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在1995年至2005年的10年间，担任过《中华儿女》国内政要版的专栏作家、编辑部副主任和刊物的副总编辑，以及刊物和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的特约策划总监，经历的许多往事仿佛还在昨天，尤其那些直接控制产品与质量的编前策划会的场景，好像就在眼前……

笔会：每个年度具有方向性的策划

　　武当山笔会是哪一年开的，我没有准确记忆了。在此之前，《中华儿女》早开过内蒙笔会、三峡笔会和新疆笔会等，每次活动都有一些固定和不固定的人，会议上发生一些难忘的事。令我印象深的是武当山笔会，在武当山笔会之前的事，我都是听那些“老笔会”讲的，都是一些开心、浪漫，让人回味无穷的事。
　　时任社长杨筱怀自称“一生无大志，喜欢办杂志”。他是一个集理想、激情和好奇心一身的人，每年初都会思考今年笔会在哪开。接下来张志刚副社长就抓落实。他是一个“五毒不侵”、只服筱怀的仗义汉子，答应干的事一定干得欢，执行力极强。待准备的差不多了，张怡同志就带领张晓莉等办公室人员发通知、订车票，以及接送人员向会议地集中。张怡副社长人品好，工作细致、热情周到，是个女汉子，笔会上又是台前，也是幕后。总之，因环节多、人员杂，保障工作要求高，锻炼了张晓莉、聂国宏、小尤、小陶等年轻人，也温暖了参会者的心。

　　笔会层次高往往与到会领导有关。我印象中后来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李源潮、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还有甘肃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洛桑灵智多杰等，都参加过笔会。当然，在京的会议出席人员规格更高，每次都有铁木尔·达瓦买提、王光英、田纪云、赵南起这样的国家领导人出席。除了国家领导人，就是老一辈革命家的亲人和工作人员，如李讷、周秉德几姐妹和刘源等毛刘周朱的后人、警卫人员、保健医生，还有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负责人或专家也多次出席。再则，一些重大事件当事人也邀请出席。我们搞写作的人员是主体，前面有董保存、顾葆孜、尹家民等出席，后来有王凡、梁秉堃、朱晴、韩宗燕、周燕等也是常客。当然，《中华儿女》很敬重的中央文献研究室力平老师、中央党史研究室魏久明老师、党史专家邵维正将军和中央警卫局邬吉成副局长等，是我在《中华儿女》期间筱怀每次必请的人。上述罗列的一些人员看似不少，但却九牛一毛。如中国作家协会杨匡满、中国美术馆赵俊生、海洋局的张崇范等都是友情出席。总之，参会人员很多，每次计划名单五六十人，可到开会时，名单上已追加到了上百人，介绍时只能用“等等”来代替，我们常称为“杨筱怀风格”。
　　会议人员规格高，接待规格也高。白天忘情于山水之间，到会议的后期一定会抓住一两个晚上召开座谈会，那就是年度的大策划会。在我的印象中，这样的会议均先请到会的领导从大政时局，办刊方向和总体走向上给予肯定或指点。其次是力平、魏久明、邵维正老师和创刊主编王维玲老师讲，他们对党史、党建理论和创办刊物研究极深，均会对一年的办刊方针给予评价，然后传达许多信息，包括当年内党和国家的重大活动、重要诞辰纪念日，以及一些思想和思潮，老师们的发言往往让编者作者十分受益。再次就是作者发言，大家会对中华儿女杂志社表示感谢，然后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再报上一批选题。这样的座谈会才是笔会的实质，能从方向、政治上和刊风、文风改进上对办刊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介入《中华儿女》办刊是武当山笔会之前。起初是给刊物当专栏作家。武当山笔会我前参加过社里的座谈会、但在这次笔会之前，我翻阅了旧刊，总体感到涉及面相对比较窄，同质化的问题已经明显，而且对如何适应读者对国家大刊的要求，以及团中央主导期刊的角色定位问题，心中不免有些忧虑。因此，在开会的前一天晚上，我与筱怀坦露了一些想法。筱怀一听，马上请我在会上好好讲一讲。第二天会上，筱怀叫我早早发言，我那时有些初生牛犊不怕虎，便当着几十号人的面，用“创业起步”、“领袖秘录”和“三代精进”三句话，对刊物起步时宣传“中国好人”，第二阶段聚焦“领袖秘录”进行了概括，同时指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在“红墙内幕”不断公开的情况下，单纯以反映第一代领导人生活、决策和思想的稿件，将会越来越稀缺，同质化的、拼凑的文章会越来越多，必须精深第一代领袖所创造的党史研究，精细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决策研究，精准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人物思想研究，总的一条就是开拓创新，由第一、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宣传研究发展。我认为，《中华儿女》应重塑以党史研究宣传为旗帜的忠党爱国大刊，并大力呼吁要注意刊物的思想性。不料，我这么一讲，会上一些长期专注第一代领导集体研究的同志不以为然，他们不便说不向二、三代发展，只是说二、三代的保密审查不好过关。我对此也进行了反驳，我说办刊物没有简单的事，要想出彩必须独树一帜。

　　同时，我也讲了《中华儿女》的独特优势，让大家解放思想。会议结束后，筱怀找我要发言稿，我把原来的发言提纲整理后交给了他。回来后不久，社里就通過解放军总政治部协调，让我担任编辑部副主任，同时对刊物出版重点也进行了调整。接着，《中华儿女》国内政要版把反映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内容课题化，把反映二、三代领导集体的选题系列化，陆续刊发了不少邓小平、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的文章，一下就把刊物层次提高了，品牌达到了一个峰值。 　　在我的记忆中，《中华儿女》许多大的调整，都是通过笔会交流而启发的。笔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除了宏观策划，还可以统一思想。现在回味，确实觉得那都是高层次、高水准、高效率的笔会，它在确定某一个阶段或年度思路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例会：每个月出版的“压舱石”

　　《中华儿女》杂志从创刊开始，有一个好规矩，就是每月坚持编前会制度。编前会一般在出刊的前三个月召开，一是策划出刊月期刊组稿选题，二是确定下月编辑思路，三是督促当月策划的重点选题的责任落实。这个会一次管三月，但是月月召开，每月中旬举行，名称叫做“编前策划会”。我记得当时是编辑部值班副主任确定编前会时间，编辑部包文辉编辑负责通知我，我便找时间到会参加。我当编辑部副主任的工作主要是协助筱怀负责策划。那时，我是非常认真的，几乎每月不请假。但我除了杂志社的事，还有其他工作，难免“掉课”。有一次，编辑部定下时间，刚好我有事，我就给小包说了一下，没有到会。不料，筱怀见我没来，马上说今天会先不开，等我到了再开。这样，就有了编辑部年轻编辑们的口头语：“‘肖老’不来不开编前会！”我那时才30多岁，年轻编辑叫我“肖老”，殊不知这一晃我头发鬓白，真成小老头了。老是老了，但经历了那个岁月的编前例会，确实很锻炼人。
　　在我的记忆中，每月编前会策划一般程序是先由编辑策划开始。那时，我与大家也是互相学习，听完大家报的策划选题后，最突出的印象就是如何从大量已经反映或暂时还是禁区的选题中，找到有价值的线索，并能成为有读者能关注的选题。同时，考虑这篇文章领域谁在研究，从哪里找到作者。所以，一般就编辑策划的选题，我进行二次提炼。这样，大家集体议，筱怀最后定。通过这一种方式，编辑队伍提高很快，许多人离开时也成了党史专家和政要刊物的内行。
　　当然，办一本政要性的刊物，不能简单由编辑来策划，重要的是要由专家进行系统的策划与指导，我想这也是杂志社让我参与办刊的应存之义。当时，我也是边学边卖，总体把握了以下几个策划体系：
　　一是高端性的封面人物。众所周知，当时的《中华儿女》国内政要版一直在打造“高、大、上”的封面人物。但如何定位科学，的确需要确定一个范围。我们就根据字面理解：首先必须是中国的，或者是中华范畴的，也就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其次，必须是政要。而政要的范畴也很广，如何来确定？最后干脆确定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就是“副国级”以上的人物，简称“四副两高”以上的人物。到后来，我们又增添了省部以上的“政坛新星”和中央认定享受党和国家领导人待遇的人物。基于这么一个范围，我们列了一个人员名单，一个一个策划分步落实。这种策划首先如同写传记，要熟悉传主情况，我便收集大量资料；其次是选择角度。因为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宣传在弄清生平的基础上，主要是立传其经历、政绩和思想，这就要求对策划者选择一个好的角度。其三，就是时效，要合时宜、求时效，把握好时间节点。围绕上述关节点，我们策划了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专题宣传。我记忆深刻的是对江泽民同志的宣传，当时策划了多个选题，有对江泽民生平史考的，有以江泽民同志上任时间为节点进行报道的，都没有通过。最后，我拿出了一个方案，写“江泽民与中国新格局”系列，首篇文章就是《江泽民与中国外交新格局》，这篇文章是请的一个作者写的，江办对此非常重视，我来回参加几次修改后，钱秘书亲自帮助选照片，王沪宁同志亲自审定，不仅稿子顺利通过，而且与江办也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除时任国家领导人，我说服大家一定要关注中国政坛精英、青年俊杰，也就是“政坛新星”，这个群体不仅国内关注，而且世界也十分注目。当时，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省任省长，为政经历丰富，群众呼声很高，我在新千年的系列策划中，就向筱怀提出建议，结果派了多人采访未果，并通过此事了解习近平同志曾拒绝了上百人的采访。在这个问题上，就反映了政要人物宣传上第二个难题，也就是谁来沟通并写作？此事杨筱怀社长把任务承担下来，他亲自协调，最后成就了《习近平：我是怎样跨入政界的》这篇经典型的文章。
　　当然，除了在职首长，还有老同志。这些老同志都功勋卓著，虽然不在领导岗位上，但读者依然关注。我便进行认真准备，策划了原政治局委员张廷发、中紀委常务副书记韩光等一系列老革命的宣传。记得原中央军委委员、军事科学院赵南起同志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我们马上配图发表了人物专访，赵南起同志感到很满意。在这些高端策划中，策划是其一，主要是采写难度大，我在此期间还撰写了十来个封面人物，另有专栏作家韩宗燕、编辑部副主任弋阳及特约编辑周燕也写了不少。这几位女同志胆大心细，为封面人物的成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我的记忆中，像这样大规模、上层次地宣传政要人物，在中国期刊史上是头一次，所以外面称《中华儿女》封面是“中国最牛封面”，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二是资政性的策划。看一本刊物是不是革命的，检验标准就是它是不是为政治服务的，为时代需要服务的。这一段话，是我在筱怀办公室讨论办刊讲的几句话，筱怀听我讲完，把桌子一拍，眼珠子一亮，说了一句：“好！这个问题你要给他们编辑部讲！”有他支持，我就以党史研究课题为重点，策划了一批资政的选题。记得很早就有反华学者鼓吹“中共建党是卢布党”，刚好邵维正将军从事建党研究，我们与他策划写作了中共一大代表产生及中共成立的文章，当时反响很好，有力回击了反华学者的谬论。接着，我又盯住红军时期红四军内部所谓“朱毛之争”，不仅弄清历史真相，也反映了毛泽东、朱德同志两位伟人的伟大品格。还有关于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和延安整风，特别是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等许多课题，我们边研究边策划，对于读者弄清历史真相，认清曲折发展的过程，鼓舞民心斗志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不足之处，是个别选题形成文章的深度与写作技巧还比较欠缺。总的来看，这些选题在当时还的确是让人耳目一新，而且是资政的正能量。
　　在我的记忆中，关于以史资政的选题策划，主要还是“文革”真相拨乱反正的内容。对这一领域，主要我前期在军委办公厅法制局担任过首任局长图们将军的文字助手。图们将军是抗战时入伍的老干部，经历了“文革”公检法砸烂和在拨乱反正中的整党及清理“三种人”工作，我在帮助他整理文字工作的时候，撰写了他担任国家公诉人及审判林彪集团的经历。这其中有许多关于“文革”发生、林彪和江青集团制造的一系列冤案和平反昭雪的真相等，都没有完全展开，我觉得通过系列研究，弄清这一段历史对于弄清“文革”很有意义，便有意识地策划了一批选题。这包括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由来、刘少奇“三顶帽子”的形成，以及刘少奇冤案的平反过程，这些都是直接触及人们对“文革”为什么发生的认识。接着，我还策划了“林彪事件”真相的系列选题。这些选题包括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的阴谋活动，“小舰队”的形成与发展，林彪叛逃的来龙去脉。这些选题主要通过当事人的回忆，办案人员的介绍和各种当事人的口述来反映。我记得林彪的卫士长李文普在整个事件中除向中央报告情况外，一直没有开口说话，便多次上门联系，后来策划了《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这个选题，可谓影响重大。这一批选题的出现，决定了《中华儿女》内在质量。当时《中华儿女》读者群迅速扩大，征订量快速上升，品牌响到现在就是很好地说明。

　　三是涉军性选题策划。《中华儿女》国内政要版关注军事，大力宣传军事人物，曾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宋德福肯定“这是刊物一大特色”。为了保持这一特色，我在《中华儿女》岗位上，可以说在军言军，策划了不少选题。对将帅体系的设计也有个统筹，先是策划老帅老将。《中华儿女》在前期，对老一代领袖人物，老帅名帅都宣传比较多了，我侧重关注了一些名将骁将选题的策划。既有曾任过红一军团红一师师长的李聚奎上将、拨乱反正打先锋的王平上将、朝鲜战争建设“打不烂钢铁运输线”的洪学智上将等，也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含冤自杀的王良恩将军、组织百万大裁军的何正文将军、处理林彪事件的刘岩等传奇将军，同时，也组织了一些当代军队英模选题的稿件。这些选题策划一是展示了我军英勇形象，二是弘扬了我军光荣传统，三是满足了“军迷”的好奇。当时，刊物在军队发行量上升很快，许多老干部因为订不到刊物反映到总政老干部局。我在总政老干部局了解这一情况后，回来向筱怀作了汇报，他大胆做了向全军老干部赠刊的决定，并立即组织清理了库房，进行新刊配赠，一下准备了几大车。赠送刊物仪式很隆重，驻军大单位干部管理的副部长都全部参加了座谈会。

对接会，保证选题落地的关键举措

　　在新世纪前后，《中华儿女》基本上实现了创品牌的“小目标”。现在回忆这期间的工作，自然离不开刊物质量。说起质量，除了定位、策划，还有人脉、影响，这就离不开用强力措施保证选题落地。当时，我们在推进质量先行时，不管社领导确定的选题，还是月编前会确定的选题，都要有一个“对接”环节，这就是值得让人回味的对接会。一般来说，大的对接会由兼任编辑部主任的杨筱怀社长负责，小的对接特别是我策划的选题由我负责。后来，杨筱怀社长要考虑成立中华儿女传媒公司，并要兼顾各种行政和多本刊物，所以对接工作都基本推到我这里。往往开完会，电话就来了。有的选题我不清楚，找来的人也会告知“杨总说让找肖老”。年轻编辑给我取了许多外号，其中一个外号就叫“肖对接”。
　　在我的记忆中，就编辑部的内部对接，还算一件比较省心的工作。一则，大家比较敬业精业，开会时都拿着笔记本耳听手记，领会意图，只要讲得清，大家都能做得好；二则，对不清楚的问题，大家在会上当面交流，会后马上对接，做到了“一竿子到底”。要说复杂一点的，就是诠释筱怀的一些选题安排，因为他讲时站位比较高，“话语战线”也拉得比较长，大家一时抓不住重点，就来问我，我也不敢轻易作答，都是回去先查资料，然后做具体分析，最后把角度重点明确，然后提供可找的人、可使用的办法。最后，基本框架定下来后，让再找筱怀商定。我总觉得，做成一个好的选题，事前多几个反复没有关系，怕的是意图不清，决心不明，办法没有，打几个电话就说事情办不成，这样做不好执行编辑和专栏作家。所以，我对接工作的看法是一个二级策划，或叫深度策划。在这一点，无论《中华儿女》国内政要版的资深编辑或专栏作家，起初有个适应过程，后来都成了专家。要说为难一些就是外面的临时作者，一般在报过选题确定之后，编辑会通知他们一些成稿事项，往往作者形成了固定的思维，就难于对接了。我记得有几篇稿子，例如对某领导人被诬陷的前因后果，因同质发表需要调整角度，有一篇涉及某领域建设始末，需要改变写作方式，還有一篇文章需要规避一些敏感问题，中间都经过几次对接，但稿子改后就是没法使用。怎么办？我们就一起给作者修改，有的几乎重新返工，好在作者都比较满意，发表后效果都还比较好。
　　当然，这只是对接的一种。还有一种大对接就会把人搞得苦不堪言。记得1999年，年度笔会就计划了对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要进行重点宣传。到了8月份的编前策划会时，我们就策划了一个重点选题交由一个同志来完成。不料，到了9月份策划11期时，10期国庆节的这篇重点文章还没有眉目。怎么办？我就建议筱怀集体碰一下。那天，有选题负责人、社科院张西明、邵维正将军和后来也晋升为将军的一位同志，考虑到选题重大，筱怀，还有陈安钰副总编，以及编辑部的同志都参加了对接。会上，大家一是觉得原选题仍要上；二是集体把文章结构、铺陈、重点等等又理了一遍。最后，决定请到会的一个同志撰写。可一周后，稿子出来了，由于太学术化，大家都感到还是要重写。眼看要上版了，筱怀说：“还是你来吧！”那时我带学员、当政委，孩子又小，真还较忙，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但由于事前思想准备不充分，几天下不了笔。越是下不了笔，编辑部没见稿又越催越紧。没办法，我到周五那天晚上思考到凌晨一二点，五点钟又起床，然后就两天两夜没合眼，抽了半条烟，写出了以三代领导集体治国理政为主题的《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长文，共计15000多字，稿子是星期天下午小陶来取的，我一觉睡到了第二天中午，给社里打了个电话才知道杨总终于认可了，我这时才舒了一口气，顿感这个策划从头到尾如同在地狱走了一遭。好在这篇稿子后来反映好，力平老师在审稿就说“这篇稿子有力量！”后来又多处转发，并被时代和读者所认可。还有几期领袖诞辰纪念的专题，也几乎采用了同样的策划对接模式，大家集体做“嫁衣”。现在回忆这些细节，确实感慨良多，好的想法，如果对接不到位，或作者不力，无论多么好的策划都难于落地！
　　毛毛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在“文革”岁月》，源于她在《中华儿女》连载多期的《我的感情流水帐》，后来拿到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出版，我兼任公司的策划总监。《我在中共七十年》是老革命家曾志的回忆录，一切由曾志的女儿陶斯亮大姐打理，我们在妥善对接后，我还专门陪她去香港组织首发式。
　　转眼，筱怀以及当年活跃于《中华儿女》政要版，并为之义务奉献的力平、邬吉成、赵俊生等都谢世多年了。我回忆这段文字，既是不曾忘却的纪念，也是记录《中华儿女》坚持用政治家头脑策划办刊与树立品牌宝贵经验和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