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谷崎润一郎是日本大正时期作家中具有“中国情趣”的代表人物之一，自幼便接触汉文学的谷崎对中国抱有浪漫奇异的幻想，而两次的中国旅行则将谷崎从单纯的浪漫主义幻想的世界里拉扯出来，使其认识到了真实的中国。第二次的中国旅行更是促使谷崎放弃了自身的“中国趣味”，转而将目光投向“日本趣味”。毋庸置疑，谷崎是一位与中国有着深厚渊源的作家，然而自从日本学者西原大辅发布著作《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大正日本的中国幻想》以来，国内外学者在研究谷崎润一郎的“中国趣味”时，大多将其放在18世纪至19世纪西方世界看待东方世界的话语体系—东方主义的视角下进行考察。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谷崎第一次旅行中国后的游记来揭示谷崎润一郎“中国趣味”中不能以“东方主义”一语蔽之的诸多方面。
　　【关键词】 谷崎润一郎 中国趣味 东方主义 游记
　　自从日本学者西原大辅发布著作《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大正日本的中国幻想》以来，国内外学者在研究谷崎润一郎的“中国趣味”时，大多将其放在18世纪至19世纪西方世界看待东方世界的话语体系—东方主义的视角下进行考察。李雁南（试论大正日本文学的东方主义，2009）就指出谷崎润一郎的《秦淮之夜》《西湖之月》《苏州纪行》《庐州纪行》等游记大量引用中国古代经典文本中的描述而有意地对中国的现实视而不见，并得出结论表明日本大正作家对中国的书写是一种“东方主义视角”下的文本主义、浪漫主义以及殖民主义的书写。且不论将西方列强对待其远东殖民地的话语体系直接套用在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文化基础的中日关系上是否合理，仅用“东方主义”一词来概括大正时期诸多和中国有关联的作家群体这一行为，难免有其有失偏颇之处，这不利于理解不同作家以及作品的差异，甚至可能会造成读者的误解。以谷崎润一郎为例，其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贯穿了谷崎的一生，绝不是“东方主义”一词就足以涵盖的。
　　诚然，与其他赴中旅游的日本作家相同，谷崎的游记中也包含不少对中国的批判性描述，比如对名胜古迹没落的惋惜、对中国卫生条件的不满以及对底层民众特别行为的反感，但归根结底这也只是谷崎的所见所闻，并且只是其游记内容的一部分。正如施小炜在东瀛文人· 印象中国系列丛书的总序部分所写到的一样：当时的中国鬼蜮横行，腐败成灾，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差不多已经到了穷途末日，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不论这双目是生在华冑的脸上，还是长在夷狄的额下，也不论其眸子是黑色的还是蓝色的，亦或是别的什么颜色。莫非我们反倒真的要求外国人“且细赏这车窗外面的迷人秋景罢，人家瓦上的浓霜去管它作甚？”，甚至还要人家为这黑暗的现实跌足叫好方才心满意足么？这样的心态岂不荒谬可笑？当时的中国本就处于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年代，仅仅因为外国作家真实的中国描写就将其作品甚至作家本人上升到“东方主义”的高度加以批判难免显得荒谬可笑。接下来本文将以谷崎第一次旅行中国后的游记类作品《秦淮之夜》《苏州纪行》作为文本支撑，从不同方面来具体分析谷崎在面对真实的中国时，是否如李雁南所说对现实视而不见且以殖民者的眼光加以蔑视。
　　一、对中国现状的描述
　　在谷崎的游记中，他既写到“真是一条难走的路，也不知是小便还是食物的油水，有些地方淌着黑水。白色墙壁其实已经脏成了深灰色，上面满是污垢”，“虽然器皿多少有点不干净（餐具）”也说“吃中国菜最愉快而且最实惠”“任凭怎样讨厌中国菜的人也不可能举箸一尝”，他既对给了钱之后“脸上毫无悦色，依然一声声地向我哀求着。这哀求的声音犹如唱歌一般抑扬顿挫带有节奏，他不断地向我哀求，更加死命地紧跟着我不放，最后竟用那满是污垢的脏手拉住我外衣的下摆。这真让我有点受不了”的难缠的中国乞丐表示了反感，也说“一般的平民性格极其温和，从未见过粗暴蛮横的人”“比起那些无知的日本导游不知道要强多少倍”。由此也可以看出，谷崎对中国的描述有好有坏，有正面有负面，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谷崎旅行中国的真实感受。既非一味的对现实视而不见也没有站在殖民者的高度对一切进行批判。
　　在《中国的菜肴》一文中，谷崎甚至表示：“读了崇尚神韵缥缈的中国诗，然后吃的是滋味刺激的中国菜，觉得这里面有明显的矛盾。但又一想，能把两个极端调和起来融为一体，这次显示出中国的伟大。我觉得能够做出如此复杂的菜肴，然后又能痛痛快快地饮食一番的国民，总而言之是伟大的国民”。从这一评价也能够看出谷崎在旅游中国期间，始终在尽量的融入中国的文化之中。以包容的态度去理解中日文化的不同之处，始终以罗曼蒂克、充满温馨善意的目光审视中国，这也是谷崎润一郎有别于他人的特征。
　　二、对在华日本人的描述
　　谷崎单身游历中国期间，由于语言上的不便不免与其他在华的日本人进行接触，这在游记里也得到了体现。面对下榻的日本旅馆的老板娘，谷崎感到非常不满。因为她作为向导却对中国的文化一无所知，甚至连“白云寺”的名字都不知道。并由此感叹道“比那些无知的日本导游不知要強多少了。要是在日本人经营的旅馆里请他们找一个信赖可靠的导游的话，那人就一定是中国人”。听到该老板娘说道“让日本人赚钱是可以的，而给中国人的钱，连一个铜板都要斤斤计较”时，谷崎写到“这句话非常令我生厌”，并抱怨“好容易出来旅游一趟，却碰到这种低俗粗鄙的同胞，心里不会愉快。希望男子对中国人的态度应该要慎重些”。而在看到老边娘十七八岁的儿子对中国的苦力盛气凌人、颐指气使时，更是感慨道：“像他这样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学会了待中国人如猫狗一般，而且都想在一方称霸的日本人，如果大量涌入中国的话，中国也要大受侵扰了吧。不过，那小青年趾高气扬、盛气凌人的模样，当然是受父母的坏影响造成的。”
　　从对在华日本人的文字描述可以看出，谷崎不仅没有对中国的现实视而不见反而对压榨中国底层劳动人民的“日本同胞”进行了批判，并对中国的前途表打出了些许忧虑。我们不应将这过度解读为谷崎同情中国，但也不应将其忽视。
　　三、殖民主义色彩的有无
　　《试论大正日本文学中的东方主义》一文中还写到“那些在日本国内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走在东京街头的人流中毫无特色的日本作家一旦来到中国，只因他们是日本人就获得了殖民者的高贵身份。日本与中国的经济差距使他们在中国成为有钱人，而日本对中国的殖民统治给了他们高贵的身份和一些特权”。然而仅通过《秦淮之夜》便可以发现，谷崎润一郎日本人的身份并未给他带来高贵的殖民者身份和特权，虽然非常中意第一位见到的妓女却因囊中羞涩无法负担只能放弃转而去寻找自己能够承担的起的其他姑娘，可以看出此时的谷崎和其他前来买妓的中国客人一样，处于一种平等的交易关系，并没有因为他是日本人就享有所谓的特权。以《大阪每日新闻》特派员身份游历中国的芥川龙之介由于其特殊身份参与的都是中国的上流社会，而这种特殊身份为他带来了种种特权，这也足以说明，当时仅仅一个日本人的身份并不会给所有来中国的日本人带来高贵的身份和特权。因此以个人身份游历中国的谷崎润一郎的经历显然更接近真实的中国，同时由于不受特殊身份的限制，可信性也更高。而所谓的殖民者的优越感更是与谷崎无缘，面对中国国内盲目模仿西方的景象，谷崎并未表示嘲讽，而是直言：“就丢弃本国长处而一味地模仿西洋以及低级、恶俗这些方面来说，日本也是五十步笑百步，先进的日本恐怕并无讪笑中国的资格”。 　　对作为唯美主义代表作家的谷崎而言，中国反而有着在西方文明冲刷下在日本已经销声匿迹的传统之美，因此在面对中国的落后时，谷崎并没有产生作为“帝国国民”的优越感，反而生出了一种莫名的亲近感以及对传统的怀念。
　　四、结论
　　谷崎润一郎是一位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作家，其一生两次赴中国旅行，与田汉、欧阳予倩等中国文人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并创作出了大量中国题材的作品，在日本谷崎的中国题材类作品被归入“中国趣味”一类。但是自从西原大辅《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大正日本的中国幻想》问世以来，谷崎的中国趣味类作品则多被日本和中国学者放在赛义德的“东方主义”话语体系下进行考察，带上了浪漫、奇幻的文本主义色彩和歧视、轻侮的殖民主义色彩。但通过分析谷崎第一次旅行中国后创作的游记可以窥见，谷崎是以一个普通日本民众的身份来中国寻找自身的文化故土，去感受记录现实的中国，并尝试去和中国的文人接触交流。作家的这种姿态，不必将其抬高至热爱中国、理解中国的高度（如西原大辅对其第二次中国旅行的评价），也没有必要认为这种跨越国界的感官享乐的追求即是以一种东方主义的视角在歧视中国、扭曲中国。本文经过一系列文本分析后得出结论：谷崎润一郎本人及其作品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划分为“中国趣味”的范畴，但与带有浪漫、歧视色彩的“东方主义”话语体系并无太多关联。
　　【参考文献】
　　[1] 李雁南. 试论大正日本文学中的东方主义[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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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卢媛媛（1995-），女，汉族，陕西省延安市富县，研究生，文学硕士，单位：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