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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当代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过程遵循的是“政党中心主义”路径,其中构建政治秩序的关键力量是执政党,可以说执政党的制度化水平差异能导致不同的政治后果。组织网络状况、自主性和内聚力三个方面可有效衡量政党制度化水平,在此基础上对比分析中国国民党(1924-1949年)、中国共产党(1966年前)执政时两党乡村组织的制度化水平,发现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之一在于中国共产党以其自身高水平的制度化建设,扭转了乡村政治衰朽的局面。然而执政党与国家高度同构的背景下,这一经验呈现出一定的限度。对此,中国共产党须强化组织网络的深度来增强其回应性,对社会组织的调控也应逐步向“社会法团主义”转变,以实现执政党与其他组织之间的相互赋权、相互增权。
关键词:政党制度化;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5.0016
一、问题的提出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并没有多少可供选择的路径,毕竟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在数百年的时间里从容不迫地解决从传统向现代转变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而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要同时解决诸如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主建设等各方面问题。时间的紧迫、任务的繁重带来极大的挑战,而社会力量的匮乏、国家能力的碎片化,又使得西方国家依循的“社会中心主义”道路与“国家中心主义”道路均难以适用。事实上,一些后发国家的转型经验表明,政党产生于它们的现代化进程之初,并成为秩序建构和国家治理的关键力量,对于这种现象,已有学者将其归纳为“政党中心主义”[1]路径。
近现代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也是一种“政党中心主义”路径,从民国初年的多党政治到国共两党“以俄为师”,以政党构建现代国家的努力被不断尝试,最终却只有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整合国家与社会的历史任务。何以相同的历史背景下,类似的转型路径,却最终产生了不同的政治后果?对此,我们有必要对比分析国共两党“政党制度化”水平差异。
二、政党制度化:概念及指标
“政党制度化”被用来描述政党力量的强弱,最早对其进行探究的是塞缪尔·亨廷顿,他指出:“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而政党强大与否又要视其制度化群众支持的情况,其力量正好反映了这种支持的规模及制度化的程度。”[2]341为衡量政党制度化水平,亨廷顿归纳出四个指标: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力[2]10-19。其中,适应性是结果状态,若其他三个指标的水平较高,那么政党的适应性能力自然能达到高水平。安杰洛·帕内比安科表示,自主性和系统化这两个呈正相关的指标可有效衡量政党的制度化水平,这与亨廷顿相似的是二者均提出了自主性指标,同时系统化类似于亨廷顿指标中的复杂性和内聚力,二者的分歧主要在于适应性,他认为政党的制度化水平越高,那么其适应性和灵活性则越低[3]。史蒂芬·莱维斯基则认为,“价值输入”维度和政党组织的行为规则需得到兼顾[4]。
肯尼斯·詹达认为,政党制度化包含“内部与外部”两组变量,不仅可用来描述组织内部的特征状态,而且可衡量政党与外部民众之间的关系,制度化水平高的政党必定是“具化于民心”[5]的。这种组织变量的方式被很多学者继承。如罗伯特·哈梅尔和拉斯十分强调外部指标,指出若政党与其他社会组织联系紧密,那么其制度化水平就较高[6]。维姬·兰德尔则用“内部与外部”、“组织结构与价值态度”两组变量确定了组织系统化、价值输入、自主性、回应性这四大指标[7]。马提亚·巴斯图和亚历山大·斯特罗进一步指出,制度化是实现内、外部价值输入和获得内、外部稳定的过程,其包含四大指标:衡量内部价值输入的是政党内聚力,衡量外部价值输入的是政党自主性,衡量内部稳定性的是政党组织化,衡量外部稳定性的是政党回应性[8]。
胡荣荣、高奇琦等国内学者对政党制度化的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胡荣荣指出“组织不是制度,政党的组织发展并不能作为衡量制度化的指标,内聚力和自主性指标才是核心”[9],她认为内聚力是政党不至分裂的保证,自主性的核心为决策自主,这两个指标足以衡量政党制度化水平。高奇琦在亨廷頓和帕内比安科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主性、系统性和功能性三大指标。其中,自主性包括政党组织与党内精英之间,及与其他政治系统之间的关系;系统性主要评估政党内部组织的发展状况;功能性评估的是政党在整个政治社会中的行为表现,如参与竞选的状况,组织政府、整合议题的情况等[10]。
综上,较被认可的指标有自主性、内聚力、回应性、组织化(系统化)等,实际上,政党的组织网络建设情况可以囊括政党内部建设系统化程度(即组织化),和政党对外联系程度(即回应性)这两个方面,因此本文将从组织网络状况、自主性和内聚力三个层面去衡量政党制度化水平,相应的衡量标准参见表1。其一,组织网络状况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去衡量,广度即亨廷顿所说的组织内部的复杂性,深度是指政党与其它社会、经济组织之间的联系程度。根据二者“有、无”的组合,可得到四种理想类型:既无广度又无深度的碎片化组织网络,这种政党组织难以在转型过程中承担起建构秩序的使命;有深度无广度的组织网络,这种政党由于覆盖面不足,且未实现专业化,易于同社会特殊势力产生“恩宠-侍从”关系;有广度无深度的组织网络,这种政党徒具规模,未能与社会其他组织形成有效联系,大而无当,空耗组织成本却无法产生应有的绩效;兼具广度与深度的政党则拥有发达的组织网络,这种政党能够在国家、社会转型巨变中成为稳定政治体系的力量源泉。其二,政党自主性研究的是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尤其当政党从社会汲取资源时,须考量其相对于精英集团和普罗大众的决策自主性,结合自主性的“强、弱”程度,同样可归纳出四种理想类型:相对于精英和大众自主性均很低的“失败型政党”,其政治行为缺乏明确价值取向,易于导致秩序崩溃;被精英集团宰制的“寡头化政党”,在它所构建的政治秩序中,黑金政治、暗箱操作层出不穷,权力与利益的交换成为常态;被大众裹挟的“民粹主义政党”,这种政党崇尚直接民主,主张重新分配社会财富,且往往采用运动式治理方式;只有既不被精英集团“宰制”又不被普罗大众“裹挟”的政党才是“自主型政党”,它能够维持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平衡,保证施政理念和行为的公义,且具有极强的自我决策能力和行动能力。其三,对政党内聚力的衡量,既不能忽视意识形态的凝聚作用,又要考察其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模式。据此,内聚力可分为三种类型:人格化的关系模式下,政党成员基于对领袖的忠诚而凝聚在一起,组织内聚力会随着领袖的去世而耗散,稳定性不足;派系化的关系模式下,成员之间的关系不受正式制度的约束,而由所投靠政党精英决定,派系斗争最终会把政党推向分裂的悬崖;职业官僚化的关系模式下,党内具有一套良性竞争机制,成员之间的政治交往依据正式规则进行,从制度上减少了派系滋生的可能,具有较强的凝聚力[11]。 三、国共两党制度化与乡村治理比较
在中国的近现代史脉络中对国共两党的制度化水平进行对比,可以为理解两党在政权角逐历史舞台上的表现和相应的政治后果提供一种比较具有说服力的视角。正如亨廷顿对转型社会的研究结论所显示的,“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如果农村支持该政治体制和政府,那么该制度自身就可免遭革命之虞,政府也有希望使自身免受遭叛乱之虞……得农村者得天下”[2]241。中国自古就是个农业国家,转型时期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整合显然是政权角逐和国家建构道路上的决定性步骤,因此本文将两党制度化水平的对比放在乡村场域,以便聚焦关键性问题。同时,可以此为框架,反思当前体制下,政党制度化建设存在的问题,探寻在新时期提升政党制度化水平的路径。
(一)中国国民党的制度化与乡村治理(1924-1949年)
中国国民党曾在健全组织网络方面作出努力,却以失败告终。1924年改组之前,国民党“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是个精英型政党,这种局面使其无法填补乡村社会的权力真空。孙中山极力推动“以俄为师”、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改组活动,目的就是使国民党的组织网络健全起来。此后几年,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国民党的党员人数和组织数量都急剧膨胀,基本上实现了将党组织的设置从中央、省、县,直至区、乡、保、甲层级。但实际上国民党的组织网络徒具形式,缺乏实质:迫于组织成本的限制,在物质、人才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大部分基层党组织办不起党部活动,尤其是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更是形同虚设;为应付战争的需要,基层党组织只关注汲取、掠夺资源,忽视组织建设,致使各党部对于自己吸收了多少党员都是一笔糊涂账;在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方面,以农会为例,国民党力图通过其统合、控制全国农民,但是其基层党组织软弱无效,既没能从中汲取资源,又无法发挥它们的动员作用。最终,农会等团体的隶属关系落入政府系统,致使国家在对乡村社会进行整合的过程中,缺少了政党作为中间地带。到了战时,从乡村汲取资源的任务变得愈加紧迫,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对立关系就会因此更加剑拔弩张了。国民党“以俄为师”建设组织网络的活动显然只学到形式,未能领会其精髓,国民党在乡村的基层组织网络既无广度又无深度,呈碎片化,难以为国民党政权提供支撑。
其次,对国民党乡村基层组织的自主性进行考量,可知晓它是何以被俘获的。掌权之后,国民党极力淡化其阶级属性,希望以此在社会各阶级之间实现平衡,却终成空谈,至少在乡村并没有实现其“代表所有阶级利益”[11]的口号。碎片化的组织网络使国民党无法渗透到乡村社会,只能借助于原有的乡村势力,即依靠“乡绅”这一群体来维持其在乡村的统治。理论上讲,这种简约的治理模式与传统社会乡村自治没有太大的区别,可问题在于,大部分乡村已非昔日面貌,原有自生自发秩序已遭破坏,随着对乡村资源的汲取不断增加,致使乡村社会不堪重负,传统的乡村精英、“保护型经纪”或沦落消沉或逃离乡村,致使乡村社会被以土豪恶霸为主的“劣绅”、“掠夺型经纪”把持。至此,乡村原本的均衡状态被打破,国民党政权依靠劣绅搜刮战争所需资源,劣绅则打着国家旗号鱼肉乡里、从中营利,国家政策和利益取向日益与“劣绅”协同,国民党基层组织丧失自主性,加剧了乡村社会的不平衡,致使乡村政治秩序黑恶化。
此外,国民党乡村基层组织的内聚力也呈耗散状态。国民党并非充满意识形态魅力的政党,绝大多数党员和入党申请者最为关心的是国民党这个平台具有哪些现实的好处。作为一个由革命党转变而成的执政党,也并未紧抓对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致使其成员的组织纪律意识极为薄弱,对党的价值认同感并不强烈。此外,国民党的党员吸收机制缺乏严格的制度规范,没有秉承俄共的预备党员制度,反而因为“不分阶级地代表全民利益”而一再放低入党门槛、简化考察程序,“集体入党”、“强迫入党”之类的现象时有发生。到抗战中期,国民党提出党员人数达1000万的目标,国民党中组部为此按照各省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党务发展情况和人口密度摊派了征收指标,为完成任务,各地农村党组织通过欺骗、强制、造假乃至利诱等各种方式“拉人入党”,成为一时奇谈。不仅如此,在国民党中央缠斗不息的各方派系力量还将内耗争夺的硝烟燃到了乡村基层。较为典型的是,1938年在蒋介石支持下成立的三青团打着“革新党务、增强国民党活力”的旗号,开始对地方基层政权和乡村社会事务全方位强势渗透,这表明国民党政权将乡村社会纳入国家体系、加强控制的企图。但“以团透政”的方式破坏了乡村既有势力的均衡,党内派系与当地原有的乡绅势力搅作一团,致使“党政团绅”四股力量在地方上激烈争夺,打乱了地方政治秩序,引起了地方的混乱。这几股力量忙于扩张势力范围却无暇组织、服务民众,加重了民众负担,让饱尝战乱之苦的农民苦不堪言。派系斗争不仅极大耗散了国民党自身的内聚力,而且摧毁了其在民众心中的形象。
总体来看,国民党的政党制度化建设是失败的,成为王奇生所谓的“弱势独裁政党”[12],无法扭转乡村政治衰朽的局面。
(二)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化与乡村治理(1966年前)
同样是在政党组织基础上推进国家建设,中国共产党却依靠高度制度化水平整合了乡村社会与基层政权,形成了有序的乡村政治秩序。
中国共产党一直十分重视在乡村的组织网络建设。早在1923年,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安平县台城特别支部”在弓仲韬的组织下成立于河北省安平县,成为“政党下乡”的开端。到1949年,党员人数达448.8万,其中农民占了83%;从党组织的地域分布来看,全国大约20万个党支部中,农村支部占据了79.8%[13]。不仅如此,中共的农村基层组织还发挥出了切实有效的政治功能:如对农民进行政治宣传,以保障党的政策、方针、路线落实;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完成组织目标;深入群众,上传下达;搞好自身建设,增强战斗力。这些都使党能够有效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政治斗争。建国后,党在农村的组织网络进一步扩展,无论是党员数量还是基层党组织覆盖面都大幅增加。同时,中共还十分注重以组织控制等方式加强与民众团体之间的联系,如在革命时期,以党组织建设农会、以农会组织农运,收到了巨大的革命动员效果。由中共基层组织帮助组建的群众团体还包括青年团、少先队、儿童团、贫农团、赤卫队、女工农妇代表会、互济会等,它们成为农民政治参与的组织平台,使中國共产党在农村的政治动员得以顺利实现。1949年后,这种组建民众团体并实施组织控制的方式被保留下来。总之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的组织网络建设是成功的,其广度和深度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与国民党号称“代表全民族利益”不同,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十分坚持并强化自身的阶级色彩,代表工人阶级、贫苦农民的利益,并保有了高度自主性。革命时期,其基层组织通过对民众开展政治动员、发动阶级斗争、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等策略和活动,将农民掌控在再造乡村政治秩序的过程中,虽然当时党的政策大都偏向于贫苦农民,但这并非外力的裹挟而至,而是因为其本身具有很强的使命感去“推翻农村中的封建压迫势力,让贫苦农民翻身做主”,因而是种自主的政治选择,体现了其强大的自主性。建国后,党组织系统与行政系统自上而下的建制十分相似,但与政府建制不同的是,党组织向下延伸地更深,到达了村级,而政府机构却止于乡级。更为重要的是,农村党支部往往一经建立便成为村庄组织体系的核心,彻底改变了之前主要通过行政渠道来管理农村的局面。党对政务的渗入和对行政机构的统属并未止步,1953年开始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开启了经济组织行政化的过程,此后,党在乡村的基层组织也日益壮大并逐渐替代了行政组织,形成了党、政、社三元合一的权力架构,在充分贯彻党的一元化领导原则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网络全面渗透、覆盖到中国农村,党的农村党支部在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行使领导、决策功能,成为“全能型政党”,更是个自主型政党。
另外,中国共产党乡村基层组织的内聚力建设同样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对党员的意识形态教育,无论是入党前还是入党后,都会对申请入党者或者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巩固其对党组织的认可,只有那些认同党的奋斗目标和施政纲领的人才能成为党的同路人。此外,严格的党员吸收机制、公正的党内晋升机制和频繁的整风整党运动等各种方法都被用来保证党员对党的忠诚,保持队伍的纯洁性,同时将内部竞争限定在制度范围内以避免派系化斗争导致的分裂。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组建基层组织网络,实现向农村渗透时,并非盲目扩充党员和党支部的数量,而是具有明确的政治要求,除了要审查农民的阶级成分,还要求是强烈拥护党的意志、纲领的“入党积极分子”。中国共产党的整党整风运动在保有内聚力上也发挥了重大作用。抗战时期党在延安等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摒弃了将共产国际指示和苏共经验神圣化的教条主义,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提高了党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不仅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还使全党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1950年,建国初的整风运动,则是党在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时期、在巩固政权的关键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而开展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运动,此次整风对克服党内领导干部等的居功自傲情绪,命令主义作风,以及极少数人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错误起到刹车作用,可谓是在关键时刻保住了党和人民的联系,维护了党的内凝聚力。
总体而言,从革命到建国之后,中国共产党乡村组织的制度化水平不断提高,在乡村政治秩序重建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使其较为成功地扭转了近代以来中国乡村政治秩序衰朽的局面。
四、经验与反思
国共两党同样身处现代化转型阵痛期和社会失序的大时代,同样面对革命战争、民族战争内忧外患的大背景,同样是将“以俄为师”作为组织建设的探索起点,同样以政党制度化建设推进国家制度化建设,进而期望党组织对乡村社会实现“组织化调控”与整合……何以国民党无力扭转乡村政治衰朽的局面,而中国共产党却能以“权力的组织网络”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动员和治理?亨廷顿曾说,“在农村得势的政党通常能取得对全国政府的控制,并创建一个有着高度政治稳定性的政权。”[2]364内卷化的国民党失去中国广大农村的支持,而制度化的中国共产党却以其在农村中极高的政治合法性为根基,为其获取并巩固政权提供了强大助力。
导致这一迥异政治后果的关键正是二者制度化水平的差异,由此产生了“制度绩效”的差异。如表2所示,1924至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网络、自主性及内聚力三个层面的指标都弱化,制度化水平过低进而无法整合乡村社会。相反,1966年前的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一方面通过政党建设推动国家制度的重建,实现了与国家制度的高度耦合,形成了以政党为中心的权力架构;另一方面,乡村社会通过“再组织化”过程形成了相应的控制体系,通过政党的制度化平台与基层政权得以衔接起来。
以政党的高度制度化水平弥合乡村社会与基层政权之间的裂痕,进而重塑广大乡村的政治秩序,可谓是近代以来中国乡村政治发展的成功之道,或者说是中国共产党赢得乡村、进而实现以农村包围城市、执掌政权的基础。但这并非表示这一经验就无可指摘,因为执政党与国家高度同构的背景下,政党制度化有其自身的限度,易于陷入内卷化的泥淖。
首先,政党制度化与运动式治理方式之间存在深刻悖论。周雪光指出:“运动式治理方式主要基于以下要素:党政并存的组织结构、相应的红专人事管理,以及动员机制的日常工作节奏化,其表现就是时常将行政问题政治化。”[14]在中国乡村,执政党强烈的主观意愿并非政治运动发生的充分条件,同时还需要执政党拥有强有力的组织网络,在党及其外围组织的推动下,“运动”具有一呼百应的效果,党和国家的意志也能迅速得到执行,致使“反复出现的群众运动是中共政治自1933年以來的一个特征,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政府运作的一种主要方式”[15]。据胡鞍钢统计,1949—1976期间,中国开展了67次大、小政治运动,其中1950年代是高潮期,十年里先后发动31次,平均每年3次以上,也就是说,这段时间里政治运动主宰着中国的政治过程。不可否认,革命教化政体的运动式治理一开始收到了高效且丰厚的成果,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了组织的建制化,党务系统与政务系统的关系中,前者处于绝对领导地位。而且,中国共产党因革命胜利而取得了深厚的政治合法性,这为其发动运动和打破官僚体制的日常运转逻辑提供了方便。运动一再发生,国家与社会因“泛政治化”而氛围紧张。然而无法避免的是政权稳定后官僚体制本身的常规化和制度化过程,会愈发束缚运动式治理的发挥,于是政治运动日益仪式化,其外在表现就是参与其中的各色人等以各种方式敷衍了事,因而这种治理模式的效能越来越低。对此,党和国家的应对方法只能是一再发动级别更高的运动,通过提高运动的目标,增强运动的规训性,和加大动员范围来抵制常规机制的束缚。由此,党对自己发动的运动逐渐无法控制,国家治理陷入一种“无解的循环”,进而社会动荡不安。60-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很大程度上正是运动式治理逻辑的必然结果。 其次,由于执政党与国家高度同构,政党制度化发展面临“政党回应性”难题。党政双轨体系虽然可以在建国初期快速促进国家建制,形成由执政者主动倾听社会需求的“逆向回应性”[16],但“逆向回应性”的前提是政党须有高度的自律性、“先锋性”,以及主动深入群众的意识。正因为此,运动式治理方式常常走入执政党的视线,因为它可不断消解政党的官僚化、科层化带来的回应性难题。然而不容忽视的是,“逆向回应性”不可持续且脆弱。随着政党组织的官僚化、科层化,党内精英的群众意识和主动深入群众的动力会减弱,于是,政党权力最为根本的来源——社会支持——则不可避免地弱化。白轲曾言:“苏联的党国体制之所以失败,就在于党内丧失了民主,缺乏法治约束,完全依赖赤裸裸的国家暴力,蜕变为‘专政、官僚制、服从和一元化的国家结构’,最终堕入到‘极权主义国家’”。[17]当前中国,执政党基层组织没能有效整合乡村社会、承受住市场力量的冲击,亦未能阻碍乡村政治走向衰朽,正是因為党政之间关系过于紧密,进而影响了党的自主性发展及其组织网络的适应性调整,无法为乡民社会利益的表达、整合与输送提供有效的制度平台,致使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与之间失去了连接的制度纽带。乡村政治“空心化”,成为“无政治村庄”,即刘伟所谓的“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
再次,政党制度化建设由于乡村社会组织的单一性而面临“制度绩效”问题。社会资本的发展情况能直接影响到制度绩效,帕特南通过比较意大利南部和北部地区的制度绩效,发现“在那些制度绩效高的地区,存在着许多社团组织,如合唱团、足球队、扶轮社,甚至是鸟类观察俱乐部,那里的人民关心公共事务,遵纪守法,相互信任,社会的组织和参与方式是横向的、水平的。相反,在制度绩效差的地区,人民极少参与社会生活,在他们眼里,公共事务是别人的事务,他们互不信任,社会生活是按照垂直的等级制组织起来的,腐败和违法乱纪是家常便饭。”[18]类似地,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的制度绩效理应需要乡村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予以助力,但是全能主义的政党-国家体制是种“压力型体制”[19],横向组织的发展受到阻碍,自生自发秩序难以形成。例如,乡村在改革开放前被面控制,丝毫没有自主空间,党主要用动员群众的方式去实现各项目标,然而群众惯于运用各种“弱者的武器”[20]来抵御,偷懒、偷盗、开小差、装糊涂、诽谤、暗中破坏等行为普遍存在,党的制度绩效深受拖累,体制的运行成本持续走高。
总结经验并深刻认识经验的限度,就是为了此后能有效运用而非滥用经验,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背景下,乡村社会中国家建制化权力撤出,同时还面临市场力量的冲击,致使乡村政治再次呈现衰朽之势,中国共产党的乡村组织更应提升制度化水平,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一方面,须强化党组织网络的深度建设,使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与其它乡村社会组织之间形成交叉局面,这样党才能在“保护性反向运动”[21]中更好地发挥主角功能,进而搭建起为乡村社会与基层政权之间“双向互动”的制度化平台,党的回应性才能因此不断增强,才能填补国家建制机构回撤之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同时,党执政的权力合法性也会逐步增强。
另一方面,须强化党的自主性建设,释放乡村社会组织的活力,实现多元化发展,同时与这些组织形成“自主、多元、交叉”局面,推动双方相互赋权、相互增权[22],共同寻求村落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如此,党的制度绩效和乡村的治理绩效都将提高,乡村政治也有了源头活水,进而在新时期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保驾护航,再次发挥类似于“定海神针”的作用。
注释:
①国民党一大宣言提到“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对于“民族主义”,则声称“国民党人因不得不继续努力,以求中国民族解放,其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若知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对于“民权主义”,则又称“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5-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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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婷婷)
Abstract:Contemporary China’s state-building follows a “Party-center Road”, which means the ruling party played a vital role in building political order, and their different performances on institutionalization level would lead to different political consequences. It argues that there are three reference points to measuring parties’ institutionalization level: organization network, autonomy and cohesion. Then,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of KMT(1924-1949) with CPC’s(until 1966), and concludes that one of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is that CPC’s high-level institutionalization reversed the situation of rural political decadence. There are some limits in this experience while ruling party and State institutions are isomorphic. Therefore, CPC should strengthen the depth of its network to enhance its responsiveness. At the same time, on the regulation of rural social organizations, CPC should change to “social corporatism”, for that would contribute to mutual empowerment between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rural social organizations.
Key words:political party’s institutionalization;CPC;KMT
关键词:政党制度化;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5.0016
一、问题的提出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并没有多少可供选择的路径,毕竟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在数百年的时间里从容不迫地解决从传统向现代转变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而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要同时解决诸如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主建设等各方面问题。时间的紧迫、任务的繁重带来极大的挑战,而社会力量的匮乏、国家能力的碎片化,又使得西方国家依循的“社会中心主义”道路与“国家中心主义”道路均难以适用。事实上,一些后发国家的转型经验表明,政党产生于它们的现代化进程之初,并成为秩序建构和国家治理的关键力量,对于这种现象,已有学者将其归纳为“政党中心主义”[1]路径。
近现代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也是一种“政党中心主义”路径,从民国初年的多党政治到国共两党“以俄为师”,以政党构建现代国家的努力被不断尝试,最终却只有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整合国家与社会的历史任务。何以相同的历史背景下,类似的转型路径,却最终产生了不同的政治后果?对此,我们有必要对比分析国共两党“政党制度化”水平差异。
二、政党制度化:概念及指标
“政党制度化”被用来描述政党力量的强弱,最早对其进行探究的是塞缪尔·亨廷顿,他指出:“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而政党强大与否又要视其制度化群众支持的情况,其力量正好反映了这种支持的规模及制度化的程度。”[2]341为衡量政党制度化水平,亨廷顿归纳出四个指标: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力[2]10-19。其中,适应性是结果状态,若其他三个指标的水平较高,那么政党的适应性能力自然能达到高水平。安杰洛·帕内比安科表示,自主性和系统化这两个呈正相关的指标可有效衡量政党的制度化水平,这与亨廷顿相似的是二者均提出了自主性指标,同时系统化类似于亨廷顿指标中的复杂性和内聚力,二者的分歧主要在于适应性,他认为政党的制度化水平越高,那么其适应性和灵活性则越低[3]。史蒂芬·莱维斯基则认为,“价值输入”维度和政党组织的行为规则需得到兼顾[4]。
肯尼斯·詹达认为,政党制度化包含“内部与外部”两组变量,不仅可用来描述组织内部的特征状态,而且可衡量政党与外部民众之间的关系,制度化水平高的政党必定是“具化于民心”[5]的。这种组织变量的方式被很多学者继承。如罗伯特·哈梅尔和拉斯十分强调外部指标,指出若政党与其他社会组织联系紧密,那么其制度化水平就较高[6]。维姬·兰德尔则用“内部与外部”、“组织结构与价值态度”两组变量确定了组织系统化、价值输入、自主性、回应性这四大指标[7]。马提亚·巴斯图和亚历山大·斯特罗进一步指出,制度化是实现内、外部价值输入和获得内、外部稳定的过程,其包含四大指标:衡量内部价值输入的是政党内聚力,衡量外部价值输入的是政党自主性,衡量内部稳定性的是政党组织化,衡量外部稳定性的是政党回应性[8]。
胡荣荣、高奇琦等国内学者对政党制度化的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胡荣荣指出“组织不是制度,政党的组织发展并不能作为衡量制度化的指标,内聚力和自主性指标才是核心”[9],她认为内聚力是政党不至分裂的保证,自主性的核心为决策自主,这两个指标足以衡量政党制度化水平。高奇琦在亨廷頓和帕内比安科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主性、系统性和功能性三大指标。其中,自主性包括政党组织与党内精英之间,及与其他政治系统之间的关系;系统性主要评估政党内部组织的发展状况;功能性评估的是政党在整个政治社会中的行为表现,如参与竞选的状况,组织政府、整合议题的情况等[10]。
综上,较被认可的指标有自主性、内聚力、回应性、组织化(系统化)等,实际上,政党的组织网络建设情况可以囊括政党内部建设系统化程度(即组织化),和政党对外联系程度(即回应性)这两个方面,因此本文将从组织网络状况、自主性和内聚力三个层面去衡量政党制度化水平,相应的衡量标准参见表1。其一,组织网络状况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去衡量,广度即亨廷顿所说的组织内部的复杂性,深度是指政党与其它社会、经济组织之间的联系程度。根据二者“有、无”的组合,可得到四种理想类型:既无广度又无深度的碎片化组织网络,这种政党组织难以在转型过程中承担起建构秩序的使命;有深度无广度的组织网络,这种政党由于覆盖面不足,且未实现专业化,易于同社会特殊势力产生“恩宠-侍从”关系;有广度无深度的组织网络,这种政党徒具规模,未能与社会其他组织形成有效联系,大而无当,空耗组织成本却无法产生应有的绩效;兼具广度与深度的政党则拥有发达的组织网络,这种政党能够在国家、社会转型巨变中成为稳定政治体系的力量源泉。其二,政党自主性研究的是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尤其当政党从社会汲取资源时,须考量其相对于精英集团和普罗大众的决策自主性,结合自主性的“强、弱”程度,同样可归纳出四种理想类型:相对于精英和大众自主性均很低的“失败型政党”,其政治行为缺乏明确价值取向,易于导致秩序崩溃;被精英集团宰制的“寡头化政党”,在它所构建的政治秩序中,黑金政治、暗箱操作层出不穷,权力与利益的交换成为常态;被大众裹挟的“民粹主义政党”,这种政党崇尚直接民主,主张重新分配社会财富,且往往采用运动式治理方式;只有既不被精英集团“宰制”又不被普罗大众“裹挟”的政党才是“自主型政党”,它能够维持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平衡,保证施政理念和行为的公义,且具有极强的自我决策能力和行动能力。其三,对政党内聚力的衡量,既不能忽视意识形态的凝聚作用,又要考察其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模式。据此,内聚力可分为三种类型:人格化的关系模式下,政党成员基于对领袖的忠诚而凝聚在一起,组织内聚力会随着领袖的去世而耗散,稳定性不足;派系化的关系模式下,成员之间的关系不受正式制度的约束,而由所投靠政党精英决定,派系斗争最终会把政党推向分裂的悬崖;职业官僚化的关系模式下,党内具有一套良性竞争机制,成员之间的政治交往依据正式规则进行,从制度上减少了派系滋生的可能,具有较强的凝聚力[11]。 三、国共两党制度化与乡村治理比较
在中国的近现代史脉络中对国共两党的制度化水平进行对比,可以为理解两党在政权角逐历史舞台上的表现和相应的政治后果提供一种比较具有说服力的视角。正如亨廷顿对转型社会的研究结论所显示的,“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如果农村支持该政治体制和政府,那么该制度自身就可免遭革命之虞,政府也有希望使自身免受遭叛乱之虞……得农村者得天下”[2]241。中国自古就是个农业国家,转型时期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整合显然是政权角逐和国家建构道路上的决定性步骤,因此本文将两党制度化水平的对比放在乡村场域,以便聚焦关键性问题。同时,可以此为框架,反思当前体制下,政党制度化建设存在的问题,探寻在新时期提升政党制度化水平的路径。
(一)中国国民党的制度化与乡村治理(1924-1949年)
中国国民党曾在健全组织网络方面作出努力,却以失败告终。1924年改组之前,国民党“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是个精英型政党,这种局面使其无法填补乡村社会的权力真空。孙中山极力推动“以俄为师”、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改组活动,目的就是使国民党的组织网络健全起来。此后几年,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国民党的党员人数和组织数量都急剧膨胀,基本上实现了将党组织的设置从中央、省、县,直至区、乡、保、甲层级。但实际上国民党的组织网络徒具形式,缺乏实质:迫于组织成本的限制,在物质、人才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大部分基层党组织办不起党部活动,尤其是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更是形同虚设;为应付战争的需要,基层党组织只关注汲取、掠夺资源,忽视组织建设,致使各党部对于自己吸收了多少党员都是一笔糊涂账;在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方面,以农会为例,国民党力图通过其统合、控制全国农民,但是其基层党组织软弱无效,既没能从中汲取资源,又无法发挥它们的动员作用。最终,农会等团体的隶属关系落入政府系统,致使国家在对乡村社会进行整合的过程中,缺少了政党作为中间地带。到了战时,从乡村汲取资源的任务变得愈加紧迫,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对立关系就会因此更加剑拔弩张了。国民党“以俄为师”建设组织网络的活动显然只学到形式,未能领会其精髓,国民党在乡村的基层组织网络既无广度又无深度,呈碎片化,难以为国民党政权提供支撑。
其次,对国民党乡村基层组织的自主性进行考量,可知晓它是何以被俘获的。掌权之后,国民党极力淡化其阶级属性,希望以此在社会各阶级之间实现平衡,却终成空谈,至少在乡村并没有实现其“代表所有阶级利益”[11]的口号。碎片化的组织网络使国民党无法渗透到乡村社会,只能借助于原有的乡村势力,即依靠“乡绅”这一群体来维持其在乡村的统治。理论上讲,这种简约的治理模式与传统社会乡村自治没有太大的区别,可问题在于,大部分乡村已非昔日面貌,原有自生自发秩序已遭破坏,随着对乡村资源的汲取不断增加,致使乡村社会不堪重负,传统的乡村精英、“保护型经纪”或沦落消沉或逃离乡村,致使乡村社会被以土豪恶霸为主的“劣绅”、“掠夺型经纪”把持。至此,乡村原本的均衡状态被打破,国民党政权依靠劣绅搜刮战争所需资源,劣绅则打着国家旗号鱼肉乡里、从中营利,国家政策和利益取向日益与“劣绅”协同,国民党基层组织丧失自主性,加剧了乡村社会的不平衡,致使乡村政治秩序黑恶化。
此外,国民党乡村基层组织的内聚力也呈耗散状态。国民党并非充满意识形态魅力的政党,绝大多数党员和入党申请者最为关心的是国民党这个平台具有哪些现实的好处。作为一个由革命党转变而成的执政党,也并未紧抓对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致使其成员的组织纪律意识极为薄弱,对党的价值认同感并不强烈。此外,国民党的党员吸收机制缺乏严格的制度规范,没有秉承俄共的预备党员制度,反而因为“不分阶级地代表全民利益”而一再放低入党门槛、简化考察程序,“集体入党”、“强迫入党”之类的现象时有发生。到抗战中期,国民党提出党员人数达1000万的目标,国民党中组部为此按照各省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党务发展情况和人口密度摊派了征收指标,为完成任务,各地农村党组织通过欺骗、强制、造假乃至利诱等各种方式“拉人入党”,成为一时奇谈。不仅如此,在国民党中央缠斗不息的各方派系力量还将内耗争夺的硝烟燃到了乡村基层。较为典型的是,1938年在蒋介石支持下成立的三青团打着“革新党务、增强国民党活力”的旗号,开始对地方基层政权和乡村社会事务全方位强势渗透,这表明国民党政权将乡村社会纳入国家体系、加强控制的企图。但“以团透政”的方式破坏了乡村既有势力的均衡,党内派系与当地原有的乡绅势力搅作一团,致使“党政团绅”四股力量在地方上激烈争夺,打乱了地方政治秩序,引起了地方的混乱。这几股力量忙于扩张势力范围却无暇组织、服务民众,加重了民众负担,让饱尝战乱之苦的农民苦不堪言。派系斗争不仅极大耗散了国民党自身的内聚力,而且摧毁了其在民众心中的形象。
总体来看,国民党的政党制度化建设是失败的,成为王奇生所谓的“弱势独裁政党”[12],无法扭转乡村政治衰朽的局面。
(二)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化与乡村治理(1966年前)
同样是在政党组织基础上推进国家建设,中国共产党却依靠高度制度化水平整合了乡村社会与基层政权,形成了有序的乡村政治秩序。
中国共产党一直十分重视在乡村的组织网络建设。早在1923年,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安平县台城特别支部”在弓仲韬的组织下成立于河北省安平县,成为“政党下乡”的开端。到1949年,党员人数达448.8万,其中农民占了83%;从党组织的地域分布来看,全国大约20万个党支部中,农村支部占据了79.8%[13]。不仅如此,中共的农村基层组织还发挥出了切实有效的政治功能:如对农民进行政治宣传,以保障党的政策、方针、路线落实;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完成组织目标;深入群众,上传下达;搞好自身建设,增强战斗力。这些都使党能够有效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政治斗争。建国后,党在农村的组织网络进一步扩展,无论是党员数量还是基层党组织覆盖面都大幅增加。同时,中共还十分注重以组织控制等方式加强与民众团体之间的联系,如在革命时期,以党组织建设农会、以农会组织农运,收到了巨大的革命动员效果。由中共基层组织帮助组建的群众团体还包括青年团、少先队、儿童团、贫农团、赤卫队、女工农妇代表会、互济会等,它们成为农民政治参与的组织平台,使中國共产党在农村的政治动员得以顺利实现。1949年后,这种组建民众团体并实施组织控制的方式被保留下来。总之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的组织网络建设是成功的,其广度和深度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与国民党号称“代表全民族利益”不同,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十分坚持并强化自身的阶级色彩,代表工人阶级、贫苦农民的利益,并保有了高度自主性。革命时期,其基层组织通过对民众开展政治动员、发动阶级斗争、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等策略和活动,将农民掌控在再造乡村政治秩序的过程中,虽然当时党的政策大都偏向于贫苦农民,但这并非外力的裹挟而至,而是因为其本身具有很强的使命感去“推翻农村中的封建压迫势力,让贫苦农民翻身做主”,因而是种自主的政治选择,体现了其强大的自主性。建国后,党组织系统与行政系统自上而下的建制十分相似,但与政府建制不同的是,党组织向下延伸地更深,到达了村级,而政府机构却止于乡级。更为重要的是,农村党支部往往一经建立便成为村庄组织体系的核心,彻底改变了之前主要通过行政渠道来管理农村的局面。党对政务的渗入和对行政机构的统属并未止步,1953年开始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开启了经济组织行政化的过程,此后,党在乡村的基层组织也日益壮大并逐渐替代了行政组织,形成了党、政、社三元合一的权力架构,在充分贯彻党的一元化领导原则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网络全面渗透、覆盖到中国农村,党的农村党支部在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行使领导、决策功能,成为“全能型政党”,更是个自主型政党。
另外,中国共产党乡村基层组织的内聚力建设同样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对党员的意识形态教育,无论是入党前还是入党后,都会对申请入党者或者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巩固其对党组织的认可,只有那些认同党的奋斗目标和施政纲领的人才能成为党的同路人。此外,严格的党员吸收机制、公正的党内晋升机制和频繁的整风整党运动等各种方法都被用来保证党员对党的忠诚,保持队伍的纯洁性,同时将内部竞争限定在制度范围内以避免派系化斗争导致的分裂。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组建基层组织网络,实现向农村渗透时,并非盲目扩充党员和党支部的数量,而是具有明确的政治要求,除了要审查农民的阶级成分,还要求是强烈拥护党的意志、纲领的“入党积极分子”。中国共产党的整党整风运动在保有内聚力上也发挥了重大作用。抗战时期党在延安等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摒弃了将共产国际指示和苏共经验神圣化的教条主义,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提高了党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不仅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还使全党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1950年,建国初的整风运动,则是党在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时期、在巩固政权的关键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而开展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运动,此次整风对克服党内领导干部等的居功自傲情绪,命令主义作风,以及极少数人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错误起到刹车作用,可谓是在关键时刻保住了党和人民的联系,维护了党的内凝聚力。
总体而言,从革命到建国之后,中国共产党乡村组织的制度化水平不断提高,在乡村政治秩序重建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使其较为成功地扭转了近代以来中国乡村政治秩序衰朽的局面。
四、经验与反思
国共两党同样身处现代化转型阵痛期和社会失序的大时代,同样面对革命战争、民族战争内忧外患的大背景,同样是将“以俄为师”作为组织建设的探索起点,同样以政党制度化建设推进国家制度化建设,进而期望党组织对乡村社会实现“组织化调控”与整合……何以国民党无力扭转乡村政治衰朽的局面,而中国共产党却能以“权力的组织网络”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动员和治理?亨廷顿曾说,“在农村得势的政党通常能取得对全国政府的控制,并创建一个有着高度政治稳定性的政权。”[2]364内卷化的国民党失去中国广大农村的支持,而制度化的中国共产党却以其在农村中极高的政治合法性为根基,为其获取并巩固政权提供了强大助力。
导致这一迥异政治后果的关键正是二者制度化水平的差异,由此产生了“制度绩效”的差异。如表2所示,1924至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网络、自主性及内聚力三个层面的指标都弱化,制度化水平过低进而无法整合乡村社会。相反,1966年前的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一方面通过政党建设推动国家制度的重建,实现了与国家制度的高度耦合,形成了以政党为中心的权力架构;另一方面,乡村社会通过“再组织化”过程形成了相应的控制体系,通过政党的制度化平台与基层政权得以衔接起来。
以政党的高度制度化水平弥合乡村社会与基层政权之间的裂痕,进而重塑广大乡村的政治秩序,可谓是近代以来中国乡村政治发展的成功之道,或者说是中国共产党赢得乡村、进而实现以农村包围城市、执掌政权的基础。但这并非表示这一经验就无可指摘,因为执政党与国家高度同构的背景下,政党制度化有其自身的限度,易于陷入内卷化的泥淖。
首先,政党制度化与运动式治理方式之间存在深刻悖论。周雪光指出:“运动式治理方式主要基于以下要素:党政并存的组织结构、相应的红专人事管理,以及动员机制的日常工作节奏化,其表现就是时常将行政问题政治化。”[14]在中国乡村,执政党强烈的主观意愿并非政治运动发生的充分条件,同时还需要执政党拥有强有力的组织网络,在党及其外围组织的推动下,“运动”具有一呼百应的效果,党和国家的意志也能迅速得到执行,致使“反复出现的群众运动是中共政治自1933年以來的一个特征,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政府运作的一种主要方式”[15]。据胡鞍钢统计,1949—1976期间,中国开展了67次大、小政治运动,其中1950年代是高潮期,十年里先后发动31次,平均每年3次以上,也就是说,这段时间里政治运动主宰着中国的政治过程。不可否认,革命教化政体的运动式治理一开始收到了高效且丰厚的成果,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了组织的建制化,党务系统与政务系统的关系中,前者处于绝对领导地位。而且,中国共产党因革命胜利而取得了深厚的政治合法性,这为其发动运动和打破官僚体制的日常运转逻辑提供了方便。运动一再发生,国家与社会因“泛政治化”而氛围紧张。然而无法避免的是政权稳定后官僚体制本身的常规化和制度化过程,会愈发束缚运动式治理的发挥,于是政治运动日益仪式化,其外在表现就是参与其中的各色人等以各种方式敷衍了事,因而这种治理模式的效能越来越低。对此,党和国家的应对方法只能是一再发动级别更高的运动,通过提高运动的目标,增强运动的规训性,和加大动员范围来抵制常规机制的束缚。由此,党对自己发动的运动逐渐无法控制,国家治理陷入一种“无解的循环”,进而社会动荡不安。60-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很大程度上正是运动式治理逻辑的必然结果。 其次,由于执政党与国家高度同构,政党制度化发展面临“政党回应性”难题。党政双轨体系虽然可以在建国初期快速促进国家建制,形成由执政者主动倾听社会需求的“逆向回应性”[16],但“逆向回应性”的前提是政党须有高度的自律性、“先锋性”,以及主动深入群众的意识。正因为此,运动式治理方式常常走入执政党的视线,因为它可不断消解政党的官僚化、科层化带来的回应性难题。然而不容忽视的是,“逆向回应性”不可持续且脆弱。随着政党组织的官僚化、科层化,党内精英的群众意识和主动深入群众的动力会减弱,于是,政党权力最为根本的来源——社会支持——则不可避免地弱化。白轲曾言:“苏联的党国体制之所以失败,就在于党内丧失了民主,缺乏法治约束,完全依赖赤裸裸的国家暴力,蜕变为‘专政、官僚制、服从和一元化的国家结构’,最终堕入到‘极权主义国家’”。[17]当前中国,执政党基层组织没能有效整合乡村社会、承受住市场力量的冲击,亦未能阻碍乡村政治走向衰朽,正是因為党政之间关系过于紧密,进而影响了党的自主性发展及其组织网络的适应性调整,无法为乡民社会利益的表达、整合与输送提供有效的制度平台,致使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与之间失去了连接的制度纽带。乡村政治“空心化”,成为“无政治村庄”,即刘伟所谓的“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
再次,政党制度化建设由于乡村社会组织的单一性而面临“制度绩效”问题。社会资本的发展情况能直接影响到制度绩效,帕特南通过比较意大利南部和北部地区的制度绩效,发现“在那些制度绩效高的地区,存在着许多社团组织,如合唱团、足球队、扶轮社,甚至是鸟类观察俱乐部,那里的人民关心公共事务,遵纪守法,相互信任,社会的组织和参与方式是横向的、水平的。相反,在制度绩效差的地区,人民极少参与社会生活,在他们眼里,公共事务是别人的事务,他们互不信任,社会生活是按照垂直的等级制组织起来的,腐败和违法乱纪是家常便饭。”[18]类似地,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的制度绩效理应需要乡村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予以助力,但是全能主义的政党-国家体制是种“压力型体制”[19],横向组织的发展受到阻碍,自生自发秩序难以形成。例如,乡村在改革开放前被面控制,丝毫没有自主空间,党主要用动员群众的方式去实现各项目标,然而群众惯于运用各种“弱者的武器”[20]来抵御,偷懒、偷盗、开小差、装糊涂、诽谤、暗中破坏等行为普遍存在,党的制度绩效深受拖累,体制的运行成本持续走高。
总结经验并深刻认识经验的限度,就是为了此后能有效运用而非滥用经验,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背景下,乡村社会中国家建制化权力撤出,同时还面临市场力量的冲击,致使乡村政治再次呈现衰朽之势,中国共产党的乡村组织更应提升制度化水平,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一方面,须强化党组织网络的深度建设,使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与其它乡村社会组织之间形成交叉局面,这样党才能在“保护性反向运动”[21]中更好地发挥主角功能,进而搭建起为乡村社会与基层政权之间“双向互动”的制度化平台,党的回应性才能因此不断增强,才能填补国家建制机构回撤之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同时,党执政的权力合法性也会逐步增强。
另一方面,须强化党的自主性建设,释放乡村社会组织的活力,实现多元化发展,同时与这些组织形成“自主、多元、交叉”局面,推动双方相互赋权、相互增权[22],共同寻求村落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如此,党的制度绩效和乡村的治理绩效都将提高,乡村政治也有了源头活水,进而在新时期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保驾护航,再次发挥类似于“定海神针”的作用。
注释:
①国民党一大宣言提到“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对于“民族主义”,则声称“国民党人因不得不继续努力,以求中国民族解放,其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若知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对于“民权主义”,则又称“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5-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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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婷婷)
Abstract:Contemporary China’s state-building follows a “Party-center Road”, which means the ruling party played a vital role in building political order, and their different performances on institutionalization level would lead to different political consequences. It argues that there are three reference points to measuring parties’ institutionalization level: organization network, autonomy and cohesion. Then,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of KMT(1924-1949) with CPC’s(until 1966), and concludes that one of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is that CPC’s high-level institutionalization reversed the situation of rural political decadence. There are some limits in this experience while ruling party and State institutions are isomorphic. Therefore, CPC should strengthen the depth of its network to enhance its responsiveness. At the same time, on the regulation of rural social organizations, CPC should change to “social corporatism”, for that would contribute to mutual empowerment between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rural social organizations.
Key words:political party’s institutionalization;CPC;KMT