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持续发展有赖于城市化进程
　　
　　城市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心，没有中国的城市化就不会有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第一，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特殊的地理地貌类型和气候条件，但长期不合理的大规模人类活动也加剧、加速问题的形成。一定区域内的自然资源禀赋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有一个上限。调整人地关系，大幅度减少生态环境脆弱地區人口，给这些地区以休养生息、自然恢复植被的机会，是更科学、更有效率的治理。环境保护工程只有与实施政策引导扶持下的、持久和渐进的、自愿性生态移民相结合，方能取得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效果。
　　生态移民的去向有二，一是异地务农，二是进入城镇。中国各地农村普遍人口过剩，异地进入经济发达地区务农具有可能性，但空间有限。所以，生态脆弱地区移民的主要去向是进城，转变为市民。中国生态环境的整体改善，有赖于城市吸纳生态脆弱地区迁出的人口。
　　第二，维系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限制农民进城和大城市发展，试图以农村工业化完成工业化大任，一度成为主流认识。这种分散化工业布局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令我国城市化率远远低于工业化率。
　　然而，一个没有城市化支撑的工业化要支付极高的成本。中国工业企业原材料、能源消耗高，运输成本居高不下，分散化布局、农村工业占总产值的40％以上是重要原因之一。推进产业集中化和集群化，降低能耗、减少排放，发展循环经济，建设大规模基础设施等，也要以空间聚集为重要条件。一方面，产业空间聚集本身产生新的城市；另一方面，城市因为空间聚集而有较低的企业交易成本。
　　第三，近年来，中国城市化加快，一方面加剧了城市环境污染，突出了治理环境的紧迫性；另一方面，城市化也为环境治理提供了市场需求，为高效率治理环境提供了条件。城市人口集中，治理污染有规模需求，可以降低治理污染的机会成本，既有利于形成规模化治理，也有利于降低单位治理成本。城市拥有较高的技术和管理水平，有利于污水、垃圾处理装备的正常运转和维护。同等环保投资，在城市可以获得较高的回报，有利于环保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第四，中国现有农民8亿，是城市人口的1.6倍。只有大幅度减少农民，农民家庭户均耕地才能增加，农业劳动生产率才能提高，农民收入才能增加。如果中国农民减少70％，即等于农民人均耕地面积增加2.3倍，农民收入亦可增加2.3倍。减少农民的根本途径是城市化。中国城乡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固然与长期分割的二元结构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城市的相对不发展，城市吸纳农村人口、带动农村发展能力还不够强大。
　　2004年中国城市化率已达41％，今后几十年，是以聚集为主要趋势的城市化加速时期。农村劳动力、资金等要素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农村土地大量转变为城市用地，是经济要素向高回报地区的流动，是市场规律作用使然。这种流动将优化中国社会要素的整体配置效率。
　　第五，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有赖于城市化。现代城市不仅仍然是产业中心，而且是人居中心、文化教育中心、知识创新中心，更是地区增长引擎。中国目前的城市建成区只占全国国土面积的0.35％，却容纳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和50％以上的GDP产出。
　　城市发展创造新的社会需求。第三产业比重低，国内市场需求不足，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矛盾。而加快城市发展，人口大规模聚集，才能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规模需求。农村人口进城需要解决吃、穿、住、用、行、教育、娱乐、医疗等问题。今后几十年数亿农民进城，将创造巨大的市场需求。
　　城市岗位分工细，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复杂，信息密度高，传播快，就业机会多，选择空间大，实现个人价值概率高，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城市的教育资源配置好，以同等的教育投资可以取得较高的教育产出，有利于提高国民素质。城市文化娱乐、卫生体育、环保、社保等社会事业发展相对完善，有利于节省提升国民生活质量的单位投入成本，推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城市供水、供电、供气、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相对集中和完善，人均能源、资源耗费量较低；城市人口素质较高，社会组织化程度较高，法制和管理体制相对完善，因而具有首先建设和谐社会和节约型社会的条件。城市应成为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和节约型社会的主体。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为《财经》新辟“可持续发展论坛”的第一篇文章。
　　本专栏将约请一流的专家学者，就中国均衡发展战略、环境保护、“三农”问题与协调发展、土地资源利用、能源战略等中国可持续发展所涉及的各个领域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