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方力钧来西安办个展，顺便搞了个研讨会。也许是曾经沧海的缘故，无论展览，还是研讨会，方力钧始终都像例行公事，不仅少有兴奋，而且表情木讷。但是，来自西安的几位艺术家还是有些慌了神。他们的眼里，方力钧俨然就是当代画坛的元始天尊。于是，几位搞摄影的、画油画的先生开始语无伦次。有人甚至在研讨会上说出了这样的话：方力钧是不需要评论的，因为无论你如何评论，方力钧都是那样子，你改变不了。其实，此话的潜在意思是，方力钧太高了，我们没有能力或资格去评论。倘若如此，李白、杜甫等都不必评论，而这无异于扯淡。
　　我不想说批评如何缺位，但这一次批评真得很无能。我不否认方力钧在短短的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的贡献，但方力钧思想大于方法的艺术创作已经疲惫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靠着意识形态针对性而迅速上位的艺术家们一旦失去对抗，落寞也就成了自然。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也是当年那批玩世起家的艺术家不显落寞而且依旧红火的原因所在。然而，在艺术创新上，他们已经后继乏力。十几年前，诗歌界的小年轻们就喊出了“pass北岛”的口号，而在画界，这样的口号还是太少。
　　其实，方力钧也还一直在努力。他在最近创作的一系列作品中已经开始了对生命与存在的思考，并在思考中试图走出曾经玩世不恭的漩涡。方力钧能走多远？谁也说不准，也无法说准，但我相信他的影响力将逐渐减弱。否则，中国的当代艺术将很难创造新的高度。因为批评家彭德为方力钧西安个展前言写的第一句话就是“方力钧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标杆”。因了这句话，我也必须强调，中国当代艺术的高度不能止于此。任何政治家都害怕有人另立山头，但对于艺术发展来说，另立山头却是艺术发展的必然。为此，我渴望新的标杆。我将为之鼓与呼。
　　曾有人指责红包批评。他们认为批评家拿红包是天良丧尽。我不这么认为。我们首先要区分的是一个展览及研讨会值不值得开？其次，还要搞清为什么要开研讨会。如果一个研讨会值得开，并且这个研讨会又有商业推广的意味，那么，红包一定要拿。因为任何商业行为都是有成本和利润的，而红包只是成本中少得可以忽略的部分。参加方力钧个展研讨会之前，彭德告诉我说有报酬。我去了，但会后，美术馆工作人员说，晚上请吃饭，红包就免了。对此，彭德很无奈。碍于情面，我也没说什么。但是，我这人心眼小。心眼小的人往往爱记仇。因为他们免掉的不是红包，而是对于批评价值应有的尊重。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铭记，批评是有价值的。
　　当然，批评要赢得别人的尊重，它首先必须自己尊重自己，必须尊重批评的品质。否则，研讨会上，人云亦云，混话连篇，那就不能怪人家不给红包。对于这样的“批评”，不仅不给红包，而且应该罚款。也只有面对这样的批评时，我才会突然想念名声并不怎么好的城管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