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民众以微弱多数投票脱离欧盟有自己的原因，然而，此事预示了大规模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对全球化、自由贸易、业务外包、劳动力流动、市场导向政策、超国家机构乃至技术变革的反冲。
　　在劳动力短缺但资本充足的发达经济体和劳动力充裕的新兴经济体中，上述趋势令低技能工人的工资和就业此消彼长。发达经济体的消费者从商品价格下降中受益，但低技能甚至一些中等技能的工人，则因均衡工资下降、工作机会减少而受到威胁。
　　在“脱欧”投票中也展现出明显的断层：富人/穷人——贸易及全球化的赢家/输家，高技能/低技能劳动者——受过良好教育/低教育程度，年轻人/老年人、城市/农村——多样性/单一型社区。而在其他发达经济体，包括美国和欧洲大陆也出现了类似断层。
　　凭借更为灵活的经济和劳动力市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英两国GDP和就业方面的复苏比欧洲大陆更为强劲。虽然实际工资并未增长多少，但就业岗位数量增长迅猛，失业率也下降到5%以下。
　　而欧洲大陆和欧元区的经济状况则差得多。平均失业率徘徊在10%以上，年轻人失业率超过30%。大多数国家几乎创造不出什么就业，实际工资一路下跌，双轨制的劳动力市场意味着服务于正规部门的工会工人坐拥良好的工资和福利，而年轻劳动者则只能取得工资较低且不稳定的工作。
　　全球化进程在政治上面临双重压力。首先，那些几十年来都支持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老牌政党，都遭到了民粹主义和民族反建制政党的挑战；其次，随着反全球化势力纷纷涌现并质疑主流正统观念，老牌政党从内部产生了分化，甚至遭到破坏。
　　那些老牌政党以往都处于全球化受益者的控制之下。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化的输家开始组织起来，并在左右两派中寻找反建制领袖。左派方面，英美两国的输家在传统的中间偏左政党中找到了人选：英国工党的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和美国民主党的伯纳德·桑德斯（Bernard Sanders）。
　　而最深的断层出现在中右翼政党中，这些政党都遭遇了反对本党领袖的内部叛乱。唐纳德·特朗普的崛起对共和党的体制来说，反映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本党的中间选民正在向那些全球化的输家靠拢。类似的哗变也发生在英国保守党身上，那些全球化的输家们逐渐聚集在本党的“脱欧”运动旗帜下，或直接投奔了民粹主义反欧盟的英国独立党。在普遍实行多党议会制度的欧洲大陆，政治上的分裂和瓦解比英美更严重。
　　尽管全球化输家的数量、组织和动员能力不断增强，全球化并不一定在劫难逃。首先，它依然在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带来净收益，这也是为何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中输家依然是少数派，而那些受益于全球化的人则是大多数。事实上，即使是输家也享受到了全球化和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廉价商品和服务。这也就是为什么民粹主义和反建制政党在政治上依然是少数的原因。
　　经济理论认为，只要全球化的赢家可以对输家做出适当的补偿，全球化就可以惠及全民。这可能需要直接补偿或提供更多免费或半免费的公共产品。
　　由于创造性破坏消灭了一些工作也催生了一些新的工作，劳动者要接受更多的劳动力流动性和灵活性，需要实施适当的政策项目来替代因过渡性失业导致的收入损失。在欧盟各国，老派政党得以继续掌权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国家维持了全面的社会福利制度。
　　无可否认，这股反全球化的浪潮确实存在且不断滋长，但因全球化遭遇的间接损害和成本，可以通过采取政策补偿工人来加以遏制和管理。只有通过制定这样的政策，全球化的输家才会最终加入得益者的行列。
　　作者为鲁比尼全球经济学主席、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