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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与灵魂，其基本内涵阐明人类解放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力量、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理想归宿的历史实践活动。同样关怀人类社会前途命运，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逻辑一致性，主要表现为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理想性与实践性的统一、世界性与中国性的统一。通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合作共赢”“对话协商”“交流互鉴”“共建共享”及“绿色低碳”进行探析，探究其建构路径，可为破解当今世界发展困局提供中国方案，彰显中国智慧。
关键词：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21）11-0040-07
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在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制度的发展趋势与内在矛盾的同时，阐明了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理论目标和理想归宿。其运用不仅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起到了引领作用，也为回答“人类社会将向何处去”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导向。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逆全球化浪潮与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相交织，加剧了国际局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习近平在对当今国内环境和世界形势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构建人类命運共同体彰显了中国对人类社会的现实观照，为解决当前诸多的全球性问题和现代性危机提供了中国方案。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虽然在理念初衷与时空场域中存在张力，不过“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历史进程的‘拨乱反正’，充分昭示了‘人类解放’的价值诉求和发展理念”[2]。因而，为破解和应对当今诸多全球性困境，顺利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发展，需要在科学认识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基本内涵的前提下，明晰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逻辑建构的可能性，为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和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前进方向寻求现实路径。
一、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发展是在马克思扬弃西方思想的基础上逐渐完善的，是人类解放理论以全新的视野，多层次、多阶段的展开。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明确了人类解放是一种历史实践活动，依靠无产阶级这一主体力量，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理想归宿，对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异化与物化进行批判，阐明了人类解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说明人类解放理论是能够为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问题提供科学性指导的理论。
（一）人类解放是一种历史实践活动
1843年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对鲍威尔关于“犹太人问题”的错误论述进行批判，认为他混淆了“政治解放与宗教解放”“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并提出作为资本主义革命的政治解放，是“同人民相异化的国家制度即统治者的权力所依据的旧社会的解体”[3]44。马克思在肯定了政治解放的同时，也提出了其局限性，表示政治解放的完成使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但这并不代表人类解放的实现。“政治剧必然要以宗教、私有财产和市民社会一切要素的恢复而告终。”[3]33由此马克思把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作为人类解放的逻辑起点。在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市民社会中，人与人的社会生产关系被动地形成一种异化的社会力量。这种异化的力量导致了“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3]185。具体而言，这两种矛盾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受资本的影响形成对立关系，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沉醉于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与生态环境的破坏。“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相互影响。”[3]724人类所引发的生态危机也会反噬人类社会。同时，资本使人与人的关系走向物化，“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 [4]51。人在资本逻辑中把对物的占有作为最终目标，成为物化的资本支配和统治下的奴隶。为解决市民社会所产生的矛盾，马克思认为要通过一种“对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的历史实践活动，即“共产主义现实的产生活动”，实现“人与自然真正的统一”以及“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进而促使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现代人对“原子化生活”的反抗，而追求在“类生活”中实现对自我本质的真正占有，最终形成自由人的联合体。
（二）人类解放的主体力量是无产阶级
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主体力量问题，即人类解放依靠谁的问题。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是人类解放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将人类解放理论当作“精神武器”，他提出“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3]18。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阐述了无产阶级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无产阶级将人类解放视为历史使命，是人类解放的主体力量。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解放包括个体解放、群体解放以及人类解放，相对应的解放主体分别是个体、群体和类主体。“群体解放是突破点，个体解放是立足点，人类解放是终极价值目标。”[5]无产阶级的解放作为群体解放，其历史使命与阶级特性决定了它能够在实现自身解放的同时，立足于每一个个人的个体解放，为实现类主体的人类解放这个最终价值目标指明实践路径。即便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发生了一系列的新变化，但因为人的发展仍处在被资本的逻辑所带来的异化和物化所禁锢的时期，马克思人类解放从理想向实践转化的重要主体与推动力量依旧是无产阶级。
（三）人类解放的理想归宿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人类对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将社会发展划分为三种形态：“人的依赖”“物的依赖”和“人的个性解放的自由自觉”。在“人的依赖”形态中，人与人的依赖关系建立在自然、地域、血缘联系以及直接的统治服从关系的基础上，人类被束缚在这种依赖关系中无法脱离而自由地生存。为努力摆脱自然界的奴役与封建神学的桎梏，人类便开始坚持不懈地寻找自由解放之路。在“物的依赖”形态中，人类摆脱了人与人的依附关系，身份的“独立性”得以展现。同时，由于资本的出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扩大促成世界市场形成，逐渐打破了由自然界、地域、血缘关系所组成的自然共同体，人与人之间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普遍交往。不过，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人受到了“物的限制”，并与社会生产、社会关系相异化，又被物化资本所宰制。在全球范围内同资本剥削的斗争成为人类寻求自身解放的重要途径。在“人的个性解放的自由自觉”形态中，人类打碎了异化的枷锁，消除了物对人的压迫奴役，实现了“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4]52。当人完成了对物化资本的超越，真正获得自由全面发展，就彻底实现了人类解放。无论在哪一种形态里，人类对自然、社会以及自身的斗争和超越，都体现了人类对自由全面发展的不懈追求与美好向往。由此，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人类解放的理想归宿。 二、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逻辑建构的可能性
研究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需探求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间内在逻辑的契合性。以唯物史观为依据，不论从世界歷史维度来看，还是从现实社会层面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人类解放得以可能的“必由之路”。
（一）人类解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旨在实现“自由人联合体”，即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理想归宿。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将人类从虚幻的精神世界、异化的社会关系以及国家的奴役和束缚之中解放出来，对资本主义这一“虚假的共同体”进行彻底的否定与批判。在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下，人类解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历史实践活动，而是要“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将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具体化为宗教解放、政治解放、社会解放三个阶段进行分析阐释，可明晰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历史性维度。
宗教解放是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前提条件。马克思指出：“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3]3统治者为了维持“永恒统治”的状态，利用“精神鸦片”——宗教，麻痹被统治者的精神世界，使其从此沉溺于虚空的彼岸世界，进而完成对被统治者肉体的控制。马克思通过揭露宗教的虚空与欺骗，对宗教进行深刻批判。按照马克思关于宗教解放的观点，在完成宗教批判后，要从宗教的异化研究转向对人的自我的异化研究，使人从现实世界的束缚中得到解放。
宗教解放完成后，便是对“尘世的批判、法的批判与政治的批判”的政治解放。政治解放的实质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专制，从而摆脱“人对人的人身依附关系”。资产阶级革命使市民社会从国家的束缚之中得以解脱，也让纯粹的公共事务进入私人领域，国家从彼岸世界重返此岸世界。不过资产阶级所追求的自由民主等价值，从实质上讲无非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个人的独立性”。加之社会化大生产不断发展，在资本逻辑的作祟下，生产劳动逐渐成为一种与人相对立、相对抗的外在活动与力量。人在处于长期受压迫的同时还保持着一种与自己相对立的异化状态，社会逐渐沦为原子式的“人对人是狼”的世界，政治解放的不彻底性暴露无遗。因此，政治解放并非人类解放的终点，在人试图摆脱感性个体的原子化生活，追求在类生活中实现自由解放的时候，这就意味着社会解放阶段的到来。
在社会解放阶段，世界市场由资本扩张开辟，民族国家之间孤立、封闭的发展状态逐渐被打破，人类社会的历史来到“世界历史”。国家内部各阶级的贫富差距，上升到国与国之间综合国力的差距，人与人之间的异化扩展到了全球范围。资本主义“就其本性来说都是不稳定、永不安宁的”[6]。它将私人利益至上原则包装成普世价值，传播到全世界，成为全球动荡、战争、恐怖活动等不安全状况出现的主要原因。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虚假的共同体”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无法避免被淘汰的命运。同时，马克思认为：“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的这个特殊等级。”[3]17社会解放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将社会解放同无产阶级解放结合，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扬弃，实现“摆脱人对物的依赖”，由“异化的人”转变为“具有人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的人”，进入“真正的共同体”。不过实现人类解放，由“虚假的共同体”向“真实的共同体”转变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需要从现实维度来解决由“虚假的共同体”所带来诸多难题。
无论是逆全球化的甚嚣尘上，还是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全球，都对人类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从历史上看，虽然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完成资本积累，开辟并推动世界市场的形成，主导全球化和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拥有先进科学技术和医疗卫生水平，但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内在缺陷以及意识形态偏见和文明冲突的狭隘心理，全球化发展遭受困境的同时，西方国家在应对全球性突发事件时并不能切实有效提出策略路径。在新形势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决维护全世界人民的安全与福祉，谋求世界各国之间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解决现存矛盾的世界性方案，相较于‘真正共同体’来看更具现实性”[7]，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解放的实现创造现实条件。人类解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继而为解决现实中乃至未来可能发生的全球问题、世界难题作出重要选择。
（二）人类解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理想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人类解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一种理想状态。但又不能简单地把人类解放理解成为一种单纯的终极性追求，甚至认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种乌托邦、一种虚幻的口号，而忽视了这个最终目标的实践性。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显著特征之一。马克思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3]500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前行方向，需将理论与理想置于一定的现实和实践活动之中。当一个理想目标的理论体系来源于实践之中，才可以“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3]501。如果将理想同实践隔离开来，理想就会以经院哲学式的面貌出现，变成对现实没有任何积极作用的文字游戏。任何反映公平正义、追求自由平等的理论如果不以实践为基础，就与无意义的空想无异。换句话说，仅是对理论的批判并不能代替实践中的变革力量，理想向实践的转化要依靠无产阶级这样的动力主体来实现。
“在当代中国，无产阶级就是指人民群众或劳动者，中国特殊的历史造就了无产阶级与人民群众与生俱来的一体性。”[8]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这是对无产阶级主体力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与发展。习近平提出：“发展的最终目的是造福人民，必须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9]283“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性措施，坚持尊重互信、合作共赢等原则，旨在造福亚欧大陆沿线各国经济发展与人民民生，给世界各国带来切实利益。而今疫情侵袭全球，中国迅速给予世界各国援助支持，积极倡导全球联合抗疫合作，分享丰富的抗疫经验、治疗方案以及提供疫苗援助。以上这些实践性举措都是站在维护世界人民整体利益和主体地位的高度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生动完美的诠释。同时表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脱离实际的空想与口号，而是“顺应世界人民要发展、要合作、要和平生活的普遍愿望”[10]，超越了西方宣传的所谓“普世价值”。因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在当代发展的重要实践，开拓了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新路径。同时，实现人类解放这个理想性目标并非一蹴而就，需要经历长期的、曲折的、与实践相结合的历史发展过程，需要实现人类解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理想性与实践性上的统一。 （三）人类解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性与中国性的统一
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人类社会才对“全球”的概念有了准确的认识，并且这种认识一直延续至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蕴含很多與全球化相关联的深刻阐释，“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3]566。民族间、国家间普遍且密切交往与共同生活变成了人类社会的一种发展常态，人类的解放与世界历史形成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此时，在全球范围内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成为全球一体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都不可能脱离全球一体化而孤立地存在与发展。在全球化的浪潮推进中，资本主义的扩张性所带来苦痛和灾难的形式变得更加多样。时至今日，“甚至出现‘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等资本逻辑的畸形产物”[11]。人类解放事业的向前推进，“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将会面临更多的挑战和阻碍。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科学指导。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国际社会中团结广大亚非拉国家反对西方霸权的侵扰;改革开放后中国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先后提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与构建“和谐世界”理念;进入新时代，为了应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带给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时代课题，中国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提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九大报告中将“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列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12]。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解放都在回答“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历史命题。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普遍要求同中国自身发展中的独立探索相结合，将处在世界维度中人类解放的历史逻辑与处在中国维度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逻辑相结合，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世界性与中国性两个维度下形成有效互动，最终为逐步实现人类解放开拓了新的路径。
三、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现实路径
通过厘清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逻辑建构的可能性，明确了在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指导下，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备现实性、实践性、中国性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将人类解放的实现视为一个关乎全世界人民前途命运的漫长历史过程，具有未来导向的特质。解决当下全球性问题，关键是要在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指导下，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主张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进程……关键在行动。”[13]因而，笔者尝试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所主张的“合作共赢”“对话协商”“交流互鉴”“共建共享”“绿色低碳”五个基本范畴进行探析，展开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现实路径的论述。
（一）以“合作共赢”为主要原则，推动世界共同繁荣
当前，国际社会各主体之间联系、交往日益密切。世界各国在独自应对发展、改革等复杂性难题时困难重重，需要通过国家之间相互合作、共同发展来寻求解决方案。马克思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14]人类解放的前提是保证生产力的发展。“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穿住行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障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3]527由此，打造共同繁荣的世界需在全球经济贸易发展格局中发挥各自力量，坚持合作共赢原则。中国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全面履行承诺，坚定支持多边体制，大幅降低进口关税，削减非关税壁垒，与世界各国不断深入合作，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但逆全球化的浪潮汹涌，加之新冠疫情的肆虐，对世界经济发展形成了巨大威胁与挑战。
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与全球性危机，让世界各国深刻认识到，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提出：“我们要坚持合作共赢理念……以各国共同利益为重，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15]2020年11月15日，中国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同年12月30日历时7年的中欧投资协定也如期完成。中国的一系列举措为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的示范效应，这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世界的繁荣与发展需要各个国家开展范围更大、领域更宽、层次更深的全面合作，将本国的利益与世界各国的利益相结合，寻求各国共同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扩大各国利益的合作面、交汇点。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面对逆潮流而为之的行为，仍然要应时所需，为打造共同繁荣的世界，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念，在世界各国相互交往中不断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二）以“对话协商”为主要方式，提供全球治理新模式
21世纪以来，国际关系呈现明显的不稳定态势，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所倡导的民主政治制度弊端与缺陷愈发突出。曾断言新自由主义是“历史终结”的美国政治学家福山，在接受法国《观点报》采访时，针对因新冠疫情导致世界局势发生重大改变的现状，作出了“新自由主义已死”的判断。他认为西方需要退回到五六十年代的古典自由主义，才能妥善解决当前的危机。这种“不进则退”的思维体现出西方现有的政治体制正在逐渐走进“死胡同”。世界各国应如何适应新的国际局势，并且在现有形势下，如何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和平相处以及政治交往的良性发展？解决上述问题亟须开出一剂比资本主义政治体制更加合理有效的“良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追求的民主、平等、自由等政治价值具有历史局限性和虚假性，是无法解决其自身基本矛盾的。马克思认为：“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退居于自身、退居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与共同体分隔开来的个体。”[3]42人类社会的解放是以民主的充分发展为条件，而充分发展的民主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民主，而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必然结果。当下全球性问题的日益频发，全球治理“赤字”的普遍存在，使这些西方国家独享全球治理成果的现状正在改变。 中国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同时，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好地转化为全球治理的效能。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各国之间都处在一个联系紧密的国际社会中，要求坚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制度和发展道路，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思维，各国以平等参与、对话协商、集思广益的方式参与国家事务的治理以及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面对全球性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只有各国共同构建起一个联系紧密的协作体制机制，才能更加有效解决危机。中国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维护人民利益为价值目标和实践导向，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以对话协商的方式，注重对全球各国共同利益的关怀，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应对全球性突发公共事件的各项举措，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中国方案，从而实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跃升。
（三） 以“交流互鉴”为主要途径，营造开放包容的多样文化
以美国主流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一直处于强势地位。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指出：“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16]西方国家认为自身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接近“完美”，于是强行将自己的文化理念、观念思维、生活方式灌输给别的民族与国家，有意或无意地形成一种打压的态势，使其文化拥有不可撼动的绝对权威，以致对全球繁荣多样的文化生态造成破坏。
在全球化持续向纵深发展的进程中，“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个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相互依赖所替代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17]35世界各国除了保持自身文化的民族特性与历史继承性，还需加强文化多样化的培育，注重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实现互补互促，形成与全球化发展的良性互动。马克思认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7]35马克思在这里用“世界的文学”来指代世界历史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意味着世界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而民族间、国家间文化的交流互鉴，最终会形成一个具有开放包容特性的全球文化氛围，这样就消解了凌驾于各国文化之上的“普世性”文化。中国具有开放包容的文化传统，历史上的中国通过自身强大的文化吸引力影响着周边国家与民族。现在中国依靠中华优秀文化的滋养与影响，“以开放的眼光、开阔的胸怀对待世界各国人民的文明创造”[18]。在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指引下，应着力推动以“交流互鉴”为主要途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营造开放包容的全球文化氛围，推进人类社會不断向前发展。
（四） 以“共建共享”为主要形式，建设持久和平的安全共同体
如今国际社会中存在的传统安全问题主要由军备竞赛和热点地区军事对抗所组成。而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有两种突出的表现形式：一是生态环境安全的威胁与传染性疾病等公共卫生事件影响整个人类的命运;二是新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入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出现与应用对经济、金融、信息等领域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当前世界传统安全领域问题依旧突出，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国际社会正面临更加复杂的安全形势。造成如此局面的根本原因，需要从资本的本质进行探索。资本的逻辑旨在追求利润最大化，其发展过程除了明显的逐利性以外，还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资本的出场虽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关系的变革，但同时产生了更多的不稳定因素。马克思认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3]567如果二者矛盾不可调和，就会造成“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 [3]567。回到现实来看，西方发达国家采取军事干预、贸易壁垒、科技封锁、操弄“污名化”等手段，试图遏制可能威胁自身利益的外部力量。这些手段导致了全球安全格局受到冲击，国家间、民族间矛盾冲突也因此持续升级。尤其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某些西方国家秉承资本至上原则，以牺牲民众生命为代价维护利益集团的私利，高举“群体免疫”等带有明显“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的宣传话语，并且将新冠病毒“政治化”，通过“甩锅”等方式来掩盖其抗疫不力的事实，种种行径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虚伪性和排他性。
习近平提出：“当今世界，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更加丰富，时空领域更加宽广，各种因素更加错综复杂。”[9]208安全问题是全世界要共同面临的问题。因而，“要遵循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19]，努力打造安全共同体。尤其在面对新冠疫情这个来自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重大威胁时，要明确世界各国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要以人类前途命运为首要前提，加强对话与沟通，共同建立一个能够实现疫情信息、医疗科技、防疫经验共享的全球性平台，打赢这场非传统安全的“世界大战”。总而言之，无论是“传统安全问题”还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均需通过构建以共建共享为主要形式的安全共同体，更好地营造持久和平的国际社会环境。
（五）以“绿色低碳”为主要准则，建立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
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促进了经济的极大发展，但是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是不可估量的且延续至今。无论是小布什政府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还是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协定》，都暴露了资本主义国家对已造成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不予重视、不负责任的态度。马克思认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相互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相互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3]724与其相比，“中国将全面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力争于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1]。中国在全球生态保护方面作出表率，展现负责任的大国担当，用实际行动保护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家园。
人类能够获得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人类不应去破坏或是支配自然，而是要与自然和谐共生。马克思认为：“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20]面对重大传染性疾病这样的全球性风险时，世界各国要树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护生态环境的正确态度，及时制定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法律法规，实施科学举措办法。人类要尊重、顺应自然，响应维护全球性生态环境的号召，坚持走绿色低碳环保的道路。生态文明事关人类命运，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世界各国应同舟共济、共同努力，坚持以“绿色低碳”为主要准则，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国际生态环境。 结语
诚然，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旨在消灭资本主义，这与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存为客观事实而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目标内容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迈向‘自由人联合体’这一历史征程中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第一步’”[21] ，也是当今时代中国要走的，并且要长期坚持的“必由之路”。在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视域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方面体现在接受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科学指导，另一方面体现在深刻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发轫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重大历史节点，是世界历史发展与中国经验的一种结合，它作为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在新的历史机遇和世界变局中所形成的理论成果和实践形式，在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同时，为国际秩序重塑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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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亚茹】
关键词：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21）11-0040-07
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在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制度的发展趋势与内在矛盾的同时，阐明了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理论目标和理想归宿。其运用不仅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起到了引领作用，也为回答“人类社会将向何处去”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导向。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逆全球化浪潮与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相交织，加剧了国际局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习近平在对当今国内环境和世界形势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构建人类命運共同体彰显了中国对人类社会的现实观照，为解决当前诸多的全球性问题和现代性危机提供了中国方案。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虽然在理念初衷与时空场域中存在张力，不过“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历史进程的‘拨乱反正’，充分昭示了‘人类解放’的价值诉求和发展理念”[2]。因而，为破解和应对当今诸多全球性困境，顺利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发展，需要在科学认识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基本内涵的前提下，明晰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逻辑建构的可能性，为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和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前进方向寻求现实路径。
一、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发展是在马克思扬弃西方思想的基础上逐渐完善的，是人类解放理论以全新的视野，多层次、多阶段的展开。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明确了人类解放是一种历史实践活动，依靠无产阶级这一主体力量，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理想归宿，对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异化与物化进行批判，阐明了人类解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说明人类解放理论是能够为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问题提供科学性指导的理论。
（一）人类解放是一种历史实践活动
1843年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对鲍威尔关于“犹太人问题”的错误论述进行批判，认为他混淆了“政治解放与宗教解放”“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并提出作为资本主义革命的政治解放，是“同人民相异化的国家制度即统治者的权力所依据的旧社会的解体”[3]44。马克思在肯定了政治解放的同时，也提出了其局限性，表示政治解放的完成使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但这并不代表人类解放的实现。“政治剧必然要以宗教、私有财产和市民社会一切要素的恢复而告终。”[3]33由此马克思把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作为人类解放的逻辑起点。在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市民社会中，人与人的社会生产关系被动地形成一种异化的社会力量。这种异化的力量导致了“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3]185。具体而言，这两种矛盾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受资本的影响形成对立关系，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沉醉于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与生态环境的破坏。“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相互影响。”[3]724人类所引发的生态危机也会反噬人类社会。同时，资本使人与人的关系走向物化，“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 [4]51。人在资本逻辑中把对物的占有作为最终目标，成为物化的资本支配和统治下的奴隶。为解决市民社会所产生的矛盾，马克思认为要通过一种“对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的历史实践活动，即“共产主义现实的产生活动”，实现“人与自然真正的统一”以及“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进而促使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现代人对“原子化生活”的反抗，而追求在“类生活”中实现对自我本质的真正占有，最终形成自由人的联合体。
（二）人类解放的主体力量是无产阶级
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主体力量问题，即人类解放依靠谁的问题。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是人类解放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将人类解放理论当作“精神武器”，他提出“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3]18。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阐述了无产阶级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无产阶级将人类解放视为历史使命，是人类解放的主体力量。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解放包括个体解放、群体解放以及人类解放，相对应的解放主体分别是个体、群体和类主体。“群体解放是突破点，个体解放是立足点，人类解放是终极价值目标。”[5]无产阶级的解放作为群体解放，其历史使命与阶级特性决定了它能够在实现自身解放的同时，立足于每一个个人的个体解放，为实现类主体的人类解放这个最终价值目标指明实践路径。即便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发生了一系列的新变化，但因为人的发展仍处在被资本的逻辑所带来的异化和物化所禁锢的时期，马克思人类解放从理想向实践转化的重要主体与推动力量依旧是无产阶级。
（三）人类解放的理想归宿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人类对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将社会发展划分为三种形态：“人的依赖”“物的依赖”和“人的个性解放的自由自觉”。在“人的依赖”形态中，人与人的依赖关系建立在自然、地域、血缘联系以及直接的统治服从关系的基础上，人类被束缚在这种依赖关系中无法脱离而自由地生存。为努力摆脱自然界的奴役与封建神学的桎梏，人类便开始坚持不懈地寻找自由解放之路。在“物的依赖”形态中，人类摆脱了人与人的依附关系，身份的“独立性”得以展现。同时，由于资本的出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扩大促成世界市场形成，逐渐打破了由自然界、地域、血缘关系所组成的自然共同体，人与人之间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普遍交往。不过，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人受到了“物的限制”，并与社会生产、社会关系相异化，又被物化资本所宰制。在全球范围内同资本剥削的斗争成为人类寻求自身解放的重要途径。在“人的个性解放的自由自觉”形态中，人类打碎了异化的枷锁，消除了物对人的压迫奴役，实现了“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4]52。当人完成了对物化资本的超越，真正获得自由全面发展，就彻底实现了人类解放。无论在哪一种形态里，人类对自然、社会以及自身的斗争和超越，都体现了人类对自由全面发展的不懈追求与美好向往。由此，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人类解放的理想归宿。 二、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逻辑建构的可能性
研究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需探求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间内在逻辑的契合性。以唯物史观为依据，不论从世界歷史维度来看，还是从现实社会层面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人类解放得以可能的“必由之路”。
（一）人类解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旨在实现“自由人联合体”，即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理想归宿。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将人类从虚幻的精神世界、异化的社会关系以及国家的奴役和束缚之中解放出来，对资本主义这一“虚假的共同体”进行彻底的否定与批判。在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下，人类解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历史实践活动，而是要“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将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具体化为宗教解放、政治解放、社会解放三个阶段进行分析阐释，可明晰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历史性维度。
宗教解放是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前提条件。马克思指出：“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3]3统治者为了维持“永恒统治”的状态，利用“精神鸦片”——宗教，麻痹被统治者的精神世界，使其从此沉溺于虚空的彼岸世界，进而完成对被统治者肉体的控制。马克思通过揭露宗教的虚空与欺骗，对宗教进行深刻批判。按照马克思关于宗教解放的观点，在完成宗教批判后，要从宗教的异化研究转向对人的自我的异化研究，使人从现实世界的束缚中得到解放。
宗教解放完成后，便是对“尘世的批判、法的批判与政治的批判”的政治解放。政治解放的实质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专制，从而摆脱“人对人的人身依附关系”。资产阶级革命使市民社会从国家的束缚之中得以解脱，也让纯粹的公共事务进入私人领域，国家从彼岸世界重返此岸世界。不过资产阶级所追求的自由民主等价值，从实质上讲无非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个人的独立性”。加之社会化大生产不断发展，在资本逻辑的作祟下，生产劳动逐渐成为一种与人相对立、相对抗的外在活动与力量。人在处于长期受压迫的同时还保持着一种与自己相对立的异化状态，社会逐渐沦为原子式的“人对人是狼”的世界，政治解放的不彻底性暴露无遗。因此，政治解放并非人类解放的终点，在人试图摆脱感性个体的原子化生活，追求在类生活中实现自由解放的时候，这就意味着社会解放阶段的到来。
在社会解放阶段，世界市场由资本扩张开辟，民族国家之间孤立、封闭的发展状态逐渐被打破，人类社会的历史来到“世界历史”。国家内部各阶级的贫富差距，上升到国与国之间综合国力的差距，人与人之间的异化扩展到了全球范围。资本主义“就其本性来说都是不稳定、永不安宁的”[6]。它将私人利益至上原则包装成普世价值，传播到全世界，成为全球动荡、战争、恐怖活动等不安全状况出现的主要原因。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虚假的共同体”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无法避免被淘汰的命运。同时，马克思认为：“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的这个特殊等级。”[3]17社会解放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将社会解放同无产阶级解放结合，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扬弃，实现“摆脱人对物的依赖”，由“异化的人”转变为“具有人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的人”，进入“真正的共同体”。不过实现人类解放，由“虚假的共同体”向“真实的共同体”转变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需要从现实维度来解决由“虚假的共同体”所带来诸多难题。
无论是逆全球化的甚嚣尘上，还是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全球，都对人类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从历史上看，虽然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完成资本积累，开辟并推动世界市场的形成，主导全球化和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拥有先进科学技术和医疗卫生水平，但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内在缺陷以及意识形态偏见和文明冲突的狭隘心理，全球化发展遭受困境的同时，西方国家在应对全球性突发事件时并不能切实有效提出策略路径。在新形势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决维护全世界人民的安全与福祉，谋求世界各国之间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解决现存矛盾的世界性方案，相较于‘真正共同体’来看更具现实性”[7]，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解放的实现创造现实条件。人类解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继而为解决现实中乃至未来可能发生的全球问题、世界难题作出重要选择。
（二）人类解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理想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人类解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一种理想状态。但又不能简单地把人类解放理解成为一种单纯的终极性追求，甚至认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种乌托邦、一种虚幻的口号，而忽视了这个最终目标的实践性。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显著特征之一。马克思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3]500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前行方向，需将理论与理想置于一定的现实和实践活动之中。当一个理想目标的理论体系来源于实践之中，才可以“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3]501。如果将理想同实践隔离开来，理想就会以经院哲学式的面貌出现，变成对现实没有任何积极作用的文字游戏。任何反映公平正义、追求自由平等的理论如果不以实践为基础，就与无意义的空想无异。换句话说，仅是对理论的批判并不能代替实践中的变革力量，理想向实践的转化要依靠无产阶级这样的动力主体来实现。
“在当代中国，无产阶级就是指人民群众或劳动者，中国特殊的历史造就了无产阶级与人民群众与生俱来的一体性。”[8]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这是对无产阶级主体力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与发展。习近平提出：“发展的最终目的是造福人民，必须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9]283“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性措施，坚持尊重互信、合作共赢等原则，旨在造福亚欧大陆沿线各国经济发展与人民民生，给世界各国带来切实利益。而今疫情侵袭全球，中国迅速给予世界各国援助支持，积极倡导全球联合抗疫合作，分享丰富的抗疫经验、治疗方案以及提供疫苗援助。以上这些实践性举措都是站在维护世界人民整体利益和主体地位的高度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生动完美的诠释。同时表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脱离实际的空想与口号，而是“顺应世界人民要发展、要合作、要和平生活的普遍愿望”[10]，超越了西方宣传的所谓“普世价值”。因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在当代发展的重要实践，开拓了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新路径。同时，实现人类解放这个理想性目标并非一蹴而就，需要经历长期的、曲折的、与实践相结合的历史发展过程，需要实现人类解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理想性与实践性上的统一。 （三）人类解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性与中国性的统一
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人类社会才对“全球”的概念有了准确的认识，并且这种认识一直延续至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蕴含很多與全球化相关联的深刻阐释，“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3]566。民族间、国家间普遍且密切交往与共同生活变成了人类社会的一种发展常态，人类的解放与世界历史形成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此时，在全球范围内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成为全球一体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都不可能脱离全球一体化而孤立地存在与发展。在全球化的浪潮推进中，资本主义的扩张性所带来苦痛和灾难的形式变得更加多样。时至今日，“甚至出现‘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等资本逻辑的畸形产物”[11]。人类解放事业的向前推进，“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将会面临更多的挑战和阻碍。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科学指导。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国际社会中团结广大亚非拉国家反对西方霸权的侵扰;改革开放后中国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先后提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与构建“和谐世界”理念;进入新时代，为了应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带给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时代课题，中国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提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九大报告中将“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列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12]。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解放都在回答“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历史命题。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普遍要求同中国自身发展中的独立探索相结合，将处在世界维度中人类解放的历史逻辑与处在中国维度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逻辑相结合，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世界性与中国性两个维度下形成有效互动，最终为逐步实现人类解放开拓了新的路径。
三、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现实路径
通过厘清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逻辑建构的可能性，明确了在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指导下，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备现实性、实践性、中国性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将人类解放的实现视为一个关乎全世界人民前途命运的漫长历史过程，具有未来导向的特质。解决当下全球性问题，关键是要在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指导下，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主张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进程……关键在行动。”[13]因而，笔者尝试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所主张的“合作共赢”“对话协商”“交流互鉴”“共建共享”“绿色低碳”五个基本范畴进行探析，展开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现实路径的论述。
（一）以“合作共赢”为主要原则，推动世界共同繁荣
当前，国际社会各主体之间联系、交往日益密切。世界各国在独自应对发展、改革等复杂性难题时困难重重，需要通过国家之间相互合作、共同发展来寻求解决方案。马克思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14]人类解放的前提是保证生产力的发展。“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穿住行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障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3]527由此，打造共同繁荣的世界需在全球经济贸易发展格局中发挥各自力量，坚持合作共赢原则。中国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全面履行承诺，坚定支持多边体制，大幅降低进口关税，削减非关税壁垒，与世界各国不断深入合作，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但逆全球化的浪潮汹涌，加之新冠疫情的肆虐，对世界经济发展形成了巨大威胁与挑战。
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与全球性危机，让世界各国深刻认识到，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提出：“我们要坚持合作共赢理念……以各国共同利益为重，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15]2020年11月15日，中国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同年12月30日历时7年的中欧投资协定也如期完成。中国的一系列举措为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的示范效应，这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世界的繁荣与发展需要各个国家开展范围更大、领域更宽、层次更深的全面合作，将本国的利益与世界各国的利益相结合，寻求各国共同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扩大各国利益的合作面、交汇点。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面对逆潮流而为之的行为，仍然要应时所需，为打造共同繁荣的世界，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念，在世界各国相互交往中不断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二）以“对话协商”为主要方式，提供全球治理新模式
21世纪以来，国际关系呈现明显的不稳定态势，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所倡导的民主政治制度弊端与缺陷愈发突出。曾断言新自由主义是“历史终结”的美国政治学家福山，在接受法国《观点报》采访时，针对因新冠疫情导致世界局势发生重大改变的现状，作出了“新自由主义已死”的判断。他认为西方需要退回到五六十年代的古典自由主义，才能妥善解决当前的危机。这种“不进则退”的思维体现出西方现有的政治体制正在逐渐走进“死胡同”。世界各国应如何适应新的国际局势，并且在现有形势下，如何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和平相处以及政治交往的良性发展？解决上述问题亟须开出一剂比资本主义政治体制更加合理有效的“良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追求的民主、平等、自由等政治价值具有历史局限性和虚假性，是无法解决其自身基本矛盾的。马克思认为：“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退居于自身、退居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与共同体分隔开来的个体。”[3]42人类社会的解放是以民主的充分发展为条件，而充分发展的民主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民主，而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必然结果。当下全球性问题的日益频发，全球治理“赤字”的普遍存在，使这些西方国家独享全球治理成果的现状正在改变。 中国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同时，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好地转化为全球治理的效能。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各国之间都处在一个联系紧密的国际社会中，要求坚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制度和发展道路，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思维，各国以平等参与、对话协商、集思广益的方式参与国家事务的治理以及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面对全球性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只有各国共同构建起一个联系紧密的协作体制机制，才能更加有效解决危机。中国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维护人民利益为价值目标和实践导向，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以对话协商的方式，注重对全球各国共同利益的关怀，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应对全球性突发公共事件的各项举措，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中国方案，从而实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跃升。
（三） 以“交流互鉴”为主要途径，营造开放包容的多样文化
以美国主流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一直处于强势地位。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指出：“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16]西方国家认为自身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接近“完美”，于是强行将自己的文化理念、观念思维、生活方式灌输给别的民族与国家，有意或无意地形成一种打压的态势，使其文化拥有不可撼动的绝对权威，以致对全球繁荣多样的文化生态造成破坏。
在全球化持续向纵深发展的进程中，“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个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相互依赖所替代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17]35世界各国除了保持自身文化的民族特性与历史继承性，还需加强文化多样化的培育，注重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实现互补互促，形成与全球化发展的良性互动。马克思认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7]35马克思在这里用“世界的文学”来指代世界历史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意味着世界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而民族间、国家间文化的交流互鉴，最终会形成一个具有开放包容特性的全球文化氛围，这样就消解了凌驾于各国文化之上的“普世性”文化。中国具有开放包容的文化传统，历史上的中国通过自身强大的文化吸引力影响着周边国家与民族。现在中国依靠中华优秀文化的滋养与影响，“以开放的眼光、开阔的胸怀对待世界各国人民的文明创造”[18]。在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指引下，应着力推动以“交流互鉴”为主要途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营造开放包容的全球文化氛围，推进人类社會不断向前发展。
（四） 以“共建共享”为主要形式，建设持久和平的安全共同体
如今国际社会中存在的传统安全问题主要由军备竞赛和热点地区军事对抗所组成。而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有两种突出的表现形式：一是生态环境安全的威胁与传染性疾病等公共卫生事件影响整个人类的命运;二是新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入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出现与应用对经济、金融、信息等领域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当前世界传统安全领域问题依旧突出，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国际社会正面临更加复杂的安全形势。造成如此局面的根本原因，需要从资本的本质进行探索。资本的逻辑旨在追求利润最大化，其发展过程除了明显的逐利性以外，还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资本的出场虽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关系的变革，但同时产生了更多的不稳定因素。马克思认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3]567如果二者矛盾不可调和，就会造成“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 [3]567。回到现实来看，西方发达国家采取军事干预、贸易壁垒、科技封锁、操弄“污名化”等手段，试图遏制可能威胁自身利益的外部力量。这些手段导致了全球安全格局受到冲击，国家间、民族间矛盾冲突也因此持续升级。尤其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某些西方国家秉承资本至上原则，以牺牲民众生命为代价维护利益集团的私利，高举“群体免疫”等带有明显“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的宣传话语，并且将新冠病毒“政治化”，通过“甩锅”等方式来掩盖其抗疫不力的事实，种种行径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虚伪性和排他性。
习近平提出：“当今世界，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更加丰富，时空领域更加宽广，各种因素更加错综复杂。”[9]208安全问题是全世界要共同面临的问题。因而，“要遵循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19]，努力打造安全共同体。尤其在面对新冠疫情这个来自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重大威胁时，要明确世界各国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要以人类前途命运为首要前提，加强对话与沟通，共同建立一个能够实现疫情信息、医疗科技、防疫经验共享的全球性平台，打赢这场非传统安全的“世界大战”。总而言之，无论是“传统安全问题”还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均需通过构建以共建共享为主要形式的安全共同体，更好地营造持久和平的国际社会环境。
（五）以“绿色低碳”为主要准则，建立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
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促进了经济的极大发展，但是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是不可估量的且延续至今。无论是小布什政府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还是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协定》，都暴露了资本主义国家对已造成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不予重视、不负责任的态度。马克思认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相互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相互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3]724与其相比，“中国将全面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力争于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1]。中国在全球生态保护方面作出表率，展现负责任的大国担当，用实际行动保护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家园。
人类能够获得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人类不应去破坏或是支配自然，而是要与自然和谐共生。马克思认为：“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20]面对重大传染性疾病这样的全球性风险时，世界各国要树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护生态环境的正确态度，及时制定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法律法规，实施科学举措办法。人类要尊重、顺应自然，响应维护全球性生态环境的号召，坚持走绿色低碳环保的道路。生态文明事关人类命运，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世界各国应同舟共济、共同努力，坚持以“绿色低碳”为主要准则，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国际生态环境。 结语
诚然，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旨在消灭资本主义，这与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存为客观事实而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目标内容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迈向‘自由人联合体’这一历史征程中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第一步’”[21] ，也是当今时代中国要走的，并且要长期坚持的“必由之路”。在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视域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方面体现在接受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科学指导，另一方面体现在深刻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发轫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重大历史节点，是世界历史发展与中国经验的一种结合，它作为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在新的历史机遇和世界变局中所形成的理论成果和实践形式，在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同时，为国际秩序重塑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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