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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曾经对外公开表示，“2010年政府财政赤字仍将达万亿元左右的规模。加上7.5万亿元的财政收入，今年政府花钱的力度应该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一方面，2009年的4万亿投资项目今年还要继续；另一方面，要增加民生支出，适当集中财力是必要的。”3月3日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教授安体富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不过他认为，集中财力要注意适度，总体而言，政府还是拿多了一些，而转移到民生的少了一些。
政府花钱财大气粗
在金融危机肆虐之后全球经济最为困难的2009年岁末，中国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有一个担心，那就是年底突击花钱。
这种担心的背景是，2009年前11个月全国财政支出为5.6万亿元，而全国人大批准的当年支出预算为7.6万亿元。这意味着全国财政部门将在12月份一个月里“突击”花掉2万亿元。
真实的情况当然不会如此简单。安体富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现有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由政府、企业、居民三方组成，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不到60%，政府一般是20%~24%，其余是企业。而在美国，居民收入占比约为74%。由此看来，政府需要突击花钱，关键还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政府拿得太多。
或许拿的多不可怕，关键还在于怎么使用。多年来，我国公共财政支出中，比重最大的是行政管理费。数据显示，1982年至2005年，我国的行政管理费用增长77倍，同期的财政支出增长大约20倍。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82年仅为6.9%，到2005年上升到26.5%。
政府在行政管理费用上毫无节制地花钱，是造成文山会海、餐桌腐败、车轮腐败、公款旅游等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说滋生腐败是政府花钱的软肋，政府花钱太多，还有硬伤就是产能过剩。在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上，前者效率不如后者，几乎也成为社会公认。
“说政府花钱效率不够，其实并不是各级政府没有智慧；有些东西，比如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很难一下子彻底根除，这必然影响到花钱的效率。”安体富对产能过剩的根源问题可谓一针见血。
无论是中央政府花，还是转移到地方政府花，政府集中财力过多、花钱太多的隐忧，就难以革除。
转移支付代价高昂
2009年，全国财政支出执行初步统计数为75874亿元，其中由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支出达到28621亿元，也就是说，超过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是经过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的。
政府集中财力，然后相当一部分转移支付给各个地方，这无可厚非。但安体富表示，国外其实也都有转移支付，国际上转移支付的一般规律，是收入上中央大头地方小头，支出上中央小头地方大头，我们的转移支付也是这个规律，这有利于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
“但是，我们的这个转移支付的成本，要远远高于国外。”安体富认为，在转移支付的制度上，我们还很不健全，漏洞比较多。“跑部‘钱’进、下面拉关系、上面搞截留等现象，都是转移支付制度不健全造成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带来腐败。”
广州市地税局副局长林如山日前公开表示，广东省财政预算中有62%以上要通过转移支付，而专家测算的转移支付成本高达20%。转移支付这么庞大的资金，那要增加多少成本？这个数字着实令人吃惊。中央转移支付到省，省到地市，市再到县，转移支付这一长串链条中，转移资金不断被“蒸发”、被缩水。
“无论何时，地方政府从来没有减少过在体制内从中央政府那里获取财力的努力。地方政府从中央获取财政转移支付的力量悬殊，再加上转移支付透明度不够，导致地方政府之间的不平等”。这段描述现阶段财政资金转移支付的现状，来自于财政部下属财科所网站上挂出的一篇分析文章。由此可见，上级转移支付的财政资金，无异于已成为“唐僧肉”。
不如减税让利于民
不能否认，去年4万亿的政府投资刺激在保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政府花钱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表现可圈可点。但应对危机毕竟是一种“非常规”出牌。
现在，最危险的阶段已经过去，政府花钱的力度不应该再加大了。放水养鱼也好，民富国强也罢，与其政府花钱，不如减税让利于民。但是，目前还看不到政府花钱减轻力度的迹象。在政策口风上，2009年曾经呼声很高的结构性减税，今年的声音已渐行渐远。
安体富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2009年大提减税，一是碰上金融危机了，其实也是税改的一个步骤。税制改革，2004年就确定了，这几年一直在进行。他认为，今年主要是减税和税改结合起来，不会搞什么新的结构性减税，减税的力度也不会有去年那么大。
不过，安体富还是主张适度减税。他说，学术界有一些人，总是喜欢拿中国的税负与外国比，一比较，中国的税负确实不算高，处于中下水平，所以，他们认为减税并不是中国经济很迫切的一件事情。“但是，别人是高税收也高福利，简单、绝对地比较中西税负率，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最近所召开的两会中，参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之一，就是收入分配。如何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如何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政府如何切分社会财富“蛋糕”无疑已成为今年“两会”的热点话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我国收入分配失衡，在国民收入中用于雇用职工的工资比重下降。我国劳动报酬额占GDP的比重1996年为53.4%，2007年为39.74%，10年下降了13.66个百分点。
现在政府应该考虑从税收的角度来“让利于民”了。对此，《投资者报》也认为，政府花钱只是国富，国富民不一定富；而减税“让利于民”则可以达到民富的效果，民富才能国强。与其政府花钱，不如大力减税。
“一方面，2009年的4万亿投资项目今年还要继续；另一方面，要增加民生支出，适当集中财力是必要的。”3月3日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教授安体富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不过他认为，集中财力要注意适度，总体而言，政府还是拿多了一些，而转移到民生的少了一些。
政府花钱财大气粗
在金融危机肆虐之后全球经济最为困难的2009年岁末，中国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有一个担心，那就是年底突击花钱。
这种担心的背景是，2009年前11个月全国财政支出为5.6万亿元，而全国人大批准的当年支出预算为7.6万亿元。这意味着全国财政部门将在12月份一个月里“突击”花掉2万亿元。
真实的情况当然不会如此简单。安体富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现有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由政府、企业、居民三方组成，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不到60%，政府一般是20%~24%，其余是企业。而在美国，居民收入占比约为74%。由此看来，政府需要突击花钱，关键还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政府拿得太多。
或许拿的多不可怕，关键还在于怎么使用。多年来，我国公共财政支出中，比重最大的是行政管理费。数据显示，1982年至2005年，我国的行政管理费用增长77倍，同期的财政支出增长大约20倍。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82年仅为6.9%，到2005年上升到26.5%。
政府在行政管理费用上毫无节制地花钱，是造成文山会海、餐桌腐败、车轮腐败、公款旅游等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说滋生腐败是政府花钱的软肋，政府花钱太多，还有硬伤就是产能过剩。在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上，前者效率不如后者，几乎也成为社会公认。
“说政府花钱效率不够，其实并不是各级政府没有智慧；有些东西，比如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很难一下子彻底根除，这必然影响到花钱的效率。”安体富对产能过剩的根源问题可谓一针见血。
无论是中央政府花，还是转移到地方政府花，政府集中财力过多、花钱太多的隐忧，就难以革除。
转移支付代价高昂
2009年，全国财政支出执行初步统计数为75874亿元，其中由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支出达到28621亿元，也就是说，超过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是经过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的。
政府集中财力，然后相当一部分转移支付给各个地方，这无可厚非。但安体富表示，国外其实也都有转移支付，国际上转移支付的一般规律，是收入上中央大头地方小头，支出上中央小头地方大头，我们的转移支付也是这个规律，这有利于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
“但是，我们的这个转移支付的成本，要远远高于国外。”安体富认为，在转移支付的制度上，我们还很不健全，漏洞比较多。“跑部‘钱’进、下面拉关系、上面搞截留等现象，都是转移支付制度不健全造成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带来腐败。”
广州市地税局副局长林如山日前公开表示，广东省财政预算中有62%以上要通过转移支付，而专家测算的转移支付成本高达20%。转移支付这么庞大的资金，那要增加多少成本？这个数字着实令人吃惊。中央转移支付到省，省到地市，市再到县，转移支付这一长串链条中，转移资金不断被“蒸发”、被缩水。
“无论何时，地方政府从来没有减少过在体制内从中央政府那里获取财力的努力。地方政府从中央获取财政转移支付的力量悬殊，再加上转移支付透明度不够，导致地方政府之间的不平等”。这段描述现阶段财政资金转移支付的现状，来自于财政部下属财科所网站上挂出的一篇分析文章。由此可见，上级转移支付的财政资金，无异于已成为“唐僧肉”。
不如减税让利于民
不能否认，去年4万亿的政府投资刺激在保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政府花钱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表现可圈可点。但应对危机毕竟是一种“非常规”出牌。
现在，最危险的阶段已经过去，政府花钱的力度不应该再加大了。放水养鱼也好，民富国强也罢，与其政府花钱，不如减税让利于民。但是，目前还看不到政府花钱减轻力度的迹象。在政策口风上，2009年曾经呼声很高的结构性减税，今年的声音已渐行渐远。
安体富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2009年大提减税，一是碰上金融危机了，其实也是税改的一个步骤。税制改革，2004年就确定了，这几年一直在进行。他认为，今年主要是减税和税改结合起来，不会搞什么新的结构性减税，减税的力度也不会有去年那么大。
不过，安体富还是主张适度减税。他说，学术界有一些人，总是喜欢拿中国的税负与外国比，一比较，中国的税负确实不算高，处于中下水平，所以，他们认为减税并不是中国经济很迫切的一件事情。“但是，别人是高税收也高福利，简单、绝对地比较中西税负率，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最近所召开的两会中，参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之一，就是收入分配。如何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如何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政府如何切分社会财富“蛋糕”无疑已成为今年“两会”的热点话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我国收入分配失衡，在国民收入中用于雇用职工的工资比重下降。我国劳动报酬额占GDP的比重1996年为53.4%，2007年为39.74%，10年下降了13.66个百分点。
现在政府应该考虑从税收的角度来“让利于民”了。对此，《投资者报》也认为，政府花钱只是国富，国富民不一定富；而减税“让利于民”则可以达到民富的效果，民富才能国强。与其政府花钱，不如大力减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