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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外交人员，我个人感受最深的是我国外交事业栉风沐雨的发展和取得的辉煌成就。
在近40年的外交生涯中，我个人的发展同祖国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几十年来，我因工作关系去过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奉命担任过三任驻外大使。我深感欣慰的是，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影响力也不断提升，正满怀信心地走向世界政治舞台中央。我外交人员在国外受到尊重，工作开展也越来越顺利，说到底，都是因为有伟大祖国做我们外交人员的坚强后盾。
步入外交战线的最初脚印
我出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福建厦门的一个工人家庭。我出生后不久，父母就被日军抓去修建军用机场。后来，我们一家被作为“难民”赶回龙海乡下，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这些，给我的童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抗战胜利后，我们一家好不容易才回到厦门。新中国成立后，我上小学时看了有关甲午战争、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以及南京大屠杀的书籍，读了方志敏烈士写的《可爱的中国》，逐渐悟出中国人之所以受外国列强欺负，是因为中国清王朝和国民政府腐败无能所致。我下定决心发奋学习，长大后好为祖国出力。后来，我考入了外交学院。
在外交学院这个被誉为“外交人员的摇篮”里，我得到了师长们的谆谆教诲。在学校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周恩来总理对外交人员的要求：“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外事工作无小事，决策在中央。”1961年7月24日，我还和在校师生一起聆听了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当年11月兼任外交学院院长）的重要讲话。
1964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外交部研究室工作。在研究室，我的身边几乎都是国际问题研究专家和写作高手。我在帮他们寻找有关资料和抄抄写写中，不断琢磨和锻炼，还参与了《外事调研》的约稿和编辑工作。我在干中学，在学中干，不断尝到甜头，也为日后常驻国外从事调研和外交活动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奔赴外交第一线
1973年3月，我告别祖国，乘坐国航抵达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然后再转机到“东非高原水乡”乌干达的恩德培国际机场。使馆办公室派车接我到坎帕拉的中国驻乌使馆。尽管一路奔波，但我抵达使馆时仍很兴奋，因为这是我驻外生涯的第一站。不久，我赶上使馆俱乐部组织馆员驱车前往坎帕拉西南地处赤道的马萨卡市游览。我站在赤道纪念碑前留影。返馆后心潮澎湃，写下一首五言打油诗：“脚踏两半球，豪情满胸怀。愿将热血洒，浇出友谊花！”抒发我立志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使者的决心。
当时，绝大部分非洲国家已获独立，非洲人正在为各自国家探索发展道路，其中有些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过程。我在乌干达工作6年8个月，经历了该国在伊迪·阿明统治时期的动荡多难。乌干达13次政变中，我遇上8次。那几年，乌干达社会秩序混乱，打砸抢时有发生，外国人也难以幸免。1974年3月24日傍晚，我随同使馆临时代办出席南斯拉夫国庆招待会后驱车返馆途中，遭到3名武装歹徒妄图抢车。我们不断按喇叭和从车内扔出啤酒瓶，才吓退暴徒脱险。1979年4月，阿明垮台时政府军与“解阵”部队激烈对抗中，炮弹还曾掉入我们使馆庭院内。
在中国驻外使馆中，驻乌干达使馆是个小馆。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负责馆内调研工作，既要为使馆主要领导当翻译，陪他们外出活动，还要兼管文化宣传、军事动向研究等，从到馆初期至新华分社设立前还兼任新华社报道员。
出使菲律宾的难忘岁月
1991年3月，我首次作为中国大使常驻菲律宾，迎来了外交生涯中的新起点。
3月19日上午，菲律宾总统府礼宾官乘坐总统专车先接我到黎刹公园，向有着中国血统的菲律宾国父何塞·黎刹敬献花圈。然后到总统府向科拉松·阿基諾总统递交国书。阿基诺总统宣读答词后同我握手，领我和陪同参赞到会客室茶叙，气氛十分亲切友好。阿基诺深情地说：“菲中两国人民如同朋友加亲戚，见到中国大使如同见到自己的兄弟。”与总统的会晤原定只有15分钟，发觉会见超时且考虑总统国务繁忙，我几次准备告辞，但阿基诺总统谈兴正浓，我只得继续聆听。分手前，阿基诺总统向我赠送了一只浅黄色的陶瓷杯，上面有“我同科丽（‘科丽’是科拉松·阿基诺的昵称。）喝过咖啡”的英文。每当拿起这只独特的“咖啡杯”，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那次令人难忘的见面！
在进行礼节性拜会时，菲方安排我首先礼节性拜会时任国防部部长的菲德尔·拉莫斯将军（1992年就任总统）。我的专车抵达时，拉莫斯将军身着军装在国防部门前致军礼。随后，他领我到会客室。交谈中，他竖起大拇指说：“菲中两国没有任何理由不友好相处。”他还告诉我，我在菲律宾工作、生活期间遇到难题尽管提出来，他会予以关照。
我的履新，受到菲律宾各界的热烈欢迎。菲律宾社会活动家、年迈多病的红衣大主教海绵·辛破例主动设宴欢迎我到任，并在宴会上发表了洋溢菲中友好的颂辞。宴会上，年过七旬的菲律宾外长曼格拉普斯在邻座上轻拍我的后背，对我说：“我羡慕你，尊重你，因为你代表着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句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的心里充满了自豪。菲华侨112个社团在“中国城”最大的福苑饭店为我的到任举行公宴，宴会上演奏激动人心的《歌唱祖国》乐曲和表演精彩节目。成立于菲中建交前的“菲中了解协会”还举行茶话会和画展表示对我到任的欢迎，年迈的会长何塞·何耶教授在会上激情满怀地表示：“菲中加强了解，增进互信，两个近邻的友好定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到任后两三个月内，我出席了多场专为我到任举办的各种宴会、招待会，使我深切感受到菲律宾政府和各界人士对我国的友好情谊，同时也为自己代表着伟大的中国而倍感骄傲，增强了我为增进中菲友好的使命感、责任感。
1993年2月18日，我应邀出席马尼拉扶轮社午餐会，并在会上做了演讲。当会议主持人、扶轮社会长克·雷耶斯宣布仪式开始时，与会的300多名听众全体起立。继菲律宾国旗升起后，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这一罕见的举动，是这个公益组织自1919年成立以来的首次，因而为扶轮社内外所瞩目。菲华新联公会理事长（后任菲华各界联合会理事长）李荣郇等称赞说，这次午餐会是马尼拉扶轮社继两位前任大使之后给予中国大使的又一次崇高礼遇，五星红旗首次在马尼拉扶轮社升起更是前所未有的举动，令人振奋！ 1993年4月25日，已就任菲律宾总统的菲德尔·拉莫斯率领庞大代表团﹙内有最富有的6位华商﹚访华，我陪同他参观了北京、上海和广州。他对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取得的成绩评价很高，回国后实施社会改革，大力复苏经济。作为中国使节，我尽力推动中菲在经济、文化和人文方面的合作与交往。
1994年初，在中国驻菲使馆的安排下，菲律宾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华人社团——菲华商联总会首次组织东北亚考察团访华，受到我国政府高规格的礼遇，推动其成员下决心到中国做生意、增进菲中经贸商务交往。我欣喜地看到，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所呈现出的巨大商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菲律宾企业家和菲华商界人士到中国投资兴业。
为上海两座大桥的建设做外交努力
1991年3月，我出任中国驻菲律宾大使不久，前往总部设在马尼拉的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行”）拜会垂水行长（日本籍）。他向我介绍说：成立于1966年11月的亚行，其宗旨是帮助亚太地区成员国减少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实现“没有贫困的亚太地区”这一终极目标。他还对我说：自1986年3月中国正式成为亚行成员以来，中国的执行董事与行长、其他执行董事共事合作得很好。
同年3月下旬，中国驻亚行执行董事车培钦、副执行董事魏本华向我报告说：国内指示他们向亚行提出为兴建上海南浦、杨浦两座大桥提供贷款的要求，但反馈的信息是其背后遇到美国阻力，美国执行董事杨曹文梅不好打交道。亚行历来有个规矩：只要有一票反对，那么这个申请就不被通过。我了解了具体情况后，对他们说：“咱们分分工，合力做好这件事。你们注意稳住其他执行董事，争取他们对我们的支持;我着重做亚行行长和美国执行董事的工作。”
4月初，我在繁忙的到任拜会和外交活动中，再次安排时间约见垂水行长。垂水行长解释说，他这个行长是由理事会选举产生的，成为该行的合法代表，但亚行通过贷款等申请事宜采用“一票否决制”。他暗示说，他和日本执行董事深知中国造桥修路需要大量资金，眼下接受硬（有息）贷款是必要的，因而“阻力不在我们方面”。
接着，我又约见美国执行董事杨曹文梅。她很机灵，没等我开口就先发言：“找我谈中国贷款的事吧？没门！”我回答说：“先别忙谈这事。”我做完自我介绍后，谈了我作为外乡人对上海的美好印象。然后，我问她：“杨董事，听您口音祖籍该是上海吧？”她马上笑着说：“好眼力，不错，我去美国之前就生长在上海。离开那里40年了，不知道那里怎么样了，真想回去看一看！”我马上说：“欢迎您抽空回上海看看，现在来往很方便！”然后，我引入主题，说上海人口多、交通挤，到浦东去还要靠摆渡，费时费力。上海市政府要开发、开放浦东新区，振兴上海经济，就需要有基础设施，但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来造桥修路。她接过话题说：“我们认为上海修桥满足不了人们的基本需要，因此不赞成亚行向中国提供贷款。”我说：“不对，衣食住行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需求。正如亚行宗旨提到的，要帮助发展中成员减少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邓小平先生也精辟地指出：‘要想富，先修路。’上海南浦、杨浦两座桥建成后，浦东的发展带动上海和周边江浙经济，老百姓就可以过上富裕生活，修桥修路也是惠及子孙后代的好事！”我注意到她边听边点头，就以“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我希望杨董事在有生之年能够为您的祖籍地、为中华民族做些有益的事”结束了这场谈话。杨曹文梅在送别我时表示：“黄大使讲得有道理。谢谢您来看望我！关于中国贷款一事，让我再考虑一下，想个办法解决。”
最后，我国申请的南浦、杨浦两座桥的贷款以美方投弃权票的方式得以通过。亚行分别于1991年5月28日和1992年11月17日批准了这两笔贷款。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上海市市长在贷款协议上签了字。在我任职期间，亚行也以同样方式解决了京九铁路、广梅汕铁路和山东环保等贷款项目的申请问题。上海南浦、杨浦两桥建成后，杨曹文梅果真如愿回故乡访问，受到热烈欢迎。她旧地重游，对故乡上海旧貌换新颜、天翻地覆的变化大为惊讶，感慨万千。
出使生涯的艰辛
社会上许多人认为外交工作既神圣又神秘，更多的人对处于第一线的外交人员存在着片面的看法，认为我们这些外交官尤其是使节西装革履，整天在宴会和舞厅中觥筹交错、翩翩起舞，或游山玩水，尽享闲情美景。殊不知，外交人员身处异国他乡，在政治上要经受各种考验，在工作中要应对各种预想不到的情势并及时处理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在生活上则尝尽酸甜苦辣。
我国驻外人员的生活比较单调清苦，工作往往不分昼夜，没有节假日。我们长期生活在第一线，不仅要忍受思念亲人之苦，还要承受身患疾病之痛。夫妇国内外分居的，往往只能两三个月通过书写“两地书”，进行心灵间的对话。有时，驻外人员还要面对驻在国战乱、政变以及地震、火山、酷热等艰苦环境、疾病甚至生死的考验。我到气候炎热的菲律宾工作、生活时，也饱尝了马尼拉最严重的停电断水的苦楚，有时一天停电竟达10多个小时。1993年初，由于工作紧张繁重，生活无规律，加上当地水源污染严重，我同时患上了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和热带病——阿米巴菌症，体重一下子下降了10斤多。
我常驻菲律宾的4年多时间，正如菲律宾前副外长、前驻华大使索尼娅·布莱迪所指出的：“这是菲中关系富有挑战性的时期。”一方面，两国各个领域的合作关系取得新的进展;另一方面，围绕李登辉到菲律宾活动、中国渔船在争议海域被扣、华侨华人被绑架以及南海“美济礁风波”，双方时有摩擦。每次遇到这种重大任务，我都坚决按国内指示向菲方抗议、交涉或阐明立场，与使馆其他同事齐心协力进行处理。
在我的外交生涯中，组织上的培育和亲友的期望是我永不止步的动力。在国外，我也经常会想家。比如我话别妻儿去乌干达，一去就是近7年，其间仅短暂回国探亲、学习。妻子一个人非常不容易，既要教书又要辛苦照顾两个儿子，独自含辛茹苦挑起一家重担，让我在外交第一线无后顾之忧，我常对此深感愧疚。同时，我也为不能陪伴在年迈的双亲身边尽孝而感到非常遗憾。可是，我不时想起通情达理的老父亲说的话：“你不要管我，去为国家效力吧！”其实，我国外交队伍中为国家舍小家的又何止我一人！要成为合格的中國外交官都必须具备这样的无私奉献精神和倾心为国的敬业精神。
我深切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人员身上都有一种荡气回肠、细水长流的爱。它是一种千情万意的大爱，一种忠诚于自己的祖国、矢志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竭尽全力的情怀！
在近40年的外交生涯中，我个人的发展同祖国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几十年来，我因工作关系去过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奉命担任过三任驻外大使。我深感欣慰的是，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影响力也不断提升，正满怀信心地走向世界政治舞台中央。我外交人员在国外受到尊重，工作开展也越来越顺利，说到底，都是因为有伟大祖国做我们外交人员的坚强后盾。
步入外交战线的最初脚印
我出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福建厦门的一个工人家庭。我出生后不久，父母就被日军抓去修建军用机场。后来，我们一家被作为“难民”赶回龙海乡下，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这些，给我的童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抗战胜利后，我们一家好不容易才回到厦门。新中国成立后，我上小学时看了有关甲午战争、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以及南京大屠杀的书籍，读了方志敏烈士写的《可爱的中国》，逐渐悟出中国人之所以受外国列强欺负，是因为中国清王朝和国民政府腐败无能所致。我下定决心发奋学习，长大后好为祖国出力。后来，我考入了外交学院。
在外交学院这个被誉为“外交人员的摇篮”里，我得到了师长们的谆谆教诲。在学校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周恩来总理对外交人员的要求：“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外事工作无小事，决策在中央。”1961年7月24日，我还和在校师生一起聆听了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当年11月兼任外交学院院长）的重要讲话。
1964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外交部研究室工作。在研究室，我的身边几乎都是国际问题研究专家和写作高手。我在帮他们寻找有关资料和抄抄写写中，不断琢磨和锻炼，还参与了《外事调研》的约稿和编辑工作。我在干中学，在学中干，不断尝到甜头，也为日后常驻国外从事调研和外交活动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奔赴外交第一线
1973年3月，我告别祖国，乘坐国航抵达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然后再转机到“东非高原水乡”乌干达的恩德培国际机场。使馆办公室派车接我到坎帕拉的中国驻乌使馆。尽管一路奔波，但我抵达使馆时仍很兴奋，因为这是我驻外生涯的第一站。不久，我赶上使馆俱乐部组织馆员驱车前往坎帕拉西南地处赤道的马萨卡市游览。我站在赤道纪念碑前留影。返馆后心潮澎湃，写下一首五言打油诗：“脚踏两半球，豪情满胸怀。愿将热血洒，浇出友谊花！”抒发我立志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使者的决心。
当时，绝大部分非洲国家已获独立，非洲人正在为各自国家探索发展道路，其中有些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过程。我在乌干达工作6年8个月，经历了该国在伊迪·阿明统治时期的动荡多难。乌干达13次政变中，我遇上8次。那几年，乌干达社会秩序混乱，打砸抢时有发生，外国人也难以幸免。1974年3月24日傍晚，我随同使馆临时代办出席南斯拉夫国庆招待会后驱车返馆途中，遭到3名武装歹徒妄图抢车。我们不断按喇叭和从车内扔出啤酒瓶，才吓退暴徒脱险。1979年4月，阿明垮台时政府军与“解阵”部队激烈对抗中，炮弹还曾掉入我们使馆庭院内。
在中国驻外使馆中，驻乌干达使馆是个小馆。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负责馆内调研工作，既要为使馆主要领导当翻译，陪他们外出活动，还要兼管文化宣传、军事动向研究等，从到馆初期至新华分社设立前还兼任新华社报道员。
出使菲律宾的难忘岁月
1991年3月，我首次作为中国大使常驻菲律宾，迎来了外交生涯中的新起点。
3月19日上午，菲律宾总统府礼宾官乘坐总统专车先接我到黎刹公园，向有着中国血统的菲律宾国父何塞·黎刹敬献花圈。然后到总统府向科拉松·阿基諾总统递交国书。阿基诺总统宣读答词后同我握手，领我和陪同参赞到会客室茶叙，气氛十分亲切友好。阿基诺深情地说：“菲中两国人民如同朋友加亲戚，见到中国大使如同见到自己的兄弟。”与总统的会晤原定只有15分钟，发觉会见超时且考虑总统国务繁忙，我几次准备告辞，但阿基诺总统谈兴正浓，我只得继续聆听。分手前，阿基诺总统向我赠送了一只浅黄色的陶瓷杯，上面有“我同科丽（‘科丽’是科拉松·阿基诺的昵称。）喝过咖啡”的英文。每当拿起这只独特的“咖啡杯”，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那次令人难忘的见面！
在进行礼节性拜会时，菲方安排我首先礼节性拜会时任国防部部长的菲德尔·拉莫斯将军（1992年就任总统）。我的专车抵达时，拉莫斯将军身着军装在国防部门前致军礼。随后，他领我到会客室。交谈中，他竖起大拇指说：“菲中两国没有任何理由不友好相处。”他还告诉我，我在菲律宾工作、生活期间遇到难题尽管提出来，他会予以关照。
我的履新，受到菲律宾各界的热烈欢迎。菲律宾社会活动家、年迈多病的红衣大主教海绵·辛破例主动设宴欢迎我到任，并在宴会上发表了洋溢菲中友好的颂辞。宴会上，年过七旬的菲律宾外长曼格拉普斯在邻座上轻拍我的后背，对我说：“我羡慕你，尊重你，因为你代表着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句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的心里充满了自豪。菲华侨112个社团在“中国城”最大的福苑饭店为我的到任举行公宴，宴会上演奏激动人心的《歌唱祖国》乐曲和表演精彩节目。成立于菲中建交前的“菲中了解协会”还举行茶话会和画展表示对我到任的欢迎，年迈的会长何塞·何耶教授在会上激情满怀地表示：“菲中加强了解，增进互信，两个近邻的友好定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到任后两三个月内，我出席了多场专为我到任举办的各种宴会、招待会，使我深切感受到菲律宾政府和各界人士对我国的友好情谊，同时也为自己代表着伟大的中国而倍感骄傲，增强了我为增进中菲友好的使命感、责任感。
1993年2月18日，我应邀出席马尼拉扶轮社午餐会，并在会上做了演讲。当会议主持人、扶轮社会长克·雷耶斯宣布仪式开始时，与会的300多名听众全体起立。继菲律宾国旗升起后，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这一罕见的举动，是这个公益组织自1919年成立以来的首次，因而为扶轮社内外所瞩目。菲华新联公会理事长（后任菲华各界联合会理事长）李荣郇等称赞说，这次午餐会是马尼拉扶轮社继两位前任大使之后给予中国大使的又一次崇高礼遇，五星红旗首次在马尼拉扶轮社升起更是前所未有的举动，令人振奋！ 1993年4月25日，已就任菲律宾总统的菲德尔·拉莫斯率领庞大代表团﹙内有最富有的6位华商﹚访华，我陪同他参观了北京、上海和广州。他对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取得的成绩评价很高，回国后实施社会改革，大力复苏经济。作为中国使节，我尽力推动中菲在经济、文化和人文方面的合作与交往。
1994年初，在中国驻菲使馆的安排下，菲律宾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华人社团——菲华商联总会首次组织东北亚考察团访华，受到我国政府高规格的礼遇，推动其成员下决心到中国做生意、增进菲中经贸商务交往。我欣喜地看到，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所呈现出的巨大商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菲律宾企业家和菲华商界人士到中国投资兴业。
为上海两座大桥的建设做外交努力
1991年3月，我出任中国驻菲律宾大使不久，前往总部设在马尼拉的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行”）拜会垂水行长（日本籍）。他向我介绍说：成立于1966年11月的亚行，其宗旨是帮助亚太地区成员国减少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实现“没有贫困的亚太地区”这一终极目标。他还对我说：自1986年3月中国正式成为亚行成员以来，中国的执行董事与行长、其他执行董事共事合作得很好。
同年3月下旬，中国驻亚行执行董事车培钦、副执行董事魏本华向我报告说：国内指示他们向亚行提出为兴建上海南浦、杨浦两座大桥提供贷款的要求，但反馈的信息是其背后遇到美国阻力，美国执行董事杨曹文梅不好打交道。亚行历来有个规矩：只要有一票反对，那么这个申请就不被通过。我了解了具体情况后，对他们说：“咱们分分工，合力做好这件事。你们注意稳住其他执行董事，争取他们对我们的支持;我着重做亚行行长和美国执行董事的工作。”
4月初，我在繁忙的到任拜会和外交活动中，再次安排时间约见垂水行长。垂水行长解释说，他这个行长是由理事会选举产生的，成为该行的合法代表，但亚行通过贷款等申请事宜采用“一票否决制”。他暗示说，他和日本执行董事深知中国造桥修路需要大量资金，眼下接受硬（有息）贷款是必要的，因而“阻力不在我们方面”。
接着，我又约见美国执行董事杨曹文梅。她很机灵，没等我开口就先发言：“找我谈中国贷款的事吧？没门！”我回答说：“先别忙谈这事。”我做完自我介绍后，谈了我作为外乡人对上海的美好印象。然后，我问她：“杨董事，听您口音祖籍该是上海吧？”她马上笑着说：“好眼力，不错，我去美国之前就生长在上海。离开那里40年了，不知道那里怎么样了，真想回去看一看！”我马上说：“欢迎您抽空回上海看看，现在来往很方便！”然后，我引入主题，说上海人口多、交通挤，到浦东去还要靠摆渡，费时费力。上海市政府要开发、开放浦东新区，振兴上海经济，就需要有基础设施，但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来造桥修路。她接过话题说：“我们认为上海修桥满足不了人们的基本需要，因此不赞成亚行向中国提供贷款。”我说：“不对，衣食住行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需求。正如亚行宗旨提到的，要帮助发展中成员减少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邓小平先生也精辟地指出：‘要想富，先修路。’上海南浦、杨浦两座桥建成后，浦东的发展带动上海和周边江浙经济，老百姓就可以过上富裕生活，修桥修路也是惠及子孙后代的好事！”我注意到她边听边点头，就以“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我希望杨董事在有生之年能够为您的祖籍地、为中华民族做些有益的事”结束了这场谈话。杨曹文梅在送别我时表示：“黄大使讲得有道理。谢谢您来看望我！关于中国贷款一事，让我再考虑一下，想个办法解决。”
最后，我国申请的南浦、杨浦两座桥的贷款以美方投弃权票的方式得以通过。亚行分别于1991年5月28日和1992年11月17日批准了这两笔贷款。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上海市市长在贷款协议上签了字。在我任职期间，亚行也以同样方式解决了京九铁路、广梅汕铁路和山东环保等贷款项目的申请问题。上海南浦、杨浦两桥建成后，杨曹文梅果真如愿回故乡访问，受到热烈欢迎。她旧地重游，对故乡上海旧貌换新颜、天翻地覆的变化大为惊讶，感慨万千。
出使生涯的艰辛
社会上许多人认为外交工作既神圣又神秘，更多的人对处于第一线的外交人员存在着片面的看法，认为我们这些外交官尤其是使节西装革履，整天在宴会和舞厅中觥筹交错、翩翩起舞，或游山玩水，尽享闲情美景。殊不知，外交人员身处异国他乡，在政治上要经受各种考验，在工作中要应对各种预想不到的情势并及时处理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在生活上则尝尽酸甜苦辣。
我国驻外人员的生活比较单调清苦，工作往往不分昼夜，没有节假日。我们长期生活在第一线，不仅要忍受思念亲人之苦，还要承受身患疾病之痛。夫妇国内外分居的，往往只能两三个月通过书写“两地书”，进行心灵间的对话。有时，驻外人员还要面对驻在国战乱、政变以及地震、火山、酷热等艰苦环境、疾病甚至生死的考验。我到气候炎热的菲律宾工作、生活时，也饱尝了马尼拉最严重的停电断水的苦楚，有时一天停电竟达10多个小时。1993年初，由于工作紧张繁重，生活无规律，加上当地水源污染严重，我同时患上了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和热带病——阿米巴菌症，体重一下子下降了10斤多。
我常驻菲律宾的4年多时间，正如菲律宾前副外长、前驻华大使索尼娅·布莱迪所指出的：“这是菲中关系富有挑战性的时期。”一方面，两国各个领域的合作关系取得新的进展;另一方面，围绕李登辉到菲律宾活动、中国渔船在争议海域被扣、华侨华人被绑架以及南海“美济礁风波”，双方时有摩擦。每次遇到这种重大任务，我都坚决按国内指示向菲方抗议、交涉或阐明立场，与使馆其他同事齐心协力进行处理。
在我的外交生涯中，组织上的培育和亲友的期望是我永不止步的动力。在国外，我也经常会想家。比如我话别妻儿去乌干达，一去就是近7年，其间仅短暂回国探亲、学习。妻子一个人非常不容易，既要教书又要辛苦照顾两个儿子，独自含辛茹苦挑起一家重担，让我在外交第一线无后顾之忧，我常对此深感愧疚。同时，我也为不能陪伴在年迈的双亲身边尽孝而感到非常遗憾。可是，我不时想起通情达理的老父亲说的话：“你不要管我，去为国家效力吧！”其实，我国外交队伍中为国家舍小家的又何止我一人！要成为合格的中國外交官都必须具备这样的无私奉献精神和倾心为国的敬业精神。
我深切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人员身上都有一种荡气回肠、细水长流的爱。它是一种千情万意的大爱，一种忠诚于自己的祖国、矢志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竭尽全力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