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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初，我们北京政法学院66届50多名毕业生从北京出发，到新疆乌鲁木齐。大家唱起“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嘹亮的歌声，欢乐载满车厢。但是越往西走，满眼是沙漠，不见人烟。同学们的心情一下子沉静下来。我望着戈壁大漠，古道西风，突然想起王之焕的诗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经过四天四夜，火车终于到了乌鲁木齐。按照分配方案，我们四名同学分到了塔城。又坐了三天汽车，到了塔城公安处。三名同学分到了沙湾、乌苏县公安局，我留到了地区公安处。第二天，公安处的领导向我介绍了有关情况。塔城是一个边境小镇，离苏联最近处仅为8公里，是地区所在地。由于文革的原因，没有开展正常工作，每天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背“老三篇”，学习文件，开批斗会。有一天，领导跟我讲，中央文件规定，凡是大学生，一律要求下去接受工人阶级或贫下中农再教育，我被分配到铁厂沟煤矿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第二天，我带着行李，坐大卡车来到了铁厂沟煤矿。这个煤矿是离塔城几百公里的小煤矿。一片沙漠，没有树也没有草，鸟儿也不飞。据老工人讲，春秋是多风的季节，风把黄沙刮起来，使人睁不开眼睛。冬天，大风裹着大雪，漫天飞舞。煤矿四周有百来户人家，有汉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等。工人大多数是内地到新疆找工作的农民、工人（当地统称盲流）。我们接受再教育的十几名学生，有男有女，有北京的、河北的、辽宁的、乌鲁木齐的、西安的，我们组织了一个知青小组。我和岳俊发、苏志朴、杜海祥等人成了好朋友。
同学们来了以后，煤矿开了个欢迎会，会上贴出了一条大标语，很刺眼：“知识分子臭老九，老老实实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不许乱说乱动”。但是标语归标语，工人们却很热情，介绍矿上的情况。第二天，我们下矿井挖煤。这个井是竖井，井深二百多米，工人上下班全靠爬上爬下。我们学生的任务是：女同学装车，男同学拉车（两个轮子的架子车），一次来回二百多米路程，一辆车装有一百多公斤的煤。一天拉三四十趟。尽管当年年轻力壮，又经过了“四清”下乡的考验，但是劳动强度实在太大，很不适应，一天下来，浑身酸疼，连爬上井的力气都没有，我们自嘲说，确实要好好接受再教育。
时间长了，我们跟工人们慢慢熟悉了，说话多了，工人们也热心地教我们如何干活，我们跟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很快打成一片。有一次煤层塌方，幸好我们几个学生在工人的掩护下，转移到安全的巷道里，避免了重大事故的发生。这使我们想到，当个煤矿工人真不易啊，拿生命创造了价值，煤矿工人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我们坚持每天出工，从不请假，得到工人们的好评。
一到冬天，下着鹅毛大雪，刮着大风，看不到一米远的地方。工人们帮我们拴好绳子，拉着绳子一个紧跟着一个前进，不然就有迷失方向的危险。有时一早打开门时，大雪堆得跟门一样高，就挖洞出去干活。矿上没有澡堂，下班后满脸黑呼呼的，回宿舍脱光衣服端脸盆洗洗就得了。矿上也没有厕所，冬天冷，夏天蚊子咬。在大沙漠里，生活艰苦可想而知。在煤矿几年的生活，既锻炼了身体，又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们在煤矿，每年过年过节，工人们对待我们像亲人一样，拉着我们到家里作客。还有一件事，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1970年1月，我准备结婚，当时要到塔城地区革委会登记，没有车，矿上两位老工人带着我，央告司机，好说歹说坐上外单位拉煤的车到塔城，顺利地开了结婚证明信。我带着老工人的深情厚谊和美好祝福，踏上了回家的征途。
回到矿上不久，我们公安处军管会主任到煤矿拉煤，无意中碰到了我，说咱们正缺人呢，你还呆在这儿干啥，让我赶快回去上班。于是我与公安处联系后，回到公安处上班了。
我回到了塔城，环视四周，远处的雪山银装素裹，近处的草地一望无边。绕着整个小城，有一条不宽不深的小河，清澈见底，是雪山流下的雪水，很干净，家家户户用它做饭、洗衣服，活脱脱是一个地处西北边陲的江南小镇。
我到公安处上班后，先在办公室搞文秘，后来调刑侦科工作。塔城是一个敌情和社情特别复杂的地区，斗争形势严峻，我多次参加了审讯特务工作。另外，案件也随时有发生，深更半夜，突然响起铃声，我们就爬起来骑着马执行任务。这样的公安工作，对人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有时，我跟处、科领导，或坐车，或骑马，或走路，从阿拉山口沿着边境线巡逻行程好几百公里。边界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架起了铁丝网，两边用拖拉机开了一片大约50米宽的松土带，有没有越境者一目了然。平时，老同志上课，讲解刑事侦察案例，并带着我们出现场，分析案情，指导我们收集指纹、脚印等。许多内容是我们在学校里书本上学不到的。看来光有书本知识那是不行的，还得结合实际才能真正学到真本领。实践出真知，这是我参加工作中的一个深刻体会。
我们日常工作生活中，既有紧张严肃的一面，也有轻松愉快的一面。我们十几个年轻的干警和大学毕业生，经常到草原训练骑马。我一开始不会骑马，经过刻苦学习，总算有了收获。那天我们十几个小伙子在广袤的草原上骑马比赛，我骑在前面，后面有人说，不好了，有人摔下来了。原来前面有个大沟，一个干警不小心摔下来，脑袋碰着大石头，幸好，没有大事。回单位的路上，我们唱着歌，欢歌笑语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没有任务时，晚上我们几个年轻人一块到塔城地区唯一的电影院看电影，放映的都是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百看不厌，还经常学唱几句，受到了革命传统教育。
当时，我是单身汉，又是外地来的，单位领导和干警都热情地照顾我的生活。每到星期天，食堂不开伙，干警们主动地挨个叫我吃饭，尝遍了塔城各民族饭菜。我后来跟老婆说，塔城的饭菜味道好极了，至今想起来，我还念念不忘。那纯真的年代里，友谊也是真诚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72年夏天，我老婆带着一岁多的儿子来塔城探亲，干警们十分关心，送这送那，问寒问暖，我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在回去的时候，机关唯一一辆吉普车一直送我们到乌鲁木齐火车站。
每年夏天，我都买一百多公斤大西瓜，几分钱一公斤，放在床底下，可以一直吃到冬天。塔城的夏天确实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冬天五块钱买一只羊，卖了羊皮、羊肠，肉白吃。干警帮我宰好了挂在机关院子里，生活实在是“亚克西”。我们下去调查敌情和社情时，少数民族群众对我们热情招待，宰一只羊，在毡房里，大家围在一起，吃着手抓肉，喝着马奶子，民族团结气氛浓浓的。有年冬天，我们到克拉玛依办案，塔城到克拉玛依有几百公里，我们坐在大卡车上面，气温零下40度，穿着羊皮大衣、毡筒，几个人躺在一块儿，还是冷得直哆嗦，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了。在艰苦环境中，经受锻炼，吸取养分，在公安战线上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在激情燃烧的日子里，深深刻上了塔城的印記。
二十五年后，我又去了塔城，旧貌换新颜。呈现在我面前的一排排高楼大厦，一条条宽广的柏油马路，一座座富于民族特色的建筑，富丽堂皇。环绕城市的那条小河，河水依然在流淌着，拍打着欢快的乐章，似乎在说：远方的客人你回来了。在通往公安处的路上，一排排白杨树高大挺拔，田野里向日葵一望无际，形成金黄色的海洋，微风吹来，似向我点头致意。公安处的同志们、铁厂沟的老工人、接受再教育的同学们更是热情相拥，深情地诉说着当年美好的青春岁月。
经过四天四夜，火车终于到了乌鲁木齐。按照分配方案，我们四名同学分到了塔城。又坐了三天汽车，到了塔城公安处。三名同学分到了沙湾、乌苏县公安局，我留到了地区公安处。第二天，公安处的领导向我介绍了有关情况。塔城是一个边境小镇，离苏联最近处仅为8公里，是地区所在地。由于文革的原因，没有开展正常工作，每天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背“老三篇”，学习文件，开批斗会。有一天，领导跟我讲，中央文件规定，凡是大学生，一律要求下去接受工人阶级或贫下中农再教育，我被分配到铁厂沟煤矿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第二天，我带着行李，坐大卡车来到了铁厂沟煤矿。这个煤矿是离塔城几百公里的小煤矿。一片沙漠，没有树也没有草，鸟儿也不飞。据老工人讲，春秋是多风的季节，风把黄沙刮起来，使人睁不开眼睛。冬天，大风裹着大雪，漫天飞舞。煤矿四周有百来户人家，有汉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等。工人大多数是内地到新疆找工作的农民、工人（当地统称盲流）。我们接受再教育的十几名学生，有男有女，有北京的、河北的、辽宁的、乌鲁木齐的、西安的，我们组织了一个知青小组。我和岳俊发、苏志朴、杜海祥等人成了好朋友。
同学们来了以后，煤矿开了个欢迎会，会上贴出了一条大标语，很刺眼：“知识分子臭老九，老老实实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不许乱说乱动”。但是标语归标语，工人们却很热情，介绍矿上的情况。第二天，我们下矿井挖煤。这个井是竖井，井深二百多米，工人上下班全靠爬上爬下。我们学生的任务是：女同学装车，男同学拉车（两个轮子的架子车），一次来回二百多米路程，一辆车装有一百多公斤的煤。一天拉三四十趟。尽管当年年轻力壮，又经过了“四清”下乡的考验，但是劳动强度实在太大，很不适应，一天下来，浑身酸疼，连爬上井的力气都没有，我们自嘲说，确实要好好接受再教育。
时间长了，我们跟工人们慢慢熟悉了，说话多了，工人们也热心地教我们如何干活，我们跟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很快打成一片。有一次煤层塌方，幸好我们几个学生在工人的掩护下，转移到安全的巷道里，避免了重大事故的发生。这使我们想到，当个煤矿工人真不易啊，拿生命创造了价值，煤矿工人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我们坚持每天出工，从不请假，得到工人们的好评。
一到冬天，下着鹅毛大雪，刮着大风，看不到一米远的地方。工人们帮我们拴好绳子，拉着绳子一个紧跟着一个前进，不然就有迷失方向的危险。有时一早打开门时，大雪堆得跟门一样高，就挖洞出去干活。矿上没有澡堂，下班后满脸黑呼呼的，回宿舍脱光衣服端脸盆洗洗就得了。矿上也没有厕所，冬天冷，夏天蚊子咬。在大沙漠里，生活艰苦可想而知。在煤矿几年的生活，既锻炼了身体，又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们在煤矿，每年过年过节，工人们对待我们像亲人一样，拉着我们到家里作客。还有一件事，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1970年1月，我准备结婚，当时要到塔城地区革委会登记，没有车，矿上两位老工人带着我，央告司机，好说歹说坐上外单位拉煤的车到塔城，顺利地开了结婚证明信。我带着老工人的深情厚谊和美好祝福，踏上了回家的征途。
回到矿上不久，我们公安处军管会主任到煤矿拉煤，无意中碰到了我，说咱们正缺人呢，你还呆在这儿干啥，让我赶快回去上班。于是我与公安处联系后，回到公安处上班了。
我回到了塔城，环视四周，远处的雪山银装素裹，近处的草地一望无边。绕着整个小城，有一条不宽不深的小河，清澈见底，是雪山流下的雪水，很干净，家家户户用它做饭、洗衣服，活脱脱是一个地处西北边陲的江南小镇。
我到公安处上班后，先在办公室搞文秘，后来调刑侦科工作。塔城是一个敌情和社情特别复杂的地区，斗争形势严峻，我多次参加了审讯特务工作。另外，案件也随时有发生，深更半夜，突然响起铃声，我们就爬起来骑着马执行任务。这样的公安工作，对人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有时，我跟处、科领导，或坐车，或骑马，或走路，从阿拉山口沿着边境线巡逻行程好几百公里。边界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架起了铁丝网，两边用拖拉机开了一片大约50米宽的松土带，有没有越境者一目了然。平时，老同志上课，讲解刑事侦察案例，并带着我们出现场，分析案情，指导我们收集指纹、脚印等。许多内容是我们在学校里书本上学不到的。看来光有书本知识那是不行的，还得结合实际才能真正学到真本领。实践出真知，这是我参加工作中的一个深刻体会。
我们日常工作生活中，既有紧张严肃的一面，也有轻松愉快的一面。我们十几个年轻的干警和大学毕业生，经常到草原训练骑马。我一开始不会骑马，经过刻苦学习，总算有了收获。那天我们十几个小伙子在广袤的草原上骑马比赛，我骑在前面，后面有人说，不好了，有人摔下来了。原来前面有个大沟，一个干警不小心摔下来，脑袋碰着大石头，幸好，没有大事。回单位的路上，我们唱着歌，欢歌笑语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没有任务时，晚上我们几个年轻人一块到塔城地区唯一的电影院看电影，放映的都是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百看不厌，还经常学唱几句，受到了革命传统教育。
当时，我是单身汉，又是外地来的，单位领导和干警都热情地照顾我的生活。每到星期天，食堂不开伙，干警们主动地挨个叫我吃饭，尝遍了塔城各民族饭菜。我后来跟老婆说，塔城的饭菜味道好极了，至今想起来，我还念念不忘。那纯真的年代里，友谊也是真诚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72年夏天，我老婆带着一岁多的儿子来塔城探亲，干警们十分关心，送这送那，问寒问暖，我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在回去的时候，机关唯一一辆吉普车一直送我们到乌鲁木齐火车站。
每年夏天，我都买一百多公斤大西瓜，几分钱一公斤，放在床底下，可以一直吃到冬天。塔城的夏天确实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冬天五块钱买一只羊，卖了羊皮、羊肠，肉白吃。干警帮我宰好了挂在机关院子里，生活实在是“亚克西”。我们下去调查敌情和社情时，少数民族群众对我们热情招待，宰一只羊，在毡房里，大家围在一起，吃着手抓肉，喝着马奶子，民族团结气氛浓浓的。有年冬天，我们到克拉玛依办案，塔城到克拉玛依有几百公里，我们坐在大卡车上面，气温零下40度，穿着羊皮大衣、毡筒，几个人躺在一块儿，还是冷得直哆嗦，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了。在艰苦环境中，经受锻炼，吸取养分，在公安战线上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在激情燃烧的日子里，深深刻上了塔城的印記。
二十五年后，我又去了塔城，旧貌换新颜。呈现在我面前的一排排高楼大厦，一条条宽广的柏油马路，一座座富于民族特色的建筑，富丽堂皇。环绕城市的那条小河，河水依然在流淌着，拍打着欢快的乐章，似乎在说：远方的客人你回来了。在通往公安处的路上，一排排白杨树高大挺拔，田野里向日葵一望无际，形成金黄色的海洋，微风吹来，似向我点头致意。公安处的同志们、铁厂沟的老工人、接受再教育的同学们更是热情相拥，深情地诉说着当年美好的青春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