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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改如同大海游泳，浅水区与深水区大不一样，浅水区顺手得势，深水区难保不呛几口苦水。浅水区可以裸泳，深水区少不了救生圈。
此话怎讲？先去看看大洋彼岸医改的热闹。两年前以倡导变革当选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没料到他力推的医改法案二○一○年三月在参众两院通过后杂音绕梁，噪音不断，推行起来举步维艰，屡屡遭到政治对手的杯葛和呛声。先是年底（十二月十三日）在司法确认上起火冒烟，弗吉尼亚州联邦法官亨利·赫德森裁定医改法案的核心条款（内容涉及强制公民购买医疗保险）违反了“宪法精神”。尽管白宫进行了媒体反击，还准备上诉到高等法院，但赫德森的判决仍然增加了医改推进的不确定性。跨入二○一一年，更令奥巴马气愤的是鼎力支持医改的党内同志吉福兹议员在一次集会中遭受枪击，身负重伤。恼羞之余，奥巴马责令联邦调查局长严查速办案件，以壮医改的声威。然而，在中期选举中获胜的共和党人却丝毫不给他面子，枪声刚落，共和党议员就在其占据多数的美国国会众议院（一月十九日）通过一项议案，取消去年国会通过的医疗保险改革法案。虽然因为国会参议院中民主党议员占据多数，这项议案基本无望在参议院通过，而且，总统还可在最后关头动用否决权，政治、法律干扰对于奥巴马的医改来说基本上属于有惊无险。但令奥巴马沮丧的是在众议院当天五小时的辩论和最终的表决中，赞成票高达二百四十五张，这之中除了抬杠的共和党人之外，还有三名民主党人。无怪乎有评论家戏称奥巴马的医改如同醉汉的脚步，走到哪儿算哪儿啦。这可不是民主党人的初衷，他们抱定要为美国人民谋福利，如果说奥巴马在医改的浅水区大展宏图，还不能忘记克林顿时代的沙盘推演与沙滩操练，主持沙滩练兵的正是当时的第一夫人、今天的国务卿希拉里，她操持医改大政凡八年，大大小小的听证会议开了几百场，医改方案几易其稿，最终的文本长达一千一百九十三页，可谓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应该说没有希拉里的“两张饼”垫底，不会有奥巴马的“第三张饼效应”。
两党政治的优点是决策民主，思前顾后，丝丝入扣，缺点自然是太拖拉，凡事都陷入攻防对阵与纷争（许多情况下是为争论而争论，甚至被各种利益集团所裹挟），再好的议题也难以顺利推进。不过，透过纷争看本质，医改的深水区的“漩涡”在哪里？救生圈又何在？显然不是卫生经济与普世伦理（筹资与分配、效率与公平、人道主义与重商主义的较真）层级的小考，也不是什么宪法精神（自由选择、公正）的守与悖，而是医学人文层级的大考，是技术—消费（财富）双炫时代里生命、疾苦、死亡事件的保障与失助，安顿与认可。也就是说，技术、经济、政治、法律层面的话题与范畴（争论）统统浸泡在可计量、可测评的浅水区，而深水区挣扎的是灵魂的皈依，是生老病死的宿命认同，是医学终极价值与医疗功能边界的底线认知，是生命的哲学与宗教拷打。是生死与苦难的文化理解。救生圈自然是医学人文向度的心灵抚慰（精神护佑），是面对苦难的“西西弗”(基督教)信条，世俗理解就是含辛而生、茹苦而生、向死而生、视死如归的哲学，是对苦难、衰老与死亡的坦然顺应和超越。
在中国，新医改的谋划与推进相对奥巴马的民主党政府来说，社会认同更和谐，更迫切，没有来自政治、法律阵营的反对和干扰，“四梁八柱”的大构架，与“保基本，强基层”的策略与路径选择也颇受赞许，“筹资难”（预算与投入比重低）、“整合难”（“九龙治水”局面）两大难题也因为中央高层的给力（据说已经抬升到稳定执政地位与强化执政能力的高度来认识）变得阡陌顿开。然而，中国的新医改有深水区吗？如何在趟过浅水区之后潜过深水区？
无需矫饰，尽管新医改高歌猛进，但“看病难、看病贵”局面依然没有根本改观。为何难？为何贵？也就是说，卫生资源的短缺与人民不断增长的医疗需求之间的不等式何时能够平衡？如果全国人民都要上协和医院看病（如同全国的考生都要进北大），这一天大概永远也不会到来，即使将全国的卫生机构都改名为协和医院的分支机构（全国的高校都改为北大分校）也会有名实之争，问题是要矫正看病上协和（求学上北大）的心理期待。在当下，隐藏在“看病难、看病贵”背后的社会心态是“求医不甘心，逢死不瞑目”，在医学的蒙昧时代，“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到如今，医疗技术一日千里，经济水准，社会财富急剧飙升，几乎达到了“道高一丈”的水准，我们为何依然道不克魔？道亦高，魔亦高，道高一丈，魔高丈八，永远是一个不等式。但人们不相信有了“推土机”，为何还有拦路的高坡，已经向“自动售货机”里投进了保健诉求的金币，为何不曾吐出健康和健美（卢里亚早就预言医学是“老虎机与破试管”，投入巨大，对生命的认知是破碎的），个人与社会有了巨大财富和技术的付出，为何还有凶险的恶疾和不期而至的死亡？仿佛医学的词典里只有健康和快乐，不再有疾苦和死亡。毫无疑问，我们对于生命、疾苦、死亡的公众理解发生了偏差，健与康的期望（需求）值太高了（医学不能没有理想，但理想的医学不可能立刻成为现实），于是给当代医学，给新医改标定了一个几乎无法跨越的栏高。因此，潜入深水区的首要任务是厘清希望与奢望，适宜与骄纵的边界。如果说改进健康投融资、保险保障与医疗服务功能、品质的一系列行政决策和法案是温煦的摇篮曲，新医改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奏响叩问苦难的命运交响曲和悲欣交集的安（追）魂曲。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定宗教是人类苦难的缓解剂与止痛剂（曾经被通译为“麻醉剂”，有责难之意），中国的新医改的设计中，不曾考虑教堂（庙堂）因素，尽管有宗教生活和宗教情怀的国民在悄悄上升，但是我们依然没有宗教的救生圈，只能祈望建构完备的医疗道德（观），实现健康促进与医疗活动中道德、人性的升华，长期以来，我们将医德片面地理解为对医生单方面的品格塑造和职务奉献，其实，它是医患之间从“道德异乡人”到“道德共同体”（恩格尔哈特语）的进步历程、和谐之旅。是蒙难者（病者）与拯救者（医者）共同成长的过程。
完备的医学与医疗道德观基于医学人文关怀，既包括生之德，也囊括死之德，讲求医家之德，也瞩意病家之德，穿越健康，也直面疾苦。在一些学院派伦理学家看来，如此刻意放大医学德性的外延显得有些仓促，缺乏理论钩沉，动因并非标新立异，而是中国新医改的现实诉求，是对医学当代性危机的回应。正是技术主义、消费主义（技术崇拜、金钱万能）的世风造就了药（术）到病除，钱到病除（疾苦与死亡可以因支付和技术进步而豁免与铲除）的幻象，人们迷信战争模型的干预、逆转，不再认可、接纳医疗中的姑息、顺应，迷信治愈，轻慢照顾，高度恐惧乃至拒绝生命中的痛苦、疾病与死亡，不再去抚摩、安顿受伤的、将逝的灵魂，逐渐培育一种畸形的疾苦、死亡意识和医疗观。直接的社会危象是医患关系日益恶质化，冲突升级（近年来已经从“骂与被骂”升级到“打与被打”，甚至“杀与被杀”），恶性事件频发，其惊险程度不亚于美国图森市的吉福兹遇刺案。不过，近日里作家史铁生的死给国人“贪生怕死”的生死观带来沉重的撞击，他告诉人们有一种死亡叫豁达，有一种离别叫优雅。
不同于美国人的议会纷争，中国式的深水区涉及更多的观念迷茫，譬如如何界定现代医学的目的与边界？如今，医学的目的不断泛化，边界不断扩展（助长欲望的“伟哥”的研发可以堂而皇之地获取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是依然不能进入绝对自由（无限化、任意化）之域。医学能干什么？已经干了什么？还能干什么？越来越成为一个谜。与此同时，当下的医学人文研究流于表面化、碎片化，热衷于做花瓶式的应景文章，缺乏关于生老病死话题的哲学开掘和有规模、有品质的社会学调研，尤其缺乏对国人的疾苦、死亡意识与医疗观及其社会—心理—文化结构的深度挖掘与建构，难以承担“救生圈”的职能。这种格局下，新医改能够穿越“深水区”吗？不由得为它捏一把汗。
此话怎讲？先去看看大洋彼岸医改的热闹。两年前以倡导变革当选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没料到他力推的医改法案二○一○年三月在参众两院通过后杂音绕梁，噪音不断，推行起来举步维艰，屡屡遭到政治对手的杯葛和呛声。先是年底（十二月十三日）在司法确认上起火冒烟，弗吉尼亚州联邦法官亨利·赫德森裁定医改法案的核心条款（内容涉及强制公民购买医疗保险）违反了“宪法精神”。尽管白宫进行了媒体反击，还准备上诉到高等法院，但赫德森的判决仍然增加了医改推进的不确定性。跨入二○一一年，更令奥巴马气愤的是鼎力支持医改的党内同志吉福兹议员在一次集会中遭受枪击，身负重伤。恼羞之余，奥巴马责令联邦调查局长严查速办案件，以壮医改的声威。然而，在中期选举中获胜的共和党人却丝毫不给他面子，枪声刚落，共和党议员就在其占据多数的美国国会众议院（一月十九日）通过一项议案，取消去年国会通过的医疗保险改革法案。虽然因为国会参议院中民主党议员占据多数，这项议案基本无望在参议院通过，而且，总统还可在最后关头动用否决权，政治、法律干扰对于奥巴马的医改来说基本上属于有惊无险。但令奥巴马沮丧的是在众议院当天五小时的辩论和最终的表决中，赞成票高达二百四十五张，这之中除了抬杠的共和党人之外，还有三名民主党人。无怪乎有评论家戏称奥巴马的医改如同醉汉的脚步，走到哪儿算哪儿啦。这可不是民主党人的初衷，他们抱定要为美国人民谋福利，如果说奥巴马在医改的浅水区大展宏图，还不能忘记克林顿时代的沙盘推演与沙滩操练，主持沙滩练兵的正是当时的第一夫人、今天的国务卿希拉里，她操持医改大政凡八年，大大小小的听证会议开了几百场，医改方案几易其稿，最终的文本长达一千一百九十三页，可谓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应该说没有希拉里的“两张饼”垫底，不会有奥巴马的“第三张饼效应”。
两党政治的优点是决策民主，思前顾后，丝丝入扣，缺点自然是太拖拉，凡事都陷入攻防对阵与纷争（许多情况下是为争论而争论，甚至被各种利益集团所裹挟），再好的议题也难以顺利推进。不过，透过纷争看本质，医改的深水区的“漩涡”在哪里？救生圈又何在？显然不是卫生经济与普世伦理（筹资与分配、效率与公平、人道主义与重商主义的较真）层级的小考，也不是什么宪法精神（自由选择、公正）的守与悖，而是医学人文层级的大考，是技术—消费（财富）双炫时代里生命、疾苦、死亡事件的保障与失助，安顿与认可。也就是说，技术、经济、政治、法律层面的话题与范畴（争论）统统浸泡在可计量、可测评的浅水区，而深水区挣扎的是灵魂的皈依，是生老病死的宿命认同，是医学终极价值与医疗功能边界的底线认知，是生命的哲学与宗教拷打。是生死与苦难的文化理解。救生圈自然是医学人文向度的心灵抚慰（精神护佑），是面对苦难的“西西弗”(基督教)信条，世俗理解就是含辛而生、茹苦而生、向死而生、视死如归的哲学，是对苦难、衰老与死亡的坦然顺应和超越。
在中国，新医改的谋划与推进相对奥巴马的民主党政府来说，社会认同更和谐，更迫切，没有来自政治、法律阵营的反对和干扰，“四梁八柱”的大构架，与“保基本，强基层”的策略与路径选择也颇受赞许，“筹资难”（预算与投入比重低）、“整合难”（“九龙治水”局面）两大难题也因为中央高层的给力（据说已经抬升到稳定执政地位与强化执政能力的高度来认识）变得阡陌顿开。然而，中国的新医改有深水区吗？如何在趟过浅水区之后潜过深水区？
无需矫饰，尽管新医改高歌猛进，但“看病难、看病贵”局面依然没有根本改观。为何难？为何贵？也就是说，卫生资源的短缺与人民不断增长的医疗需求之间的不等式何时能够平衡？如果全国人民都要上协和医院看病（如同全国的考生都要进北大），这一天大概永远也不会到来，即使将全国的卫生机构都改名为协和医院的分支机构（全国的高校都改为北大分校）也会有名实之争，问题是要矫正看病上协和（求学上北大）的心理期待。在当下，隐藏在“看病难、看病贵”背后的社会心态是“求医不甘心，逢死不瞑目”，在医学的蒙昧时代，“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到如今，医疗技术一日千里，经济水准，社会财富急剧飙升，几乎达到了“道高一丈”的水准，我们为何依然道不克魔？道亦高，魔亦高，道高一丈，魔高丈八，永远是一个不等式。但人们不相信有了“推土机”，为何还有拦路的高坡，已经向“自动售货机”里投进了保健诉求的金币，为何不曾吐出健康和健美（卢里亚早就预言医学是“老虎机与破试管”，投入巨大，对生命的认知是破碎的），个人与社会有了巨大财富和技术的付出，为何还有凶险的恶疾和不期而至的死亡？仿佛医学的词典里只有健康和快乐，不再有疾苦和死亡。毫无疑问，我们对于生命、疾苦、死亡的公众理解发生了偏差，健与康的期望（需求）值太高了（医学不能没有理想，但理想的医学不可能立刻成为现实），于是给当代医学，给新医改标定了一个几乎无法跨越的栏高。因此，潜入深水区的首要任务是厘清希望与奢望，适宜与骄纵的边界。如果说改进健康投融资、保险保障与医疗服务功能、品质的一系列行政决策和法案是温煦的摇篮曲，新医改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奏响叩问苦难的命运交响曲和悲欣交集的安（追）魂曲。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定宗教是人类苦难的缓解剂与止痛剂（曾经被通译为“麻醉剂”，有责难之意），中国的新医改的设计中，不曾考虑教堂（庙堂）因素，尽管有宗教生活和宗教情怀的国民在悄悄上升，但是我们依然没有宗教的救生圈，只能祈望建构完备的医疗道德（观），实现健康促进与医疗活动中道德、人性的升华，长期以来，我们将医德片面地理解为对医生单方面的品格塑造和职务奉献，其实，它是医患之间从“道德异乡人”到“道德共同体”（恩格尔哈特语）的进步历程、和谐之旅。是蒙难者（病者）与拯救者（医者）共同成长的过程。
完备的医学与医疗道德观基于医学人文关怀，既包括生之德，也囊括死之德，讲求医家之德，也瞩意病家之德，穿越健康，也直面疾苦。在一些学院派伦理学家看来，如此刻意放大医学德性的外延显得有些仓促，缺乏理论钩沉，动因并非标新立异，而是中国新医改的现实诉求，是对医学当代性危机的回应。正是技术主义、消费主义（技术崇拜、金钱万能）的世风造就了药（术）到病除，钱到病除（疾苦与死亡可以因支付和技术进步而豁免与铲除）的幻象，人们迷信战争模型的干预、逆转，不再认可、接纳医疗中的姑息、顺应，迷信治愈，轻慢照顾，高度恐惧乃至拒绝生命中的痛苦、疾病与死亡，不再去抚摩、安顿受伤的、将逝的灵魂，逐渐培育一种畸形的疾苦、死亡意识和医疗观。直接的社会危象是医患关系日益恶质化，冲突升级（近年来已经从“骂与被骂”升级到“打与被打”，甚至“杀与被杀”），恶性事件频发，其惊险程度不亚于美国图森市的吉福兹遇刺案。不过，近日里作家史铁生的死给国人“贪生怕死”的生死观带来沉重的撞击，他告诉人们有一种死亡叫豁达，有一种离别叫优雅。
不同于美国人的议会纷争，中国式的深水区涉及更多的观念迷茫，譬如如何界定现代医学的目的与边界？如今，医学的目的不断泛化，边界不断扩展（助长欲望的“伟哥”的研发可以堂而皇之地获取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是依然不能进入绝对自由（无限化、任意化）之域。医学能干什么？已经干了什么？还能干什么？越来越成为一个谜。与此同时，当下的医学人文研究流于表面化、碎片化，热衷于做花瓶式的应景文章，缺乏关于生老病死话题的哲学开掘和有规模、有品质的社会学调研，尤其缺乏对国人的疾苦、死亡意识与医疗观及其社会—心理—文化结构的深度挖掘与建构，难以承担“救生圈”的职能。这种格局下，新医改能够穿越“深水区”吗？不由得为它捏一把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