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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善于拍照的朱辉龙最近在各类摄影、摄像机前“过足了瘾”，这种状态是从2014年8月28日开始的，这一天，优酷土豆集团正式宣布成立电影公司，定名为“合一影业”。优酷土豆集团高级副总裁朱辉龙出任CEO，刘开珞为总裁。IP孵化、新影人和粉丝三大平台成为“合一影业”的核心竞争力。
发布会上，优酷土豆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古永锵强调：“成立合一影业，做电影，既是我个人的梦想，也是集团战略目标中的关键一步。在优酷土豆的8年中，从视频网站到应用和网络视频平台，从UGC、PGC到自制内容再到今天成立电影公司，在一次一次的升级进阶中，我们随梦想乘风启航。今天，随着合一影业的成立，我们将打通电影产业上的各个价值链，用O+O（线上线下融合）的思路助力合一梦想，向多屏文化娱乐生态系统全面挺进。”
当互联网巨头们对电影业“虎视眈眈”时，传统电影人同样表现出“谨慎乐观”的态度。一个明显的例证是，今年的上海电影节，互联网公司几乎成为最重要的话题，令朱辉龙从未感受到互联网跟电影的“牵绊”如此深刻。
在朱辉龙眼中，整个互联网已经不是过去窄义的互联网，而在空间和概念上变得更加广义。事实上，在刚刚结束的2014互联网大会上，有数据显示，中国网民已达6.32亿，普及率达到46.9%。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传统的电影海报、宣传片推广已满足不了影迷的眼球，排队买票看电影也已经跟不上现代人的观影需求。据统计，2014年，在线售票占全部售票的30%，互联网正以其信息传播快、受众覆盖广的特点，逐渐成为电影营销宣传和观众获悉电影资讯的主阵地。此外，资料显示，在国外的粉丝经济中，超过40%的收入是非版权、非广告类的衍生品收入，而在中国，这一比例不足10%，因而，粉丝经济中的增值服务和衍生品的商业潜力巨大。
如上种种，让“合一影业”的领航人朱辉龙，以及充满梦想憧憬的优酷土豆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古永锵都显得信心十足。朱辉龙更坦言，他最大的期望是一年以后，“合一影业”所做出的成绩，能够被广大业内人士确实的看到并被认可，优酷土豆用互联网的方式和电影产业可以产生强烈的化学反应：“让大家看到我们参与的项目，感慨原来电影可以这样做，我觉得这样我们就很满意了”。
BQ=《北京青年》周刊ZH=朱辉龙
人人都在说的大数据
BQ：近来大家都在讲大数据。有没有具体的案例分析一下，大数据是如何引导一部电影拍摄并获得成功的？
ZH：以《后会无期》为例。我们会参考同一类型的粉丝电影，在后台看《后会无期》与另一部同类型的电影在预告片上观众区域有什么差异，区域的渗透率达到多少，观众评论前五的关键词是什么？
比如说《后会无期》的制作方前期宣传计划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尤其是北上广，他们最早做通告也只定在北上广深四个城市。我们就提建议说，如果你想得到更多票房，有些二三线城市就要去，你不去，就可能会失去这个市场。因为我们看到，虽然韩寒在一线城市粉丝比较多，但现在中国的电影票房很多是二三线城市在驱动。举个例子，2013年中国电影票房比起2012年来说一线城市增长率是41%，二线城市增长率是46%，三线城市增长率是96%，这是很厉害的。我觉得当年《泰囧》的成功核心就是二三线城市的宣传做起来了。所以后来在我们建议下，《后会无期》的制片方去了长春、郑州好几个二三线城市，因为我们发现这几个城市粉丝基础弱，但是电影观众却很多。事实证明我们说对了。
BQ：指导《后会无期》主要是在宣传城市上？
ZH：还包括其他的宣传，比如落地宣传见面会也是我们组织的。我们通过互联网可以征集粉丝到对应的场次，不需要制作方出任何海报，我们只要在预告片右边做一个入口，说明我们将于什么时候到哪举办见面会，然后粉丝蜂拥报名，非常简单。这是一个典型的O+O（online+offline）模式，这是发行公司做不了的。发行公司常规通过打电话、贴海报的方式征集粉丝。互联网报名就非常简单了，网站、微信公众帐号都可以报名，还保护用户的隐私。
BQ：之前曾有视频网站旗下影业公司表示，他们将更多承载电影宣发的功能。你怎么看？
ZH：它跟我们最大的不同就是有无互联网IP孵化。优酷跟土豆一直有用户上传的功能，每天都有十几万用户上传。像筷子兄弟、卢正雨、伍佰等等这些年轻的导演，很多人即是我们内容创作者，也是我們用户。比如筷子兄弟在他们之前上传的微电影视频基础上，进阶做《老男孩》大电影，这个很多视频网站是没有的。互联网的原生IP未来会成为电影特别重要的IP来源。
再者，过去电影发行叫卖拷贝，电影院只要能买到电影的拷贝就能挣到钱。现在已经倒过来了，因为电影太多，电影人需要拿出一个数据来说服院线给你排片，靠什么来说服？靠数据。而大数据就是合一影业贯彻始终的东西。
此外，未来在电影的每个环节，合一影业会连接互联网与电影，在早期项目研发，到中期推广，后期网络院线，AVOD都将有各种化学反应。
中国《纸牌屋》明年会出现
BQ：在你的规划里面，互联网电影和传统院线电影有没有一个明显的界限？
ZH：其实没有界限。最重要的核心在于，互联网语言相对于传统电影的语言自由度更高一点，毕竟在审查制度上，互联网相对来讲创作更为宽松，但其实我觉得最终未来还是会合二为一的。
BQ：目前来看，互联网电影和院线电影在成本投入上有多大的差别？
ZH：我觉得不能这么直接的比较。院线电影和互联网差别最大的是院线电影营销宣传的费用投入可能稍微大一点，因为路牌等户外广告的花费比互联网要大。但是从投入的角度来说，不应该区别对待两者。我记得去年我在多伦多电影节演讲时，就有人问我：“斯皮尔伯格在美国说，三到五年之后，他不再为大银幕拍电影，你怎么看？”这就是美国和中国的不一样，在美国，有投1亿美元拍四季的 《纸牌屋》，平均1集1000万美元，却只在互联网播。而在中国，有多少部电影能投1000万美元去制作的？没有。 BQ：所以《纸牌屋》现象在中国互联网非常有指导意义。
ZH：谈不上指导意义，我认为它在我们中间发生，是早晚的事，只要我们的用户付费意愿越来越强。比如说中国的付费市场，三到五年之内，会是一个50亿到100亿的盘子，当这个盘子商业机会足够大的，大家就会增加投入。过去为什么不讨论这个现象？因为互联网除了广告没别的商业模式。
BQ：你觉得这个《纸牌屋》现象在中国大概什么时候能出现？
ZH：今年已经有很多（大投入）项目和我们接洽了。
BQ：现在谈的项目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大概的类型吗？
ZH：比较敏感，但肯定是适合我们用户的类型。
BQ：预计什么时候和我们见面呢？
ZH：我估计明年会有。快的话，今年年底也会有。
中国特别缺导演和电影人
BQ：能给我们举两个关于原生IP例子吗？
ZH：《老男孩》微电影有8000万用户看过，《泡芙小姐》有4亿用户看过。第一，院线认这些IP，至少知道这是个有名的东西。其次，这些作品有庞大的用户群，粉丝群体有目的地想看这部电影。我们做过调研报告，60%以上的中国电影观众属于没事儿干去电影院，到现场再选择影片。所以，现在中国电影的发行，很多在打阵地仗，就是怎么样把自己摆在最显眼的位置，引导用户观看。
但是像《老男孩之猛龙过江》以及未来《万万没想到》大电影就不一样。到时候很多观众去的时候，他自己会说我要看《万万没想到》，而不是到电影院再做选择，他就是奔着《万万没想到》去的。
优酷土豆是中国最早做自制的。土豆提供上传视频功能全世界最早，是在2005年4月份。2005年11月份Youtube才开始做。这是累计下来的内容优势，就是所谓的IP。
BQ：你们很重视“人”。
ZH：我们重视的一种是IP，还有一种是电影人。其实特别有意思，比如说《同桌的你》里面Mike 隋这个角色，就是互联网出来的。还有卢正雨，以前他在湖北读的是中专，学电子，他业余爱剪辑电影然后传上网，我们觉得他挺有才，就請他过来做《嘻哈四重奏》的导演，做到第三季的时候星爷就把他挖走了，后来他成了《西游·降魔篇》的联合编剧，自己也做大电影。这是以前不敢想象的。
其实未来中国特别缺导演、编剧等各类电影人。
BQ：但是这样真正能达到高水平的人才，还是相对少一些，大多数还是有一些草根精神，可能传统影业可能会觉得拉低了门槛，会有这种问题吗？
ZH：观众才有话语权。说实在的，艺术跟商业平衡的核心就是你创造的作品被不被认可的问题，草根的另外一个说法叫接地气。我们“1895”计划里面的1，就是“一贯的青年影人扶植计划”，比如今年跟中国导演协会合作，通过年底的创投比赛选出五个剧本，我们一起投钱给这些剧本，给他们专门安排像高群书、张一白、李少红这类大导演，进行一对一指导，这是我们给这些新影人在专业方面创造一些辅导机会。
BQ：刚刚提到《万万没想到》大电影是IP孵化性质，你们选择这种电影的标准是什么？会有一些计算模型去推算这些未来可以发展的IP吗？
ZH：最基本的模型，我们要看它本身的用户数，还有题材适不适合影院。院线电影跟网络电影最大差异在于尺度要求不一样。其次，院线电影除了要有故事完整性，还需要感官方面的声光电刺激，需要考虑大银幕的需求。并不是看的用户多的视频（就可以孵化）。故事有特点，而画面没有跟上的作品，也有可能孵化成大电影。
BQ：在孵化一个影人的时候，收入方面如何分成？这个人成长起来了，他跟你们合作会有什么要求？
ZH：这个就很简单了。这个电影他是导演就可以拿到片酬，如果他有投资自然就分到里面的分红。我们不是要把人都绑到我们这里来，而是说通过我们合作实现商业利益跟艺术之间的平衡，这里面每个人都得到他应得的，比如说导演片酬多少，都有约定，不复杂。他成长起来后，有机会可以合作，没有机会可以不合作。相信我们培养出来的影人，未来好项目应该会优先选择我们合作。
制片人中心制是关键
BQ：有报道说，好莱坞公司对中国的品牌植入觉得有不太习惯的地方，说中国的公司好像在做植入这方面不太符合国际规则。你怎么看？
ZH：这个不好评论。因为中国票房好，所以中国的商家才会来。因为中国商业合作意愿多，所以好莱坞公司愿意给植入机会。其实好莱坞比起以前非常看重中国票房，愿意针对中国有些不一样的措施。举个营销案例：
是去年做的一个案子。在《卑鄙的我2》上映时，《卑鄙的我1》在中国是没有上映过的。当时我们给环球提的建议就是：最好的宣传预告片实际就是第一部的正片。环球讨论半天终于同意，把《卑鄙的我1》给我们免费播放一个月。好莱坞公司电影收费窗口期、免费窗口期是严格区分的，这是好莱坞公司在全球为了营销第一个打破窗口期限制。后来，由于《卑鄙的我2》电影档期往后推了一个月，于是我们播了两个月《卑鄙的我1》，累计有4500万人看了，最后《卑鄙的我2》在中国获得了4个多亿的收入，环球惊讶得一塌糊涂。因为这个电影不仅比美国晚上映，而且盗版还到处都是，却依然在中国获得4个多亿。
所以，今年上映《猩球崛起2》时，FOX的《猩球崛起 1》也在我们独家免费播，《猩球崛起2》票房首周就破2亿。我觉得这就是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对电影公司来说，票房是第一位的。所谓植入只是电影商业化的一部分而已，这就是在商业艺术的平衡点，这是制片人去平衡的，没有人能去评价它。
BQ：说到制片人，投资的70%都是制片人决定的吗？
ZH：我们投资不超过30%，我们更多是一个平台。中国现在更多是导演中心制，而不是制片人中心制。导演中心制有一个问题，导演到底做创作还是做商业？比如说一部电影临近上映，往往导演比制片人着急四处联系宣传推广事宜，这个是蛮可悲的。导演不仅要管创作还要管商业，但这就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现象。 好莱坞就不一样，好莱坞一直都是制片人中心制，所以它整个电影从开始到最后，有清楚的商业逻辑。有部明年12月要上映的好莱坞电影，今年就开始和我们洽谈营销合作细节了。
BQ：电影要平衡艺术与商业之间的关系，又不得不加入一些植入提高商业价值，在你看来这种平衡要如何把控？
ZH：商业的植入越早，最终的效果就会越不刺眼，你现在看到很多很刺眼的广告，大部分是因为这個电影都做完之后，厂商才开始谈植入，所以让观众感觉很难受。
BQ：以剧情为主。
ZH：对。比如我们那部电影《巴黎假期》里面有个主人公，我看剧本，主人公经常在香港、巴黎来回，然后里面有个场景是两个主人公坐着马车，绕着巴黎喝酒，我就想起一个公司，这个公司是专门做国外旅行的。那植入就很正常了嘛，买票通过这个公司买票，找景点的时候打开公司的网站导游，这个自然而然，用户不会反感。
《少林寺》我看了三遍
BQ：你是热爱电影的人吗？
ZH：还行，看跟谁比。不过，说实在的，把自己爱好做成工作，也是蛮痛苦的。以前看电影都是成片，今年看电影70%以上都是没做过后期的。比如我看《闺蜜》的时候，有一个场景，女的失恋了，她站在高楼上要跳楼，拍摄的场景却才1米多高，背后是绿布，演员在那“啊啊”高喊，我看了就觉得要出戏了。
BQ：没有看电影的享受感觉了。
ZH：对，因为在这个时候你看的是这个故事的逻辑，判定这个故事每个情节的必要性，以及公众对这个反应。你要把自己当成不同的观众，因为电影的目标受众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看电影不能当回真实的自己，有时候我就有点分裂了。
BQ：你喜欢什么风格的电影？
ZH：我是福建人，我们早期是看港片长大，那时候都在录像厅里看。时间紧张看商业片，时间富裕时候看人文一些的片子。
BQ：对你影响最深的电影是哪部？
ZH：我比较喜欢的电影现在想不起名字了，因为看的影片特别多，有部片子叫《勇敢的心》，我大学一年级看的，片尾“Freedom”喊出来的时候特别震撼。另外如《少林寺》，我看《少林寺》的时候，买不起票，趴到电影院外面搭了一个人墙，三个人搭的，你下来我再上去看，所以电影看了三次才看完。还有像《蝙蝠侠·暗黑骑士》、《黑客帝国》等。《黑客帝国》是经典，喜欢三片连看的感觉，有次假期我一个人在北京，坐在地板上三片连看，感觉特别特别棒。另外这几年在电影节上看了很多非常好的艺术电影，可惜在国内没有上映。
发布会上，优酷土豆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古永锵强调：“成立合一影业，做电影，既是我个人的梦想，也是集团战略目标中的关键一步。在优酷土豆的8年中，从视频网站到应用和网络视频平台，从UGC、PGC到自制内容再到今天成立电影公司，在一次一次的升级进阶中，我们随梦想乘风启航。今天，随着合一影业的成立，我们将打通电影产业上的各个价值链，用O+O（线上线下融合）的思路助力合一梦想，向多屏文化娱乐生态系统全面挺进。”
当互联网巨头们对电影业“虎视眈眈”时，传统电影人同样表现出“谨慎乐观”的态度。一个明显的例证是，今年的上海电影节，互联网公司几乎成为最重要的话题，令朱辉龙从未感受到互联网跟电影的“牵绊”如此深刻。
在朱辉龙眼中，整个互联网已经不是过去窄义的互联网，而在空间和概念上变得更加广义。事实上，在刚刚结束的2014互联网大会上，有数据显示，中国网民已达6.32亿，普及率达到46.9%。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传统的电影海报、宣传片推广已满足不了影迷的眼球，排队买票看电影也已经跟不上现代人的观影需求。据统计，2014年，在线售票占全部售票的30%，互联网正以其信息传播快、受众覆盖广的特点，逐渐成为电影营销宣传和观众获悉电影资讯的主阵地。此外，资料显示，在国外的粉丝经济中，超过40%的收入是非版权、非广告类的衍生品收入，而在中国，这一比例不足10%，因而，粉丝经济中的增值服务和衍生品的商业潜力巨大。
如上种种，让“合一影业”的领航人朱辉龙，以及充满梦想憧憬的优酷土豆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古永锵都显得信心十足。朱辉龙更坦言，他最大的期望是一年以后，“合一影业”所做出的成绩，能够被广大业内人士确实的看到并被认可，优酷土豆用互联网的方式和电影产业可以产生强烈的化学反应：“让大家看到我们参与的项目，感慨原来电影可以这样做，我觉得这样我们就很满意了”。
BQ=《北京青年》周刊ZH=朱辉龙
人人都在说的大数据
BQ：近来大家都在讲大数据。有没有具体的案例分析一下，大数据是如何引导一部电影拍摄并获得成功的？
ZH：以《后会无期》为例。我们会参考同一类型的粉丝电影，在后台看《后会无期》与另一部同类型的电影在预告片上观众区域有什么差异，区域的渗透率达到多少，观众评论前五的关键词是什么？
比如说《后会无期》的制作方前期宣传计划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尤其是北上广，他们最早做通告也只定在北上广深四个城市。我们就提建议说，如果你想得到更多票房，有些二三线城市就要去，你不去，就可能会失去这个市场。因为我们看到，虽然韩寒在一线城市粉丝比较多，但现在中国的电影票房很多是二三线城市在驱动。举个例子，2013年中国电影票房比起2012年来说一线城市增长率是41%，二线城市增长率是46%，三线城市增长率是96%，这是很厉害的。我觉得当年《泰囧》的成功核心就是二三线城市的宣传做起来了。所以后来在我们建议下，《后会无期》的制片方去了长春、郑州好几个二三线城市，因为我们发现这几个城市粉丝基础弱，但是电影观众却很多。事实证明我们说对了。
BQ：指导《后会无期》主要是在宣传城市上？
ZH：还包括其他的宣传，比如落地宣传见面会也是我们组织的。我们通过互联网可以征集粉丝到对应的场次，不需要制作方出任何海报，我们只要在预告片右边做一个入口，说明我们将于什么时候到哪举办见面会，然后粉丝蜂拥报名，非常简单。这是一个典型的O+O（online+offline）模式，这是发行公司做不了的。发行公司常规通过打电话、贴海报的方式征集粉丝。互联网报名就非常简单了，网站、微信公众帐号都可以报名，还保护用户的隐私。
BQ：之前曾有视频网站旗下影业公司表示，他们将更多承载电影宣发的功能。你怎么看？
ZH：它跟我们最大的不同就是有无互联网IP孵化。优酷跟土豆一直有用户上传的功能，每天都有十几万用户上传。像筷子兄弟、卢正雨、伍佰等等这些年轻的导演，很多人即是我们内容创作者，也是我們用户。比如筷子兄弟在他们之前上传的微电影视频基础上，进阶做《老男孩》大电影，这个很多视频网站是没有的。互联网的原生IP未来会成为电影特别重要的IP来源。
再者，过去电影发行叫卖拷贝，电影院只要能买到电影的拷贝就能挣到钱。现在已经倒过来了，因为电影太多，电影人需要拿出一个数据来说服院线给你排片，靠什么来说服？靠数据。而大数据就是合一影业贯彻始终的东西。
此外，未来在电影的每个环节，合一影业会连接互联网与电影，在早期项目研发，到中期推广，后期网络院线，AVOD都将有各种化学反应。
中国《纸牌屋》明年会出现
BQ：在你的规划里面，互联网电影和传统院线电影有没有一个明显的界限？
ZH：其实没有界限。最重要的核心在于，互联网语言相对于传统电影的语言自由度更高一点，毕竟在审查制度上，互联网相对来讲创作更为宽松，但其实我觉得最终未来还是会合二为一的。
BQ：目前来看，互联网电影和院线电影在成本投入上有多大的差别？
ZH：我觉得不能这么直接的比较。院线电影和互联网差别最大的是院线电影营销宣传的费用投入可能稍微大一点，因为路牌等户外广告的花费比互联网要大。但是从投入的角度来说，不应该区别对待两者。我记得去年我在多伦多电影节演讲时，就有人问我：“斯皮尔伯格在美国说，三到五年之后，他不再为大银幕拍电影，你怎么看？”这就是美国和中国的不一样，在美国，有投1亿美元拍四季的 《纸牌屋》，平均1集1000万美元，却只在互联网播。而在中国，有多少部电影能投1000万美元去制作的？没有。 BQ：所以《纸牌屋》现象在中国互联网非常有指导意义。
ZH：谈不上指导意义，我认为它在我们中间发生，是早晚的事，只要我们的用户付费意愿越来越强。比如说中国的付费市场，三到五年之内，会是一个50亿到100亿的盘子，当这个盘子商业机会足够大的，大家就会增加投入。过去为什么不讨论这个现象？因为互联网除了广告没别的商业模式。
BQ：你觉得这个《纸牌屋》现象在中国大概什么时候能出现？
ZH：今年已经有很多（大投入）项目和我们接洽了。
BQ：现在谈的项目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大概的类型吗？
ZH：比较敏感，但肯定是适合我们用户的类型。
BQ：预计什么时候和我们见面呢？
ZH：我估计明年会有。快的话，今年年底也会有。
中国特别缺导演和电影人
BQ：能给我们举两个关于原生IP例子吗？
ZH：《老男孩》微电影有8000万用户看过，《泡芙小姐》有4亿用户看过。第一，院线认这些IP，至少知道这是个有名的东西。其次，这些作品有庞大的用户群，粉丝群体有目的地想看这部电影。我们做过调研报告，60%以上的中国电影观众属于没事儿干去电影院，到现场再选择影片。所以，现在中国电影的发行，很多在打阵地仗，就是怎么样把自己摆在最显眼的位置，引导用户观看。
但是像《老男孩之猛龙过江》以及未来《万万没想到》大电影就不一样。到时候很多观众去的时候，他自己会说我要看《万万没想到》，而不是到电影院再做选择，他就是奔着《万万没想到》去的。
优酷土豆是中国最早做自制的。土豆提供上传视频功能全世界最早，是在2005年4月份。2005年11月份Youtube才开始做。这是累计下来的内容优势，就是所谓的IP。
BQ：你们很重视“人”。
ZH：我们重视的一种是IP，还有一种是电影人。其实特别有意思，比如说《同桌的你》里面Mike 隋这个角色，就是互联网出来的。还有卢正雨，以前他在湖北读的是中专，学电子，他业余爱剪辑电影然后传上网，我们觉得他挺有才，就請他过来做《嘻哈四重奏》的导演，做到第三季的时候星爷就把他挖走了，后来他成了《西游·降魔篇》的联合编剧，自己也做大电影。这是以前不敢想象的。
其实未来中国特别缺导演、编剧等各类电影人。
BQ：但是这样真正能达到高水平的人才，还是相对少一些，大多数还是有一些草根精神，可能传统影业可能会觉得拉低了门槛，会有这种问题吗？
ZH：观众才有话语权。说实在的，艺术跟商业平衡的核心就是你创造的作品被不被认可的问题，草根的另外一个说法叫接地气。我们“1895”计划里面的1，就是“一贯的青年影人扶植计划”，比如今年跟中国导演协会合作，通过年底的创投比赛选出五个剧本，我们一起投钱给这些剧本，给他们专门安排像高群书、张一白、李少红这类大导演，进行一对一指导，这是我们给这些新影人在专业方面创造一些辅导机会。
BQ：刚刚提到《万万没想到》大电影是IP孵化性质，你们选择这种电影的标准是什么？会有一些计算模型去推算这些未来可以发展的IP吗？
ZH：最基本的模型，我们要看它本身的用户数，还有题材适不适合影院。院线电影跟网络电影最大差异在于尺度要求不一样。其次，院线电影除了要有故事完整性，还需要感官方面的声光电刺激，需要考虑大银幕的需求。并不是看的用户多的视频（就可以孵化）。故事有特点，而画面没有跟上的作品，也有可能孵化成大电影。
BQ：在孵化一个影人的时候，收入方面如何分成？这个人成长起来了，他跟你们合作会有什么要求？
ZH：这个就很简单了。这个电影他是导演就可以拿到片酬，如果他有投资自然就分到里面的分红。我们不是要把人都绑到我们这里来，而是说通过我们合作实现商业利益跟艺术之间的平衡，这里面每个人都得到他应得的，比如说导演片酬多少，都有约定，不复杂。他成长起来后，有机会可以合作，没有机会可以不合作。相信我们培养出来的影人，未来好项目应该会优先选择我们合作。
制片人中心制是关键
BQ：有报道说，好莱坞公司对中国的品牌植入觉得有不太习惯的地方，说中国的公司好像在做植入这方面不太符合国际规则。你怎么看？
ZH：这个不好评论。因为中国票房好，所以中国的商家才会来。因为中国商业合作意愿多，所以好莱坞公司愿意给植入机会。其实好莱坞比起以前非常看重中国票房，愿意针对中国有些不一样的措施。举个营销案例：
是去年做的一个案子。在《卑鄙的我2》上映时，《卑鄙的我1》在中国是没有上映过的。当时我们给环球提的建议就是：最好的宣传预告片实际就是第一部的正片。环球讨论半天终于同意，把《卑鄙的我1》给我们免费播放一个月。好莱坞公司电影收费窗口期、免费窗口期是严格区分的，这是好莱坞公司在全球为了营销第一个打破窗口期限制。后来，由于《卑鄙的我2》电影档期往后推了一个月，于是我们播了两个月《卑鄙的我1》，累计有4500万人看了，最后《卑鄙的我2》在中国获得了4个多亿的收入，环球惊讶得一塌糊涂。因为这个电影不仅比美国晚上映，而且盗版还到处都是，却依然在中国获得4个多亿。
所以，今年上映《猩球崛起2》时，FOX的《猩球崛起 1》也在我们独家免费播，《猩球崛起2》票房首周就破2亿。我觉得这就是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对电影公司来说，票房是第一位的。所谓植入只是电影商业化的一部分而已，这就是在商业艺术的平衡点，这是制片人去平衡的，没有人能去评价它。
BQ：说到制片人，投资的70%都是制片人决定的吗？
ZH：我们投资不超过30%，我们更多是一个平台。中国现在更多是导演中心制，而不是制片人中心制。导演中心制有一个问题，导演到底做创作还是做商业？比如说一部电影临近上映，往往导演比制片人着急四处联系宣传推广事宜，这个是蛮可悲的。导演不仅要管创作还要管商业，但这就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现象。 好莱坞就不一样，好莱坞一直都是制片人中心制，所以它整个电影从开始到最后，有清楚的商业逻辑。有部明年12月要上映的好莱坞电影，今年就开始和我们洽谈营销合作细节了。
BQ：电影要平衡艺术与商业之间的关系，又不得不加入一些植入提高商业价值，在你看来这种平衡要如何把控？
ZH：商业的植入越早，最终的效果就会越不刺眼，你现在看到很多很刺眼的广告，大部分是因为这個电影都做完之后，厂商才开始谈植入，所以让观众感觉很难受。
BQ：以剧情为主。
ZH：对。比如我们那部电影《巴黎假期》里面有个主人公，我看剧本，主人公经常在香港、巴黎来回，然后里面有个场景是两个主人公坐着马车，绕着巴黎喝酒，我就想起一个公司，这个公司是专门做国外旅行的。那植入就很正常了嘛，买票通过这个公司买票，找景点的时候打开公司的网站导游，这个自然而然，用户不会反感。
《少林寺》我看了三遍
BQ：你是热爱电影的人吗？
ZH：还行，看跟谁比。不过，说实在的，把自己爱好做成工作，也是蛮痛苦的。以前看电影都是成片，今年看电影70%以上都是没做过后期的。比如我看《闺蜜》的时候，有一个场景，女的失恋了，她站在高楼上要跳楼，拍摄的场景却才1米多高，背后是绿布，演员在那“啊啊”高喊，我看了就觉得要出戏了。
BQ：没有看电影的享受感觉了。
ZH：对，因为在这个时候你看的是这个故事的逻辑，判定这个故事每个情节的必要性，以及公众对这个反应。你要把自己当成不同的观众，因为电影的目标受众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看电影不能当回真实的自己，有时候我就有点分裂了。
BQ：你喜欢什么风格的电影？
ZH：我是福建人，我们早期是看港片长大，那时候都在录像厅里看。时间紧张看商业片，时间富裕时候看人文一些的片子。
BQ：对你影响最深的电影是哪部？
ZH：我比较喜欢的电影现在想不起名字了，因为看的影片特别多，有部片子叫《勇敢的心》，我大学一年级看的，片尾“Freedom”喊出来的时候特别震撼。另外如《少林寺》，我看《少林寺》的时候，买不起票，趴到电影院外面搭了一个人墙，三个人搭的，你下来我再上去看，所以电影看了三次才看完。还有像《蝙蝠侠·暗黑骑士》、《黑客帝国》等。《黑客帝国》是经典，喜欢三片连看的感觉，有次假期我一个人在北京，坐在地板上三片连看，感觉特别特别棒。另外这几年在电影节上看了很多非常好的艺术电影，可惜在国内没有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