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无法阻止战争时，至少可以努力确保不让战争沦为大规模屠杀这种彻底的兽行
　　曾任教于剑桥、哈佛等名校的加拿大籍教授叶礼庭，并非一位标准的学院派人士。除了为《纽约书评》《金融时报》《新共和》等杂志担任政治评论员之外，他还是一位著名的战地记者，曾常年穿梭于世界各地。仅在1993年到1997年的短短四年间，已年近半百的叶礼庭就到过战火中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还去了卢旺达、布隆迪、安哥拉和阿富汗，亲眼目睹过喀布尔的废墟、马扎里沙里夫的孤儿，以及各交火地区的检查站里那些手持自动步枪的赤脚少年。
　　在叶礼庭的这些旅程背后，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新一轮“干涉主义”潮流的兴起。西方人带着他们认为能够引领世界潮流的权利观念和些许他们自己都感觉不到的文化傲慢，开始了一段今天看来是颇为短暂的人道冒险。正是这种看似有些冲动的冒险精神，在当时推动着西方人去监督缅甸的选举，试着从萨达姆手中保护库尔德人，把联合国维和部队派到了波斯尼亚，成功恢复了海地的民主，又将安哥拉从内战的炮火中解救了出来。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那个在国际政治中强调理想主义的年代似乎早已走到了尽头。不过，身为西方世界的明星知识分子，又是曾经的加拿大自由党党魁、加拿大总理候选人，叶礼庭并不满足于简单为那个年代画上一个令人遗憾的句号，而是试图以《战士的荣耀：民族战争与现代良知》这本书，来回答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很多曾介入上述事件的人，在当时都感觉到，自己必须得为这些处于艰难处境中的陌生人做点什么，而且责无旁贷？要知道，这一切绝非理所当然。在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候，人们并不承认自己对那些素无交集的人是负有道德责任的。
　　而将现代道德观念诉诸战争实践的，首先是国际红十字会。由瑞士人杜南特倡导成立的这一机构，早在1864年的第一次会议期间就通过了第一个《日内瓦公约》。公约确立的最重要的原则是：敌方士兵应当得到与本国部队同等的医疗待遇。这一努力，在当时被一些人看作是试图恢复旧欧洲贵族制度下各国公认的战争行为准则——那时，“战士的荣耀”是参与战争的个体最为珍视的东西，甚至比生命都宝贵。而在国际红十字会的发起人看来，这种对战争的教养和仪式的认同，应当从贵族精英战士扩展到普通人。此后，在国际法领域，人们不断致力于战争的文明化。从《圣彼得堡宣言》，到修订版的《日内瓦公约》，再到《海牙公约》，这些用以规范战争的规则的总的发展趋势是：寻求让战争屈服于“人性的法则和公共良知的要求”。此后尽管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但国际红十字会及《日内瓦公约》的原则并未失效，反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赢得了更广泛的共识。
　　在叶礼庭看来，在让现代的西方政治家做出“干涉”决定、让普通人热血沸腾地奔赴世界各地战场的诸多因素中，电视媒体的作用不容小视。电视因其前所未有的直观性，令观众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最易打动人心，让人产生“救援冲动”。
　　另一方面，那些打着民族主义旗号的政治人物，也最擅长利用电视媒体激发普通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而那些相互之间的差异在外人看来极为细微的民族，如前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之所以会发生血腥冲突，作者认为除了人为煽动之外，也许还要归咎于弗洛伊德总结出来的人性深处的幽暗：人类往往越是对关系亲密者，越不能宽容。
　　不过，叶礼庭这位俄国大贵族出身的著名知识分子虽然从理论上剖析了民族战争比其他形式的战争更为血腥的原因，他却依然坚信，当代社会里，现代良知可以成为每个战争参与者作为人类成员的共同信念。也就是说，当我们无法阻止战争时，至少可以努力确保不让战争沦为大规模屠殺这种彻底的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