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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这个占据美国总人口80%的庞大群体如今正面临着生活成本上升、生活水平下降的困境。他们曾经充沛的消费欲望构筑了美国经济的繁荣，现在这种花钱的冲动却伴随着经济危机急剧缩水。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得不提起十二分的精神应对持续下滑的美国经济。
在中国，中产阶层的覆盖人群虽然只有12%左右，可能并不是政府扩大内需所要针对的重点人群。但他们的壮大速度之快和消费潜力之巨仍然不可忽视。探索中国的中产阶层及其消费，也成为近年来社会各届专家学者的热点议题。然而，与想象的不同，这部分人的消费理念并不“前卫”，更多的是重实用、非奢华、不炫耀。这与我国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加大了他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息息相关。因而成为一个深深烙有“中国特色”的群体。在中央为扩大内需而出台条条刺激消费的政策之下，我国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趋同倾向也约束了中产阶层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的升级。
中国中产阶层现状
一般来说，中产阶层的测量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除了传统的收入、职业和消费外，还有经济地位、主观认同等多方面的考量，且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侧重。《美国阶级结构》一书中，作者吉尔伯特也形容中产阶层是“最不容易划分清楚的群体”。拥有相对成熟中产阶层的美国人尚且如此判断，就更不用说近十几年来中产阶层才开始勃兴的中国了。因此，关于中国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尽管如此，如果按照一些被普遍认可的标准来构建一套评判体系，我们还是能看到中国中产阶层的大致轮廓。有一种观点以家庭为单位，以收入、职业和消费三项指标为衡量标准，将我国的中产阶层界定为“收入在当地当年恩格尔系数为40%的居民户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值以上、50万元以下；户主职业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办事人员和管理人员以及城镇个体经营者；消费在恩格尔系数40%以下”。
除此之外，依据职业标准中是否为城镇个体经营者，还将中产阶层分为“新中产”和“旧中产”两类。比起似乎是典型商人形象的“旧中产阶层”，“新中产阶层”更多地代表了知识和技术、管理才能和社会地位。在西方发达国家，新中产阶层是在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才分裂出来，这一过程耗时一个世纪之久；但在中国的珠江三角洲，这两个阶层却几乎是同时问世，而且无论是规模和增长速度，新中产阶层都要比旧中产阶层更大、更快。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中国的工业化与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所致。
中国中产阶层之勃兴
1949～1978年的漫长时间里，人为的政治、制度因素形成一种“去分层化”的社会结构格局：政治上要求消灭剥削阶级，当时被视为“小资产阶级”的中产阶层也处在受扼制之列，因此不可能出现；经济上追求绝对平均主义、收入分配的“大锅饭”、供给的计划配额制，以及通过控制消费来扩大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直接后果就是居民生活在低水准平等，中产阶层也不可能在这样的经济氛围下产生。
1978年后，中国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开放历程。政治环境进一步宽松，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这些都推动中国以超常的加速度实现工业化、推进城市化。其中工业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创造了大量中产阶层的职业职位，尤其是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使劳动力从低级产业向高级产业转移，造就出更多的“白领”。而城市化则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享受型、发展型的生活方式也催生了新的消费观。同时，分配制度的改革使知识、管理、技术等要素也成为重要的分配项目，中产阶层正是通过在这些要素上的优势获取高收入，并通过劳动力要素的市场配置逐渐体现出收入与职业上的中产阶层特征。
一旦原来固化的趋于单一的社会结构被打破，新旧中产阶层同时出现就成为自然。现在，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正在迅速扩大。以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为例，中产阶层家庭占全部居民家庭的比例从2000年的16.42%，增长至2007年的34.86%，年均增长率高达11.35%。而从全国来看，预计到2020年，中国中产阶层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33%甚至更大。这个被社会学家公认为是社会稳定中坚力量的群体正在壮大中平衡中国的社会结构。
发展型加现实性的消费观
伴随着中国中产阶层从无到有，再从弱小到逐渐壮大，这个群体的消费倾向和消费结构也日益显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在对珠三角中产阶层的调查中，1986～1991年由于阶层规模小，呈现的多是个体消费的分散性，没能聚焦出一种总体的趋势。1992～2001年则是消费结构剧烈变动的时期。这一阶段，珠江三角洲的人均GDP从1224美元跃升至3750美元，中产阶层的吃穿等必需品的消费显著下降，而居住消费和交通通讯支出的比例大幅上升。2002年以后，发展型消费结构的趋势越发明显，并作为中产阶层的一个特征被固定下来。
然而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出的“炫耀性消费”在中国的中产阶层中却并不普遍。正如德国社会学家桑巴特所说：“所有殷实而节俭的中产阶级所具有的道德激情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被用来处理奢侈问题。”这个群体不是不消费奢侈品，他们同样对品牌忠诚，注重品质，但是奢侈品对他们来说可能更多地作为一种象征社会地位的符号，不在量多，只在拥有。
事实上，从八大类消费品支出比例看，2004年只有交通通讯和教育文化娱乐两大类消费支出比例，中产阶层要明显高于中产以下阶层。其中教育文化娱乐的消费并不能算作是奢华消费的范畴；而交通通讯中中产阶层购买的汽车均价和移动电话均价并不比中产以下阶层高多少，至于金银珠宝饰品、饭店就餐等，比照当年物价水平也绝对算不上奢华或炫耀。
总的来说，中产阶层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消费前卫”，而是体现出发展型和现实性。我们看到更多的是重实用、非奢华、不炫耀，这是中国中产阶层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所造就的。客观上，当前中产阶层以工薪为主的收入，不可能支撑他们奢侈性地肆意挥霍。工作、学习的多重压力还剥夺了他们挥霍的闲暇。主观上，中产阶层的教育理性、公众形象等因素一直左右着他们，即使有炫耀的能力也控制着奢侈。
这种保守属性还体现在中产阶层在财产的选择上。截至2004年的珠江三角洲中产阶层调查显示，这个群体最青睐的是住宅和耐用品（特别是家用汽车）两类财产，对股票和债券的热情却不及中产以下阶层，选择更多的反而是储蓄性保险。财产结构总体来说呈现“实物财产远高于金融财产，前者持续增加，后者不断下降”的情况。而且新中产阶层的这种倾向更甚：他们更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购买更大更好的房子，使用种类更多、档次更高的家庭耐用消费品，手持更多的现金以备更多的即时消费，而在银行存款和有价证券方面却投入不多，甚至还有负债。
消费之难
从去年11月中央扩大内需十项措施开始，“消费”、“扩内需”等字眼就成为近几个月来的热门词汇。4万亿财政投资主要投在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四个方面。其中“民生”作为近几年来的关键词又备受关注。
何谓“民生”，即与百姓生活生计息息相关的方方面面。老百姓关心的五大民生问题中，就业是民生之本、分配是民生之源、教育是民生之基、社保是民生之依、稳定是民生之盾。其中，中产阶层作为收入分配中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一个群体，是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但这个壮大中的群体依然无法在提高的收入中尽兴地消费，原因就在于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加大了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
社科院发布的《2008年中国民生问题调查报告》显示：“看病难、看病贵”、“养老保障”、“教育收费”等问题始终位列前十，困扰着广大民众，这其中也包括了中产阶层。中产阶层主要是以工薪收入为主，这个阶层在计划经济时代曾享受政府提供的医疗、养老、教育、住房等多种社会福利，基本没有后顾之忧。目前，他们当中的部分成员作为政府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仍然享受着比中产以下阶层优越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但是，随着各项社会福利改革措施的陆续出台，社会福利由原来的政府全部承担，转变为主要由个人承担。特别是中产以下阶层因社会保障不足而出现的窘境，甚至中产阶层一病致贫、教育花费致贫等现象的警示，使中产阶层的即期消费意愿减弱，储蓄意愿大大增强。所以，虽然收入一直在提高，但中产阶层的基本需求却始终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而且边际消费倾向还大幅度下降。
此外，我国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趋同倾向也约束了居民家庭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的升级，特别是使得中产阶层的消费结构被锁定在产业、产品同构的框架中而难以突破。从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老三件”，到彩电、冰箱、洗衣机“旧三件”，再到音响、空调和手机“新三件”，现在这些产品在中产阶层和中产以下阶层中都已经普及，差别仅在数量。甚至电脑、钢琴、小汽车的“后新三件”也已被中产阶层悉数纳入囊中。于是，在从万元级消费品向十万元级消费品过渡的中间累积期，由于缺乏新的万元级消费热点而使消费需求被准备下一轮消费升级的储蓄积累所代替。从这一点来看，产业和产品结构的升级也迫在眉睫。
在中国，中产阶层的覆盖人群虽然只有12%左右，可能并不是政府扩大内需所要针对的重点人群。但他们的壮大速度之快和消费潜力之巨仍然不可忽视。探索中国的中产阶层及其消费，也成为近年来社会各届专家学者的热点议题。然而，与想象的不同，这部分人的消费理念并不“前卫”，更多的是重实用、非奢华、不炫耀。这与我国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加大了他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息息相关。因而成为一个深深烙有“中国特色”的群体。在中央为扩大内需而出台条条刺激消费的政策之下，我国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趋同倾向也约束了中产阶层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的升级。
中国中产阶层现状
一般来说，中产阶层的测量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除了传统的收入、职业和消费外，还有经济地位、主观认同等多方面的考量，且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侧重。《美国阶级结构》一书中，作者吉尔伯特也形容中产阶层是“最不容易划分清楚的群体”。拥有相对成熟中产阶层的美国人尚且如此判断，就更不用说近十几年来中产阶层才开始勃兴的中国了。因此，关于中国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尽管如此，如果按照一些被普遍认可的标准来构建一套评判体系，我们还是能看到中国中产阶层的大致轮廓。有一种观点以家庭为单位，以收入、职业和消费三项指标为衡量标准，将我国的中产阶层界定为“收入在当地当年恩格尔系数为40%的居民户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值以上、50万元以下；户主职业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办事人员和管理人员以及城镇个体经营者；消费在恩格尔系数40%以下”。
除此之外，依据职业标准中是否为城镇个体经营者，还将中产阶层分为“新中产”和“旧中产”两类。比起似乎是典型商人形象的“旧中产阶层”，“新中产阶层”更多地代表了知识和技术、管理才能和社会地位。在西方发达国家，新中产阶层是在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才分裂出来，这一过程耗时一个世纪之久；但在中国的珠江三角洲，这两个阶层却几乎是同时问世，而且无论是规模和增长速度，新中产阶层都要比旧中产阶层更大、更快。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中国的工业化与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所致。
中国中产阶层之勃兴
1949～1978年的漫长时间里，人为的政治、制度因素形成一种“去分层化”的社会结构格局：政治上要求消灭剥削阶级，当时被视为“小资产阶级”的中产阶层也处在受扼制之列，因此不可能出现；经济上追求绝对平均主义、收入分配的“大锅饭”、供给的计划配额制，以及通过控制消费来扩大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直接后果就是居民生活在低水准平等，中产阶层也不可能在这样的经济氛围下产生。
1978年后，中国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开放历程。政治环境进一步宽松，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这些都推动中国以超常的加速度实现工业化、推进城市化。其中工业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创造了大量中产阶层的职业职位，尤其是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使劳动力从低级产业向高级产业转移，造就出更多的“白领”。而城市化则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享受型、发展型的生活方式也催生了新的消费观。同时，分配制度的改革使知识、管理、技术等要素也成为重要的分配项目，中产阶层正是通过在这些要素上的优势获取高收入，并通过劳动力要素的市场配置逐渐体现出收入与职业上的中产阶层特征。
一旦原来固化的趋于单一的社会结构被打破，新旧中产阶层同时出现就成为自然。现在，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正在迅速扩大。以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为例，中产阶层家庭占全部居民家庭的比例从2000年的16.42%，增长至2007年的34.86%，年均增长率高达11.35%。而从全国来看，预计到2020年，中国中产阶层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33%甚至更大。这个被社会学家公认为是社会稳定中坚力量的群体正在壮大中平衡中国的社会结构。
发展型加现实性的消费观
伴随着中国中产阶层从无到有，再从弱小到逐渐壮大，这个群体的消费倾向和消费结构也日益显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在对珠三角中产阶层的调查中，1986～1991年由于阶层规模小，呈现的多是个体消费的分散性，没能聚焦出一种总体的趋势。1992～2001年则是消费结构剧烈变动的时期。这一阶段，珠江三角洲的人均GDP从1224美元跃升至3750美元，中产阶层的吃穿等必需品的消费显著下降，而居住消费和交通通讯支出的比例大幅上升。2002年以后，发展型消费结构的趋势越发明显，并作为中产阶层的一个特征被固定下来。
然而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出的“炫耀性消费”在中国的中产阶层中却并不普遍。正如德国社会学家桑巴特所说：“所有殷实而节俭的中产阶级所具有的道德激情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被用来处理奢侈问题。”这个群体不是不消费奢侈品，他们同样对品牌忠诚，注重品质，但是奢侈品对他们来说可能更多地作为一种象征社会地位的符号，不在量多，只在拥有。
事实上，从八大类消费品支出比例看，2004年只有交通通讯和教育文化娱乐两大类消费支出比例，中产阶层要明显高于中产以下阶层。其中教育文化娱乐的消费并不能算作是奢华消费的范畴；而交通通讯中中产阶层购买的汽车均价和移动电话均价并不比中产以下阶层高多少，至于金银珠宝饰品、饭店就餐等，比照当年物价水平也绝对算不上奢华或炫耀。
总的来说，中产阶层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消费前卫”，而是体现出发展型和现实性。我们看到更多的是重实用、非奢华、不炫耀，这是中国中产阶层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所造就的。客观上，当前中产阶层以工薪为主的收入，不可能支撑他们奢侈性地肆意挥霍。工作、学习的多重压力还剥夺了他们挥霍的闲暇。主观上，中产阶层的教育理性、公众形象等因素一直左右着他们，即使有炫耀的能力也控制着奢侈。
这种保守属性还体现在中产阶层在财产的选择上。截至2004年的珠江三角洲中产阶层调查显示，这个群体最青睐的是住宅和耐用品（特别是家用汽车）两类财产，对股票和债券的热情却不及中产以下阶层，选择更多的反而是储蓄性保险。财产结构总体来说呈现“实物财产远高于金融财产，前者持续增加，后者不断下降”的情况。而且新中产阶层的这种倾向更甚：他们更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购买更大更好的房子，使用种类更多、档次更高的家庭耐用消费品，手持更多的现金以备更多的即时消费，而在银行存款和有价证券方面却投入不多，甚至还有负债。
消费之难
从去年11月中央扩大内需十项措施开始，“消费”、“扩内需”等字眼就成为近几个月来的热门词汇。4万亿财政投资主要投在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四个方面。其中“民生”作为近几年来的关键词又备受关注。
何谓“民生”，即与百姓生活生计息息相关的方方面面。老百姓关心的五大民生问题中，就业是民生之本、分配是民生之源、教育是民生之基、社保是民生之依、稳定是民生之盾。其中，中产阶层作为收入分配中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一个群体，是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但这个壮大中的群体依然无法在提高的收入中尽兴地消费，原因就在于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加大了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
社科院发布的《2008年中国民生问题调查报告》显示：“看病难、看病贵”、“养老保障”、“教育收费”等问题始终位列前十，困扰着广大民众，这其中也包括了中产阶层。中产阶层主要是以工薪收入为主，这个阶层在计划经济时代曾享受政府提供的医疗、养老、教育、住房等多种社会福利，基本没有后顾之忧。目前，他们当中的部分成员作为政府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仍然享受着比中产以下阶层优越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但是，随着各项社会福利改革措施的陆续出台，社会福利由原来的政府全部承担，转变为主要由个人承担。特别是中产以下阶层因社会保障不足而出现的窘境，甚至中产阶层一病致贫、教育花费致贫等现象的警示，使中产阶层的即期消费意愿减弱，储蓄意愿大大增强。所以，虽然收入一直在提高，但中产阶层的基本需求却始终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而且边际消费倾向还大幅度下降。
此外，我国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趋同倾向也约束了居民家庭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的升级，特别是使得中产阶层的消费结构被锁定在产业、产品同构的框架中而难以突破。从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老三件”，到彩电、冰箱、洗衣机“旧三件”，再到音响、空调和手机“新三件”，现在这些产品在中产阶层和中产以下阶层中都已经普及，差别仅在数量。甚至电脑、钢琴、小汽车的“后新三件”也已被中产阶层悉数纳入囊中。于是，在从万元级消费品向十万元级消费品过渡的中间累积期，由于缺乏新的万元级消费热点而使消费需求被准备下一轮消费升级的储蓄积累所代替。从这一点来看，产业和产品结构的升级也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