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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思想和文化界应该有那么本杂志作为一面旗帜的时候，现在，《读书》似乎并没有起到该起的作用
新闻周刊：这么多年来，《读书》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
肖川(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刚刚对外开放，《读书》为国人接受一些国外的思潮起了很大作用。
后来，随着人们对西方的了解越来越多，《读书》所挖掘的素材就比较平淡了。现在给人的感觉是比较浮光掠影，不深入也不太系统。这和读者的心理有关系，人们渴望知道得更多。我问过身边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现在都很少看《读书》了。他们觉得不解渴，内容太过普及。
其次，《读书》对一些重大现实问题关注得不够。比如说，城乡社会的二元结构、弱势群体、民主化的思想进程、言论自由，这些真正的思想问题关注得不够，力度冲击力都不行。
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在中国的思想和文化界应该有那么本杂志作为一面旗帜的时候，《读书》似乎并没有起到该起的作用。
这个杂志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原来是比较认可的，发行量也可观。但是现在好像比以前弱了。那些作者不是厚积薄发的，而是顺手拈来，比较轻率。可能也是名气大了，和杂志编辑的关系较好吧。总之给人感觉沉淀得不够，内容过于浮泛。
《读书》发出的应该是一个时代知识人的不同的声音
新闻周刊：面对《读书》的变化，你有什么想法？
陈四益(原《望》杂志编辑。1990年开始和丁聪先生合作，丁画漫画，他用文言文写解释)：实际上，现在的编辑想法我不太了解，只是原来的杂志我比较喜欢看，现在有些看不懂了，看得太累了。老板是三联书店，老板想怎么办读者是无法左右的。读者只能喜欢看就接着看，不喜欢看就不看。也有些老读者说他们现在不再买了。回过头来，《读书》的编辑又告诉我说他们的发行量没有下降还有上升。说明还有一些人喜欢现在的风格。
当初，沈昌文编时，这个刊物是作为思想评论来办的。
而现在的《读书》偏重一些学理的介绍，成了社会科学的核心期刊，发表的文章在做学问的人看来就是一种典范吧。现在的主编汪晖、黄平，是社科院出身的，可能就喜欢这个思路。
刘苏里(万圣书园创办人)：我关注它1997年后的变化，也公开批评过这种变化。知识人不缺少的是发表学术见解的地方，而如果少了《读书》老传统，就意味着知识分子少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表达公共关怀的场所。
一种传统的价值，全在一代代人的精心呵护，更易它要小心谨慎才是。学者陆建德说过，“传统首先代表的是一种标准。”而我理解“标准”的形成不但需要时间，更需要继承者的耐心和无我的追随。《读书》发出的应该是一个时代知识人的不同的声音——他们对公共问题的思考和议论，最重要的，不要是一家之言。
许多读者想通过《读书》来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想什么，在干什么
新闻周刊：您觉得《读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贾宝兰(《读书》编辑)：读书有变化，但我认为主要是风格的变化,总的方向并没有改变。
现在与以前比，有两个变化：首先是当初创办《读书》的人都是知识界、出版界的老人，影响很大。他们除了给《读书》以准确的定位以外，又吸引了许多的作者。到了90年代，这些人逐渐的离去。
其次是作者队伍的变化。80年代是读书最火的时候，但到80年代末那些作者有的出国，有的下海，继续从事研究和写作的人少了。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这些人的思想比较活跃，也相对成熟。至少他们经过文革，经过上山下乡，对当时中国的问题脉把得准，加上人文功底也比较好，行文练达。当时《读书》的影响离不开他们。之后比较年轻的一批作者取而代之。
新闻周刊：您认为《读书》的变化反映了什么问题？
贾宝兰：时代的变化。人们都说，大动荡时代是思想最活跃的时代，因为旧的价值体系瓦解，需要建立新的价值体系。80年代的《读书》就是处在这样一个时期。但渐渐的一切走向多元。那一代人身上的以社会为己任的执著被年轻一代的价值多元取代。
新闻周刊：您对《读书》有什么样的期待？
陈国华(笔名陈徒手，《读书》老作者，北京青年报副刊编辑)：我希望《读书》能变得更好读一些，现在论文的痕迹太重了，读起来很累。另外，相同类型的刊物比较多，与《书城》、《万象》相比较起来，《读书》不好读就更明显了。
总之，我认为《读书》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不可缺少的一个东西，应该立足制高点的地位。许多读者想通过《读书》来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想什么，在干什么。
新闻周刊：这么多年来，《读书》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
肖川(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刚刚对外开放，《读书》为国人接受一些国外的思潮起了很大作用。
后来，随着人们对西方的了解越来越多，《读书》所挖掘的素材就比较平淡了。现在给人的感觉是比较浮光掠影，不深入也不太系统。这和读者的心理有关系，人们渴望知道得更多。我问过身边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现在都很少看《读书》了。他们觉得不解渴，内容太过普及。
其次，《读书》对一些重大现实问题关注得不够。比如说，城乡社会的二元结构、弱势群体、民主化的思想进程、言论自由，这些真正的思想问题关注得不够，力度冲击力都不行。
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在中国的思想和文化界应该有那么本杂志作为一面旗帜的时候，《读书》似乎并没有起到该起的作用。
这个杂志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原来是比较认可的，发行量也可观。但是现在好像比以前弱了。那些作者不是厚积薄发的，而是顺手拈来，比较轻率。可能也是名气大了，和杂志编辑的关系较好吧。总之给人感觉沉淀得不够，内容过于浮泛。
《读书》发出的应该是一个时代知识人的不同的声音
新闻周刊：面对《读书》的变化，你有什么想法？
陈四益(原《望》杂志编辑。1990年开始和丁聪先生合作，丁画漫画，他用文言文写解释)：实际上，现在的编辑想法我不太了解，只是原来的杂志我比较喜欢看，现在有些看不懂了，看得太累了。老板是三联书店，老板想怎么办读者是无法左右的。读者只能喜欢看就接着看，不喜欢看就不看。也有些老读者说他们现在不再买了。回过头来，《读书》的编辑又告诉我说他们的发行量没有下降还有上升。说明还有一些人喜欢现在的风格。
当初，沈昌文编时，这个刊物是作为思想评论来办的。
而现在的《读书》偏重一些学理的介绍，成了社会科学的核心期刊，发表的文章在做学问的人看来就是一种典范吧。现在的主编汪晖、黄平，是社科院出身的，可能就喜欢这个思路。
刘苏里(万圣书园创办人)：我关注它1997年后的变化，也公开批评过这种变化。知识人不缺少的是发表学术见解的地方，而如果少了《读书》老传统，就意味着知识分子少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表达公共关怀的场所。
一种传统的价值，全在一代代人的精心呵护，更易它要小心谨慎才是。学者陆建德说过，“传统首先代表的是一种标准。”而我理解“标准”的形成不但需要时间，更需要继承者的耐心和无我的追随。《读书》发出的应该是一个时代知识人的不同的声音——他们对公共问题的思考和议论，最重要的，不要是一家之言。
许多读者想通过《读书》来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想什么，在干什么
新闻周刊：您觉得《读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贾宝兰(《读书》编辑)：读书有变化，但我认为主要是风格的变化,总的方向并没有改变。
现在与以前比，有两个变化：首先是当初创办《读书》的人都是知识界、出版界的老人，影响很大。他们除了给《读书》以准确的定位以外，又吸引了许多的作者。到了90年代，这些人逐渐的离去。
其次是作者队伍的变化。80年代是读书最火的时候，但到80年代末那些作者有的出国，有的下海，继续从事研究和写作的人少了。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这些人的思想比较活跃，也相对成熟。至少他们经过文革，经过上山下乡，对当时中国的问题脉把得准，加上人文功底也比较好，行文练达。当时《读书》的影响离不开他们。之后比较年轻的一批作者取而代之。
新闻周刊：您认为《读书》的变化反映了什么问题？
贾宝兰：时代的变化。人们都说，大动荡时代是思想最活跃的时代，因为旧的价值体系瓦解，需要建立新的价值体系。80年代的《读书》就是处在这样一个时期。但渐渐的一切走向多元。那一代人身上的以社会为己任的执著被年轻一代的价值多元取代。
新闻周刊：您对《读书》有什么样的期待？
陈国华(笔名陈徒手，《读书》老作者，北京青年报副刊编辑)：我希望《读书》能变得更好读一些，现在论文的痕迹太重了，读起来很累。另外，相同类型的刊物比较多，与《书城》、《万象》相比较起来，《读书》不好读就更明显了。
总之，我认为《读书》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不可缺少的一个东西，应该立足制高点的地位。许多读者想通过《读书》来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想什么，在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