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道德经》在西方广为传播,是以被西方译者的多元化译解为代价的。西人对《道德经》的解读可分为基督类、哲理类、语文类和演义类等四大类。其中哲理类译本是指具有哲学知识储备的译者,通过对《道德经》中核心概念、原典哲理、辩证思维以及哲学智慧的揭示,试图向读者展现一个《道德经》的哲学世界:卡鲁斯对老子之"道"作"原因"论解读,巴姆作"自然智慧"论的解读,安乐哲和郝大维则作出"开路"论的解读。这些代表性的哲理类译者,从不同角度尝试对《道德经》哲学思想的认知与翻译,既反映出他们的文化根源,更揭示出他们自己的哲学观点,最终导致他们的译解呈现以西哲代中哲、以西方思维模式代替东方思维模式的现象,使《道德经》原典内涵被大量漏译,甚至误译曲解,成为跨文化传播史上一幅特别引人瞩目的图景。究其根源,除了近代以来西方基于领先世界的科技和工业文明所形成的话语霸权,还须看到中华文化因近代多难所致的话语弱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