些年来中外版权贸易活动日益繁荣。毋庸置疑，中韩之间版权贸易活动是其中最为活跃的双边版权贸易活动之一，在中国版权贸易合作伙伴中，韩国始终稳居贸易量最大的前十个国家之列。
一、近年来中韩版权交流的总体发展变化
1.以图书版权为主的中韩版权交易品种数量实现了引进输出双增长
按照国家版权局的统计划分，版权贸易包括图书、录音制品、录像制品、电子出版物、软件、电影、电视节目和其他等类别。2004、2006年和2009、2010年国家版权局的统计数据都显示，无论是从交易数量还是从交易金额来看，图书版权贸易都远远高于其他产品。中国大陆对海外（含港澳台地区）的版权引进比例达到80%左右，而版权输出方面更高达98%。而中国大陆对韩国的版权贸易中，2010年图书版权引进品种数量占总量的89.19%；输出品种数量占总量的95.28%。可见，图书版权贸易是中韩版权贸易中最主要的形式。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韩之间的图书版权贸易市场呈现出与欧美等西方国家不同的特点。
从中韩图书版权贸易数据可以看出，近年来，韩国一直是翻译和出版我国图书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在我国引进图书版权最多的前七个国家中，韩国的增长率是最高的。从图书版权贸易引进和输出的比例看，2004年我国引进输出图书版权比例为1：28.9，2006年这一比例达到了1：5.3。2010年中国引进输出图书版权比例提高为1：2.9。与其他国家相比，中韩之间图书版权贸易比例没有发生过太大的波动，而且最接近合理的比例。
由此可见，我国与以美国、英国等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图书版权贸易，呈现出“强势文化主动灌输入弱势文化被动接受”的模式。2004年前后，我国与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版权贸易也同样遵循这一模式，近年来才有较大的改观。而中韩之间的图书版权贸易模式体现出来的是均势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和同源文化之间的深度理解。
2.涉猎广泛，选题有深度、有内涵是我国对韩国输出版权图书的主要特点
总体来看，我国大陆对外输出图书版权内容（人文社科类图书）一直以中医中药、传统文化、饮食旅游为主，这在对欧美等国版权输出尤为明显。而与之相比，我国大陆对韩国输出版权的图书则不乏有深度、有内涵的文化思想作品和学术专著。
以截至2011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资助已出版的图书为例，在美国出版的图书有：美国金桃子出版公司的《公主易嫁》《水落石出》等动漫类儿童读物，美国酱里尼斯出版社的《生活在上海》《茶与健康丛书》《当代药用植物典（1—4册）》，哈珀·柯林斯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等，读者定位以儿童、中医中药工作者和中国文化研究者为主，图画书比例很高，内容鲜少涉及思想文化领域的讨论。而在韩国出版的图书有：《中国自然崇拜》《余秋雨人生哲学》《中国历史与文化》《图腾与中国文化》《孟子的智慧》《向庄子借智慧》《东北亚的和谐与共生》《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等。这些图书作为大众读物出版，读者必须接受过高等教育，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图书内容的呈现形式也以文字为主，可见语言文字并不妨碍中韩文化思想的交流和沟通。
事实上，从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以来对韩输出图书版权的情况来看，图书选题内容已不再局限于汉语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中韩之间乃至亚洲地区事务，已经扩展到对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主题和热点问题的深度关切。
3.以语言学习图书为代表的实用型图书受到我国教育类出版社的青睐
从近年来我国出版产业的总体发展态势来看，教育类出版社的总资产利润率始终保持在各类出版社的首位，在12%以上。因此，在对韩版权购买方面，我国的教育出版社的需求量和购买实力都是首屈一指的。其中，无论在教辅、考试还是大众类图书市场上，韩文版权的语言学习类图书都以其独特新颖的编排、形象通俗的注释让学习者耳目一新。这类语言学习类图书以英语学习和应试类图书居多。比如，2007年引进出版的《别笑！我是英文单词书》取得了相当不错的销售业绩，后陆续又引进出版了《别笑！我是英文单词书2》《别笑！我是疯狂英语会话书》《别笑！英文单词不寂寞》，甚至有《别笑！我是西班牙语学习书》等系列语言学习图书。2010年，人民大学出版社从韩国引进的《新托业（TOEIC）全真模拟试题集》《新托业口语和写作全真模拟试题集》《新托业听力详解及实战试题》《新托业口语备考策略》等新托业备考图书每种图书也实现了1万册以上的销量，韩国出版社的版税收入也十分可观。
二、推动中韩版权交流的主要因素及未来发展方向
1.市场化是推动中韩版权交流持续，健康发展的首要因素
与其他国家的版权交流活动相比，中韩版权贸易伊始就定位于两国各自的图书市场，以市场化、追求图书销售经济效益作为主要途径和最终目标。因此，中韩两国的出版业界都非常渴望了解对方图书市场的最新动态。
随着新闻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工作的完成，可以预见，未来我国图书出版产业市场化的步伐必将越来越快，与韩国出版界的版权合作模式也将进一步紧密和深化。
2.政府资助是助力中韩之间学术图书翻译出版的重要因素
从2006年起，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相关政府部门设立各自的专项资金，用于支持中国图书在海外的翻译出版。这种政府补贴对中国学术类，特别是反映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学研究成果的翻译出版，有很大的帮助。与之关系最为密切的，主要有以下三个项目：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实施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前者于2006年开始实施，在中国出版社与外国出版社洽谈好版权之后，签约双方都可以申请；主要资助的是翻译费。后者的资助范围则扩大到出版费和宣传推广费，资助对象主要是成系列的、有分量的套书。 新闻出版总署主持实施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该“工程”始于2009年，鼓励和支持有版权输出潜力的图书和选题，分为经典学术著作和经典文学著作两大类，主要是由中国出版社负责申请、寻找外国合作伙伴翻译出版等，资助可用于翻译费、部分宣传推广费和出版费。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下属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该项目是迄今为止资助额度最高、资助范围最广的“走出去”项目，主要面向国内学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在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出版。资助费用包括翻译费、作者文本改写费、出版费和宣传推广费等。资助文版有8个语种，韩国语是2012年纳入该项目的。
据“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统计，工作小组成员单位2011年版权输出总量达到2006年的2.85倍，为3236种，占全国版权输出总量的80%以上。可见，中国政府“走出去”资助项目的实施有效地推动了中国图书在海外的出版。可以预见，未来中国政府对“走出去”项目的资金投入必将增加，建立健全公开、公正、透明的政府资助机制也势在必行。
3.文化聚合力是引导中韩版权交流方向和趋势的根本因素
从上述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中韩版权交流与其他国家相比有着天然的优势。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和韩国都处于相同的文化圈之中，文化聚合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中韩版权交流中，这种基于相似文化背景和相似思想观念的价值体系将持久地发挥作用。因此，中韩出版者之间的民间组织和官方组织应该积极致力于在中韩出版者之间建立共同的行业规则、经营理念和价值认同，培养中国出版界的“韩国通”和韩国出版界的“中国通”，促进版权贸易人才在中韩出版界的流动，制定政府层面和行业层面的见学和访问计划，等等。
4.数字化的科技手段将是中韩版权交流迈向新台阶的新生因素
近两三年来，数字化的浪潮冲击着世界各国的图书出版产业，中国和韩国也不例外。手机阅读、在线阅读电子书、数字图书馆、远程教育、在线销售和出版、电子书包等等花样翻新的数字出版产品令出版者对数字出版的未来寄予越来越多的遐想和期望。虽然也有冷静的人士指出，在沉浸于眼花缭乱的数字出版产品之中时，出版者不能盲目投入，而必须找到自己的利润的增长点。但是，我们仍可以预见，数字化的科技手段必将影响甚至改变现有的中韩版权交流模式，催生新的赢利模式和合作模式。因此，在出版数字化中抢占先机、加强合作，中韩出版者之间应该尽快建立数字化的交流合作平台，探索新的合作模式；必须拓展思路，与出版行业以外的网络运营商、软件供应商等合作，不断创新灵活的版权授权方式，如非独家授权、“包月”授权、“打包”授权等等，获得更多的版税收入和销售利润。
总之，近几年中韩之间的版权贸易和版权交流活动始终保持着良性的发展态势。只要抓住发展机遇，加深理解和沟通，中韩版权交流未来的深入发展是值得期待的。 【注】数据来源： 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管理司，《中国图书出版产业报告（2003——2004）》，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管理司，《中国图书出版产业报告（2005—2006）》，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中国版权年鉴编委会编，《中国版权年鉴2010》，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中国版权年鉴编委会编，《中国版权年鉴2011》，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一、近年来中韩版权交流的总体发展变化
1.以图书版权为主的中韩版权交易品种数量实现了引进输出双增长
按照国家版权局的统计划分，版权贸易包括图书、录音制品、录像制品、电子出版物、软件、电影、电视节目和其他等类别。2004、2006年和2009、2010年国家版权局的统计数据都显示，无论是从交易数量还是从交易金额来看，图书版权贸易都远远高于其他产品。中国大陆对海外（含港澳台地区）的版权引进比例达到80%左右，而版权输出方面更高达98%。而中国大陆对韩国的版权贸易中，2010年图书版权引进品种数量占总量的89.19%；输出品种数量占总量的95.28%。可见，图书版权贸易是中韩版权贸易中最主要的形式。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韩之间的图书版权贸易市场呈现出与欧美等西方国家不同的特点。
从中韩图书版权贸易数据可以看出，近年来，韩国一直是翻译和出版我国图书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在我国引进图书版权最多的前七个国家中，韩国的增长率是最高的。从图书版权贸易引进和输出的比例看，2004年我国引进输出图书版权比例为1：28.9，2006年这一比例达到了1：5.3。2010年中国引进输出图书版权比例提高为1：2.9。与其他国家相比，中韩之间图书版权贸易比例没有发生过太大的波动，而且最接近合理的比例。
由此可见，我国与以美国、英国等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图书版权贸易，呈现出“强势文化主动灌输入弱势文化被动接受”的模式。2004年前后，我国与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版权贸易也同样遵循这一模式，近年来才有较大的改观。而中韩之间的图书版权贸易模式体现出来的是均势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和同源文化之间的深度理解。
2.涉猎广泛，选题有深度、有内涵是我国对韩国输出版权图书的主要特点
总体来看，我国大陆对外输出图书版权内容（人文社科类图书）一直以中医中药、传统文化、饮食旅游为主，这在对欧美等国版权输出尤为明显。而与之相比，我国大陆对韩国输出版权的图书则不乏有深度、有内涵的文化思想作品和学术专著。
以截至2011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资助已出版的图书为例，在美国出版的图书有：美国金桃子出版公司的《公主易嫁》《水落石出》等动漫类儿童读物，美国酱里尼斯出版社的《生活在上海》《茶与健康丛书》《当代药用植物典（1—4册）》，哈珀·柯林斯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等，读者定位以儿童、中医中药工作者和中国文化研究者为主，图画书比例很高，内容鲜少涉及思想文化领域的讨论。而在韩国出版的图书有：《中国自然崇拜》《余秋雨人生哲学》《中国历史与文化》《图腾与中国文化》《孟子的智慧》《向庄子借智慧》《东北亚的和谐与共生》《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等。这些图书作为大众读物出版，读者必须接受过高等教育，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图书内容的呈现形式也以文字为主，可见语言文字并不妨碍中韩文化思想的交流和沟通。
事实上，从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以来对韩输出图书版权的情况来看，图书选题内容已不再局限于汉语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中韩之间乃至亚洲地区事务，已经扩展到对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主题和热点问题的深度关切。
3.以语言学习图书为代表的实用型图书受到我国教育类出版社的青睐
从近年来我国出版产业的总体发展态势来看，教育类出版社的总资产利润率始终保持在各类出版社的首位，在12%以上。因此，在对韩版权购买方面，我国的教育出版社的需求量和购买实力都是首屈一指的。其中，无论在教辅、考试还是大众类图书市场上，韩文版权的语言学习类图书都以其独特新颖的编排、形象通俗的注释让学习者耳目一新。这类语言学习类图书以英语学习和应试类图书居多。比如，2007年引进出版的《别笑！我是英文单词书》取得了相当不错的销售业绩，后陆续又引进出版了《别笑！我是英文单词书2》《别笑！我是疯狂英语会话书》《别笑！英文单词不寂寞》，甚至有《别笑！我是西班牙语学习书》等系列语言学习图书。2010年，人民大学出版社从韩国引进的《新托业（TOEIC）全真模拟试题集》《新托业口语和写作全真模拟试题集》《新托业听力详解及实战试题》《新托业口语备考策略》等新托业备考图书每种图书也实现了1万册以上的销量，韩国出版社的版税收入也十分可观。
二、推动中韩版权交流的主要因素及未来发展方向
1.市场化是推动中韩版权交流持续，健康发展的首要因素
与其他国家的版权交流活动相比，中韩版权贸易伊始就定位于两国各自的图书市场，以市场化、追求图书销售经济效益作为主要途径和最终目标。因此，中韩两国的出版业界都非常渴望了解对方图书市场的最新动态。
随着新闻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工作的完成，可以预见，未来我国图书出版产业市场化的步伐必将越来越快，与韩国出版界的版权合作模式也将进一步紧密和深化。
2.政府资助是助力中韩之间学术图书翻译出版的重要因素
从2006年起，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相关政府部门设立各自的专项资金，用于支持中国图书在海外的翻译出版。这种政府补贴对中国学术类，特别是反映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学研究成果的翻译出版，有很大的帮助。与之关系最为密切的，主要有以下三个项目：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实施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前者于2006年开始实施，在中国出版社与外国出版社洽谈好版权之后，签约双方都可以申请；主要资助的是翻译费。后者的资助范围则扩大到出版费和宣传推广费，资助对象主要是成系列的、有分量的套书。 新闻出版总署主持实施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该“工程”始于2009年，鼓励和支持有版权输出潜力的图书和选题，分为经典学术著作和经典文学著作两大类，主要是由中国出版社负责申请、寻找外国合作伙伴翻译出版等，资助可用于翻译费、部分宣传推广费和出版费。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下属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该项目是迄今为止资助额度最高、资助范围最广的“走出去”项目，主要面向国内学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在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出版。资助费用包括翻译费、作者文本改写费、出版费和宣传推广费等。资助文版有8个语种，韩国语是2012年纳入该项目的。
据“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统计，工作小组成员单位2011年版权输出总量达到2006年的2.85倍，为3236种，占全国版权输出总量的80%以上。可见，中国政府“走出去”资助项目的实施有效地推动了中国图书在海外的出版。可以预见，未来中国政府对“走出去”项目的资金投入必将增加，建立健全公开、公正、透明的政府资助机制也势在必行。
3.文化聚合力是引导中韩版权交流方向和趋势的根本因素
从上述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中韩版权交流与其他国家相比有着天然的优势。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和韩国都处于相同的文化圈之中，文化聚合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中韩版权交流中，这种基于相似文化背景和相似思想观念的价值体系将持久地发挥作用。因此，中韩出版者之间的民间组织和官方组织应该积极致力于在中韩出版者之间建立共同的行业规则、经营理念和价值认同，培养中国出版界的“韩国通”和韩国出版界的“中国通”，促进版权贸易人才在中韩出版界的流动，制定政府层面和行业层面的见学和访问计划，等等。
4.数字化的科技手段将是中韩版权交流迈向新台阶的新生因素
近两三年来，数字化的浪潮冲击着世界各国的图书出版产业，中国和韩国也不例外。手机阅读、在线阅读电子书、数字图书馆、远程教育、在线销售和出版、电子书包等等花样翻新的数字出版产品令出版者对数字出版的未来寄予越来越多的遐想和期望。虽然也有冷静的人士指出，在沉浸于眼花缭乱的数字出版产品之中时，出版者不能盲目投入，而必须找到自己的利润的增长点。但是，我们仍可以预见，数字化的科技手段必将影响甚至改变现有的中韩版权交流模式，催生新的赢利模式和合作模式。因此，在出版数字化中抢占先机、加强合作，中韩出版者之间应该尽快建立数字化的交流合作平台，探索新的合作模式；必须拓展思路，与出版行业以外的网络运营商、软件供应商等合作，不断创新灵活的版权授权方式，如非独家授权、“包月”授权、“打包”授权等等，获得更多的版税收入和销售利润。
总之，近几年中韩之间的版权贸易和版权交流活动始终保持着良性的发展态势。只要抓住发展机遇，加深理解和沟通，中韩版权交流未来的深入发展是值得期待的。 【注】数据来源： 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管理司，《中国图书出版产业报告（2003——2004）》，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管理司，《中国图书出版产业报告（2005—2006）》，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中国版权年鉴编委会编，《中国版权年鉴2010》，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中国版权年鉴编委会编，《中国版权年鉴2011》，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