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则新闻让人耳目一新。刚刚通过全球招聘上任的武汉大学国际软件学院院长、美籍华人周怀北，向学校提出“降百万年薪”的请求，希望只享受特聘教授的待遇。
　　笔者感到新奇的是，周怀北先生请求“降百万年薪”的理由是“并非冲着钱而来，真想干一番事业”。在物欲横流，见利忘义大行其道的当今社会，还真有不爱财的人。要知道，这钱并非不义之财，因为“经过专家严格评审和面试”而一举夺魁，证明他并非“冒牌货”，也不是某个有权者的“关系户”，从某种程度说，它是对周先生自身价值的认同，领之理壮，受之光荣啊！
　　接下来读了两篇案例，一个是博士生院长潘殿卿，一个是研究生“儒官”刘德新。两人一个是救死扶伤的大夫，一个是“人民公仆”，从事的都是体面职业，但干的却是见不得人的勾当，一名教授、一个博士、一个研究生，三个知识分子，却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生选择。
　　对周怀北的报道，各大媒体不惜版面，追踪报道、开辟论坛，热火朝天；而博士生院长潘殿卿和研究生“儒官”刘德新的案例报道，除了《廉政瞭望》这样的反腐杂志外，却难以激发媒体兴趣。缘何？大概是物以稀为贵罢！当今时代，像周怀北教授这样，在金钱面前能够脱俗的知识分子太少了，于是乎便成了新闻；而像潘、刘这样的知识分子又似乎太多了，已经让媒体麻木了。
　　当前一些知识分子伦理道德的滑坡，人格尊严的丢失，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诸如剽窃抄袭别人成果、帮忙推销伪劣产品、邀宠财团误导政府，甚至贪财枉法、兜黄贩毒、穷凶杀人等案例不断发生，使知识分子整体的形象受到损害，社会公信力降到了最低点。
　　自古以来，知识分子就承担起了中国脊梁的作用。以救济天下、担纲社稷为己任，追求特立独行，坚持操守良知，一直是知识分子推崇的人生境界。从孔子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到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从范仲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朱自清重病在床，宁可饿死，也不愿接受美国人的“救济粮”，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傲然骨气和浩然正气。当天下有道时，他们积极出世，以天地立心，以声名立命，建功立业；当天下无道时，他们处淤泥而不染，宁可归隐江湖，哪怕穷困潦倒，食不裹腹，衣不蔽体，也不肯出世为官，助纣为虐。即使经历了秦始皇“焚书坑儒”、清王朝“文字狱”这样的毁灭性灾难，他们也无怨无悔地保持了自己的操守。而当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们毅然走出书斋，振臂疾呼，投身革命，为坚持正义不惧邪恶，为国家存亡舍生取义，为传播真理视死如归。有了他们，中华文明才源远流长，东方美德才彰显世界，中华民族才生机蓬勃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正因如此，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虽不讨封建统治者欢心，但在百姓心目中却是备受推崇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在百姓供奉的牌位“天地君亲师”中，他们接受着人们香蜡纸烛的供奉膜拜。当知识分子在接受人们尊重的同时，理应满足百姓更高的期待；在比普通人享受了更多教育权利的同时，理应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
　　而眼下的某些知识分子，已经丧失了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落尘流俗，降志辱身，崇拜的是权力，追逐的是金钱，贪图的是享乐，为了这些，斯文扫地也在所不惜，长此下去，又如何能担当起社会大任？
　　有人说，个别知识分子“变节”，是因为他们生活窘迫寒酸，迫不得已而为之。他们经济待遇不高是事实，历来就有“十儒九穷”的说法。但穷不能成为道德沦丧、贪赃枉法的借口。农民苦不苦？下岗工人穷不穷？如果因为清苦贫穷，就丧失原则，违背道德，这社会岂不乱了套？普通大众尚能坚守的道德防线，作为维护和传播人类基本价值的知识分子反而就做不到？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在恶劣的政治生态中都能保持操守，为何到了今天就不行了？
　　诚然，道德滑落、思想败坏只是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因为毕竟还有周怀北请求“降百万年薪”的义举，还有钟南山这样的苍生大医在危难之时挺身而出的事迹，还有北师大教授为医治患病的儿子，又不愿挣昧心钱，退休后苦苦经营小卖部的事例。但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忽略那“极少数”，他们在知识分子队伍中有瘟疫般的传染作用，其社会影响力所带来的不良价值取向，会成为人们跟随的风向标！
　　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精英，是智慧的化身，是人类文明的重要传播者和继承者。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快速发展时期，各行各业需要大量的高层次人才，为知识分子施展抱负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为了国家富强，民族兴旺，知识分子承载着神圣的历史重任，只有他们挺直了脊梁，中国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