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教育创新的讨论，一直有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是挟科技创新之力，畅想未来教育和颠覆传统学校，具有超越性的思想和批判的力量。世界教育创新峰会关于“2030年的学校”的调查，寄托了这样革新的创见和预言。另一个方向是面对现实，它要回答的问题是，创造力是可以培养吗？在现实的学校中如何培养创造力？孩子如何才能成功？这显然更为艰巨，也更为重要。
　　哈佛大学创新实验室的托尼·瓦格纳教授（Tony Wagner）认为，创造力是与生俱来的。为什么一个4岁的孩子每天有100多个问题？为什么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长，问题越来越少？瓦格纳教授的观点是学校在起着阻碍创新的作用：“创新是团队运动，学校却鼓励个人竞争；创新发生在不同学科的交界点，学校却在将知识箱格化；创新要求教师成为学习教练，现有教室文化却是消极的；没有试错就没有创新，学校却充满厌恶风险、惧怕失败的文化；鼓励玩耍、激情和信念才能造就创新者，而学校却太注重外部动机。”
　　显然，只有知识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培养能够解决问题的人。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可以去‘找’一份工作。但是将来我们的孩子则需要‘发明’一份工作。”只是，怎样培养年轻人解决问题的能力？瓦格纳提出了“七大生存技能”：问题解决与批判思维能力，合作与领导力，灵活性与应变力，首创精神与创业能力，有效的书面与口头表达沟通能力，信息的获取与分析能力，好奇心与想象力。
　　瓦格纳认为，对学习的真正激励，主要是来自内心的激动。这需要理解三个因素：玩耍、激情、信念。玩耍是一种基于探索的学习，它可以导致年轻人产生激情并孜孜以求，并将激情转化为更为深层的信念。即通过玩耍将好奇心、兴趣变成激情，并成为一种信念和目标。因此，有意义的玩耍比学习成绩重要得多。
　　保罗·图赫是畅销书《性格的力量》的作者，他将创造力培养转移到了对个性和性格等非智力因素的关注，被认为倡导了一场巨大的思想变革。这种非认知能力即性格：专注力、自控力、好奇心、责任感、勇气和自信心等。因而，培养创造力转化成了如何培养创造的性格。“重要的不是向孩子脑中灌输多少信息，而是能否帮他形成不同的性格。”图赫认为，创造的性格是可以培养的，例如，怎样对待失败。对失败的负面评价会使学生慢慢地避免去冒险。因此，要敢于失败，帮助孩子在失败中学习。例如，下棋之后的复盘就是一种有效的学习，它使孩子能够理性地看待得失，获得继续前进的力量。“性格的力量是由失败而生的。让我们帮助孩子们从失败中成功吧！”
　　围绕创造力的培养，峰会讨论的核心议题还有重点关注如何认识和处理科技的作用。教育创新往往与互联网、大数据、MOOC等令人炫目的新技术、新工具相连，客观上成为创新的一种阻碍。有一场关于大数据是否有利于个性化学习的讨论。赞同者认为，通过大数据可以更为精确地分析学生的学习过程，提供针对性的学习策略。反对者担心，大数据究竟是提供一种更为个性化的定制服务，还是导致一种现代的“泰勒制”，即对学习者精准的程序控制？现场调查，60%多的被调查者认可大数据对教育改善的促进作用。
　　可见，在教育创新领域有着“技术派”和“人文派”之别。我更为心仪的是这种观点：“创新不一定需要高科技，可以是低科技、高关怀。”“个性化学习，最关键的并不是很炫的技术，而是了解每位学生需求的教师。”“权威带来纪律，信任带来自主。自主带来创造力。”……这种“人文派”的观点，将我们从“星际穿越”的科幻中拉回现实。我们固然需要互联网、MOOC、手机和iPad，但更需要汲取高技术和互联网思维，如自主性、开放性、个性化、互动性、非行政化、去权威化等，而它们是完全可以与现行学校和教学嫁接，产生生物和化学反应的。这或许可以矫正我们一谈教育信息化，就认为是靡费巨资不断更新信息设备；热衷为农村学校配备“白板”、多媒体设施而不关注教师等弊端。80年前控制论的发明者维纳有著作《人有人的用处》，作为一个极具创造性的科学家，他却是个“人文派”，在那时就意识到技术和机器的有限性和人创造力的无限性。爱因斯坦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