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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哲蚌寺的最顶端，有一座一半修葺，一半废墟的康村，构思精密的庭院、残存高耸的石墙，若隐若现的壁画，似乎都在默默提醒人们它消逝的光荣、时至今日，纵然地处寺院顶端，交通不便，但朝拜者，尤其是从青海，蒙古远道而来的信徒，都会在这座康村里驻足多时，这就是桑洛康村——哲蚌寺曾经的“蒙古会馆。
桑洛，藏文拼写作Bsam-blo字面意思是”思想、思维”。一般而言，康村名称均与地名或者寺名相联系 但桑洛康村似乎是个例外，笔者倾向于认为该康村的名称是由人名演变而来，此人便是三丹罗哲，也即明代汉文文献频繁提及的“三罗喇嘛”。《安多政教史》中有如下的记载：“松巴《佛教史》中记载，大明洪武帝供养的噶玛海喇嘛的官人三丹罗哲，属于色拉寺和哲蚌寺的桑洛康村，于水猴年在此建立基业。”此段叙述虽然令人费解，但大抵可以推测，哲蚌寺桑洛康村在三丹罗哲或其侄徒之时建成，并以三丹罗哲名字的简写(三罗，“桑洛”的同名异译)为康村名称的可能性较大。
从1218年蒙古骑兵降服阿里开始。直至1720年满清王朝派兵结束了准噶尔人在西藏的统治，蒙藏关系一直是影响西藏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其间蒙、藏两个民族以宗教为纽带，在政治上建立了时紧时松、纷乱复杂的关系。作为地域性的宗教组织，桑洛康村的僧源情况虽然尚未见到明确记载，但大体上可以确定为西宁，蒙古一带，甚至远在中亚的布里亚特，图瓦等蒙古族群，也将桑洛康村作为僧侣进藏的学经场所。相当数量的蒙古族或者毗邻蒙古地区居住的僧人，在拉萨政教合一体制下规模最大的寺院中学经，对于开拓蒙，藏之间业已存在的政治关系，显然具有先天的地理和文化优势。
1736年，七世达赖喇嘛在桑洛康村举行的弥勒佛像开光仪式上说：“桑洛系一切智索南嘉措赴蒙古地时所领去的僧源康村，此乃具有信仰和誓言清净之象征。”1/矗立在桑洛康村顶层“屋脊宝瓶”在哲蚌寺中有资格设立“屋脊宝瓶”的康村并不多见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耀——只有出过甘丹赤巴的康村才有树立 屋脊宝瓶’的资格 而第46代甘丹赤巴金巴嘉措正是桑洛康村的僧人。2/桑洛康村外景。这一天是雪顿节，照片中除了该康村的两位僧人还有包括一个家庭在内的朝拜者和游客从中可以大概窥探当今康村的功能。3/桑洛康村尚来修复的建筑废墟。这里讲的是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赴俺达汗处传教时随从的僧人来自桑洛康村，从中可以看出，桑洛康村以整体的姿态参与到蒙，藏间的互动与交流，这些衣锦还乡的传教者，显然比来自卫、藏地区的僧人更为有效地参与到当地的政教事务中。
对于突发事件应急措施也体现出桑洛康村较高的政治参与度，17世纪30年代，当甘丹颇章政权面对藏巴汗、白利土司以及喀尔喀却图汗的三面夹攻摇摇欲坠之时，正是桑洛康村的几位僧人，接受强佐索南群培和吉雪第巴措杰多吉德的指派，捎密信给译师那钦和山尼卡钦，让他们化装通过青海前往准噶尔部，到固始汗那里请救兵，挽救了危急中的甘丹颇章政权。
上述两则事件为观察政教合一的传统体制提供了一个微观视角。作为寺院内部的基层组织，康村广泛的地域性拓展了行政管理的范围和内容。以桑洛康村为例，甘丹颇章政权从来没有在该康村的主要僧源地(青海、蒙古J拥有行政管辖权，但是通过宗教关系，甘丹颇章政权可以有效地调动该地区的政治、军事资源，而康村则是建立和维护宗教关系的重要纽带。
除此以外，桑洛康村还积极拓展其在寺内及西藏本土的政治活动空间。相对于果芒札仓及哲蚌寺的其他康村，该康村地位显赫，果芒札仓下属的16个康村有“四大八中四小”之说，桑洛康村就属于“四大康村”之一。而哲蚌寺管理委员会提供的数据表明，1959年以前桑洛康村的僧数为727名，与哈东康村在寺院中被通称为“两个大鼻尖”。噶厦政府出于感谢或是笼络桑洛康村的目的，也给予该康村一些政治上的特权。1856年，噶厦政府在那仓地区设立申扎宗(即今那曲地区申扎县)，并派流官管理，规定在该宗的僧俗两位宗本中，僧官照例由哲蚌寺桑洛康村委派。1959年的调查显示，哲蚌寺中拥有政府赐封庄园的康村也只有桑洛康村和哈东康村两个。
在僧人的培养方面，桑洛康村可谓人才辈出。虽然康村在寺院的教育体系中仅仅是一个辅助场所，但作为僧人的日常作息之地，带有群体性的学习风气很容易在其中形成，在不同类型的文字资料中，可以经常发现对某个康村学风蔚然的评价。另一方面，康村作为地域性的僧团组织，在学经方面也会产生基于僧人不同地域性格的差异，桑洛康村的僧人大多来自蒙古，安多地区，这一带的僧人在宗教生活中表现得似乎格外虔诚与勤奋，取得的成就也比本地僧人大很多。
如今，桑洛康村顶层依然矗立着一个“屋脊宝瓶”，在哲蚌寺中有资格设立“屋脊宝瓶”的康村并不多见，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耀——只有出过甘丹赤巴的康村才有树立“屋脊宝瓶”的资格，而第46代甘丹赤巴金巴嘉措正是桑洛康村的僧人。此外，阿升曼殊希礼、桑洛弥通，二世章嘉活佛阿旺洛桑却丹，切扎巴拉格西、三世松巴活佛益西班觉等名僧均出自桑洛康村。
在每年藏历7月的雪顿节期间，桑洛康村是觉木隆藏戏团在哲蚌寺中的定点表演单位。哲蚌寺的藏戏表演一般都在甘丹颇章院内举行，只有为数不多的康村有资格独立接待藏戏团，而觉木隆藏戏团作为拉萨地区最有影响力的藏戏团，且带有一定的官方色彩(觉木隆是唯一由噶厦政府和功德林管理的戏团)，它与桑洛康村建立固定的联系，也从侧面说明了该康村在哲蚌寺中的地位。
桑洛，藏文拼写作Bsam-blo字面意思是”思想、思维”。一般而言，康村名称均与地名或者寺名相联系 但桑洛康村似乎是个例外，笔者倾向于认为该康村的名称是由人名演变而来，此人便是三丹罗哲，也即明代汉文文献频繁提及的“三罗喇嘛”。《安多政教史》中有如下的记载：“松巴《佛教史》中记载，大明洪武帝供养的噶玛海喇嘛的官人三丹罗哲，属于色拉寺和哲蚌寺的桑洛康村，于水猴年在此建立基业。”此段叙述虽然令人费解，但大抵可以推测，哲蚌寺桑洛康村在三丹罗哲或其侄徒之时建成，并以三丹罗哲名字的简写(三罗，“桑洛”的同名异译)为康村名称的可能性较大。
从1218年蒙古骑兵降服阿里开始。直至1720年满清王朝派兵结束了准噶尔人在西藏的统治，蒙藏关系一直是影响西藏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其间蒙、藏两个民族以宗教为纽带，在政治上建立了时紧时松、纷乱复杂的关系。作为地域性的宗教组织，桑洛康村的僧源情况虽然尚未见到明确记载，但大体上可以确定为西宁，蒙古一带，甚至远在中亚的布里亚特，图瓦等蒙古族群，也将桑洛康村作为僧侣进藏的学经场所。相当数量的蒙古族或者毗邻蒙古地区居住的僧人，在拉萨政教合一体制下规模最大的寺院中学经，对于开拓蒙，藏之间业已存在的政治关系，显然具有先天的地理和文化优势。
1736年，七世达赖喇嘛在桑洛康村举行的弥勒佛像开光仪式上说：“桑洛系一切智索南嘉措赴蒙古地时所领去的僧源康村，此乃具有信仰和誓言清净之象征。”1/矗立在桑洛康村顶层“屋脊宝瓶”在哲蚌寺中有资格设立“屋脊宝瓶”的康村并不多见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耀——只有出过甘丹赤巴的康村才有树立 屋脊宝瓶’的资格 而第46代甘丹赤巴金巴嘉措正是桑洛康村的僧人。2/桑洛康村外景。这一天是雪顿节，照片中除了该康村的两位僧人还有包括一个家庭在内的朝拜者和游客从中可以大概窥探当今康村的功能。3/桑洛康村尚来修复的建筑废墟。这里讲的是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赴俺达汗处传教时随从的僧人来自桑洛康村，从中可以看出，桑洛康村以整体的姿态参与到蒙，藏间的互动与交流，这些衣锦还乡的传教者，显然比来自卫、藏地区的僧人更为有效地参与到当地的政教事务中。
对于突发事件应急措施也体现出桑洛康村较高的政治参与度，17世纪30年代，当甘丹颇章政权面对藏巴汗、白利土司以及喀尔喀却图汗的三面夹攻摇摇欲坠之时，正是桑洛康村的几位僧人，接受强佐索南群培和吉雪第巴措杰多吉德的指派，捎密信给译师那钦和山尼卡钦，让他们化装通过青海前往准噶尔部，到固始汗那里请救兵，挽救了危急中的甘丹颇章政权。
上述两则事件为观察政教合一的传统体制提供了一个微观视角。作为寺院内部的基层组织，康村广泛的地域性拓展了行政管理的范围和内容。以桑洛康村为例，甘丹颇章政权从来没有在该康村的主要僧源地(青海、蒙古J拥有行政管辖权，但是通过宗教关系，甘丹颇章政权可以有效地调动该地区的政治、军事资源，而康村则是建立和维护宗教关系的重要纽带。
除此以外，桑洛康村还积极拓展其在寺内及西藏本土的政治活动空间。相对于果芒札仓及哲蚌寺的其他康村，该康村地位显赫，果芒札仓下属的16个康村有“四大八中四小”之说，桑洛康村就属于“四大康村”之一。而哲蚌寺管理委员会提供的数据表明，1959年以前桑洛康村的僧数为727名，与哈东康村在寺院中被通称为“两个大鼻尖”。噶厦政府出于感谢或是笼络桑洛康村的目的，也给予该康村一些政治上的特权。1856年，噶厦政府在那仓地区设立申扎宗(即今那曲地区申扎县)，并派流官管理，规定在该宗的僧俗两位宗本中，僧官照例由哲蚌寺桑洛康村委派。1959年的调查显示，哲蚌寺中拥有政府赐封庄园的康村也只有桑洛康村和哈东康村两个。
在僧人的培养方面，桑洛康村可谓人才辈出。虽然康村在寺院的教育体系中仅仅是一个辅助场所，但作为僧人的日常作息之地，带有群体性的学习风气很容易在其中形成，在不同类型的文字资料中，可以经常发现对某个康村学风蔚然的评价。另一方面，康村作为地域性的僧团组织，在学经方面也会产生基于僧人不同地域性格的差异，桑洛康村的僧人大多来自蒙古，安多地区，这一带的僧人在宗教生活中表现得似乎格外虔诚与勤奋，取得的成就也比本地僧人大很多。
如今，桑洛康村顶层依然矗立着一个“屋脊宝瓶”，在哲蚌寺中有资格设立“屋脊宝瓶”的康村并不多见，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耀——只有出过甘丹赤巴的康村才有树立“屋脊宝瓶”的资格，而第46代甘丹赤巴金巴嘉措正是桑洛康村的僧人。此外，阿升曼殊希礼、桑洛弥通，二世章嘉活佛阿旺洛桑却丹，切扎巴拉格西、三世松巴活佛益西班觉等名僧均出自桑洛康村。
在每年藏历7月的雪顿节期间，桑洛康村是觉木隆藏戏团在哲蚌寺中的定点表演单位。哲蚌寺的藏戏表演一般都在甘丹颇章院内举行，只有为数不多的康村有资格独立接待藏戏团，而觉木隆藏戏团作为拉萨地区最有影响力的藏戏团，且带有一定的官方色彩(觉木隆是唯一由噶厦政府和功德林管理的戏团)，它与桑洛康村建立固定的联系，也从侧面说明了该康村在哲蚌寺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