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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的一天，在北京小西天电影器材大厦办公的洛可可工业设计公司，设计总监贾伟发现距离公司不远处成立了一个DRC（设计资源协作）工业设计创意产业基地，入驻了不少设计公司。贾伟顿时有一种危机感，考虑公司人员扩张也需要寻找新地方，与其多一群竞争对手，不如被DRC“收编”，就这样，洛可可搬进了DRC基地。
入驻以后，DRC的运作单位北京市工业设计促进中心（简称促进中心）经常会请业界的知名学者、政府官员来参观，贾伟发现自己的公司被很多人关注，一下子变成了业界的黑马。2007年，促进中心向科委申请，设立了中小企业创意基金，洛可可也享受到了资金扶持。
2007年、2008年，在DRC基地孵化出来的洛可可连续两年获得工业设计界知名奖项—德国红点大奖，成为设计公司中的佼佼者。
工业设计的
“黄浦军校”
被业界喻为工业设计“黄埔军校”的DRC工业设计创意产业基地，是由北京市科委和西城区政府2005年共同投资建立的，促进中心是具体的推动单位。DRC以院校、企业和设计机构为服务对象，采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体，运用多种运作模式，利用政府的小部分资源投入和优惠政策，撬动更大的社会资源，使企业逐步成为自主创新中的投入主体、成果应用主体。
促进中心主任陈冬亮以3个“一”来概括DRC的功能: 建立一个基地——设计基础平台与设计企业孵化的基地; 构建一个网络——设计信息与设计研究互动的网络; 打造一个奖项——以红星奖推动企业设计创新的国家顶级奖项。2007年，DRC被列为北京市十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之一，产业聚集效应得以初步显现。
在国家设计创新宏观战略缺失的背景下，北京市科委如何能够投资建立DRC基地，又是如何打造出一套服务北京市设计产业的机制？工业设计促进中心主任陈冬亮是幕后重要的推动者。
投身工业设计已有14年的陈冬亮很早就发现工业设计长期以来缺乏产业扶持政策和相应的资金投入，并积极致力于此。1995年，北京市科委成立了工业设计促进中心，陈冬亮担任主任，促进中心的定位是科委设计产业政策的具体推动者和执行者，这在全国尚属首例。
作为促进中心主任，陈冬亮如何能在设计宏观策略整体缺失的情况下，将设计创新纳入到科技的宏观管理中呢？
有所为有所不为
“设计创新宏观战略虽然有所缺失，战术上却大有可为，如果一味地要求从战略到战术的面面俱到，很多事情就无法开展。因此，在战术上，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陈冬亮说。
科委是主管科技的部门，而在1995年，在设计产业尚未形成之时，如何推动科技创新确实是个难题。因此，从促进中心成立之日起，陈冬亮就开始解读各种有关科技创新的政策，从国家到地方，从国内到国外。在设计创新政策空白的情况下，陈冬亮绞尽脑汁、挖空心思找说法，力图把设计纳入到科技体系下。
2005年，北京市科委以服务业为突破口，将设计从技术创新中分化出来，并将设计作为高新技术产业中分解出的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一来，DRC的成立就在科委的科技体系中找到了政策依据。而3年后，在国务院的11号文中，设计才正式作为服务业的一种业态被纳入进来。
除了在政策上寻找支持，陈冬亮还想方设法让更多的人在观念上重视设计创新。促进中心的工作人员甚至做了很多印有红星奖的环保布袋子，发给相关部门，让大家随时看到设计的影子，感受设计的力量。
10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2005年DRC的成立使北京市的设计产业大大迈进了一步。2007年，在促进中心的申请下，北京科委又设立了中小企业创意基金，已有数百万元的创意基金投给了近10家中小设计公司。
“设计产业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个台阶逐级迈上去的。在战略缺失的情况下，应该有一种敢于放弃的气魄，先把无法展开的工作放到一边，做一些能落到实处的工作。”陈冬亮说。
敢于放弃，这就是战略缺失下的战术作为，北京市的探索也给其他地方政府提出了这样的思考: 战略尚未出台，地方是无事可做，还是大有可为？
评论
抓住下一次机会
采访中，一位专家向我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上世纪50年代，日本设计曾经是抄袭模仿的“代言人”。在德国的设计展览馆里，经常在角落里摆放着一个面貌丑陋的小怪人，这个小怪人是欧洲童话里的人物，以专门挖掘花园里的树根而臭名昭著，而它就是日本剽窃与模仿的形象代言。
受尽了奚落与嘲讽的日本开始奋起直追。从机构设置、政策支持到人员培训，打造了全方位的体系保障。50年过去了，在“工业设计立国”的战略下，日本从单纯的模仿成长为世界工业设计中的“生力军”，当年的“小怪人”在汽车、电子等众多领域与西方抗衡，打得对方措手不及。
现在的中国正和当年的日本一样，处在产业发展的十字路口。从2006年开始，海外制造业对中国的投资逐年下降。2月19日，原信息产业部在《2007年电子信息产业经济运行公报》中指出，中国作为全球制造工厂的部分投资正向成本更低廉的越南、菲律宾等国家转移，这一趋势在2008年有可能扩大。
如果说我们以前还在为“跨国公司会不会走”争论不休，那么今天的话题早该落在“中国如何向产业链更高端转移”上。印度显然比我们更有危机感，一纸《国家设计政策》的颁布，吹响了从“印度制造”向“印度设计”飞跃的号角。
在海外制造业逃离的今天，中国正面临着新一轮的国际竞争，是向产业链高端转移，还是继续成本更低的“中国制造”？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如何转移？以什么为核心？“中国设计”再一次沉重地摆在面前。
20多年来，设计口号往往是民间喊得比政府多。现在，中国设计在从“模仿”走向“创新”的过程中，也正面临着当年日本的窘遇。如何扭转这些局面，如何抓牢新的机会？“中国设计” 不能仅是民间发起的改革，而应该切切实实地纳入国家发展大计中。否则，中国将在产业转移中遭受无法控制的伤痛。（文/何源）
入驻以后，DRC的运作单位北京市工业设计促进中心（简称促进中心）经常会请业界的知名学者、政府官员来参观，贾伟发现自己的公司被很多人关注，一下子变成了业界的黑马。2007年，促进中心向科委申请，设立了中小企业创意基金，洛可可也享受到了资金扶持。
2007年、2008年，在DRC基地孵化出来的洛可可连续两年获得工业设计界知名奖项—德国红点大奖，成为设计公司中的佼佼者。
工业设计的
“黄浦军校”
被业界喻为工业设计“黄埔军校”的DRC工业设计创意产业基地，是由北京市科委和西城区政府2005年共同投资建立的，促进中心是具体的推动单位。DRC以院校、企业和设计机构为服务对象，采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体，运用多种运作模式，利用政府的小部分资源投入和优惠政策，撬动更大的社会资源，使企业逐步成为自主创新中的投入主体、成果应用主体。
促进中心主任陈冬亮以3个“一”来概括DRC的功能: 建立一个基地——设计基础平台与设计企业孵化的基地; 构建一个网络——设计信息与设计研究互动的网络; 打造一个奖项——以红星奖推动企业设计创新的国家顶级奖项。2007年，DRC被列为北京市十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之一，产业聚集效应得以初步显现。
在国家设计创新宏观战略缺失的背景下，北京市科委如何能够投资建立DRC基地，又是如何打造出一套服务北京市设计产业的机制？工业设计促进中心主任陈冬亮是幕后重要的推动者。
投身工业设计已有14年的陈冬亮很早就发现工业设计长期以来缺乏产业扶持政策和相应的资金投入，并积极致力于此。1995年，北京市科委成立了工业设计促进中心，陈冬亮担任主任，促进中心的定位是科委设计产业政策的具体推动者和执行者，这在全国尚属首例。
作为促进中心主任，陈冬亮如何能在设计宏观策略整体缺失的情况下，将设计创新纳入到科技的宏观管理中呢？
有所为有所不为
“设计创新宏观战略虽然有所缺失，战术上却大有可为，如果一味地要求从战略到战术的面面俱到，很多事情就无法开展。因此，在战术上，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陈冬亮说。
科委是主管科技的部门，而在1995年，在设计产业尚未形成之时，如何推动科技创新确实是个难题。因此，从促进中心成立之日起，陈冬亮就开始解读各种有关科技创新的政策，从国家到地方，从国内到国外。在设计创新政策空白的情况下，陈冬亮绞尽脑汁、挖空心思找说法，力图把设计纳入到科技体系下。
2005年，北京市科委以服务业为突破口，将设计从技术创新中分化出来，并将设计作为高新技术产业中分解出的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一来，DRC的成立就在科委的科技体系中找到了政策依据。而3年后，在国务院的11号文中，设计才正式作为服务业的一种业态被纳入进来。
除了在政策上寻找支持，陈冬亮还想方设法让更多的人在观念上重视设计创新。促进中心的工作人员甚至做了很多印有红星奖的环保布袋子，发给相关部门，让大家随时看到设计的影子，感受设计的力量。
10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2005年DRC的成立使北京市的设计产业大大迈进了一步。2007年，在促进中心的申请下，北京科委又设立了中小企业创意基金，已有数百万元的创意基金投给了近10家中小设计公司。
“设计产业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个台阶逐级迈上去的。在战略缺失的情况下，应该有一种敢于放弃的气魄，先把无法展开的工作放到一边，做一些能落到实处的工作。”陈冬亮说。
敢于放弃，这就是战略缺失下的战术作为，北京市的探索也给其他地方政府提出了这样的思考: 战略尚未出台，地方是无事可做，还是大有可为？
评论
抓住下一次机会
采访中，一位专家向我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上世纪50年代，日本设计曾经是抄袭模仿的“代言人”。在德国的设计展览馆里，经常在角落里摆放着一个面貌丑陋的小怪人，这个小怪人是欧洲童话里的人物，以专门挖掘花园里的树根而臭名昭著，而它就是日本剽窃与模仿的形象代言。
受尽了奚落与嘲讽的日本开始奋起直追。从机构设置、政策支持到人员培训，打造了全方位的体系保障。50年过去了，在“工业设计立国”的战略下，日本从单纯的模仿成长为世界工业设计中的“生力军”，当年的“小怪人”在汽车、电子等众多领域与西方抗衡，打得对方措手不及。
现在的中国正和当年的日本一样，处在产业发展的十字路口。从2006年开始，海外制造业对中国的投资逐年下降。2月19日，原信息产业部在《2007年电子信息产业经济运行公报》中指出，中国作为全球制造工厂的部分投资正向成本更低廉的越南、菲律宾等国家转移，这一趋势在2008年有可能扩大。
如果说我们以前还在为“跨国公司会不会走”争论不休，那么今天的话题早该落在“中国如何向产业链更高端转移”上。印度显然比我们更有危机感，一纸《国家设计政策》的颁布，吹响了从“印度制造”向“印度设计”飞跃的号角。
在海外制造业逃离的今天，中国正面临着新一轮的国际竞争，是向产业链高端转移，还是继续成本更低的“中国制造”？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如何转移？以什么为核心？“中国设计”再一次沉重地摆在面前。
20多年来，设计口号往往是民间喊得比政府多。现在，中国设计在从“模仿”走向“创新”的过程中，也正面临着当年日本的窘遇。如何扭转这些局面，如何抓牢新的机会？“中国设计” 不能仅是民间发起的改革，而应该切切实实地纳入国家发展大计中。否则，中国将在产业转移中遭受无法控制的伤痛。（文/何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