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北京出差，晚上没事，我去大学里看望老同学“焦大头”。
　　“焦大头”显然是绰号，表明他脑袋的大小与众不同。
　　大学时，大头与我住上下铺，是班里的“神侃”，能言善辩，只要话一开头，后面就全归他了，一个人包场，讲三四个小时不带喝口水的，是真正的“金嘴子”。
　　毕业后，他留校任教。据说讲课效果极好，名气很大，全国各地到处演讲。他的职称也比别人评得早，已成了知名教授了。同学们聚在一起时，经常会提起他，都认为大头是“后天发展先天”，天生就是做教师的材料。
　　大头的夫人也是我们班上的同学。如果按脑袋的体积取外号的话，没有比“小头”的称呼更贴切的了。但从没有人这么叫过她。
　　毕业后我们已有二十多年没见面了，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听他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地神侃一番，读大学时听他讲话真是享受。
　　敲开房门，大头迎了出来。
　　“请。”他让我进了客厅。大头明显有些老态，脑袋亮了起来，年轻时的满头浓发已不知去向。
　　“夫人呢？”我想见他的另一半。
　　“不在。”他答。
　　“怎么样，这些年过得挺滋润吧？”我问。
　　“还好。”大头的语调和表情都很深沉。
　　“听说你讲课出了名，满世界地飞来飞去，都快讲疯了吧？”我打趣道。
　　“哪里，哪里。”大头以前从没这么谦虚过。
　　“据说你讲课收入颇丰，出场费很高，跟歌星差不多了，是吧？”我希望他能把話头接过去。
　　“传说，传说。”他又缩了回去。
　　“同学们跟你联系多吗？”我想换一个话题。
　　“不多。”他只蹦出了两个字。
　　我喝了口他递过来的白开水，环顾了一圈客厅，逐一评点了房间内的所有摆设和装饰。
　　大头总是笑眯眯的，偶尔“嗯、嗯”几声。
　　“你怎么样？”沉默了好一阵子，他终于说出了一个完整的句子。
　　我只好把毕业后工作、学习、生活的一切细节向他作了详尽的交代，他似听非听地点着头，显得兴趣不大。
　　我又对国内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许多当今无聊的男人们感兴趣的话题一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试图激起他的谈兴。要知道这可是大头的强项，大学期间若是碰到这类话题，哪有别人插嘴的份儿。
　　大头听得挺认真，但一直没有共同探讨的意思，还是“嗯嗯”“噢噢”地点着头。
　　我感到极为扫兴，后悔不该大老远地来看他。
　　“你怎么不说话了？别光我一个人在这瞎侃，我正想听听你这位大教授的高论呢！”我有些不自在了。
　　“嗓子不好。”他指了指咽喉处。
　　“是吗？到医院看过吗？大夫怎么说？”我替他着急了起来。
　　“没事。”他口气很平静。
　　我又喋喋不休地向他推荐各种保健方法和治疗方案。
　　“不用了。”他摆摆手。
　　我又干坐了一会儿，便告辞了。
　　一路上，我总觉得他的病有些蹊跷，莫不是患了绝症？在我的记忆中，他可是一个健谈的“金嘴子”，若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警察都堵不住他的嘴。
　　回到宾馆后，我心里—直惦记着大头的病，一夜未合眼。第二天，我拨通了大头太太的手机，我先安慰了她几句，并表示我的担心。
　　她先是笑了一阵子，接着就愤愤地告诉我，大头的病纯粹是让钱闹的，是财迷心窍的怪病。
　　据她说，大头讲课赚了不少钱，越来越意识到自己讲的话含金量很高。现在除非你付钱，否则他就懒得开口，就连夫妻之间也很少交流。
　　她在电话的那头越说越激动，讲了不少大头掉进钱眼里的极端例子。说有一次好不容易跟她聊聊天，临了伸手向老婆要报酬，她一气之下扇了他一耳光，他这才缓过神来，意识到自己不是在给别人上课。去年冬天，家里厨房突然着了火，他一声不吭地跑了出去。要不是邻居发现得及时，大喊“着火啦”，躺在卧室里的她早就被烧死了。
　　“这个大头，简直就不是个东西，我现在已跟他分居了。”电话里传来了“小头”如释重负的声音……
　　我呆呆地握着手机，嘴里一直“嗯嗯”“啊啊”着，不知说什么好。
　　选自《微型小说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