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大飞机，我有两段特殊的情缘。
　　1970年代初，在“上山下乡”洪流的裹挟中，初中毕业的我，进入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工业二团，成为一名兵团战士。其实，这个团对外就是杭州武林机器厂。
　　我被分配到团司令部计划股下辖的计量室学习修理各类游标卡尺、千分尺、百分表、千分表等。计量室的隔壁就是团技术设计组，它也是计划股的下辖单位。组里有位姓包的上海籍电工技术人员，1950年代中期毕业于浙江大学，不知什么原因未能分回上海工作。老包性格内向，很少与人交流，但为人谦恭，与世无争，从不参与那年月十分盛行的派别纷争，每次回上海探亲休假，总有同事托他捎买在浙江需要凭票计划供应的日用商品和糖果之类。因此，尽管大伙都知晓老包出身不太好，但从领导到同事，几乎没有哪个有意与他过不去，而目.人前人后大伙都称老包为“包工”。
　　1973年，团机关盖了一幢办公与宿舍共用的四层大楼。不知是随机还是随缘，我和包工被安排住进了同一间宿舍。那时，包工正受领导指派领衔自制用于开模的电切割机床。我每天下午下班的第一件事则是替他到开水房排队冲满两个热水瓶，供他夜半回来洗脸泡脚。日子一长，我们相处融洽，除了政治无话不谈，渐成一对忘年交。
　　1974年，“批林批孔”开始后，全团生产瘫痪，绝大多数兵团战士回家待岗，包工没有走，我也没地方去，而包工的研制团队已作“鸟兽散”，于是，包工继续执着地捣鼓他的电切割机床试制，我则替他打杂当起了下手……
　　没有人指定我们必须这么干，但我们却干得不亦乐乎。转眼到1974年底，包工回上海探亲。他走后没几天，冬季征兵开始了。因“停产闹革命”，兵团战士几乎走光了，团部就把没走的召集起来拉到征兵体检站充数。阴差阳错中，我这个父亲仍在接受审查的“黑帮子弟”居然顺利穿上了军装。
　　第二年的一天，我接到包工的来信，说他1974年底的那次探亲，其实是回上海接洽调入刚组建不久的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并最终如愿以偿……由是，我得知国家已经开始研制大型干线客机。但直至1980年9月26日，一架大型喷气客机在上海大场机场腾空而起，直刺蓝天，我才知道这就是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运10飞机。
　　我参军当了空降兵，从第一次到第N次跳伞，乘坐的都是运5飞机，每飞一个起落只能搭乘一个班的伞兵。在我的整个军旅生涯中，只乘坐过一回从苏联进口的安24军用运输机，满打满算一个架次可搭乘26名伞兵。这让我常感不安，就这样的装备水准，国家真要有事，空降兵岂不是徒有虚名？我不禁想，要是我国有自己的大飞机那有多好。这段经历使我对国产飞机乃至整个航空工业的发展又多了一种特殊的情怀，多了一份特有的期盼。
　　若干年后，运10下马了，包工退休了，我亦回到了地方，但我的关注和期盼没有随风而去。这两段特殊的经历，令我在新闻工作之中或之外，时刻关注着我国的大飞机事业，关注着航空工业的发展，可说着迷之程度，从普通级不断向超级和超超级递进至今。虽说如今我也临近退休，但依然痴心不改。构筑我两段特殊人生经历的大飞机情结，也许很难被今天的年青人所理解，但对我而言，感慨万分。
　　回顾中国航空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发展壮大的光辉历程，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谱写出新中国航空工业的一曲壮歌。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航空工业改革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突破了一大批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和前沿技术，先后有许多重大型号实现了首飞和设计定型，实现了我国航空武器装备“井喷式”发展。
　　以运20为代表的系列运输机，标志着我国成为继美国、俄罗斯和欧盟之后第4个能够自主研制大型运输机的国家；以直10、直19武装直升机成功研制和批量装备为代表，标志着我国直升机研制进入世界先进水平；以歼10、歼11飞机大批量装备部队和系列化发展为代表，标志着中国歼击机正在实现以二代装备为主向以三代装备为主的跨越；国产大飞机2020年前上天，已列入“十一五”规划纲要，标志着2020年前中国有望拥有自己的大飞机……
　　一份情愫、一份执着，看到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壮大，就仿佛看到自己正在茁壮成长的儿女，引以为豪。我运用手中的笔，使劲地为其鼓劲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